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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為據】袁剛:《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哪裡?》

作者:武宜三  於 2013-1-18 19:14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流水日記|已有1評論

關鍵詞:手術刀


 ——談中共十八大后中國的改革走向 

袁 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話題是改革,有學者稱是重啟改革。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打出改革開放旗號,已持續了30多年的改革成就很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在全世界已是坐二望一。但政治社會等方面積累的問題也日漸增多,許多矛盾已近臨界點,執政黨自身腐敗冗散等問題嚴重,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上坦陳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改革必須繼續,不改革沒有出路!在20121121日召開的國務院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內定新總理李克強聲言: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媒體概括李總理講話的核心,若用兩個字那就是改革;用四個字無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個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一、打鐵還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改革是時代最強音,也是當代政治關鍵詞。但是,維穩一詞在近幾年似乎蓋過了改革,成為當政者的首要任務。20多年前,鄧小平就呼籲穩定壓倒一切!強調穩定是改革的前提,沒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和秩序,一切改革都將無從談起。為求穩定,鄧小平說了不少狠話,也出強力幹了一些狠事,聲言發展是硬道理!要穩定20年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對左右兩方面的干擾都堅決拒斥,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鄧後江澤民、胡錦濤兩任核心,都是謹慎地沿著鄧小平開闢的道路前進,經濟上破除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20年。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許多麻煩問題都是用強力捂著拖著,民眾不滿,上訪者不絕於路,群體性抗議事件每年多達十幾萬次,到如今,維穩形勢已日見危艱,代價越來越高而局面益顯嚴峻。可以說問題相當嚴重。 

  維穩思維使執政黨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動作,或者說其路線圖就是先經濟,后政治,先脫貧把經濟搞上去了再說。有人甚至說經濟上去了一切都好辦,這不僅使政治體制改革遲遲無法啟動,而且出現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結合,權錢交易尋租腐敗,出現既得利益特權階層陰奉陽違以維穩為借口,暗中阻礙改革甚至反對改革的情狀。

  所謂改革,就是要改變現狀,對既有權力體制和利益格局進行調整,理順公平效率各種關係。改革是十分繁雜的事,改革的主要對象其實就是掌權者自己,這一點應該是十分清楚的。但中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誰,卻長期模糊不清,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不能撼動,自稱黨雖也會犯錯但能自我匡正,黨政體制本身沒有問題,不允許懷疑,改革只是政策調整,是執政黨領導民眾改造社會。那裡有問題需要改革,就在那個領域加強黨的領導,強化本已很強的黨政機制,而很少將改革 的手術刀揮向執政者自身。於是乎改革進程中動不動就高喊加強黨的領導!如2011310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說:我們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強調人大立法必須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有利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有利於保證黨有效治理國家。並警告,如果政治方向出現動搖,國家可能陷入內亂深淵。連所謂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人大,也要加強黨的領導,人大立法實際上變成了黨立法。 

  其實,強化體制加強黨的領導早已達到極限,已是強弩之末,而如今改革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放鬆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轉換體制機制,給民眾更多自治的空間,這或許可稱之為開放吧!黨的領導自中共建政以來,其實一直就強得很,毛澤東主政時已是強得不能再強,現在還要再加強,一點兒也不肯放鬆,其實就是不肯轉換體制機制,等於不要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都清楚,我國經濟大發展就在於拋棄了蘇式集權計劃模式,在於放鬆了黨的領導放鬆了行政管制,在經濟領域轉換了體制機制。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設想,在政治、意識形態等領域,也能放鬆放鬆,更加開放一些。執政黨如果對自身問題動一動刀子,對自身體制、政治行為方式作一些改善,是不是更有利於改革呢? 

  胡、溫十年執政不可謂不勤勉,但在關鍵問題上想改改不動,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為,缺乏魄力和開創性,最後兩年推出的兩項所謂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術刀一再揮向社會,而就是不敢對準自己,不敢在關節眼上有所突破。可謂是舉措乖張,進退失據。 

  2011219日,中共中央黨校隆重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見地出席, 政治局委員也統統到場,由習近平主持,胡錦濤發表講話。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發表講話,提出要在新形勢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其基調還是加強黨的領導,以強化社會管制來維穩9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擔任主任,對社會民眾的管控又進一步加強了。 

  1018日,為時4天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全會沒有對自身腐敗等問題提出議題,而是空穴來風地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我們知道, 思想文化的繁榮靠的是百家爭鳴,應減少思想箝制,保障創作自由,我國思想文化最繁榮的春秋戰國和五四時期,就是因為權力不進入該領域。而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所謂文化體制改革,卻是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隨后發表題為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領域鬥爭主動權的講話,並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識形態和宣傳文化工作新情況新特點,及時研究文化改革發展重大問題,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掌握文化改革發展領導權;要加強文化領域領導班子和黨組織建設要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社會力量積极參与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設強大合力。一切還都是老路數,加強黨的領導,對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沒有半點鬆綁的意思。 

  這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其實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維穩之實,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意義。請問,加強黨的領導,就能繁榮文化嗎?這與其說是文化改革,不如說是文化倒退。果不其然,不久當局就加強了對網路空間的監管,要推行網路實名制,關閉了一些敢提異議的網站,以加強社會管理,其實質乃是維穩防民。在我國,軍隊之外有武警,武警之外有城管,維穩經費超過軍費。據2010527日《社會科學報》: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到 5140億元,超過了當年的國防預算4806.86億元。2012年春兩會《關於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開支是6293億元,比國防費高出200億元;2012年的公共安全預算達7017億元,比2011年又上升 11%。如此巨大的耗費,全都是用在維穩防民上。梁啟超曾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突於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 

  改革不能停步,下一步改革如何改?各界分歧仍然很大,分歧的焦點,就在於改革對象的確定,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是揮向別人,還是對準自己?是改別人,還是改自己?這個問題,30年來其實一直是搖擺不定,改革的手術刀大多是揮向了社會各色人等,卻很少揮向執政者自己。上述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即是典型,無論是社會管理改革,還是文化體制改革,都是只改別人不改自己,不敢對自身嚴重問題動真刀,辦法都是加強黨的領導老一套。人們於是期望十八大能有所改變,執政黨別自以為是,解剖別人之前請先解剖自已。在十八大閉幕的1115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外記者見面,我們聽到了總書記的響亮發聲:打鐵還要自身硬!對此各界有很多解讀,聯繫到近一個多月來新的中央常委一再強調反腐敗,我們是不是可以將其看作是新一屆中央領導在明確表示:要把改革的手術刀揮向自身呢?

  同樣的話今年廣東省領導人也多次講起,如政治局委員汪洋就坦言:在解決利益格局影響改革的問題上,首先是要從執政的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並說: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氣。省長朱小丹也明確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氣!並說: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當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來自於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對政府是個考驗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這樣的話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有領導人說,鄧小平就說過改革是一場革命,後來朱鎔基總理也講改革要闖雷區。但是,真要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黨政幹部自己,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又談何容易! 

  為什麼要把改革的手術刀揮向執政者自身呢?是因為執政的黨政幹部自身問題很大且非常嚴重,有成年累月積累下來的老問題,體制機制性問題,也有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棘手的利益格局等問題。習近平說: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這說明執政黨不對自身開刀已經不行了,必須深化改革,敢於對自身下狠手狠招。正如溫家寶總理十八大前在廣東所呼籲的: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二、蘇聯模式的黨政幹部體制並不先進,百年痼疾至今難以祛除 

  執政黨自身問題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對象,這怎麼講呢?我們先從大的方面,來看一看中共中央組織體系。 

  十八屆一中全會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總書記。另有中央侯補委員、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委員、常委;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常委;書記處書記等,其數總計約6百多人。這些機構即是現今中國最高權力實際之所在,這6百多人無疑也是當今中國最有權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員都是省部大軍區級以上幹部,他們包括黨政軍各部門的首腦、書記等;候補中央委員171人居其次,皆為副省級以上大官,他們大權在握,而又級別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總書記習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縣各級地方黨委,以及政府各部與事業單位領轄的司局、處、科各級網狀黨組織,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層系統。政府機構實行科層制並不希奇,這在世界各國都行用。但中國的權力體系卻是以黨為中心,黨也科層官僚化了,且黨政不分,這一套完全是移植於蘇聯,是全盤西化的產物。在中國,各級政府機關乃至學校、醫院等單位,都有黨委黨支部,黨領導一切,黨管幹部,書記挂帥當第一把手,上上下下所有黨政機關都實行民主集中制,實行自上而下的層層任命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最後都要聽從黨中央指揮,形成集權一元化領導體制。 

  一整套的黨政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乃至政治行為方式,都完全是外來的,是以俄為師的產物,沒有半點中國特色。如總書記、書記處、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中央軍委、中國侯補委員等,連名詞都來自蘇聯。紀律檢查委員會也不過是監察委員會的翻版,改了幾個字,意思則完全是一樣的。紀檢監察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工作,這與前蘇聯也是一致的。 

  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寧首創,其特徵就是層層集權,使黨領袖的命令能貫徹到基層黨組織每一個人,實行分科分層的軍事化管理。 這個制度與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任何關係,列寧初提出來時就遭到黨內反對,並引發黨分裂。但列寧是在地下黨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國家黨無法公開合法活動的情勢下,才強調嚴密組織紀律的重要性,用以對付沙皇警察統治,這在當時還是有效果的。一戰中沙皇統治崩潰,人數很少的布爾什維克能在亂中奪權,就證明了黨的力量。按集權原則組織起來有嚴密紀律的黨,被稱為列寧黨,起先是職業革命家密謀組織,或稱革命黨。然而,掌權執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國,黨領導下的一切組織單位都實行集權制,議行合一的蘇維埃也要聽黨的,最後是政經一切大權都集中到黨中央政治局總書記手裡,這又被稱為斯大林體制。列寧黨和斯大林政體,就是所謂蘇聯模式 

  蘇聯模式的黨政體制,無論是列寧黨還是斯大林政體,在其建立之初就受到各界廣泛質疑和批評,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是批評聲不斷。孟什維克批評列寧黨是在黨內實行農奴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兼理論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ourg)早在1904年就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就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做法,提出了質疑。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與沙皇的專制主義傳統一脈相承的。考茨基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列寧黨是官僚組織。列寧雖作了種種現在看來是十分幼稚的辯解, 並罵考茨基為叛徒,但蘇聯建政后以黨代政、黨管幹部、黨政不分那一套,迅即呈現官僚制負面效應,使列寧也不得不承認官僚主義問題嚴重。 

  托洛茨基則尖銳地指責黨的官僚化,反對選舉流於形式、層層任命、等級森嚴的書記體制。批評黨內書記特權階層扼殺黨的獨立自由精神,以特選的官僚組成的機關來代替黨,而中央是官僚主義的發源地和大本營,行政命令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方法等。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對蘇維埃政權很快被黨化的政治現象提出批評。所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政之初其實就很落後,與其吹噓的先進性實相差萬里。幹部以權謀私,揮霍公款,貪污腐敗,早在 1921年列寧就提出貪污受賄是三大敵人之一,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責就是要和腐敗作鬥爭。 

  看來,中共十八大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訴說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並非中國改革開放出現的新問題,而是共產黨國家的 百年痼疾。百年來蘇聯模式的國家對此作過種種修正改革,但都失敗了,蘇聯本身也已垮台。中國要走出新路,必須摒棄蘇聯模式,作出體制性的根本改變。 

  蘇聯模式不僅落後,而且虛偽、血醒!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早在191712月,就建立了肅反機關契卡,實行紅色恐怖,自后直到滅亡也沒有放鬆對人民的特務監控,真正的無產階級、工人農民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什麼自由和實在的好處。列寧臨死前也曾懷疑其體制,並試圖加強監督,但他死後資歷較淺資質平庸的斯大林,以坐機關當總書記,靠做瑣屑的行政事務性工作,而掌握了蘇聯官僚體制機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層層集權,而擁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權力。不久,即將不屑坐機關而願演說鑽研理論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大批老黨員,或驅逐或槍斃,進而擴大強化了黨政官僚體制。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在上世紀30年代,就批評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局常委德熱拉斯(MilovanDjilas)到蘇聯訪問時,發現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事事處處講級別,級別越高待遇越高,後來寫了《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系統批判蘇聯體制的官僚特權階級,認為共產主義者取得政權后,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建立了一個由權勢和恐怖控制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具有先前所有階級的最壞的特徵 

  共產黨人德熱拉斯後來遭到整肅,但毛澤東實際上是同意他的論述的。毛後來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理論上是反修防修,也是要整肅黨內資產階級,並說走資派還在走,革命對象就在共產黨內。毛用極左造反方式摧毀黨政幹部官僚體系,搞絕對平均,連工人八級工資制也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而應取締。但他本人也不能嚴於解剖自己,在取締所有人拿稿費的權利后,卻保留了自己拿巨額稿費的特權,並開後門送自己親屬和小女友到北大歷史繫上學。文革中被毛整死的頭號走資派劉少奇,此前由其領導的四清運動,矛頭實際上也是指向農村多拿多佔的四不清小幹部官僚,是向共產黨自己開刀。劉少奇將手術刀揮向小官,毛澤東將手術刀揮向大官,但搞的都是左的一套,空喊巴黎公社原則,搞什麼社會主義教育,寄希望於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祈望精神原子彈能夠發威,實際上是愚弄民眾,搞個人崇拜耍權術,以路線鬥爭掩蓋其權力爭鬥,對人不對體制,等級森嚴的幹部官僚體制機制病害本身,並沒有真正祛除改善,反而變本加厲,搞一元化領導。

 百年歷史值得反思,考茨基、托洛茨基、德熱拉斯、毛澤東等,雖然身份、立場多有不同,但應該說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著名的活動家,為什麼他們不約而同地從左右不同方面,都向共產黨本身的官僚體制開炮開刀呢?而其中尤以毛澤東最為激烈。雖然毛髮動的文革被徹底否定,但毛后改革開放中,官僚主義、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等問題,的確是越演越烈,現在是已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習近平總書記訴說全黨必須警醒的那些問題,絕非一時一地個別的現象,而是體制機制本質問題,是共產黨的百年痼疾。早在百年以前,考茨基就將蘇聯體制概括為國家官僚制,完全移植蘇聯模式的中國,當然不能例外。 

  蘇聯體制具有極大的欺騙性,蘇聯建立並沒有開闢歷史新紀元,並沒有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龐大而無處不在的黨政幹部官僚,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新階級。馬克思總結的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原則,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最高工資,要求全民普選,人人平等,沒有官民之隔,人民是主人,官員是公僕。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重申了這些原則,建政之初說了不少空話大話。但實際上無論是蘇聯,還是後來的東歐衛星國及中國,都不能將巴黎公社原則落到實處,也無法落實。為了維護虛假的人民政權,蘇聯在建政之初就推行嚴厲的書報檢查,1920年列寧將俄200多位頂級知識分子驅逐出境,自后黨的宣傳部嚴密控制輿論,箝制思想。若開放報禁允許批評揭露,虛假的蘇聯政權就站不住。 

  蘇聯政制的核心民主集中制,就是一個欺騙性制度。列寧最初提出的是集權制,並明確說黨組織要象戰鬥部隊,根本沒有民主二字。只是因為黨內馬爾托夫等人的質疑,列寧才加上了民主的定語,不過是修飾一下。強調軍事化服從-紀律民主集權制,在地下黨時代行用情有可原,但執政后推向全國就產生了國家官僚制。又民主又集權,自相矛盾本身就說不通,但卻被吹噓為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大最好的民主,實際上是打著民主的旗號行集權專制之實。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時期,推行民主集中制是真正實行過民主的,蘇聯垮台後在蘇聯東歐都重新推行議會民主。然我國執政黨不但至今仍死抱蘇聯地下黨時代的組織原則不放,把民主集中制寫進黨章和憲法,而且入黨仍保留地下黨時代的誓詞:嚴守黨的機密!都執政60多年了,幾千萬黨員對十幾億非黨群眾,還能有什麼機密可守?地下黨民主集中制還成了人大政協這樣公開的民意機關的組織原則,而且8個假黨--所謂的民主黨派,也如此照搬,這十分荒唐可笑!但在中國卻見怪不怪。其實,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方方面面的層層服從,是把整個國家建成等級森嚴聽從命令的大部隊,體現的是典型的國家官僚制,是一個早已過時了的僵化落後制度,其本身就是改革對象。 

  三、黨政幹部特權凝固化和花錢買改革 

  國家官僚制可不得了,有學者估計,我國官員之數是國民黨統治時的10倍,是古代王朝的100倍。為了掩蓋官僚制統治,官僚稱呼被改為幹部,但無論是黨的幹部還是國家幹部,都是按級別拿工資的,由國家財政供養,實際上是由人民供養。級別越高收入越高,且權力越大,享受的特權也越多,與勞動人民之間的距離也拉得越大。按照共產黨革命理論,勞動者打倒剝削階級地主富農資本家,當家作主再也不受剝削了。但實際上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農民都一直被壓在社會最底層,工人雖比農民好,卻難以和幹部階層攀比,工農權益實際上一直被剝奪。 

  蘇聯體制說穿了乃是由國家充當總地主和總資本家,黨來收租稅,以養活幾千萬黨員幹部,建立起一個新的等級森嚴的特權社會,產生了一個魚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幹部新階級,勞動者是被統治被剝奪者的地位,並無實際改觀,寡頭統治鐵律並不因革命而扭轉。早在列寧時期,蘇聯黨政幹部特權就已十分嚴重,192310月俄共()中央委員會發布《關於同浪費做鬥爭》的通告信,列舉蘇維埃高幹普遍地去國外治病,去德國治病,甚至派自己的親戚陪同; 有些領導的家屬長期住療養院,化國家的錢,圖自己的享受;幹部去餐館花費了過大的開支負責人住的住宅裝修得過於奢華;甚至有官員玩賭博(賽馬賭、羅托賭、紙牌賭)」帶賽馬私人出行,玩賽馬等等。這種寄生蟲生活,與剛被他們打倒的地主資本家相比,又能有什麼區別?到勃烈日湼夫統治時期,高幹特權更是公開化普遍化。體制機制的全面僵化和黨政幹部特權的凝固化,使蘇聯病入膏肓,勃氏死後雖幾經改革也不見起色,最後是亡黨亡國。 

  蘇聯不行了,中國怎麼辦?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而一路走來的中國共產黨,該怎麼辦呢?應該說毛澤東、鄧小平都很清醒地看到,必須擺脫蘇聯模式,探索中國人自己的發展道路。但二人一左一右,招式大不相同。 

  毛澤東的文革極左革命是昏招,表面上把馬列口號喊得震天響,實質上是把專制老祖宗秦始皇、明太祖請了回來。毛不加掩飾地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搞赤裸裸的極權專制,黨政軍合一的革命委員會,較之蘇聯體制還不如。毛野心很大,自己人民沒飯吃,卻封阿爾巴尼亞為社會主義明燈,而不惜血本地支援,要勒緊褲帶搞全球革命,解放全人類。可憐兮兮在專制禁錮下的億萬民眾可被害苦了,就是高幹子弟簿熙來、習近平等也很苦,其父輩簿一波、習仲勛被關押。十年折騰,雖一片肅殺,但體制機制依然我故,除倒退外,沒有任何突破。 

  鄧小平改革所謂撥亂返正,並不是將毛澤東極左法家路線復傳統秦政的船頭,撥回正統的蘇聯路線,而是撥向,駛向西方!這一點十分重要,十分十分重要!別人看不明白但我看明白了。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向西方學習就被官方重新公開提倡,雖然向西方學習當時主要指科學技術、科學管理,但在文革時誰敢說一句學美日英法?不管學什麼,誰說誰准被打成反革命。 

  為什麼要轉而學西方呢?是因為其時東西方和平競賽已初見分曉,中美日破冰后,鄧小平等大員首次出國就被所見震驚,有隨員說在日本看到的是車水馬龍,在美國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小汽車象蝗蟲一樣,這就是現代化,連最保守的軍頭王震在英國也感嘆,在此看到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鄧小平他們象毛澤東一樣,早已看不起落後的老大哥蘇聯,對僵化的蘇聯體制弊端看得也很清,極左革命高潮時,就連台灣等四小龍都發達了,鄧清醒地看到,中國已走進死胡同,故多次講: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改革之初把船頭撥向西方,是很自然的。鄧小平改革也有所突破,主要在經濟上,突破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學西方搞市場經濟,成就極為巨大。政治上鄧持重以維穩為要,但也說過50年後中國可以搞普選,改革先易后難,先經濟后政治,總體上是要與國際接軌,最終拋棄蘇聯模式。 

  但改革一開始就遇到強大阻力,以後阻力越來越大。阻力在哪?就在於根深蒂固的官僚特權階層,即依照蘇聯模式在建國之初就遍佈於黨政軍各方面盤根錯節的幹部新階級。這些人在文革中雖吃盡了苦,剛提改革時他們並不反對,但一觸及體制機制,就本能地抵制。這些人或親身經歷蘇式紅色革命,打天下坐天下,或受主義灌輸自信是紅色接班人,對蘇聯模式感情深厚,一聽說取消計劃經濟公有制就渾頭火起,更不用說政治改革。鄧小平要搞棹頭西的改革,其實是很艱難的。據改革之初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有一次,我談到我在軍隊的同學也在做生意時,父親說:這是小平決定的事。黨的工作重點轉移,搞經濟,做生意,改革開放。這個事情,黨內有阻力,如果軍隊再反對,事情就更難辦了,就可能搞不起來。現在的辦法,是把軍隊也拉下水,一塊搞。這可以使改革開放減少阻力。小平也不會不知道這個辦法的危害,可軍隊的事,小平也是難哪!這段話說得非常實在,也寓意深刻。分析這段話,我們可以還原改革之初的內幕盤算,清楚地看到阻力之所在,看到改革啟動之艱難。

 

 我們都清楚上世紀80年代改革之初出現全民經商,幹部下海,軍隊走私的熱潮,中國人民解放軍辦的藥廠三九胃泰,竟公開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做廣告。對越南作戰回國的部隊,公然在馬路上倒賣軍用品做起了生意,時為營職幹部現任上將的劉亞洲看見后,即給軍委秘書長楊尚昆寫信諫止。又據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回憶,他當年任青島市委書記,嚴禁本市搞走私,但附近煙台、威海軍隊走私汽車他卻管不了。江澤民被問及上台後乾的第一件值得稱道的大事時,爽快地回答說是禁止軍隊走私,給軍隊吃皇糧。朱鎔基上台更是下大力全面查禁走私,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先前我們難以理解官倒及軍隊走私,這種很難想象也難以啟齒明顯地危害國家的怪事,竟敢光天化日下公開干!通過紀坡民的點破,使我們知道了也理解到,改革開放啟動是多麼多麼的艱難!新階級打不破繞不開,連鄧小平也不敢觸犯既得利益集團,採取的是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辦法,給黨政軍官僚好處,拉下水,一塊搞,讓他們搞官倒富家翁,才衝破阻力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所以,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花錢買改革 

  怎樣評價鄧小平這一招呢?象歷史上正面評價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一樣,我們也應正面評價鄧小平的作為。面對體制機制難題,鄧敢作敢當,採取迂迴曲折的辦法,繞過凝固化的官僚特權利益,成功啟動了改革。改革過程中軍隊的利益既得到保障,也就成了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堅強後盾,就連林彪嫡系老部下原四野四縱參加過塔山阻擊戰的張萬年,也高呼: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但是,負面影響也相當嚴重,宋朝出現的三冗在中國現今也出現,所謂冗官、冗兵、冗費,鄧小平雖對軍隊消腫,讓軍轉幹部到地方照樣當官吃糧,但除加深了地方官的冗贅外,冗官冗費頑症始終革除不了。這其實也是國家官僚制老毛病,在改革開放花錢買改革的形勢下,幹部官僚冗散腐敗更是泛濫成災。 

  花錢買改革,幹部特權不敢碰,反而要著力維護,於是乎有了顧問委員會老幹部局,菜疏肉食有所謂特供,高幹病房更遍地開花。 《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刊文披露,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撥給農村合作醫療的經費僅為象徵性的每年500萬,地方政府再配套500萬。 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錢。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離退休高幹卻長年佔據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一年開支500多億元, 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官員們的公費醫療佔去了全國財政衛生開支的80%。而且, 目前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權城市。北戴河的中央國家機關療養院超過100家,家家院落寬敞、樓宇林立、樹木蔥蘢。301醫院高幹病房一個老幹部的醫療費用,可以超過一個鄉一個鎮幾萬人所費,對已近植物人的高幹的護理,可以不計成本。怵目驚心的數據說明,黨政機構那是在為人民服務,全是在為幹部官僚們自己服務。最近披露國家地震局經費僅千分之一用於預報業務,其餘絕大部分用於養人蓋樓房補福利等以及三公消費。各級政府有不少機構的設置,就是為了安插冗員吃皇糧,如平原地區沒有林木的縣有林業局,從無地震的縣也設地震局,且廣設副職,有的乾脆不上班吃空餉,當寄生蟲,享受特權吃冤枉的幹部無可計數。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計算,我國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有4千多萬,吃皇糧的達7千多萬人,18個老百姓要供養一個官員。改革中有幾千萬工人下崗,但幹部卻幾經精簡機構也不見下崗者,無崗也得養著護著。中國的國家財政一半以上是用於養官,行政開支超英趕美三公消費是天文數字。前廣東省長黃華華說:過去副省長以上才有專車,現在有的股長屁股後面都冒煙』」。公車私用也耗費了無數國脂民膏,其情形與王朝時代當官做老爺,出行要人抬轎,沒有什麼兩樣,反映的是體制性腐敗。 

  出生延安的高幹子弟陸德在2011年的一次集會上,痛心疾首地發言:我們黨的腐敗現象嚴重。我是搞經濟研究的,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公款用車4083億、公款外出旅遊3000億,2004年我們財政收入3萬多億,1/3拿去吃喝玩樂了。請問,全世界有哪一個政府敢這麼花錢?公務性支出,美國在這方面花的錢,占整個財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國是6.5%,韓國是5.06%,英國是4.19%,日本是 2.28%左右。我們中國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們,37%,是美國的4倍。為什麼?沒有監督,沒有制衡,這種現象再發展下去怎麼辦?陸德是老資格的中宣部長陸定一的兒子,他出生時瘦弱難養,在艱苦環境下,是朱德總司令將自己那份牛奶省給他吃,才活了下來,為感謝朱老總其父給他取名陸德。這樣的官二代,發言竟如此尖銳,是憂黨憂國憂民!陸德把腐敗性三公消費歸結為嚴重的封建殘餘,是當年他的父輩奮力革命要剷除的東西,現在竟愈演愈烈, 所以痛心疾首心肺俱焚。 

  但陸德把官僚特權腐敗歸結到子虛烏有的封建殘餘頭上,仍是在為體制開脫。我前面說過,蘇聯模式的黨政幹部體制,自建立伊始就沒有先進性可言,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都無可避免地出現國家官僚制病症,後來愈演愈烈是本身體制問題。舊社會殘餘說則把責任推給了別人,其發明者是布哈林,意指先進的蘇聯不是官僚體制,諸多官場惡習乃舊社會遺留,其表現為官僚主義而非體制,以後會加以克服並越來越好;多數共產黨人本質也是好的,個別黨員腐敗是受資產階級侵蝕,經教育可以恢復純潔性。據此毛澤東在開國之初也提出糖衣炮彈說,重複布哈林的論調,說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織成的人,個別人腐敗是被階級敵人用糖衣炮彈擊中,所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好吃懶做等都是舊社會的遺留,屬於剝削階級。這類自欺其人的說教現今是不值一駁,既然是舊社會剝削階級遺留,那麼建國都60多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遺留本當越來越少,為什麼反而越來越多了呢?可見絕非什麼遺留。習近平說得好,物必腐之,而後蟲生。問題的根本不在別人,而在於執政黨本身,是自身腐爛了,要警戒自己,而不是警惕別人,改革的手術刀應該揮向自己。 

  四、不揮重刀革除蘇聯模式病體,中國就不會有出路 

  中國改革走到今天這一步委實也不容易,但攻堅戰還在後頭。有人說前30年改革,好改的都已改了,留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的成敗就在於敢不敢改自己,必須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自身,刮骨療毒,除蛆祛病,改變政治行為方式,才可能有前景。 

  然而,百年沉痾的蘇聯模式黨政官僚病體不可小歔,在中國,蟻附於體制吃飯的人太多,權貴們死抱權力不放,幹部特權利益凝固化,因而積重難返,自我改革的難度極大。就拿8200萬共產黨員來說,其數早已起過英、法全國總人口,而與德國總人口相當,不出幾年可能達到1億黨員,成為世界奇觀。 這樣龐大臃腫的黨,又如何能稱之為先鋒隊?上下都與中央保持一致,沒有個性只有黨性,內部沒有派別,只能是虛假現象,一致都聽從中央領導,簡直是裝聾賣傻,荒唐可笑。入黨可以做官,其中又有多少蠅營狗苟之徒,是削尖腦袋鑽進體制內營私,以求晉身享受特權呢!8千多萬黨員中,有一半以上與權力沾邊, 是各級各類幹部,他們中若能有一半具有先進性純潔性,中國的事都會好辦得多。可惜先進性純潔性這些客觀上並不存在的東西,無法落到實處,再宣傳教育也無用。 

  龐大的黨政幹部既得利益集團,表面上做一套,骨子裡是另一套,他們最怕打破現狀喪失特權,竭力維穩維護既有利益格局,想方設法阻礙實質性改革。中國的腐敗問題實際上就出在黨員幹部身上,官員財產申報公示是世界公認的反腐利器,但在中國喊了20多年,就是難以推行。為什麼呢?所謂技術上有難題是借口,老試點不推行是有意拖延。據說尉健行、吳官正任中紀委書記時還真抓了一下,官員們向中紀委報的身家幾乎個個是百萬千萬,雖不貪污不受賄,其合法收入就比普通百姓多得太多,與馬克思所謂幹部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最高工資的標準差距太大,於是乎不敢公示了。因為一公示,馬上就坐實了德熱拉斯所 謂普遍享有特權的新階級的存在,是走資派還在走,黨長期欺騙灌輸的階級先進性純潔性公僕說等,都會馬上露餡,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顛覆性的,其勢等於自殺!為此,中共高層也很傷腦筋,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終難以見公婆(人民),其執政合法性由此受到嚴詞拷問和嚴酷挑戰!連台灣馬英九、 香港梁振英及西方各大國領袖都公示家產,為何唯獨中共不敢公示呢,自稱先進性的中共黨政官員,又有什麼臉面面對治下的百姓?

然而,問題的根子其實還不在中共,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及各蘇式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一個敢於公示幹部財產的。因為蘇聯體制的本質就是對大眾的管制和欺騙,龐大的黨員幹部階層是黨國統治的基礎,若不好好供著養著給點特權,金字塔型的龐大等級官僚體制馬上就會轟然而垮。蘇聯垮台後,新生的俄羅斯馬上就實行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普京和梅德韋傑夫得以和奧巴馬一樣,從容地公示自己的財產,而唯獨中國不能。為什麼中國不能,就是因為中國政治上仍然堅守蘇聯模式,官員財產公開等於自找死路。不但官員個人財產不敢公示,政府各部門行政開支、三公消費等,也不敢透明公開。在當今中國連改革也要花錢來買,入黨當官多是為了撈好處,在廣大農村有眾多的黨支部書記,他們並沒有什麼國家幹部編製,但每月也是要領錢的,國家轉移支付給農村的扶貧款,也大多轉入了員外幹部的腰包。大量事實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並不具其所吹噓的先進性,甚至也沒有什麼中國特色,而是完全照搬蘇聯模式。如現今法學界與民眾廣泛詬病的勞教制度,也是移植於蘇聯。黨政官僚腐敗是體制性的,其所有問題在前蘇聯東歐都早就頻頻發生,且根治不了。因而,並非揭發審判百十個貪官,就能解決問題,必須改變體制機制,在政治上剔除腐朽的蘇聯模式。 

  中國這幾十年改革,在政治上對蘇聯模式也有一定的修正,理論上提出了三個代表全民黨說法,制度上取消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終身制,總書記任期現在確定為兩屆,掌政僅10年,老幹部雖養尊處優,但確立了其放權離休退休制度。能做到這些,也確實不容易。中共十八大對幹部腐敗等問題,也提升到亡黨亡國的高度,習近平表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要將改革的手術刀對準黨自身,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決不能手軟。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1119日在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全體黨員幹部大會上,提出要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著力整治庸懶散奢等官僚主義風氣,強調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中共新領導層一上任就著力部署反腐工作,號召講真話干實事,不搞官場繁文縟節形式主義,不講空話套話,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表現出重啟改革的新銳之氣,一時備受各界關注。但我認為,要做的事還多,重任重壓挑戰考驗還在後頭。 

  改革不能只限於反腐做表面文章,要從根本上改變產生腐敗的體制機制,既要治標,更要治本。當今中國的改革實已走到分叉路口,腐朽蘇聯遺留給中國的國家官僚制已積重難返,已經成為當今改革的主要對象。黨政不分金字塔型的黨國體制渾身長滿了毒瘤,貪污腐敗是毒瘤,高額三公消費是毒瘤,高幹病房是毒瘤,幹部特供是毒瘤,老幹部局也是毒瘤等等,要揮刀將其割除之。另外,蘇聯模式的政治行為方式,所謂民主集中制、政治局、書記處等一套集權方式,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也要逐漸革除變換,代之以民主憲政。執政黨要在憲法框架下執政,允許人民監督,允許反對者說話,政務公開,陽光執政,改革體制機制,徹底剔除腐朽蘇聯那一套。 

  但我國改革至今仍然是在原有體制上修修補補,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在大框架上仍然堅持蘇聯政治模式,其中一條即是堅持列寧主義,對已自取滅亡的蘇聯模式不敢徹底否定,依賴既定路徑,仍堅守封閉落後的蘇式黨政官僚體制機制,甚至不服輸擺出反帝反資姿態,變換花樣搞意識形態鬥爭。前文提到的紅二代陸德憂黨憂國心肺俱焚,他在提到解決危局的辦法時,也只是提出要真正落實民主集中制。殊不知民主集中制乃地下黨時的組織原則,具有極大的強制性和欺騙性,要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靠強化組織紀律,強化舊體制機制,根本就不會有出路。 

  本來,蘇聯垮台自己也已徹底否定了自己,哪為什麼我國還在堅守呢?答曰:怕體制崩潰會亂,所以要維穩,要竭力維護既有利益格局。於是有人公開說:不要把老幹部逼到牆角!老幹部局千萬要把離退休老人照顧好,高幹病房再腐朽也不能撤。又有學者提出所謂存量民主和增量民主說,在路徑鎖定不觸犯權貴存量利益的基礎上,只對增量蛋糕進行分割,凝固化的既得利益黨政幹部官僚集團,連鄧小平都動彈不得,誰還能動?只有在承認和優容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在中國推行改革。如此這樣的增量民主,實際上是花錢買民主。還有人提出花錢買憲政的黨主憲政說,試圖在承認一黨專政的前提下,乞求黨能遵守自己制定的憲法,執政黨能在憲法框架下行使權力。又有人提出:對一些高層貪污官員實行有條件的部分赦免,以換取他們對官員財產公示制的支持,以減輕那些已經有腐敗行為的人對反腐敗的抵抗,減輕體制內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對此,學界還有過一番討論,仍然是花錢買改革花錢買穩定的思路。 

  花錢買改革、花錢買穩定、花錢買民主、花錢買憲政、花錢買官員財產公示等,乍聽起來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悲,但並不是說一點道理都沒有,用贖買來減少改革阻力,以妥協換取既得利益者讓步,若真能推動改革,也是可圈可點。天價維穩也確實買到了幾年穩定,當然,花費的天價都是納稅人老百姓埋單。中國百姓乃是最堅忍最馴服的百姓,為此廣大民眾忍氣吞聲,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是,執政當局似乎並不買賬服軟,前不久政治局常委吳邦國就曾盛氣凌人地鄭重宣告所謂五不搞,其執拗與清末新政改革關鍵時刻朝廷宣布五不議,有得一比,對鬆動體制放權讓利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對憲政民主沒有半點妥協的空間,仍然堅持列寧黨斯大林政體不動搖。明知蘇聯垮台其制其路錯了,為保特權也要堅守列寧斯大林創立的政治行為方式,仍然是槍杆子筆杆子二杆子幹革命,一手拿槍維穩鎮壓,一手握筆欺瞞矇騙,為固守既得利益而不肯作根本性改革。 

  蘇式二杆子革命政權其實相當脆弱,蘇聯70年主要是靠強力鎮壓和謊言維持,對思想管制更尤為堅決,馬克思堅決反對的書報檢查,在列寧那裡根本就不加理睬,其建政之初就嚴厲推行黨禁報禁。這一點在中國也貫徹得相當徹底,至今也未見鬆動跡象,為掩飾遮羞花錢養了8個假黨,肝膽相照充當花瓶,多黨合作尤如演戲,雖演技極其拙劣,卻至今仍在假戲真做;中宣部對報刊媒體的強力管制,更是日盛一日,黨管輿論,為什麼要管制輿論呢?就是因為自身太虛假,生怕有人揭穿影響其維穩大業。蘇聯政體的欺騙本質,蘇聯人自己也有很好的總結,蘇聯垮台前夕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總理雷日科夫總結得最明白清楚: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是在報紙上,還是在新聞上,還是在講台上,都是謊話連篇。我們一方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方面為彼此佩戴勳章,所有人都這麼干,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這樣一個政體,雖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招牌,若馬克思在世未必會認同,中國特色也很難說就是這個樣子。中國人以俄為師二杆子革命,移植蘇聯模式,可以說是吃了大虧上了大當,若不加醒悟改弦易轍而死不回頭,只能是死路一條! 

  然而,全面移植了蘇聯模式而要將其完全剔除也不容易,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一種政治統治或管理體制形成以後,都會形成路徑依賴,形成現存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古今中外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一批人,他們吃體制飯,力求鞏固既有制度,阻礙一切改變現狀的變革,即便是不得不接受某種改革,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變換手法使變革有利於鞏固和擴大他們的既得權益。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蘇式革命坐江山的人,百年革命60年紅色江山,從官一代到官二代、三代有好幾千萬人,他們死也不肯承認蘇聯垮台紅色革命破產的鐵的事實,對蘇聯體制情有獨鍾,死抱意識形態唱紅企盼革命高潮的到來,實際上是不顧國家利益民族前途只顧自己特權不失。當今改革最大阻力就是特權凝固化的幹部新階級,他們壟斷了一切權力,橫亘在改革之路上要買路錢,誰也得罪他們不起,中國要改革必須正視他們,必須滿足他們的利益得到他們的同意。幹部官僚新階級是百年蘇式革命的產物和獲利者,是共產政治的百年難題,百年前馬克思、恩格斯的德國嫡傳弟子考茨基、盧森堡就對其有深刻地分析批判,如今更成了中國改革的老大難

 中國的改革是全方位改革,必須改變現存體制。改革就是要破除蘇聯模式舊體制,執政黨必須對自身體制動手術!在經濟上拋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后,政治上、意識形態上也要拋棄蘇聯那一套,否則,就難有作為。如今改革是不進則退,前程充滿荊棘,成敗難以預料,搞得好,可以走向民主憲政均富的光明大道,搞不好,也可能陷入動亂,輪迴到毛式不斷革命的陷阱,不但前功盡棄,而且可能萬劫不復。這就要求改革者能放下身段,不再固步自封,多傾聽人民的聲音,少計較自身得失,首先是要在思想上衝破一切禁區,敢於反思自身革命歷史,盤算新的出路。中共十八大召開后,人們對新任總書記及其執政團隊寄予了無限希望,希望改革有新的思維,能開創新的局面。舊式高壓和天價維穩難以持久,花錢擺平各種複雜矛盾實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如今的改革,必須向體制開刀,解決集權專制而不受制約的政治體制問題,實行民主憲政。所謂憲政,就是限政,憲法是限定政府的權力,界定人民的權利,對此共產黨表面上並不反對,實際上卻不遵循。凡事總是高喊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領導。而要加強領導,必然是強化舊體制舊機制,用的是效用遞減的老把式,不但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可能走向反面。同時,加強黨的領導又必然要擴大強化組織,要增加費用,這又為尋租腐敗陡然增加了空間,冗 官冗費於是惡性循環。 

  黨的領導還有沒有限度,黨一定就要凌駕於國會憲法之上嗎,加強黨的領導到底還能強到什麼程度?能不能換一種思維方式,改變政治行為方式,放鬆放鬆黨的領導呢?對此,海峽對岸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老同學蔣經國,在台灣政改轉型關鍵時刻的兩句話,很有啟發意義。其第一句話是: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其第二句話是: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侯不去用它。經國先生也是高幹子弟官二代,也移植蘇聯模式列寧黨民主集權制,搞過高壓統治,但在憲政轉型緊要關頭,卻能以大無畏的勇氣,告別蘇式一黨專政。他下這個決心一定也很難,也要顧及百年老店的國民黨黨政軍特憲幹部既得利益集團,然一旦衝破了思想禁區,想清楚了下了決心,就義無返顧地與舊體制告別,踏上了憲政新坦途,而天也並沒有塌下來。其上述兩句話,也成了政治名言,成為中華民族政改的經典。有人說在大陸中國推行憲政,就會馬上天下大亂,但我看是不會的,相反,不改革長期高壓天價維穩,反而有崩解的危險。 

  當然,政改牽涉面多很複雜,並非易事,還是要有序進行。首先,是要轉變觀念,要下大決心,敢於衝破思想牢籠。這就要求執政黨要有新思維、新的政治觀念,要繼續解放思想,為中國人民的福祉和自己的前途,探索新的出路,不再依賴既定路徑,死抱已經滅亡的蘇聯模式不放,不再因循守舊抱殘守缺。新領導層要有足夠的膽識和智慧,敢於放鬆控制,告別舊體制舊機制,探索新體制新機制,大刀闊斧地割除自身毒瘤,破除改革阻力。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后,隨即南巡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發話說: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對下一步改革,表示了很大決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王岐山,也讓大家讀托克維爾反思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對體制內黨員幹部亦可謂是意味深長。改革將決定中國命運,改良和革命從來就是世界各國政治變革的兩個關口,未來5年至10年對中國十分關鍵,不會再有更多的時間任由當政者以高壓和天價維穩了!穩與不穩在於改革,要穩中求變,變中求穩,改革者須抓緊時機,勇闖禁忌,主動告別政治壟斷,化被動為主動。在新一輪改革中,直面億萬民眾,多一些讓步妥協,開誠心,布公道,公開性,講真話,干實事,勇開拓,徹底放棄令人作嘔的蘇聯欺騙性政體和政治行為方式,切切實實地推進憲政民主,避免革命動蕩,力爭改革的最好前景。  2012.12.28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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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dwqdaniel 2013-1-18 23:23
不抱希望,基本沒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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