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共十八大后中國的改革走向
袁 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中共十八大的中心話題是改革,有學者稱是「重啟改革」。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打出「改革開放」旗號,已持續了30多年的改革成就很大,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在全世界已是「坐二望一」。但政治社會等方面積累的問題也日漸增多,許多矛盾已近臨界點,執政黨自身腐敗冗散等問題嚴重,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上坦陳「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改革必須繼續,不改革沒有出路!在2012年11月21日召開的國務院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內定新總理李克強聲言:「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媒體概括李總理講話的核心,若用兩個字那就是「改革」;用四個字無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個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一、打鐵還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改革是時代最強音,也是當代政治關鍵詞。但是,「維穩」一詞在近幾年似乎蓋過了改革,成為當政者的首要任務。20多年前,鄧小平就呼籲「穩定壓倒一切!」強調穩定是改革的前提,沒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和秩序,一切改革都將無從談起。為求穩定,鄧小平說了不少狠話,也出強力幹了一些狠事,聲言 「發展是硬道理!」要穩定20年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對左右兩方面的干擾都堅決拒斥,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鄧後江澤民、胡錦濤兩任「核心」,都是謹慎地沿著鄧小平開闢的道路前進,經濟上破除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20年。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許多麻煩問題都是用強力捂著拖著,民眾不滿,上訪者不絕於路,群體性抗議事件每年多達十幾萬次,到如今,「維穩」形勢已日見危艱,代價越來越高而局面益顯嚴峻。可以說問題相當嚴重。
「維穩」思維使執政黨不敢在政治改制上有所動作,或者說其路線圖就是先經濟,后政治,先脫貧把經濟搞上去了再說。有人甚至說經濟上去了一切都好辦,這不僅使政治體制改革遲遲無法啟動,而且出現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結合,權錢交易尋租腐敗,出現既得利益特權階層陰奉陽違以「維穩」為借口,暗中阻礙改革甚至反對改革的情狀。
所謂改革,就是要改變現狀,對既有權力體制和利益格局進行調整,理順公平效率各種關係。改革是十分繁雜的事,改革的主要對象其實就是掌權者自己,這一點應該是十分清楚的。但中國改革的主要對象是誰,卻長期模糊不清,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不能撼動,自稱黨雖也會犯錯但能自我匡正,黨政體制本身沒有問題,不允許懷疑,改革只是政策調整,是執政黨領導民眾改造社會。那裡有問題需要改革,就在那個領域加強黨的領導,強化本已很強的黨政機制,而很少將改革
的手術刀揮向執政者自身。於是乎改革進程中動不動就高喊「加強黨的領導」!如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說:「我們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強調人大立法「必須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有利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有利於保證黨有效治理國家」。並警告,如果政治方向出現動搖,「國家可能陷入內亂深淵」。連所謂「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人大」,也要「加強黨的領導」,人大立法實際上變成了黨立法。
其實,強化體制加強黨的領導早已達到極限,已是強弩之末,而如今改革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放鬆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轉換體制機制,給民眾更多自治的空間,這或許可稱之為「開放」吧!黨的領導自中共建政以來,其實一直就強得很,毛澤東主政時已是強得不能再強,現在還要再加強,一點兒也不肯放鬆,其實就是不肯轉換體制機制,等於不要政治體制改革。我們都清楚,我國經濟大發展就在於拋棄了蘇式集權計劃模式,在於放鬆了黨的領導放鬆了行政管制,在經濟領域轉換了體制機制。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設想,在政治、意識形態等領域,也能放鬆放鬆,更加開放一些。執政黨如果對自身問題動一動刀子,對自身體制、政治行為方式作一些改善,是不是更有利於改革呢?
胡、溫十年執政不可謂不勤勉,但在關鍵問題上想改改不動,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為,缺乏魄力和開創性,最後兩年推出的兩項所謂「大」 的「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術刀一再揮向社會,而就是不敢對準自己,不敢在關節眼上有所突破。可謂是舉措乖張,進退失據。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黨校隆重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見地出席,
政治局委員也統統到場,由習近平主持,胡錦濤發表講話。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發表講話,提出要在新形勢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其基調還是加強黨的領導,以強化社會管制來「維穩」。9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擔任主任,對社會民眾的管控又進一步加強了。
10月18日,為時4天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全會沒有對自身腐敗等問題提出議題,而是空穴來風地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我們知道, 思想文化的繁榮靠的是百家爭鳴,應減少思想箝制,保障創作自由,我國思想文化最繁榮的春秋戰國和五四時期,就是因為權力不進入該領域。而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所謂「文化體制改革」,卻是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隨后發表題為「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領域鬥爭主動權」的講話,並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識形態和宣傳文化工作新情況新特點,及時研究文化改革發展重大問題,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掌握文化改革發展領導權」;要「加強文化領域領導班子和黨組織建設」;「要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社會力量積极參与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設強大合力」。一切還都是老路數,「加強黨的領導」,對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沒有半點鬆綁的意思。
這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其實都是以改革之名,行「維穩」之實,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意義。請問,加強黨的領導,就能繁榮文化嗎?這與其說是文化改革,不如說是文化倒退。果不其然,不久當局就加強了對網路空間的監管,要推行網路實名制,關閉了一些敢提異議的網站,以加強「社會管理」,其實質乃是 「維穩」防民。在我國,軍隊之外有武警,武警之外有城管,維穩經費超過軍費。據2010年5月27日《社會科學報》: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到 5140億元,超過了當年的國防預算4806.86億元。2012年春「兩會」《關於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開支是6293億元,比國防費高出200億元;2012年的公共安全預算達7017億元,比2011年又上升 11%。如此巨大的耗費,全都是用在維穩防民上。梁啟超曾說:「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突於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
改革不能停步,下一步改革如何改?各界分歧仍然很大,分歧的焦點,就在於改革對象的確定,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是揮向別人,還是對準自己?是改別人,還是改自己?這個問題,30年來其實一直是搖擺不定,改革的手術刀大多是揮向了社會各色人等,卻很少揮向執政者自己。上述兩項所謂重大「改革」即是典型,無論是「社會管理改革」,還是「文化體制改革」,都是只改別人不改自己,不敢對自身嚴重問題動真刀,辦法都是「加強黨的領導」老一套。人們於是期望「十八大」能有所改變,執政黨別自以為是,解剖別人之前請先解剖自已。在「十八大」閉幕的11月15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外記者見面,我們聽到了總書記的響亮發聲:「打鐵還要自身硬」!對此各界有很多解讀,聯繫到近一個多月來新的中央常委一再強調反腐敗,我們是不是可以將其看作是新一屆中央領導在明確表示:要把改革的手術刀揮向「自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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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話今年廣東省領導人也多次講起,如政治局委員汪洋就坦言:「在解決利益格局影響改革的問題上,首先是要從執政的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並說: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氣」。省長朱小丹也明確表示:「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氣!」並說:「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當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來自於政府自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對政府是個考驗」等。改革是革自己的命,這樣的話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有領導人說,鄧小平就說過「改革是一場革命」,後來朱鎔基總理也講改革要闖雷區。但是,真要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黨政幹部自己,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又談何容易!
為什麼要把改革的手術刀揮向執政者「自身」呢?是因為執政的黨政幹部自身問題很大且非常嚴重,有成年累月積累下來的老問題,體制機制性問題,也有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棘手的利益格局等問題。習近平說:「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這說明執政黨不對自身開刀已經不行了,必須深化改革,敢於對自身下狠手狠招。正如溫家寶總理十八大前在廣東所呼籲的:「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二、蘇聯模式的黨政幹部體制並不先進,百年痼疾至今難以祛除
執政黨自身問題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對象,這怎麼講呢?我們先從大的方面,來看一看中共中央組織體系。
十八屆一中全會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總書記。另有中央侯補委員、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委員、常委;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常委;書記處書記等,其數總計約6百多人。這些機構即是現今中國最高權力實際之所在,這6百多人無疑也是當今中國最有權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員都是省部大軍區級以上幹部,他們包括黨政軍各部門的首腦、書記等;候補中央委員171人居其次,皆為副省級以上大官,他們大權在握,而又級別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總書記習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縣各級地方黨委,以及政府各部與事業單位領轄的司局、處、科各級網狀黨組織,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層系統。政府機構實行科層制並不希奇,這在世界各國都行用。但中國的權力體系卻是以黨為中心,黨也科層官僚化了,且黨政不分,這一套完全是移植於蘇聯,是「全盤西化」的產物。在中國,各級政府機關乃至學校、醫院等「單位」,都有黨委黨支部,黨領導一切,黨管幹部,書記挂帥當第一把手,上上下下所有黨政機關都實行「民主集中制」,實行自上而下的層層任命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最後都要聽從黨中央指揮,形成集權一元化領導體制。
一整套的黨政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乃至政治行為方式,都完全是外來的,是「以俄為師」的產物,沒有半點「中國特色」。如總書記、書記處、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中央軍委、中國侯補委員等,連名詞都來自蘇聯。紀律檢查委員會也不過是監察委員會的翻版,改了幾個字,意思則完全是一樣的。紀檢監察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工作,這與前蘇聯也是一致的。
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寧首創,其特徵就是層層集權,使黨領袖的命令能貫徹到基層黨組織每一個人,實行分科分層的軍事化管理。
這個制度與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任何關係,列寧初提出來時就遭到黨內反對,並引發黨分裂。但列寧是在「地下黨」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國家黨無法公開合法活動的情勢下,才強調嚴密組織紀律的重要性,用以對付沙皇警察統治,這在當時還是有效果的。一戰中沙皇統治崩潰,人數很少的布爾什維克能在亂中奪權,就證明了黨的力量。按集權原則組織起來有嚴密紀律的黨,被稱為「列寧黨」,起先是職業革命家密謀組織,或稱革命黨。然而,掌權執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國,黨領導下的一切組織單位都實行集權制,「議行合一」的蘇維埃也要聽黨的,最後是政經一切大權都集中到黨中央政治局總書記手裡,這又被稱為 「斯大林體制」。列寧黨和斯大林政體,就是所謂「蘇聯模式」。
蘇聯模式的黨政體制,無論是列寧黨還是斯大林政體,在其建立之初就受到各界廣泛質疑和批評,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是批評聲不斷。孟什維克批評列寧黨是在黨內實行「農奴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兼理論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ourg)早在1904年就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就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做法,提出了質疑。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與沙皇的專制主義傳統一脈相承的。考茨基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列寧黨是官僚組織。列寧雖作了種種現在看來是十分「幼稚」的辯解, 並罵考茨基為「叛徒」,但蘇聯建政后以黨代政、黨管幹部、黨政不分那一套,迅即呈現官僚制負面效應,使列寧也不得不承認「官僚主義」問題嚴重。
托洛茨基則尖銳地指責黨的「官僚化」,反對選舉流於形式、層層任命、等級森嚴的書記體制。批評「黨內書記特權階層」,「扼殺黨的獨立自由精神,以特選的官僚組成的機關來代替黨」,而中央是官僚主義的發源地和大本營,行政命令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方法等。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對蘇維埃政權很快被「黨化」的政治現象提出批評。所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政之初其實就很落後,與其吹噓的「先進性」實相差萬里。幹部以權謀私,揮霍公款,貪污腐敗,早在 1921年列寧就提出貪污受賄是三大敵人之一,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責就是要和腐敗作鬥爭。
看來,中共十八大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訴說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並非中國改革開放出現的新問題,而是共產黨國家的
百年痼疾。百年來「蘇聯模式」的國家對此作過種種修正改革,但都失敗了,蘇聯本身也已垮台。中國要走出新路,必須摒棄「蘇聯模式」,作出體制性的根本改變。
「蘇聯模式」不僅落後,而且虛偽、血醒!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早在1917年12月,就建立了肅反機關「契卡」,實行「紅色恐怖」,自后直到滅亡也沒有放鬆對人民的特務監控,真正的無產階級、工人農民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什麼自由和實在的好處。列寧臨死前也曾懷疑其體制,並試圖加強監督,但他死後資歷較淺資質平庸的斯大林,以「坐機關」當總書記,靠做瑣屑的行政事務性工作,而掌握了蘇聯官僚體制機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層層集權,而擁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權力。不久,即將不屑坐機關而願演說鑽研理論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大批老黨員,或驅逐或槍斃,進而擴大強化了黨政官僚體制。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在上世紀30年代,就批評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局常委德熱拉斯(MilovanDjilas)到蘇聯訪問時,發現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事事處處講「級別」,級別越高待遇越高,後來寫了《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系統批判蘇聯體制的官僚「特權階級」,認為共產主義者取得政權后,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建立了一個由權勢和恐怖控制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具有「先前所有階級的最壞的特徵」。
共產黨人德熱拉斯後來遭到整肅,但毛澤東實際上是同意他的論述的。毛後來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理論上是「反修防修」,也是要整肅「黨內資產階級」,並說「走資派還在走」,革命對象「就在共產黨內」。毛用極左造反方式摧毀黨政幹部官僚體系,搞絕對平均,連工人「八級工資制」也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而應取締。但他本人也不能嚴於解剖自己,在取締所有人拿稿費的權利后,卻保留了自己拿巨額稿費的特權,並「開後門」送自己親屬和「小女友」到北大歷史繫上學。文革中被毛整死的「頭號走資派」劉少奇,此前由其領導的「四清運動」,矛頭實際上也是指向農村多拿多佔的「四不清」小幹部官僚,是向共產黨自己開刀。劉少奇將手術刀揮向小官,毛澤東將手術刀揮向大官,但搞的都是左的一套,空喊「巴黎公社原則」,搞什麼「社會主義教育」,寄希望於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祈望「精神原子彈」能夠發威,實際上是愚弄民眾,搞個人崇拜耍權術,以「路線鬥爭」掩蓋其權力爭鬥,對人不對體制,等級森嚴的幹部官僚體制機制病害本身,並沒有真正祛除改善,反而變本加厲,搞「一元化」領導。
百年歷史值得反思,考茨基、托洛茨基、德熱拉斯、毛澤東等,雖然身份、立場多有不同,但應該說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著名的活動家,為什麼他們不約而同地從左右不同方面,都向共產黨本身的官僚體制開炮開刀呢?而其中尤以毛澤東最為激烈。雖然毛髮動的文革被徹底否定,但毛后改革開放中,官僚主義、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等問題,的確是越演越烈,現在是已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習近平總書記訴說「全黨必須警醒」的那些問題,絕非一時一地個別的現象,而是體制機制本質問題,是共產黨的百年痼疾。早在百年以前,考茨基就將蘇聯體制概括為「國家官僚制」,完全移植蘇聯模式的中國,當然不能例外。
蘇聯體制具有極大的欺騙性,蘇聯建立並沒有開闢歷史新紀元,並沒有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龐大而無處不在的黨政幹部官僚,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新階級」。馬克思總結的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原則,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最高工資,要求全民普選,人人平等,沒有官民之隔,人民是主人,官員是「公僕」。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重申了這些原則,建政之初說了不少空話大話。但實際上無論是蘇聯,還是後來的東歐衛星國及中國,都不能將「巴黎公社」原則落到實處,也無法落實。為了維護虛假的「人民政權」,蘇聯在建政之初就推行嚴厲的書報檢查,1920年列寧將俄200多位頂級知識分子驅逐出境,自后黨的宣傳部嚴密控制輿論,箝制思想。若開放報禁允許批評揭露,虛假的蘇聯政權就站不住。
蘇聯政制的核心「民主集中制」,就是一個欺騙性制度。列寧最初提出的是「集權制」,並明確說黨組織要象戰鬥「部隊」,根本沒有「民主」二字。只是因為黨內馬爾托夫等人的質疑,列寧才加上了「民主的」定語,不過是修飾一下。強調軍事化「服從-紀律」的「民主集權制」,在「地下黨」時代行用情有可原,但執政后推向全國就產生了「國家官僚制」。又民主又集權,自相矛盾本身就說不通,但卻被吹噓為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大」、「最好」的民主,實際上是打著民主的旗號行集權專制之實。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時期,推行「民主集中制」是真正實行過民主的,蘇聯垮台後在蘇聯東歐都重新推行議會民主。然我國執政黨不但至今仍死抱蘇聯「地下黨」時代的組織原則不放,把「民主集中制」寫進黨章和憲法,而且入黨仍保留「地下黨」時代的誓詞:「嚴守黨的機密!」都執政60多年了,幾千萬黨員對十幾億非黨群眾,還能有什麼「機密」可守?「地下黨」的「民主集中制」還成了「人大」、「政協」這樣公開的民意機關的組織原則,而且8個假黨--所謂的「民主黨派」,也如此照搬,這十分荒唐可笑!但在中國卻見怪不怪。其實,「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方方面面的層層服從,是把整個國家建成等級森嚴聽從命令的大部隊,體現的是典型的「國家官僚制」,是一個早已過時了的僵化落後制度,其本身就是改革對象。
三、黨政幹部特權凝固化和「花錢買改革」
國家官僚制可不得了,有學者估計,我國官員之數是國民黨統治時的10倍,是古代王朝的100倍。為了掩蓋官僚制統治,官僚稱呼被改為「幹部」,但無論是黨的幹部還是國家幹部,都是按「級別」拿工資的,由國家財政供養,實際上是由人民供養。「級別」越高收入越高,且權力越大,享受的特權也越多,與勞動人民之間的距離也拉得越大。按照共產黨革命理論,勞動者打倒剝削階級地主富農資本家,當家作主再也不受剝削了。但實際上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農民都一直被壓在社會最底層,工人雖比農民好,卻難以和幹部階層攀比,工農權益實際上一直被剝奪。
蘇聯體制說穿了乃是由國家充當總地主和總資本家,黨來收租稅,以養活幾千萬黨員幹部,建立起一個新的等級森嚴的特權社會,產生了一個魚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幹部新階級,勞動者是被統治被剝奪者的地位,並無實際改觀,寡頭統治鐵律並不因革命而扭轉。早在列寧時期,蘇聯黨政幹部特權就已十分嚴重,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發布《關於同浪費做鬥爭》的通告信,列舉蘇維埃高幹「普遍地去國外治病,去德國治病,甚至派自己的親戚陪同」; 有些領導的家屬長期住療養院,化國家的錢,圖自己的享受;幹部「去餐館花費了過大的開支」,「負責人住的住宅裝修得過於奢華」;甚至有官員「玩賭博(賽馬賭、羅托賭、紙牌賭)」,「帶賽馬私人出行,玩賽馬」等等。這種寄生蟲生活,與剛被他們打倒的地主資本家相比,又能有什麼區別?到勃烈日湼夫統治時期,高幹特權更是公開化普遍化。體制機制的全面僵化和黨政幹部特權的凝固化,使蘇聯病入膏肓,勃氏死後雖幾經改革也不見起色,最後是亡黨亡國。
蘇聯不行了,中國怎麼辦?「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而一路走來的中國共產黨,該怎麼辦呢?應該說毛澤東、鄧小平都很清醒地看到,必須擺脫蘇聯模式,探索中國人自己的發展道路。但二人一左一右,招式大不相同。
毛澤東的文革極左革命是昏招,表面上把馬列口號喊得震天響,實質上是把專制老祖宗秦始皇、明太祖請了回來。毛不加掩飾地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搞赤裸裸的極權專制,黨政軍合一的「革命委員會」,較之蘇聯體制還不如。毛野心很大,自己人民沒飯吃,卻封阿爾巴尼亞為「社會主義明燈」,而不惜血本地支援,要勒緊褲帶搞全球革命,「解放全人類」。可憐兮兮在專制禁錮下的億萬民眾可被害苦了,就是高幹子弟簿熙來、習近平等也很苦,其父輩簿一波、習仲勛被關押。十年折騰,雖一片肅殺,但體制機制依然我故,除倒退外,沒有任何突破。
鄧小平改革所謂「撥亂返正」,並不是將毛澤東極左「法家路線」復傳統「秦政」的船頭,撥回正統的蘇聯路線,而是撥向「右」,駛向西方!這一點十分重要,十分十分重要!別人看不明白但我看明白了。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向西方學習」就被官方重新公開提倡,雖然向西方學習當時主要指科學技術、科學管理,但在文革時誰敢說一句學美日英法?不管學什麼,誰說誰准被打成反革命。
為什麼要轉而學西方呢?是因為其時東西方「和平競賽」已初見分曉,中美日破冰后,鄧小平等大員首次出國就被所見震驚,有隨員說在日本看到的是「車水馬龍」,在美國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小汽車「象蝗蟲一樣」,這就是現代化,連最保守的軍頭王震在英國也感嘆,在此看到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鄧小平他們象毛澤東一樣,早已看不起落後的「老大哥」蘇聯,對僵化的蘇聯體制弊端看得也很清,極左革命高潮時,就連台灣等「四小龍」都發達了,鄧清醒地看到,中國已走進死胡同,故多次講:「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改革之初把船頭撥向西方,是很自然的。鄧小平改革也有所突破,主要在經濟上,突破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學西方搞市場經濟,成就極為巨大。政治上鄧持重以維穩為要,但也說過50年後中國可以搞「普選」,改革先易后難,先經濟后政治,總體上是要與國際接軌,最終拋棄蘇聯模式。
但改革一開始就遇到強大阻力,以後阻力越來越大。阻力在哪?就在於根深蒂固的官僚特權階層,即依照蘇聯模式在建國之初就遍佈於黨政軍各方面盤根錯節的幹部「新階級」。這些人在文革中雖吃盡了苦,剛提改革時他們並不反對,但一觸及體制機制,就本能地抵制。這些人或親身經歷蘇式紅色革命,打天下坐天下,或受主義灌輸自信是紅色接班人,對蘇聯模式感情深厚,一聽說取消計劃經濟公有制就渾頭火起,更不用說政治改革。鄧小平要搞「棹頭西」的改革,其實是很艱難的。據改革之初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有一次,我談到我在軍隊的同學也在做生意時,父親說:這是小平決定的事。黨的工作重點轉移,搞經濟,做生意,改革開放。這個事情,黨內有阻力,如果軍隊再反對,事情就更難辦了,就可能搞不起來。現在的辦法,是把軍隊也拉下水,一塊搞。這可以使改革開放減少阻力。小平也不會不知道這個辦法的危害,可軍隊的事,小平也是難哪!」這段話說得非常實在,也寓意深刻。分析這段話,我們可以還原改革之初的內幕盤算,清楚地看到阻力之所在,看到改革啟動之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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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清楚上世紀80年代改革之初出現全民經商,幹部下海,軍隊走私的熱潮,中國人民解放軍辦的藥廠「三九胃泰」,竟公開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做廣告。對越南作戰回國的部隊,公然在馬路上倒賣軍用品做起了生意,時為營職幹部現任上將的劉亞洲看見后,即給軍委秘書長楊尚昆寫信諫止。又據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回憶,他當年任青島市委書記,嚴禁本市搞走私,但附近煙台、威海軍隊走私汽車他卻管不了。江澤民被問及上台後乾的第一件值得稱道的大事時,爽快地回答說是禁止軍隊走私,給軍隊「吃皇糧」。朱鎔基上台更是下大力全面查禁走私,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先前我們難以理解「官倒」及軍隊走私,這種很難想象也難以啟齒明顯地危害國家的怪事,竟敢光天化日下公開干!通過紀坡民的點破,使我們知道了也理解到,改革開放啟動是多麼多麼的艱難!「新階級」打不破繞不開,連鄧小平也不敢觸犯既得利益集團,採取的是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辦法,給黨政軍官僚好處,「拉下水,一塊搞」,讓他們搞「官倒」當「富家翁」,才衝破阻力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所以,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花錢買改革」。
怎樣評價鄧小平這一招呢?象歷史上正面評價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一樣,我們也應正面評價鄧小平的作為。面對體制機制難題,鄧敢作敢當,採取迂迴曲折的辦法,繞過凝固化的官僚特權利益,成功啟動了改革。改革過程中軍隊的利益既得到保障,也就成了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堅強後盾,就連林彪嫡系老部下原 「四野」四縱參加過「塔山阻擊戰」的張萬年,也高呼:「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但是,負面影響也相當嚴重,宋朝出現的「三冗」在中國現今也出現,所謂冗官、冗兵、冗費,鄧小平雖對軍隊「消腫」,讓軍轉幹部到地方照樣當官吃糧,但除加深了地方官的冗贅外,冗官冗費頑症始終革除不了。這其實也是「國家官僚制」老毛病,在改革開放「花錢買改革」的形勢下,幹部官僚冗散腐敗更是泛濫成災。
花錢買改革,幹部特權不敢碰,反而要著力維護,於是乎有了「顧問委員會」、「老幹部局」,菜疏肉食有所謂「特供」,高幹病房更遍地開花。
《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刊文披露,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撥給農村合作醫療的經費僅為象徵性的每年500萬,地方政府再配套500萬。 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錢。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離退休高幹卻長年佔據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一年開支500多億元, 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官員們的公費醫療佔去了全國財政衛生開支的80%。而且, 目前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權城市。北戴河的中央國家機關療養院超過100家,家家院落寬敞、樓宇林立、樹木蔥蘢。301醫院高幹病房一個老幹部的醫療費用,可以超過一個鄉一個鎮幾萬人所費,對已近植物人的高幹的護理,可以不計成本。怵目驚心的數據說明,黨政機構那是在為人民服務,全是在為幹部官僚們自己服務。最近披露國家地震局經費僅千分之一用於預報業務,其餘絕大部分用於養人蓋樓房補福利等以及「三公消費」。各級政府有不少機構的設置,就是為了安插冗員吃皇糧,如平原地區沒有林木的縣有林業局,從無地震的縣也設地震局,且廣設副職,有的乾脆不上班「吃空餉」,當寄生蟲,享受特權吃冤枉的幹部無可計數。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計算,我國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有4千多萬,「吃皇糧」的達7千多萬人,18個老百姓要供養一個官員。改革中有幾千萬工人下崗,但幹部卻幾經「精簡機構」也不見下崗者,無崗也得養著護著。中國的國家財政一半以上是用於養官,行政開支「超英趕美」,「三公消費」是天文數字。前廣東省長黃華華說:「過去副省長以上才有專車,現在有的股長屁股後面都『冒煙』」。公車私用也耗費了無數國脂民膏,其情形與王朝時代當官做老爺,出行要人抬轎,沒有什麼兩樣,反映的是體制性腐敗。
出生延安的「高幹子弟」陸德在2011年的一次集會上,痛心疾首地發言:「我們黨的腐敗現象嚴重。我是搞經濟研究的,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公款用車4083億、公款外出旅遊3000億,2004年我們財政收入3萬多億,1/3拿去吃喝玩樂了。請問,全世界有哪一個政府敢這麼花錢?公務性支出,美國在這方面花的錢,占整個財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國是6.5%,韓國是5.06%,英國是4.19%,日本是 2.28%左右。我們中國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們,37%,是美國的4倍。為什麼?沒有監督,沒有制衡,這種現象再發展下去怎麼辦?」陸德是老資格的中宣部長陸定一的兒子,他出生時瘦弱難養,在艱苦環境下,是朱德總司令將自己那份牛奶省給他吃,才活了下來,為感謝朱老總其父給他取名陸德。這樣的「官二代」,發言竟如此尖銳,是憂黨憂國憂民!陸德把腐敗性「三公消費」歸結為「嚴重的封建殘餘」,是當年他的父輩奮力革命要剷除的東西,現在竟「愈演愈烈」, 所以痛心疾首心肺俱焚。
但陸德把官僚特權腐敗歸結到子虛烏有的「封建殘餘」頭上,仍是在為體制開脫。我前面說過,蘇聯模式的黨政幹部體制,自建立伊始就沒有「先進性」可言,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都無可避免地出現「國家官僚制」病症,後來愈演愈烈是本身體制問題。「舊社會殘餘說」則把責任推給了別人,其發明者是布哈林,意指先進的蘇聯不是官僚體制,諸多官場惡習乃舊社會遺留,其表現為官僚主義而非體制,以後會加以克服並越來越好;多數共產黨人本質也是好的,個別黨員腐敗是受資產階級侵蝕,經教育可以恢復「純潔性」。據此毛澤東在開國之初也提出「糖衣炮彈說」,重複布哈林的論調,說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織成的人」,個別人腐敗是被階級敵人用「糖衣炮彈」擊中,所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好吃懶做等都是舊社會的遺留,屬於剝削階級。這類自欺其人的說教現今是不值一駁,既然是舊社會剝削階級「遺留」,那麼建國都60多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遺留」本當越來越少,為什麼反而越來越多了呢?可見絕非什麼「遺留」。習近平說得好,「物必腐之,而後蟲生」。問題的根本不在別人,而在於執政黨本身,是自身腐爛了,要警戒自己,而不是警惕別人,改革的手術刀應該揮向自己。
四、不揮重刀革除「蘇聯模式」病體,中國就不會有出路
中國改革走到今天這一步委實也不容易,但攻堅戰還在後頭。有人說前30年改革,好改的都已改了,留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的成敗就在於敢不敢改自己,必須將改革的手術刀揮向自身,刮骨療毒,除蛆祛病,改變政治行為方式,才可能有前景。
然而,百年沉痾的「蘇聯模式」黨政官僚病體不可小歔,在中國,蟻附於體制吃飯的人太多,權貴們死抱權力不放,幹部特權利益凝固化,因而積重難返,自我改革的難度極大。就拿8200萬共產黨員來說,其數早已起過英、法全國總人口,而與德國總人口相當,不出幾年可能達到1億黨員,成為世界奇觀。
這樣龐大臃腫的黨,又如何能稱之為「先鋒隊」?上下都「與中央保持一致」,沒有個性只有黨性,內部沒有派別,只能是虛假現象,一致都聽從中央領導,簡直是裝聾賣傻,荒唐可笑。入黨可以做官,其中又有多少蠅營狗苟之徒,是削尖腦袋鑽進體制內營私,以求晉身享受特權呢!8千多萬黨員中,有一半以上與權力沾邊,
是各級各類幹部,他們中若能有一半具有「先進性」、「純潔性」,中國的事都會好辦得多。可惜「先進性」、「純潔性」這些客觀上並不存在的東西,無法落到實處,再宣傳教育也無用。
龐大的黨政幹部既得利益集團,表面上做一套,骨子裡是另一套,他們最怕打破現狀喪失特權,竭力「維穩」維護既有利益格局,想方設法阻礙實質性改革。中國的腐敗問題實際上就出在黨員幹部身上,官員財產申報公示是世界公認的反腐利器,但在中國喊了20多年,就是難以推行。為什麼呢?所謂技術上有難題是借口,老試點不推行是有意拖延。據說尉健行、吳官正任中紀委書記時還真抓了一下,官員們向中紀委報的身家幾乎個個是百萬千萬,雖不貪污不受賄,其合法收入就比普通百姓多得太多,與馬克思所謂幹部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最高工資的標準差距太大,於是乎不敢公示了。因為一公示,馬上就「坐實」了德熱拉斯所 謂普遍享有特權的「新階級」的存在,是「走資派還在走」,黨長期欺騙灌輸的階級「先進性」、「純潔性」、「公僕說」等,都會馬上露餡,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顛覆性的,其勢等於自殺!為此,中共高層也很傷腦筋,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終難以見公婆(人民),其執政合法性由此受到嚴詞拷問和嚴酷挑戰!連台灣馬英九、
香港梁振英及西方各大國領袖都公示家產,為何唯獨中共不敢公示呢,自稱「先進性」的中共黨政官員,又有什麼臉面面對治下的百姓?
然而,問題的根子其實還不在中共,「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及各蘇式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一個敢於公示幹部財產的。因為蘇聯體制的本質就是對大眾的管制和欺騙,龐大的黨員幹部階層是黨國統治的基礎,若不好好供著養著給點特權,金字塔型的龐大等級官僚體制馬上就會轟然而垮。蘇聯垮台後,新生的俄羅斯馬上就實行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普京和梅德韋傑夫得以和奧巴馬一樣,從容地公示自己的財產,而唯獨中國不能。為什麼中國不能,就是因為中國政治上仍然堅守蘇聯模式,官員財產公開等於自找死路。不但官員個人財產不敢公示,政府各部門行政開支、三公消費等,也不敢透明公開。在當今中國連改革也要花錢來買,入黨當官多是為了撈好處,在廣大農村有眾多的黨支部書記,他們並沒有什麼國家幹部編製,但每月也是要領錢的,國家轉移支付給農村的扶貧款,也大多轉入了員外幹部的腰包。大量事實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並不具其所吹噓的「先進性」,甚至也沒有什麼「中國特色」,而是完全照搬蘇聯模式。如現今法學界與民眾廣泛詬病的 「勞教」制度,也是移植於蘇聯。黨政官僚腐敗是體制性的,其所有問題在前蘇聯東歐都早就頻頻發生,且根治不了。因而,並非揭發審判百十個貪官,就能解決問題,必須改變體制機制,在政治上剔除腐朽的蘇聯模式。
中國這幾十年改革,在政治上對蘇聯模式也有一定的修正,理論上提出了「三個代表」全民黨說法,制度上取消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終身制,總書記任期現在確定為兩屆,掌政僅10年,老幹部雖養尊處優,但確立了其放權離休退休制度。能做到這些,也確實不容易。中共十八大對幹部腐敗等問題,也提升到 「亡黨亡國」的高度,習近平表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要將改革的手術刀對準黨自身,「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決不能手軟」。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11月19日在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全體黨員幹部大會上,提出要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著力整治「庸懶散奢」等官僚主義風氣,強調反腐倡廉要常抓不懈。中共新領導層一上任就著力部署反腐工作,號召講真話干實事,不搞官場繁文縟節形式主義,不講空話套話,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表現出重啟改革的新銳之氣,一時備受各界關注。但我認為,要做的事還多,重任重壓挑戰考驗還在後頭。
改革不能只限於反腐做表面文章,要從根本上改變產生腐敗的體制機制,既要治標,更要治本。當今中國的改革實已走到分叉路口,腐朽蘇聯遺留給中國的「國家官僚制」已積重難返,已經成為當今改革的主要對象。黨政不分金字塔型的黨國體制渾身長滿了毒瘤,貪污腐敗是毒瘤,高額「三公消費」是毒瘤,高幹病房是毒瘤,幹部特供是毒瘤,老幹部局也是毒瘤等等,要揮刀將其割除之。另外,蘇聯模式的政治行為方式,所謂民主集中制、政治局、書記處等一套集權方式,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也要逐漸革除變換,代之以民主憲政。執政黨要在憲法框架下執政,允許人民監督,允許反對者說話,政務公開,陽光執政,改革體制機制,徹底剔除腐朽蘇聯那一套。
但我國改革至今仍然是在原有體制上修修補補,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在大框架上仍然堅持蘇聯政治模式,其中一條即是堅持列寧主義,對已自取滅亡的蘇聯模式不敢徹底否定,依賴既定路徑,仍堅守封閉落後的蘇式黨政官僚體制機制,甚至不服輸擺出反帝反資姿態,變換花樣搞意識形態鬥爭。前文提到的紅二代陸德憂黨憂國心肺俱焚,他在提到解決危局的辦法時,也只是提出要「真正落實」民主集中制。殊不知民主集中制乃地下黨時的組織原則,具有極大的強制性和欺騙性,要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靠強化組織紀律,強化舊體制機制,根本就不會有出路。
本來,蘇聯垮台自己也已徹底否定了自己,哪為什麼我國還在堅守呢?答曰:怕體制崩潰會亂,所以要「維穩」,要竭力維護既有利益格局。於是有人公開說:不要把老幹部逼到牆角!老幹部局千萬要把離退休老人照顧好,高幹病房再腐朽也不能撤。又有學者提出所謂「存量民主和增量民主」說,在路徑鎖定不觸犯權貴「存量」利益的基礎上,只對「增量」蛋糕進行分割,凝固化的既得利益黨政幹部官僚集團,連鄧小平都動彈不得,誰還能動?只有在承認和優容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在中國推行改革。如此這樣的「增量民主」,實際上是花錢買民主。還有人提出花錢買憲政的「黨主憲政」說,試圖在承認一黨專政的前提下,乞求黨能遵守自己制定的憲法,執政黨能在憲法框架下行使權力。又有人提出:「對一些高層貪污官員實行有條件的部分赦免」,以換取他們對官員財產公示制的支持, 「以減輕那些已經有腐敗行為的人對反腐敗的抵抗」,減輕體制內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對此,學界還有過一番討論,仍然是「花錢買改革」、「花錢買穩定」的思路。
花錢買改革、花錢買穩定、花錢買民主、花錢買憲政、花錢買官員財產公示等,乍聽起來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悲,但並不是說一點道理都沒有,用贖買來減少改革阻力,以妥協換取既得利益者讓步,若真能推動改革,也是可圈可點。天價維穩也確實買到了幾年穩定,當然,花費的天價都是納稅人老百姓埋單。中國百姓乃是最堅忍最馴服的百姓,為此廣大民眾忍氣吞聲,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是,執政當局似乎並不買賬服軟,前不久政治局常委吳邦國就曾盛氣凌人地「鄭重」宣告所謂「五不搞」,其執拗與清末新政改革關鍵時刻朝廷宣布「五不議」,有得一比,對鬆動體制放權讓利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對憲政民主沒有半點妥協的空間,仍然堅持列寧黨斯大林政體不動搖。明知蘇聯垮台其制其路錯了,為保特權也要堅守列寧斯大林創立的政治行為方式,仍然是槍杆子筆杆子「二杆子」幹革命,一手拿槍維穩鎮壓,一手握筆欺瞞矇騙,為固守既得利益而不肯作根本性改革。
蘇式「二杆子」革命政權其實相當脆弱,蘇聯70年主要是靠強力鎮壓和謊言維持,對思想管制更尤為堅決,馬克思堅決反對的書報檢查,在列寧那裡根本就不加理睬,其建政之初就嚴厲推行黨禁報禁。這一點在中國也貫徹得相當徹底,至今也未見鬆動跡象,為掩飾遮羞花錢養了8個假黨,「肝膽相照」充當花瓶,「多黨合作」尤如演戲,雖演技極其拙劣,卻至今仍在假戲真做;中宣部對報刊媒體的強力管制,更是日盛一日,「黨管輿論」,為什麼要管制輿論呢?就是因為自身太虛假,生怕有人揭穿影響其「維穩」大業。蘇聯政體的欺騙本質,蘇聯人自己也有很好的總結,蘇聯垮台前夕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總理雷日科夫總結得最明白清楚:「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是在報紙上,還是在新聞上,還是在講台上,都是謊話連篇。我們一方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方面為彼此佩戴勳章,所有人都這麼干,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這樣一個政體,雖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招牌,若馬克思在世未必會認同,「中國特色」也很難說就是這個樣子。中國人「以俄為師」搞「二杆子」革命,移植蘇聯模式,可以說是吃了大虧上了大當,若不加醒悟改弦易轍而死不回頭,只能是死路一條!
然而,全面移植了蘇聯模式而要將其完全剔除也不容易,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一種政治統治或管理體制形成以後,都會形成路徑依賴,形成現存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古今中外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一批人,他們吃體制飯,力求鞏固既有制度,阻礙一切改變現狀的變革,即便是不得不接受某種改革,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變換手法使變革有利於鞏固和擴大他們的既得權益。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蘇式革命坐江山的人,百年革命60年紅色江山,從官一代到官二代、三代有好幾千萬人,他們死也不肯承認蘇聯垮台紅色革命破產的鐵的事實,對蘇聯體制情有獨鍾,死抱意識形態「唱紅」企盼「革命高潮」的到來,實際上是不顧國家利益民族前途只顧自己特權不失。當今改革最大阻力就是特權凝固化的幹部「新階級」,他們壟斷了一切權力,橫亘在改革之路上要買路錢,誰也得罪他們不起,中國要改革必須正視他們,必須滿足他們的利益得到他們的同意。幹部官僚「新階級」是百年蘇式革命的產物和獲利者,是共產政治的百年難題,百年前馬克思、恩格斯的德國嫡傳弟子考茨基、盧森堡就對其有深刻地分析批判,如今更成了中國改革的「老大難」。
中國的改革是全方位改革,必須改變現存體制。改革就是要破除蘇聯模式舊體制,執政黨必須對自身體制動手術!在經濟上拋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后,政治上、意識形態上也要拋棄蘇聯那一套,否則,就難有作為。如今改革是不進則退,前程充滿荊棘,成敗難以預料,搞得好,可以走向民主憲政均富的光明大道,搞不好,也可能陷入動亂,輪迴到毛式不斷革命的陷阱,不但前功盡棄,而且可能萬劫不復。這就要求改革者能放下身段,不再固步自封,多傾聽人民的聲音,少計較自身得失,首先是要在思想上衝破一切禁區,敢於反思自身革命歷史,盤算新的出路。中共十八大召開后,人們對新任總書記及其執政團隊寄予了無限希望,希望改革有新的思維,能開創新的局面。舊式高壓和天價維穩難以持久,花錢擺平各種複雜矛盾實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如今的改革,必須向體制開刀,解決集權專制而不受制約的政治體制問題,實行民主憲政。所謂憲政,就是限政,憲法是限定政府的權力,界定人民的權利,對此共產黨表面上並不反對,實際上卻不遵循。凡事總是高喊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領導。而要加強領導,必然是強化舊體制舊機制,用的是效用遞減的老把式,不但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可能走向反面。同時,加強黨的領導又必然要擴大強化組織,要增加費用,這又為尋租腐敗陡然增加了空間,冗
官冗費於是惡性循環。
黨的領導還有沒有限度,黨一定就要凌駕於國會憲法之上嗎,加強黨的領導到底還能強到什麼程度?能不能換一種思維方式,改變政治行為方式,放鬆放鬆黨的領導呢?對此,海峽對岸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老同學蔣經國,在台灣政改轉型關鍵時刻的兩句話,很有啟發意義。其第一句話是:「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其第二句話是:「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侯不去用它」。經國先生也是高幹子弟「官二代」,也移植蘇聯模式列寧黨「民主集權制」,搞過高壓統治,但在憲政轉型緊要關頭,卻能以大無畏的勇氣,告別蘇式一黨專政。他下這個決心一定也很難,也要顧及百年老店的國民黨黨政軍特憲幹部既得利益集團,然一旦衝破了思想禁區,想清楚了下了決心,就義無返顧地與舊體制告別,踏上了憲政新坦途,而天也並沒有塌下來。其上述兩句話,也成了政治名言,成為中華民族政改的經典。有人說在大陸中國推行憲政,就會馬上天下大亂,但我看是不會的,相反,不改革長期高壓天價維穩,反而有崩解的危險。
當然,政改牽涉面多很複雜,並非易事,還是要有序進行。首先,是要轉變觀念,要下大決心,敢於衝破思想牢籠。這就要求執政黨要有新思維、新的政治觀念,要繼續解放思想,為中國人民的福祉和自己的前途,探索新的出路,不再依賴既定路徑,死抱已經滅亡的蘇聯模式不放,不再因循守舊抱殘守缺。新領導層要有足夠的膽識和智慧,敢於放鬆控制,告別舊體制舊機制,探索新體制新機制,大刀闊斧地割除自身毒瘤,破除改革阻力。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后,隨即「南巡」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發話說:「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對下一步改革,表示了很大決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王岐山,也讓大家讀托克維爾反思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對體制內黨員幹部亦可謂是意味深長。改革將決定中國命運,改良和革命從來就是世界各國政治變革的兩個關口,未來5年至10年對中國十分關鍵,不會再有更多的時間任由當政者以高壓和天價維穩了!穩與不穩在於改革,要穩中求變,變中求穩,改革者須抓緊時機,勇闖禁忌,主動告別政治壟斷,化被動為主動。在新一輪改革中,直面億萬民眾,多一些讓步妥協,開誠心,布公道,公開性,講真話,干實事,勇開拓,徹底放棄令人作嘔的蘇聯欺騙性政體和政治行為方式,切切實實地推進憲政民主,避免革命動蕩,力爭改革的最好前景。 (2012.12.28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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