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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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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德強：《教育不公影響深遠》

作者：武宜三於 2012-12-22 10:0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流水日記|已有1評論

關鍵詞：教育, 影響

教育對現代化建設、對提高全民族素質以及決定國家未來發展和命運的作用，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執政黨和歷屆政府對教育的戰略地位和作用，都有高得不能再高的肯定。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實力已躍居全球第二，各項建設事業空前發展，許多方面的改革也卓有成效。但比較起來，教育領域卻相對滯后。教育事業特別是高等教育雖有躍進般提速，但很難稱得上是「科學發展」;至於改革，長期以來，更有負人民的期望，以至舊弊未除,新弊又生，常為人民群眾所詬病。如: 受教育權利的不平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公；辦學思想、教育內容的意識形態化、功利化；學校管理體制的行政化；高校規模的貪大求全；學校追名逐利，學風浮躁，學術腐敗等消極現象不斷孶生；學生道德水平下降，公民意識淡薄；應試教育模式長期得不到糾正，等等，都亟待改革。其中，受教育權利的不平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公，已經涉嫌違憲，如再長期得不到糾正，其影響尤為深遠。

（一)

一、教育投入不足，與經濟增長嚴重不協調。由於歷來欠賬過多，加大了解決教育不公的難度。

30多年前，黨和政府就提出，為落實教育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發展必須與經濟建設同步。近20年來，《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教育法》又規定，國家每年教育經費的增長應高於當年財政收入增長的比例，國家投入教育的經費應達到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二三十年過去了，這些目標始終未能實現。「十二五規劃」又提出2012年要達到上述目標,是否能做到，並不樂觀。據官方統計，2006年，教育經費僅占GDP的2.86%，2011年也只有3.5%。比我國人口僅少1.3億的印度（12億）相比，也相差近一倍。全世界各國平均教育經費佔GDP4.1%,美國和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為6—9%，中國還不如非洲一些落後國家如烏干達等國。

是我國沒有經濟實力嗎？決不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GDP從3600億元猛增至2011年的47萬億，增長130倍。財政收入從1978年的1132億增加到10萬多億，增長近100倍。我國人均GDP 已達4200元。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外匯儲備僅次於美國,達3.2萬億。是國家拿不出錢投入教育？也不是。各級政府行政管理經費，僅從1978年到2005年就增長了87倍，2010年政府開支就用去當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的70%，僅用於各級官員的「三公」消費就近一萬億，相當於全年教育經費的兩倍。據專家計算，按1993年教育法規定的GDP4%計算，國家拖欠的教育經費將達數萬億。

在一個有十幾億人口、文化教育基礎薄弱、亟需提高全民族素質、正努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國，以GDP的4%投入教育事業，已經捉襟見肘，何況還有多年欠帳，加上主管部門調配失當，缺乏遠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就難以避免。

二、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種種表現

首先，教育經費分配不公。

中央一直強調，普及教育是教育事業的重中之重。我國人口的絕大部分在農村和小城鎮，辦好中小學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質、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關鍵。但國家對這些地區投入的教育經費，只佔23%，其餘77%都分配給高等教育和大中城市的重點（示範）學校。

我國勞動力資源主要在農村。但6.7億農民中，高中以上學歷只佔13%，小學36.77%，受過工農業技術訓練的僅5%，文盲半文盲占5%。而城市人口擁有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的人數，分別是農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中國農村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15%，可農村教育經費只有全世界總教育經費的1%。這種狀況，極不利於教育的均衡普及和農村的人才成長以及城鄉的現代化建設

而分配給農村和小城鎮的經費，絕大部分要縣、鄉自己來出，中央只直撥3%，省撥7%，縣撥12%，其餘均由鄉鎮和農民負擔。條件較好、比較富裕的沿海、中東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尚能支付，窮困地區、邊遠山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財稅收入十分拮据，有的甚至連發政府人員工資都很困難，除了靠賣農民土地開支外，就靠擠占教育經費。在這樣的困境下，學校只能因陋就簡，無法改善辦學條件、維修校舍，以至屋漏房塌事件不時發生。近年又連續發生幼兒園、小學、中學校車事故，死傷多人，主要也是學校無錢維修舊車、購置新車造成的惡果。而全國專為官員們服務的公車，每年就花掉國家3000個億。

在大中城市，高等學校除中央和省、市撥款充裕外，還加上各種名目的收費，條件優裕得多。有的重點大學，評上「211」、「863」等各種名目的「工程」，就可獲得千萬以上甚至數以億計的經費。據報道，北大、清華評上「211」工程后，就得到12億到15億的額外撥款。有的專家計算，一些高校每年得到的財政撥款，就相當於農村幾百所小學的全年經費。

京、滬、津、穂等大城市的小學、中學所得到的教育經費，與貧困地區的農村相比，也有天壤之別。全國普通小學的生均教育經費，北京為5836.26元，而貴州省只有579.26元，兩者相差10倍。據5年前一些報紙披露，廣州一所中學用2.6億元建新校舍；另一所以2.5億建科學城。而廣東東西兩翼偏遠的農村中小學，連水電費都交不起。據報導，廣東全省5年前尚有20萬中小學生在危房中上課，至今解決了多少，尚無公開說明。北京某示範小學，校舍、教室、廁所等均按星級賓館裝修，一間教室的裝修費用，足夠農村小學一年的經費。

第二、因教育經費投入不公導致的其它資源分配不公也很嚴重。

這種差距不僅表現在城鄉之間，也反映在大、中、小城市之間。即使在大、中城市，市、區重點校、示範校同一般學校的其它教育資源，如師資、校舍、圖書、設備、運動場館、活動場所等也有很大差別。在師資方面，地處邊遠山區、貧困地區的農村學校，本來分到的教師就少，他們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也遠低於大中城市，晉陞、進修機會又少，看不到發展前途，學校常常留不住水平和學歷較高的老師。據陝西師大的調查，全省城市初中教師學歷，本科平均占73.81%，農村只有42.19%。不少農村學校代課教師幾十年如一日地獻身教育，卻不能轉正，只好外流轉業、打工。而大中城市則有條件留住好老師並能不斷補充、更新。

許多貧困山區的學校，校舍極為簡陋，有的教室仍是「破屋子，土檯子」，不能擋寒、遮風、避雨，「冬天生凍瘡，夏天淋大雨」是常事。不少學校連上體育課的運動器材也少得可憐，教室照明設備更差，有的甚至窮得連教師用的粉筆也要定量、控制。過去，不少地方政府曾響亮地提出「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動聽的口號而已。

而大中城市，特別是京、津、滬、穂等地的中小學，動輒以上億、幾億的經費蓋教學樓、實驗樓、科技館、圖書館、體育館（甚至游泳池）。有的還費巨資豪華裝修，至於設電腦廳、錄像廳的，更是普遍。

所以有人說，「城裡的學校像歐洲，鄉下的學校像非洲」。其實，這種比喻並不確切，非洲一些欠發達國家的執政者比我們更重視教育，更懂得教育公平的意義。譬如辛巴威、喀麥隆、烏干達等，學校校舍、設備都不錯，城鄉差距很小。許多國家的義務教育早就完全免費。

第三、由經濟、社會的不公導致的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

（一），經濟上，財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農民、農民工、小企業工人、城市平民的子女上學難、上好學校難的困境加大了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GDP 翻了130倍，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不少提高，但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0.4%的富人佔有70%的全國財富。億萬富翁中90%是高幹子女，人均擁有6.7億財產。據有的媒體揭露，我國全國人大代表中的70位企業老總擁有的財富，就超過美國三大系統（立法、司法、行政）100位高官財富的總和。按聯合國提出的每天平均收入1.2美元的貧困標準計算，我國貧困人口超過1.5億，比印度高出許多。

2011年，國家財政收入超過10萬億，比1978年增長近100倍，但人們的平均收入僅增長30倍，。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我國城市人口平均年收入比農村人口高3倍以上。農村人口平均年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 %。最低收入甚至低於三十二個非洲國家。城鄉收入差距是世界前三名。

與此同時，教育費用卻不斷上漲。近年雖已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但各種變相的收費仍不斷增加。據報道，五年前教育亂收費已達5000億以上。貧民百姓供子女上非義務教育學校所需費用就更高。上一般高中每年至少3萬，上普通大學至少5萬，重點大學得花10萬以上。這對少數中等收入家庭來說，已感難以負擔，廣大農民、農民工、工人、城市平民更是望而卻步。難怪人們把上學難同看病難、買房難一起看成是新的「三座大山」。

收入差距拉大導致的上學難、升學難的後果，是很多貧困階層的子女，不到初中畢業就大量輟學。近年又加上各地「撤點並校」，許多幼小的學生，每天要翻山越嶺或步行十幾甚至幾十里才能上學，也造成不少孩子失學，成為村裡缺乏關愛和教養的「留守兒童」。據調查，一些地區，初中、小學輟學率已達30%。這就導致大量文化低的勞動力流入社會而繼續成為底層成員。而有錢有權的卻可供子女上高層次、高質量的學校，有機會成為社會精英、國家工作人員，進入中、高收入階層。

（二），某些制度性、政策性不公形成的身份歧視，也加劇了教育的非公平、正義。

最明顯的是城鄉二元體製造成的社會不公。這種體制實際上是對廣大農村人口的排擠和歧視。按理，無論城市或農村的居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合法的公民，都應在國家任何地方得到公平的對待，平等地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農民進城為市民服務，參加城市建設，不僅為自己增加收入，也是對城市不可缺少的貢獻，完全是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流動和遷徙的權利。但由於不合理的戶口制度和經濟、財政撥款的分割體制，2.4億進城的農民工卻享受不到城市人口同樣的權利。農民工帶未成年子女到城市，按義務教育法規定，當地政府有義務保障他們上學的權利，但是，幾乎所有大城市都不願接受他們入學。有的城市即使允許，也要收取數目不菲的寄讀費。由於索要的學費太多，這些低收入人群，不得不讓孩子輟學，跟隨他們進入低層次勞動力市場作童工。有的家長不甘心讓孩子早早失學，聯合起來自辦打工子弟學校，雖然因陋就簡，但師資、設備基本合格，也常常被當地政府勒令停辦甚至驅趕，包括北京這樣的首善地區，也不讓農民工自辦學校。

高校招生設限尤多。農民工子女儘管已隨父母在城市上學、居住，仍須回原籍報名、考試。大城市的高校，特別是重點大學的錄取名額，多半分配給學校所在的城市、大城市，西部的中小城市分得很少，縣、鄉及農村更寥寥無幾。錄取分數線，各大學也偏向所在城市和發達地區。 5年前，全國同題高考，北京學生考入北大、清華的分數就比湖北、河南低160分。有的省城學生，600分上不了錄取線，而北京，同樣分數可上重點大學。至於不發達地區的小城鎮和農村學生能考上重點大學的，更是鳳毛麟角。

上世紀五十年代，北大、清華一些系科每年招收縣、鄉及農、牧區學生平均可達30%；而據1999年的數據，兩校招收的縣及農牧區學生只佔17%，同縣鄉以下人口佔全國總人口70%形成鮮明對比。近年，一些重點大學已開始試點，增加西部地區縣以下考生錄取名額，試圖糾正這一偏向，但由於教育不公已存在多年，積弊太深，由此造成的城鄉教育質量已存在較大差距，要完全改變這一不合理狀況，也非短時間所能實現。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社會上存在的拜金主義、權錢交易、權力崇拜等腐朽風氣侵入教育領域，推波助瀾，也加重了教育不公的痼疾。近些年，受教育產業化、商業化的影響，加上有錢人家子女追求高學歷的衝動，許多城市高考錄取率高、條件好的中學，紛紛收取擇校生，把一些家長有錢有權但分數不夠的學生招進學校，讓他們接受較好的教育，順利考入高等學校。據專家在10個城市40所高中的調查，有20%的學生是通過交贊助費入學的（擇校費5萬以上，10萬、20萬不等），重點學校這類學生高達25.2%. 另有6.5%的學生，是因家長有權、有勢、有地位、有影響而能入學的。大連一所學校，2007年擇校費就收了420萬。農民、農民工、普通工人、城市平民哪能出得起這麼多贊助費，更不用說權力、勢力、地位了。這也是社會不公導致教育喪失公平、正義的重要表現。

（二）

我國憲法和教育法都明文規定，公民和他們的子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而實際上，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卻至今不能完全實現。教育領域的種種不公，不僅使得公民及其子女享有同等發展機會和權利落空，而且由此造成的後果更是嚴重和深遠。

第一，長期存在的種種教育不公，其嚴重後果之一是：埋沒了大量可造就人才，阻礙了優秀人才的大量湧現。

我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但人均GDP仍排世界百名以後，人均年收入是全球第 159位。要實現小康社會並進而進入初步發達國家行列，還有很長的路。當前和今後，我國將面臨愈來愈激烈、愈來愈複雜的國際競爭。而在競爭中取勝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各類優秀人才，就是高質量、高水平勞動力資源。沒有充足的、高質量的勞動力資源作動力和後盾，現代化建設不可能持續、平穩發展，也不可能贏得國際競爭。

我國人力資源主要蘊藏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弱勢群體中（農民、工人、農民工、城市平民及其他人民及其子女等）。這些人群得不到充分受教育的均等機會，只受短時間、低層次的文化科學知識教育，他們的潛能得不到開發，聰明才智得不到充分發揮，阻塞了人才成長的渠道，這是人才資源的最大的損失和浪費，是對我國實現強國理想最大的制約。如前所述，據農業部最新統計，我國農村4.9億有勞動能力的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僅占13%，小學36.7%，其餘為文盲、半文盲。這些人大都是因貧窮上不起學或中途輟學流入社會的。農村數以億計的人群受不到高層次的教育，不掌握現代科學技術，要建設現代化的新農村，進而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強國理想，是不可能的。這就是長期教育不公遺留下來的後果。這一後果，卻不是短時間能補救的。

第二，教育不公，加劇了社會、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長此以往，勢必影響國家、社會的穩定。

我國要成為現代化的先進國家，除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綜合國力尚須不斷提高外，社會經濟結構也必須不斷改善，使之合理。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畸形的國家，不僅難以成為現代化強國，而且會出現停滯甚至動亂的危險。

國際、國內經濟、社會學界普遍認為，一個國家，如果它的國民經濟普遍地、均衡地得到提升，中間階層收入比重最大，富裕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兩頭都較小的社會結構，即所謂「橄欖型」社會結構，是比較合理和穩定的。因此，有人把中間階層（也叫中產階級）稱為社會的「穩定器」。但富裕階層收入比重最大，

中低階層收入比重最小，社會財富向富人集中，形成T型結構，這樣的社會遲早會發生社會動盪。不幸的是，我國社會已經開始形成T型結構。據中國社科院調查，我國富裕入口的0.4%，佔有社會財富的70%，中間階層佔有的財富僅20%，占70%到80%的人口，都屬貧困階層。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同教育資源配置不公互為因果。長期存在的教育不公導致的低學歷、低收入、低層次群體的不斷擴大，也加快了我國不穩定的畸形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

這種狀況如不儘快改變，對整個國家的穩定發展，將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

第三，教育和社會的種種不公導致的最為深遠和長久的影響是：加劇了我國社會的貧富分化，而且出現了貧困的「世襲」效應（又稱「代際傳遞」效應）。長此以往，必將使貧富兩極凝固化，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的轉型和現代化，不僅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甚至會造成社會階層長期的分裂，加重社會的不穩定。

我國貧困人口中，包括70% 的農民及進城務工的2.4億農民工，以及工人、城市低收入平民。這些人，原來也是過去長期受教育不公影響的老一代。他們的子女，因父母收入不多，不能升學，或上不起好學校，沒有高學歷，只能像父輩一樣，在低層次勞動力市場就業，從事簡單勞動，不可能進入較高收入的「白領」階層，大多數人會永遠（至少是長久）處於社會的底層。由於經濟地位得不到提升，在社會上更是無權、無勢的「草民」。他們的下一代也會因父輩的貧困而繼續滯留在社會的底層。這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馬太效應」。有許多實例都可證明，這一社會現實早已呈現。據成都有關部門統計，在國家公務員中，父母是公務員的占33.3%，父母是富裕階層和中等收入以上的占60%，父母是進城務工人員的只佔2.8%。另外，外企、合資企業、國資委屬下公司中的職員，幾乎全部是大學本科以上人員，這些人中，來自農村的僅占2%。

一個社會，總會有城鄉、貧富等的差別。但是，一個健全、有活力的社會，必然會有保障社會階層上下流動（特別是由下向上流動）的合理機制和渠道，從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保障底層人群合理向上提升。這也是一個現代民主國家負責任的政府的基本職責。

嚴酷的現實告誡我們：如果我國政治民主化不儘早實現，社會、經濟結構得不到徹底改革，岐視性法規、政策不及早廢除，教育思想和制度不改弦更張，不儘快建立從下到上的階層流動機制，長此以往，很可能重現過去印度曾長期存在的種性社會、賤民階層，後果不堪設想。

我國改革開放已30多年，現正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執政黨和政府，必須百倍重視由於社會不公、教育不公造成的這些後果和深遠影響，認真抓緊解決。我認為，這也是當前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再貽誤時機，就是貽誤國家的未來！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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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教育不公影響深遠》補充參考資料（《南方都市報》2012年6月29日葛倩唐薇文）

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的課題調查數據顯示：一名高三學生，在不同省份，考上名校的機率最大差別是288倍！以北京大學為例，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個可以上北大，其機是安徽考生的41倍，廣東考生的37.5倍，貴州考上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

近年愈發凸顯了高校名額區域分配不均的矛盾。「211」「985「等一流高校，對很多地方考生而言，更是望塵莫及。

以北京大學為例，2011年該校在京招生223人，在貴州僅招25人，根據同年錄取數據，每萬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為1.27，廣東為1.4，貴州為1.48，河南為1.87，而北京卻是52.5.。復旦大學2009年，在上海本地，每萬名考生中錄取117.1名，在浙江則是5.2名，在北京4.2名，全國平均2.2名。上海考生進復旦的機會是全國的53倍，山東考生的274倍，內蒙古考生的28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