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仲樹回應﹕《錯亂了的神經——讀郝鐵川〈澄懷觀道說獨秀〉》 ...

本人曾是大陸陳獨秀研究會會員，親身參加了大陸為陳「正名」運動的全過程，也了解唐寶林先生《陳獨秀全傳》寫作與出版的情況，我是歡迎一切真誠的批評和質疑的。因此讀了《明報》11月24日刊載郝先生的文章，深為其掩蓋歷史真相、大膽撒謊而驚訝。

限於篇幅，僅舉三例如下：

一、郝文說：陳獨秀被攻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反革命，甚至漢奸、叛徒，「是改革開放以前某些人某些時期對陳獨秀的評價」，「但在改革開放之後……過去對陳獨秀的偏頗不實之詞早已得到糾正」。

這裡，郝文劃了兩條線：一是時間，改革開放前和後；二是局部與整體。誣陷陳只是改革開放前的「某些人某些時期」，而不是「官方」一貫的態度。那麼請問：至今中共當局還強調研究黨史不準突破「兩個歷史決議」，是不是官方態度？而正是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下了陳獨秀的十大罪名。

1935年起，中共駐莫斯科代錶王明、康生就無中生有地把陳獨秀打成接受日本間諜機關津貼的「漢奸——反革命」；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明在反毛鬥爭中失敗，但對陳獨秀的誣陷被毛繼承下來，在1949年後的《毛選》注釋中，繼續全文運用，這是不是官方態度？而這個定性，直到改革開放5年以後，由於廣大有良知的努力「正名」，才在中宣部的一個禁止為陳獨秀平反的文件《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中，偷偷地把這件事否定了，但把責任還是推到死去的王明、康生身上：

「30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但1937年至38年他仍拒絕黨中央對他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並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以後甚至公開撰文詆譭我黨游而不擊破壞抗戰，則當然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

需要說明的是：按郝文標準，這個文件是改革開放後的，應該代表官方的態度。那麼這時為什麼還不準民間為陳獨秀平反？甚至把黨的主要創始人和前五屆中央最高領導人不能「看作黨內人物」？對已經去世近半個世紀的陳獨秀和為陳平反的學術界人士打壓如此！可見在改革開放前又會是怎樣呢！

郝文說改革開放後官方對陳獨秀的評價如何如何正確，唯一的根據是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可那已經是改革開放24年後的事了。而正是這24年中大陸民間學者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為陳獨秀正名運動」，冒著極大的危險，忍受了多少次警告與處罰（唐先生因主持陳獨秀研究會並主編會刊，受到從中央到基層各級治安機關的5次警告和懲處。2003年11月陳研會也被民政部無理非法地取締了），才取得了為陳獨秀平反十大罪狀的成績，並被這部官方黨史大部分汲取（除「右傾機會主義」之外）。現在卻被郝文歸功於官方的英明。貪天之功攫為己有，冤案的製造者和平反的鎮壓者，轉身變為平反的功臣。真是豈有此理。

在上述中宣部文件4年後，1988年6月6日《新聞出版署重申幾類需經專項申報的選題的通知》中規定：「涉及黨史上陳獨秀、王明、張國燾一類人物的，地方出版社先報本省（區、直轄市）黨委宣傳部審批，中央級出版社先報各自主管部委審批，遇有把握不準的問題，提出自己意見，再報中央宣傳部轉中央黨史研究室審批。」「凡列有上述各類選題的出版社，請一律按照規定辦理專項審報手續，並抄報我署。未經申報並得到批准的上述選題，一律不得出版。」[1]

這個文件是改革開放10年後發出的，有力批駁了所謂改革開放後對陳案「早已得到糾正」的謊言。而且，這個文件至今還在運用。唐寶林先生的《陳獨秀全傳》就是在2009年大陸紅旗出版社與作者簽約並保證在當年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30周年出版的，但竟被審批者封殺了（後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為什麼？文件中說了：陳獨秀與著名的「叛徒、特務」王明、張國燾是一路貨。而且據大陸直屬中央的「第一」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負責人曾彥修先生說：「解放後，中央一直把陳獨秀的論著和研究陳獨秀的論著放在禁止出版的黑名單第一名。」

郝文把這個講話中稱陳是「五四運動總司令」的一段話，來說明改革開放後對陳評價一貫正確。但是，恰恰在這段講話下面，毛又說了陳後來與托派搞在一起反對我們「走向了反革命」，此其一；其二，這個講話是在1945年4月21日講的，而在前一天即20日舉行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以十大罪狀，把陳獨秀釘死在十字架上。而這個文件被廣泛宣傳，堅決貫徹至今，毛的講話，卻被封鎖，直到37年後的1981年才「偶爾露崢嶸」了一下。這就是郝文歌頌的「民主集中制」對正義和真理的踐踏。

郝文說：陳的過錯之一是「個人有專斷作風……在他掌握中共領導人權力的時候，卻沒有很好地發揚民主作風。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決定。」還借用李達的話說他有「惡霸作風」。

這就說明郝先生的無知了，他肯定沒有讀過90年代公開並翻譯到中國來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這套資料全面系統地反映了中共成立後怎樣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無論大到革命的路線方針、小到具體的方法策略，陳為首的中共中央都要執行莫斯科的指示。

據統計，在這套資料中，不計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作出的無數決議，單單聯共中央政治局1923至1927年就專門為中國革命問題召開了122次會議，作出了738年決議。然後這些決議作為指示、命令等，直接由他們在中國的代表執行後強加在陳為首的中共中央頭上；或者作為絕密指示發給陳獨秀個人，陳必須在對黨內保密的情況下（不能說這是莫斯科的指示），召開中央會議，轉化為中共中央的決議執行。

陳被開除後發表了一個《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說明了他曾多次反對莫斯科的指示，但都遭訓斥性的否定。原以為陳是文過飾非，待這套資料公布後，才知道真相。可以說在陳任領導人時期，陳基本上是一個傀儡，何有他的「專斷作風」；說他「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決定」，那是因為他無權「商量」，只能執行太上皇的決定。而且，翻開中共成立至今的全部歷史，人們發現，只有陳掌權時期是最民主的，沒有一件打擊處理不同意見者，沒有開除一個黨員，更沒有殺害一個同志，沒有一件冤假錯案。而在他之後的各屆領導人，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殺人如毛。對比一下，誰是「惡霸」？【明報專訊】

[1]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新聞出版法規彙編（1949-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25頁

附：郝鐵川﹕澄懷觀道說獨秀

【明報專訊】陳健民兄10月15日在《明報》發表了〈假如我們認真地推動國民教育——讀《陳獨秀全傳》有感〉一文，說「陳獨秀這位中共創始人的大覺大悟並不為中共欣賞，多年來陳獨秀或者被攻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反革命，甚至漢奸、叛徒，或者是半遮半掩，不願承認他的歷史地位」。健民兄說的這一情況，是改革開放以前某些人某些時期對陳獨秀的評價，而改革開放後，中共官方對陳獨秀則早也不是這樣評價。2002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再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是中共最權威的中共歷史著作，其中有對陳獨秀先生最權威的官方評價，現給關心獨秀先生研究的人們介紹於下：

陳獨秀積極推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對於中國社會的思想啓蒙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發揮了重大作用的，他的貢獻始終得到了中共的充分肯定。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評價陳獨秀時說：「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是起了大作用的。」「那個時候有個《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來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對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寫道：「最先倡導並吹響思想啓蒙號角的，是後來被譽為進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第29頁）

從1921年8月中共「八七」會議之前，陳獨秀擔任中共總書記。對這一時期的陳獨秀，《中國共產黨歷史》認為他有功有過。

「功」主要有二：一是中共的主要締造者。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相約建黨，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如果不是他對推動中共成立所做的巨大貢獻，中共黨內也不會選舉他為總書記。在他擔任總書記期間，中共由起初只有50多人，發展成為一個擁有近5.8萬名黨員、領導著280餘萬工人和960餘萬農民的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政黨。二是推動並實現了中共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國共合作打響了北伐戰爭，為結束袁世凱死後的中國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陳獨秀的「過」主要有二：一是在國共合作後期，自動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國民黨）。二是個人有專斷作風。無論陳獨秀早年、晚年宣揚過多少民主，但在他掌握中共領導人權力的時候，卻沒有很好地發揚民主作風。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決定。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達也認為其具有「惡霸作風」。

改革開放前，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放棄共產黨對工農運動的領導、放棄武裝鬥爭等錯誤，曾被說成是「右傾投降主義」，「投降」差不多等於「叛徒」，所以毛澤東曾說過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當過「不自覺的叛徒」，所謂「不自覺」，就是陳主觀上、組織上並沒有叛變投敵，只是客觀上起了叛變投敵的作用，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

改革開放以後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已不再使用「右傾投降主義」，而改為「右傾機會主義」，後者的含義是指思想觀念偏向右了。同時，也實事求是地指出，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與當時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錯誤領導分不開的，因為中國共產黨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在組織紀律上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的指揮。陳獨秀當年自己也承認，雖然大革命的失敗與共產國際有關，但作為總書記的自己沒能抵制來自共產國際的錯誤指令，「我自然有責任」。他反對的是當時把錯誤全部推到他頭上的做法。

列寧逝世後，蘇共領導人之一的托洛斯基組織反對派，宣傳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要等到全世界普遍建立發展了資本主義社會，然後再進行所有國家同時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對此甚表贊同，遂於1929年9月成立了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親自擔任總書記。這樣一來，他在政綱和組織原則上都背離了中共，因為中共的政綱是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不允許在黨內搞宗派團體。因此1929年11月，中共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由於陳的特殊身分，共產國際於1930年2月8日致電中共中央，要它轉告陳，給他一次到莫斯科「申訴」的機會，但遭陳拒絕。

抗日戰爭暴發後，陳獨秀看到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表示擁護中共與國民黨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主張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在統一戰線中發揮領導者作用，這被其他托派分子罵為「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他則斥責那些托派分子是「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最終，陳獨秀與托派組織決裂。

由於陳獨秀贊成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贊成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主導作用，加之他又脫離了托派組織，因此，他想重新回到中共，中共也歡迎他回來。

1937年，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要求陳寫個書面檢討以回黨工作，但被很愛面子的陳獨秀拒絕了，他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疑難從命」。後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反對與陳獨秀聯合抗日，並由康生在《解放》周刊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污衊陳獨秀是日本偵探。陳獨秀致信《新華日報》反駁，並從此徹底斷絕與中共中央的關係。

1984年，中共十三號檔案指出：「三十年代王明、康生污其為日寇事件，亦非事實。」1991年修訂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對原來1952年版中把「漢奸托派」的解釋為「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修改為「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日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這個解釋可視為對陳獨秀等托派成員「漢奸」罪名的平反。

總之，改革開放之前，中共對陳獨秀的評價的確出現過偏頗不實之詞，但在改革開放之後，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思想路線指導下，過去對陳獨秀的偏頗不實之詞早已得到糾正。這一點，想來健民兄早已知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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