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孝直先生這本《沙坪茶場——宋家山勞動教養紀事》(以下簡稱《宋家山》),已經被耽誤了很多年。在中國,這樣的書當然沒有出版的機會;君不見,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捍衛一小撮權貴分賍團夥利益最賣力的鄧力群先生,也只好把他的《十二個春秋》拿到香港來印刷;說「人一走,茶就涼」也好,說「作法自斃」也好,總之還得承認「幸虧有個香港」。現在,汪先生的書也終於輾轉到了香港,由我們五七學社出版公司幫他出版了。
汪先生要我寫幾個字,我當然樂於從命。
(一)一份珍貴的史料
我這幾年幾乎集中了所有時間在做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史料收集工作,汪先生雖然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和大多數的右派分子有同樣的經歷——都長期呆過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營。
請允許我在這裡保存一份50年前的珍貴史料:「逃港右派分子周鯨文公開發表」的《反共聲明》。周鯨文先生(1908--1985),在我出生前就是我的母校東北大學的代理校長,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之一、民盟中央常委兼副秘書長,共產黨還賞了他一份閑差,叫「全國政協委員」。但是周先生卻拒絕繼續被利用;斷然在1957年「以處理私人財產的欺騙藉口逃」來了香港。
《反共聲明》全文如下。
我對香港並不生疏,我曾兩次在這裡主持《時代批評》半月刊,前後共六七年之久。這裡我有很多老朋友,同時,《時代批評》過去也有很多熱心的讀者和支持者,我關心這個社會和這裡的人們,正如他們關心我一樣。因此,我首先有責任把我過去參加中共政權和脫離這個政權的經過和原因,向關心我的人們略加說明。
我是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之一,我的一貫活動是為求得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幸福,尤其是主張政治問題用政治的和平的方法解決,而反對要用軍事的戰爭的方法解決。不幸自從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失敗之後,國內的政治局勢愈演愈糟,中共完全走上用武力奪取政權的路線。因此,當1948年底毛澤東電邀我們各黨派首腦一批8人北上共商國事的時候,我曾一度婉言拒絕。
1949年3月下旬,民盟總部決定由香港遷到北京,我為了責任的關係,也一同去了北京,並且在9月以民盟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但事後情勢的發展,使我原先所希望的「國事協商」、「聯合政府」,以及民主自由的理想全部落空。這主要是中共徹頭徹尾的實行了它的「一黨專政」,它曾經號召的「聯合政府」成了不兌現的謊言。如此,中共不僅欺騙了民主黨派,而且更威脅控制民主黨派作為它騙人的工具,使民主黨派人士成了中共的俘虜。
我抱著為國家做事,為人民服務的心情和願望而去北京,並且在名義上參加了中共政權,但事實上,我對於一切皆莫能為力,8年時間目睹共產黨人以特權階級的資格,作威作福,過著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對於廣大人民進行了最殘暴的剝削,和無人性的鎮壓屠殺,人民是呻吟於極端暴政之下。我原有的理想和良心的刺痛,不斷的促使我離開這個殘暴的政權。最後,托天之幸,我終於在1957年底來到了香港,進入了自由世界的懷抱。我雖然一直為我自己的幸運而欣喜,但一想到民主黨派的老朋友們,而今仍在中共的監視掌握之中,說不願說的話,做不願做的事那種痛苦無告的情況,是我自己深刻體驗領會的,我對他們是一直在懷念和祝福,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像我一樣的脫離苦海。
去年5、6月間,在中共一貫的欺騙陰謀之下,許多民主黨派的朋友,再度上了中共的當,大鳴大放,不久就在反右派鬥爭中犧牲了。我對於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許多受中共迫害的老朋友,寄以無限的同情,但卻苦於無法援手。去年10月初民盟還沒有被中共公開迫害的朋友們,又在中共的導演之下,開除了我的盟籍,並且用中共的口吻對我譴責。他們這樣做法,完全受中共的強制壓迫,這是我絕對諒解的。因此,我對於民盟開除我,始終沒有表示意見。現在我敢說,民盟的朋友們都和我具有相同的理想,而對於中共也都有相同的看法,我相信如果他們能夠自作主張,他們是不會開除我,我也不會離開他們,真正要開除我的,是中共政權,而不是民主同盟。
我自己既然回到了自由世界,想到還有許多老朋友,仍在中共的魔掌之下,大陸上的同胞仍陷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我覺得我不能再沉默下去,我有責任代表他們宣洩內心的苦悶,發表公正的主張。因此,我決定恢復出版《時代批評》半月刊。今後我將以中國人一分子的身份,同中國各方面的反共力量一起合作,為我們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而奮鬥。同時我也將以實際的經驗,揭露共產黨的殘暴黑暗,俾自由世界中未受其害的人們,知所警惕。這是我個人的態度,也是即將出版的《時代批評》這個刊物的立場和方針。(新華社香港1958年8月2日電)
(二)中共控制一切資源、包括性資源
《反共聲明》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欺騙中國人民,而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又是怎樣的被中國共產黨所欺騙,包括汪孝直先生在內的善良的青年是怎樣的被愚弄、被迫害、被摧殘、被屠殺。
50年過去了,周鯨文先生所批評的這個政權有了一點改變沒有呢?一點也沒有。反右派運動以來,中共又搞了許多運動,僅僅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所引起的3年大饑荒,就餓死了3,600萬(楊繼繩:《墓碑》)到6,000萬(其他專家估計)人,一般估算,中共建政60年,「非正常」死去的中國人當在1億之譜。
其中許多人就是死在像宋家山沙坪茶場這樣的「法東斯」集中營裏。將來,在清算中共暴政的時候,《宋家山》就也是一件呈堂的証供。
《反共聲明》與《宋家山》是前生後世,都是對中共暴政的揭露和控訴。
中國,一切資源、包括性資源,歷來都是掌握在皇帝和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手中。到了中共寡頭統治下的人民共和國,更是登峰造極。毛澤東和各級黨政軍幹部,只要有一點權力的,哪怕是個農村生產隊的小隊長,都享有絕對的性自由。無權無勢老百姓,他們的性權利和其他權利一樣,都受到剝奪和侵犯,許多工人、知識份子、農民工的夫妻曾經或正在過著長期的兩地分居的生活,老、少、邊、災、山區的農民很多娶不起老婆,甚至是一妻多夫;勞改、勞教人員尤其悲慘,有老婆的被迫離婚,有女朋友的被迫脫離關係,幾乎所有「犯人」都被迫禁慾。
其實,不光在勞改隊、集中營中的「犯人」們感到性饑渴,就是在960萬平方公里的這一座大監獄中,也到處充斥著性饑渴症患者。「我的朋友」陸文先生的《夢蓮》,就是全民性饑渴的寫照。我敢斷言,《夢蓮》必定在《性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
性,也天然地成為勞改、勞教題材中的不盡話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張賢亮),《右派兄弟之歌》、《映山紅和小沙彌》(齊家貞),都是非常精彩的傑作。
汪孝直先生當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引用哲學家的話說,動物的最基本慾望只有兩個:第一是食慾,第二是性慾。食慾,他寫了饑餓;性慾,他寫了強姦和通姦。所以本書也有多處性描寫。
他,猛虎撲羊,一把緊緊摟住她,越摟越緊,額頭在她的臉上、頸脖、前胸上下磨蹭,濕潤的舌頭像母牛舔著牛犢,舔遍她外露的所有肌膚,甚至隔著衣裳咬她的乳房,接著又把舌頭擠進她兩片薄薄的嘴唇……他們隔著至少兩層布,她也感到雄性器官咄咄逼人……她結婚了,感受過。正因為感受過才沒有處女的恐懼,只有一陣緊張,緊張的感覺也加快了心跳,她對他太陌生,那陌生反成了一種刺激……
她感到他發抖的手在解自己的扭扣,她只盼這一切快些結束,心裡反恨他這時候笨腳笨手。當她感覺背後冰涼,才清楚自己是光著身子躺在草地上。經他一陣頻繁的在身上壓迫活動以後,她控制不住自己胸脯起伏,是他在施暴,自己也很累!
鄉間女子……除了手腳粗糙、黝黑一點,從未外露的肌膚反而比城裏姑娘更細膩、白嫩,依靠暴力征服了小女子的野獸,哪裡見過。三十多歲的強壯漢子,山野村夫的粗獷男人,無文化,無知識,無法紀,只有慾火,只有本能。因為強壯,要釋放,要發洩,平日有饑渴,今日要暴飲,征服更有快感,瘋狂更有快樂。一次發洩不夠,要重複。又一次,再一次……
(三)全民性饑渴的記錄
或者有人會問,作者不在現場,為什麼會知道得這麼詳細,甚至連當時被殺害的女人的心裡活動都寫得出來?作為記實的回憶錄,是不是失去了真實性呢?
我以為,這恰恰就是另一種「真實」。不要忘記,作者曾經也是個性饑症患者,在這個案件發生時,他正被困在宋家山上,有著最充分的時間來幻想、來描繪那個強姦的畫面。這個性幻想的結果,幾十年後,作者用文字把當年的那個個人,也許是集體的「創作」記錄下來了。所以,這仍然不失真實。
Z幹事跨前—步一把摟腰抱住了她,「我喜歡你」。她只聽到這一句話。她真的還是一個姑娘,沒有被男人這樣緊緊摟抱過。她慌亂,她緊張,她心跳,己經失去了思想,沒有了意志,也忘了掙紮、抵抗,似乎正在慢慢暈過去。Z幹事顫抖著手解開她胸前單衣的扭扣,脫掉她僅有的一件衣裳,很快又退下她的胸罩,有力粗壯的手揑揉著她結實的乳房。她感覺像關閉了呼吸的氣門,一顆心快跳出胸膛,說不出一句話,像全身沒有了筋、沒有了骨頭,還感到己經站立不穩,從來沒有過的癱瘓了……Z幹事對她沒有要求,沒有商量,沒有詢問,似乎認為他對她要幹的一切她都會同意;她沒有掙紮,沒有拒絕,沒有反抗——在恍恍惚惚中,感到被人放在一個平坦的地方,身子什麼時候光了也不清楚知道。只覺得一個實結的身子壓在自己身上,壓得自己閉了氣,又感覺沒有死,儘管喘不過氣,但還能呼吸。Z幹事是結過婚的人,在這「盛餐」面前還能稍有忍耐,不用說忙壞了雙手,對這個軟玉溫香的雪白胴體,要先享受細嫩、滑膩。從上到下,從下到上,一遍又一遍,時而魯莽,時而輕揉,撫摩、按壓、搓揑,據說貓狗還要先舔後幹。共產黨的幹部畢竟是人,還不同於畜牲,不同於野獸。她己經大半昏迷了,如在夢中又感覺實在,最討厭Z幹事那張嘴,先吻脖頸,再吻乳房,直到大腿,還輕輕咬她的乳頭,那舒服又怪不舒服的感覺,每一咬都直鑽心!她順手抓住Z幹事的頭髮,用力扯,使勁拔,他的頭正沿著腹部往臍下……說無意識也有,她又怕真扯掉了他的頭髮,鬆開了抓緊的手,她真的要叫了,又真的沒有出聲。當感到自己身體某個地方,像被注射打針輕重地刺了幾下,是痛還是癢都不能確定的時候,更迷糊了,只感覺腰部以下很脹!不自禁的用盡全身力氣來挺住,還控制不住自己要呻吟,昏昏地覺得自己像飛了起來,飄在空中晃晃搖搖落不下地,這感覺真好!自身的重量沒有了,也像失去了壓在身上的重量,時間不知過了多久,感到Z幹事正匍在自己身上喘氣,自己也感到很累、很累;從脖頸到胸前都出汗了,兩個重疊的胸膛間己積了許多汗水。還覺得自己眼眶有淚,滴不出來,只沿著眼眶向外浸,她不認為這是傷心的眼淚,心裡並不痛苦,只是有些後侮,一個姑娘身給了一個己婚、有妻子的男人!事先沒有任何心理準備,這一切都突然發生。
同樣,作者也不在現場,Z幹事不久就自殺了。他如何知道他們的動作和心裡活動呢?我以為,作者所描述的仍然不是這一對偷情男女的「真實」,而是作者,甚至是當時所有性壓抑者的性幻想的真實。
《宋家山》記錄了中共的暴政,也記錄了病態的社會和作者自己被扭曲、被傷害的心靈。
《宋家山》不但具有歷史、政治、社會方面的意義,《宋家山》更會做為《病理學》、《心理學》的個案,為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所注意。
(四)人才被摧殘,仙境成地獄
汪孝直先生系出名門,生長於人文薈萃的古都錦官城,是四川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後又混跡於三教九流,與牛鬼蛇神為伍。所以,他既有市井的詼諧,又有雄辯家的汪洋肆恣;俚語俗諺隨手拈來,古書舊典也能旁徵博引。加上夾述夾議的手法,給人以一種痛快淋漓的感受。請看:
古文有「渭流漲膩,棄脂水也。」那是形容秦始皇擄掠了很多女人,而我們宋家山一日便溺可成塘也!人也不少。這古、今、男、女拉在一起相提並論,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用強權把人弄在一起,絕非本人自願。兩者也有點差別:一是養起來供玩弄,享樂用;一是圈起來搞生產,圖強大。一個要征服四海永久稱帝,一個要一步跨進共產主義。從不關心人民苦樂,都把人民當成工具;一個憑殺戮取勝,一個更加「陽謀」心計。都恃強權制國,一個還多一分好聽言語。一個是明確的要建立霸業,一個是粉飾為馬克思主義……
相隔兩千年的兩個人,作者卻用兩件看來不相關的事給串聯起來了。從而揭露了中共和毛澤東的獨裁專制本質。再如:
原來故事開始是這樣:要怪陽春三月,氣正溫和,葉綠花紅,蜂蝶亂飛,籐蔓抽條,日可盈尺,含苞花蕾,迎日綻開,芽展葉,草舒腰,處處生機盎然,生命奔放,讓人衝動。Z幹事卅出頭,身強體壯;S"醫生"正值妙齡剛滿廿歲,是含苞的花朵,正等宜人氣候開放;還要怪那些孩子家庭為小事糾纏不清,不肯爽快收人;也怪相關派出所本系統也打官腔,刁難入戶;怪山城重慶公交不便,一件事三天辦不完,跑路多於辦事時間;怪工作不順利,久在城市留連;怪旅舘空間太小,男女相處只有睡覺的地方,會讓人浮想聯翩;怪S"醫生"熱心、慇懃,把壯漢當病人侍候,不避男女之嫌;怪Z幹事在美色當前忘了自己是專政公幹;怪她起伏的胸膊太豐滿,怪她桃花臉頰笑得太燦爛,怪她腿長腰細臀部園;還怪天熱又衣單;怪他脖子不長也不短,下面五寸惹人饞;還有那櫻桃小口,唇如花瓣,長睫毛護著的大眼睛,深如秋潭;怪S「醫生」不該給他端茶打水,常去Z幹事房裏周旋,晃來晃去的身子,讓他聯想同自己年輕妻子的早晨溫柔、夜半纏綿……
(五)以前是饑寒交迫的奴隸;現在是饑寒交迫的的主人
作者對Z幹事與S「醫生」之間姦情來龍去脈的描寫,也很見功力,他調動了幾乎全部的修辭手段,如一連串的排比和對偶句等,把二人心理描摹得何等細膩,何等入情入理。
這真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作者的確參透了人性、人情中的三味。所以本書還有很精彩的議論,值得讀者細心品味。
至此,武宜三先生要很認真地告訴讀者朋友:《宋家山》絕不是一本低俗的色情小說。汪孝直先生雖然身困宋家山,但是做為知識份子,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思考。他在本書中,從國家、政黨、法律、社會,到種瓜、養豬,都有他的高談闊論,真知灼見。
汪孝直先生善於從小見大,一景一物,一鳥一蟲,一張明信片,哪怕一隻蝨子,都能引出他的微言大義。
我們以前是饑寒交迫的奴隸;
現在是饑寒交迫的的主人。
說的多好啊!
一下子顛覆了共產黨宣傳了幾十年的謊言。
凡壓得人心的只有依靠強權來維持。是強權就不可能長久,製造恐怖就證明不是真正強者。讓人害怕的一定不是好事、好人。
汪先生說的是常識,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權貴集團同歷來的統治者一樣,偏偏無視常識,唯暴力、恐怖是尚,所以才有今天烽煙四起的抗暴維權運動。
汪先生是寫景的高手,峨嵋山背後、大渡河邊的宋家山在他筆下是如詩如畫、滿目青翠的人間仙境:一群山羊,數條耕牛遊蕩其間,給人以一種超脫世外、遠離塵囂、淡薄名利、回歸自然的閒逸心境。然而在中共法西斯暴政下,人間仙境成了人間地獄。這種強烈的對比,給人以極大的震撼。
汪先生寫情也特別細膩,無論施害者與被害者,他都能從人的本性出發,揭示人性的複雜,而不是簡單的以性善、性惡做二分法的圖解。蔣光平、背篼大嫂、賣大蒜婆婆的身上,閃耀著的卻是善良、真誠的光輝。
寫回憶錄,是胡適先生所提倡的。他不但自己寫,作口述歷史;而且非常積極地鼓動別人寫回憶錄。
同濟大學文法學院前院長施建偉教授也提出了一個命題:把「個人記憶」從私人空間融入「集體記憶」的公共空間。
歷次運動中的那幫精神劊子手們在迫害受害人時,最惡毒的計謀就是盡可能用不堪的、甚至下流無恥的招術,讓你羞恥得難以啟齒;讓你難堪得無地自容;讓你卑賤得不如牲畜;叫你像狗爬學狗叫;抹臉掛牌戴高帽剃光頭剃陰陽頭等等流氓行為,把你非人化、汙名化、妖魔化,傷害到使你日後不敢面對過去的傷痛。這樣,在你的忘卻中,他們就逃脫了被追索清算的命運。所以,在討回尊嚴的程式中,說出自己所受的屈辱是必要的程式之一。但為什麼許多受害人寧可「忘記」也不願說出「真相」。這是因為這真相太殘酷太可怕,這真相踐踏了人類尊嚴的最後的心理領地。因此,為了保留僅有的一點自尊,許多人寧可選擇遺忘,這不正好中了迫害者讓受害者自動放棄記憶的奸計了嗎?所以,對受害者來說,留下記憶就是讓真相浮出水面,為未來的審判提供歷史的證言證據和證人。您應拒絕遺忘,說出來、說出真相,也許會輕鬆一點。(《施建偉訪談錄》)
汪先生也說,「普通百姓,無能立言、立德、立功,但除一捧骨灰以外,總該留下點什麼。至少每個人都會有一段人生中銘心刻骨的經歷,沒齒難忘的情懷,能記錄下來,想來對後世或多或少還是有益的。」
其實,汪先生做的正是立言、立德、立功的事——把一個食言自肥、殘民以逞、通敵賣國、貪汙腐敗、消滅文化、摧毀未來的無恥政黨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
為此,我們願意幫助任何一個想留下自己生命痕跡的作者出版他的永恆記憶。
[2009年8月18日於流浮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