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熊景明：《拂去歷史的塵埃——在追高華追思會上發言》

高華走了。聖誕假日最後一天早晨，打開郵箱，竟有五封郵件帶來這同一噩耗。他的學生傳來記錄他最後幾天的日記：「高老師今天精神很好，頭髮也整整齊齊，也許是便血之後，高熱退掉了，肚子也沒有原來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師旁邊，輕聲讀聖嚴法師《智慧100》中解法句經的一小則文字，經文曰：無樂小樂、小辯小慧，觀求大者，乃獲大安。我對高老師說，高老師一直持大歷史觀，注意歷史的延續性，從大處著眼看透歷史，難怪內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靜堅強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謂『乃獲大安』。高老師躺在那裡笑了。」

高華在這個與他的研究工作極為相關的日子——12月26日去世，讓人感慨。他1954年出生於南京，「文革」期間做過八年工人，恢復高考後於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此後便留校任教。他的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經八次印刷，2011年還出了簡體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於公開出版的資料，眾多學者公認，這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史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反思的一項重大成果。

正如該書封底的提要所概括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20世 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而高華此書，借他在前言裡面的說法，志在於「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這本書是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之作，學者陳 彥曾撰文稱，「他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收集、考辨各種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和零散的個人回憶，他善於從大量點滴事實中捕捉其間的內在聯繫，他的每一重要論據都有來源引證……這種嚴肅、實證的學風為此書奠定了信史的基礎，而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2010年1月，高華的史學隨筆集《革命年代》經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了近年來撰寫的35篇有關民國十年、革命詞語等問題的研究文章。

高華認為，如果只是把握歷史細節，最多只是個史料專家，而探索歷史後面的思想，建立歷史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更有意義的追求。但顯而易見，他對歷史的通達，他對資料的把握，他的天賦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講述一位領導人物最後幾年的書。我請教他對此人的看法，他答，此人臣服於他的上司。 如果上司認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來利用；上司覺得壞到70分，他會以壞到100分來對待。對歷史人物的剖析別具一格，是高華的特長。

和高華聊天就像與歷史對話，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將當代中國的每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弄得清清楚楚，將每個歷史人物還原，並活靈活現地描述出來。一次他在我書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親的詩集，說，此人在山東某縣做官時，給共產黨捐了多少大洋，後來如何如何。這些情節，此書並無記載，都是高華儲存在大腦中用之不竭的 歷史素材。

2006年 高華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訪問教授期間，參加了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頻頻舉辦的午餐研討會。如果題目涉及民國以還的歷史，坐在聽眾席上的高華會提出問題和評論，知識不亞於台上講者，見解則往往更勝一籌。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時期農民造反派的學者來演講，高華與她對話，列舉農民造反派幾個「戰鬥隊」， 語驚四座。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十分照顧講者的反應，態度謙卑，善於肯定別人。

高華在南京大學十分「賣座」，還因為他是出色的講者。他能將研究和演說能力集於一身，如同會寫劇本也會演戲。開夜課，南大政治、哲學、法律等系的學生，外校的理工文科，從學飛機設計到學服裝設計的各色人物，都有來南大串堂聽課的。我最後一次聽高華演講，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岸三地歷史學家聚一堂。高華沒有半點病容，一貫地抑揚頓挫有節，時間把握得恰到好處。大概由於多年教學的習慣，重要的字句他會重複一次。會後，台灣學者陳永發感嘆道：大家就是大家。

高華沒有獲得過一分錢的研究經費。他白天看書、構思，晚上寫作，為了不影響入睡的妻兒，每天坐在廚房的一張小桌子前奮筆疾書。桌上不放參考資料或筆記，他說，「這樣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沒暖氣，窗不嚴，一件軍用棉大衣，抵禦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風。深深進入寫作狀態的人，就像舞台上進入角色的演員，凜 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體則吃不消。幾個冬天，高華均感冒不愈，之後心臟受損，之後肝臟受損。

他在書出版前，受邀請到香港來，順便做最後校對。要不是約他周末去行山，他說爬高坡走遠路不行，誰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問題。兩年前，他已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療肝癌的醫生見到他說，旁人看到我們倆，一定以為我是病人，你是醫生。

高華太不像病人了。他對待疾病冷靜鎮定，就像對他的歷史研究。肝癌病人平均壽命六個月，但高華這個歷程艱難的「項目」延續了將近五年，令醫生驚訝讚歎。平日打電話如果聊到病情、治療方案，末了，他經常會問：「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靜？」「對，你完全像是和我討論學術問題。」

2010年深秋，高華在上海做手術，切除近一半肝臟。回到南京，寫成1.6萬 字的長文，題為「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且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且談歷史。文中說，「十月下旬，我在上海醫院的病榻上，手術后的傷口疼痛，沒有使我流一滴眼淚，但是當我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後一段，我的眼睛充盈著淚水。」這本書「不迴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將她對公平正義的 立場和態度，完全無保留地展現在公眾面前，分量之重，超過了任何宏篇大論」。這其實是高華自己做學問的態度，他從來帶著感情走進歷史，懷著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揭示史實真相。

過去兩年中，高華接受了幾次訪問，最後一次是對《中國改革》記者劉芳的長談。高華以革命話語為線索，將紛雜、生動的歷史事實串起來，清晰地展現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側面。他分析了黨派之爭中，武力與計謀外決定勝負的民心歸依的可悲的事實，即渴望變革的知識分子如何掉進烏托邦的陷阱，然後不由自主充當了欺騙大眾的角色。他自自然然地將無數歷史細節信手拈來，將觀點分解在冷靜客觀的學術論證之中，思維如此精妙，哪有一點病人的影子？

去世前一周，高華開始便血，他調侃地對太太小劉講史，敘述孫中山抵北京后，在醫院連續出血好幾天，有天突然不出血了，部下都很高興，其實是大崩潰的前兆。六天之後，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貫與他駁嘴的小劉說，「你怎麼讀歷史其他不好好看，卻記住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過順便眼睛掃到了。」學生 日記里說，「很是佩服高老師的鎮定和超然，雖然便血不止，到第六次的時候，還在與兒子高欣和我開玩笑：『又來了，又來了，還來勢洶洶……呵呵！』他精神很好，一邊在床上便血，還一邊就正在播出的《新亮劍》和我們討論東北戰役國軍的失敗，陳辭修的清廉和迂腐。」

兩周前，高華家屬幾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讓告訴朋友。我心裡明白，打電話講講八卦新聞。有時打電話到醫院，高華身邊常常有他的學生，許多特意從外地回到南京來陪伴他，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畢業了。高華對我最後的囑託，是替他一個剛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留意工作。他的學生周孜正在日記中提到：「聊天到6時許，高華催我們回去……在南京—無錫的火車上，我總是在想著這18年來那些往事，和高老師一起去買書、看電影、聽講座，歷歷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復。」

有人預言：高華離去，未來一年，對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氣候。這件事，只能指望這些多年追隨他的學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華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歷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國學術研究的網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發布消息說：中國最偉大的一位社會科學家高華逝世。

高華的人格魅力在於，他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孝順父母，關心身邊的人，尤其是他的學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須由個人的具體行為、點點滴滴去檢驗，去分辨真偽。高華不是完人，他性急，為人與行文有時過於謹慎（其他缺點得由他太太補充）。有朋友道，高華的學術成就可謂立言立功，而他對待疾病的超強意志和冷 靜，立大德也。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原助理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