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國雄：《請還中國民族資本家一個公道》

請還中國民族資本家一個公道·康國雄 

在一次和一個年輕的朋友聊天的時候，談到了我們家裡過去的往事，和我們現在的情景。我這個朋友說，你們這個家族是有代表性的民族資本家，你們的遭遇也反映了這一代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遭遇。為什麼不把他留下來給後人呢？讓後人知道你們的父輩為這個民族做了多少貢獻，他們是怎麼腥風血雨走過來的，你們這部辛酸史應該留給中華民族，讓我們的子孫永遠不要忘記人類的血淚史。

我思考了很久，我覺得現在已經到時候了，我今年已經82了，身體情況也很不好，如果我離開了這個世界，很多東西也都帶走了。為了人類，也為了中華民族不要再走過去錯誤的道路，為了我們的子孫生活的更好，因此我決定留下一些我知道的事和我要說的話。讓子孫不要忘記這些不應忘卻的往事。

我的父親康心如，他在重慶創辦了四川美豐商業銀行，可能是川人所辦的最大一家銀行。這家銀行本是1922年由美國人來投資的商業銀行。1927年由於我父親的努力使美資全部退出美豐銀行，變成一家華資銀行，經過他多年的艱苦奮鬥，前後投資多達百餘家企業。例如重慶的自來水、電力公司都是他參加創辦的，民生公司和礦業、紡織均有投資，他的一生都獻給了四川的經濟發展。

我父親在軍閥混戰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他都堅守崗位，為四川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而為川人所熟知。抗日戰爭開始后，國民政府遷到重慶，1939年10月1日重慶臨時參議會建立，蔣介石遴選他為議長，是考慮到他我父親對四川經濟的貢獻和民望。

父親在這個崗位上任職到1946年1月18日臨時參議會結束，歷兩屆，合計六年又三個月。他憑藉自己的政治地位，致力於團結各界人士抗日，與共產黨駐重慶的負責人周恩來交往無間，對在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多有照顧，據我所知，經濟上的融通資助就不少。所以在《中國共產黨史》（2005年版）762頁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名單當中有他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當中，我被污衊成蔣介石的乾兒子。周恩來總理三次為我的事發出指示，使我得以死裡逃生。1986年，又是得到胡耀邦總書記的親自批複，使我能到香港定居，所以我對他們都非常感謝。

1949年政權更迭時，我父親因與中共保持有友好關係，不僅沒有離開大陸，也沒有留後路，而是把在境外的資金都調回，父親也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四川省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但由於在鼎革之際動亂影響，美豐銀行遇到流動資金被抽空和經營困難，1950年被迫停業進行清理。到1960年清理完債務以後美豐銀行仍有66家企業，此前（1956年）銀行業全體都進入了公私合營。1964年開始獲得一些定息。但遺憾的是在1957年他已被錯劃為二類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財產物品全部抄光，1969年，他就這樣在痛苦中默默的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回顧過去，根據當時的理論我父親當然是一個大資本家，也就是剝削者，寄生蟲。也不止是我的父親，中國所有的資本家也同樣成了應該消滅的階級罪人。不能入工會，在政治上永遠得不到平等的待遇，低人一等的生活了幾十年，直至默默的死去。在文化大革命中，生病了到醫院都得不到平等的治療（我父親就是一例）。而他們的兒女也繼續背上原罪的包袱，被稱為吃剝削飯長大的，有階級烙印，滿腦袋的資產階級思想得不到重用，不能提拔，很多工作不能參與，甚至內控使用。據我所知，在60年代又強調階級鬥爭后，他們的兒女在報考大學后政審時，就被淘汰，有些地方規定只要出生於地、富、反、壞、右、資的兒女一律不得錄取，根本不考慮他們的成績。

50年代所有的企業都被公私合營，當時全國民族資本家的資產定為22個億。1956年開始按百分之五付予定息，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就停止了支付。

中國民族資本家50年代初把他們的全部生產資料交給了國家，成立了國營企業。

幾十年過去了，經過文化大革命和撥亂反正，中國進入開放改革的新時期，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果然見效，經濟得到空前的大發展，在鄧小平先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引下，已出現了一大批億萬富翁，他們擁有生產資料的性質與當年的民族資本家並無二致。這段曲折的歷史也證明50年代對待國民族資本家的作法有錯誤。特別是歷史上中國的民族資本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奮鬥出來的。為此他們擁護辛亥革命，也擁護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中國的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在抗戰時期，他們做出了大量的犧牲，他們對中華民族是有功勞的。這個歷史誰都不能抹殺掉，但1949年以後他們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從物質上來看，公私合營時把全國民族資本家的資本總額定為22個億，實際上這個「估計數」還不到真正擁有資本的十分之一。我們先不管這個數字的是否準確，而即使按當年的承諾也沒有完全兌現。按百分之五的定息補償，要20年才能還清。但是，從1956年開始，只付了10年，1966年就停止了。實際履行承諾不到一半，與「共產黨說話從來都是算數的」的精神不符，文革后撥亂反正也沒有考慮，成為一個失信於民之瑕疵。

我建議現在應該首先把22個億還沒有還完的一半的資產還給過去的資本家。特別是不少國營企業都是原來民族資本家的基業建立起來的，現在已經發展的非常強大，今天國家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三萬億，完全有能力、有條件拿出一部分資金以股票的形式（把他們化成股票）還給過去的民族資本家，這個對國營企業影響不會很大，而且可以解決壟斷經濟的問題。

再有1956年公私合營后，1958年開始又出現了一個經改房政策，把當時所出租的房屋全部收歸國有，按定息補償。這裡面不完全是資本家的產業了，只要出租的全部收歸國有，其中很多人是因當時的收入太少了，補償生活上的需要，不得不把自己住的房子分租出去增加一點收入，結果也被沒收了。這是他們的生活資料，更不應該收歸國有。就是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也不能按照剝削財產來處理。他們中間有各種各樣的人，有教師、有工人、很多是勞動者等等……）例如我父親在重慶解放碑邊上的群林大樓也屬於這種產業，現在政府應該儘快的拿出政策來積極的給予解決和補償。

還有一種情況，產權是私人的，可是由於種種原因使用權被政府佔用了。例如我父親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躲避日本人的大轟炸，曾在汪山買了一塊地，修了一棟別墅（重慶汪山47號）。1949年由軍區借用10年，當時有收據，可是文化大革命抄家東西沒有了，我想產權是我父親的，使用權被你們佔用了，我想可以要回來，我們已經從重慶市房管局檔案館查到了我們買地的地契和建築公司修房子的合同以及產權證。2008年11月份我們請人轉給當時的重慶市市長王宏舉一封信，請求他協助我們落實汪山的產權，據說他也有批示，但是下面千方百計的刁難，我們已經奮鬥了三年至今得不到解決。我父親是共產黨的朋友，這個本該屬於我們的房子都要不回來，可想在中國其他人民的問題就更難了。我覺的政府應該有政策，把產權屬於個人的這些問題給予儘快解決，還人民一個公道。

文化大革命中被強佔的房子更多，後來各地落實政策，辦法不一，有的是用低價收購了。如我父親1964年通過北京市房管局在東城區紅星衚衕買了一個十四間半的獨院，文化大革命時因我被衝擊，住進去了六戶人，83年落實政策時，按200元一間把我的獨院收歸國有，給了我兩套復興門外大街的使用權的房子，後來我又用錢把這兩套房子買下來了。這種情況各地都有。

以上這些問題如不能妥善解決，對於人們，特別是新富起來的階層，影響會很大的。他們會擔心歷史會不會重演？正在新富人群中出現的「移民潮」和資金向外轉移，不能說沒有這方面的擔心。因此解決民族資本家的歷史遺留問題，給他們以物質上和精神上應有的補償，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希望我們政府有勇氣逐步來糾正這些問題。

為此我建議政府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研究歷史上的這一段錯誤，拿出有效的辦法，經過人大討論后實施。

對我而言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補償，即需要對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歷史的本來面目，作出客觀的符合實際的評價，無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後代背著原罪的包袱。

這是我肺腑之言，希望能得到執政黨領導和各界人士的理解。

── 原載 五柳村Wednesday, November 30,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