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一部信史,幾曲哀歌-----讀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

作者:武宜三  於 2011-9-23 19:18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10評論

關鍵詞:秦始皇,毛澤東

導語: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一個掛著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幌子的太平天國,毛澤東固然是不折不扣的秦始皇,那些大大小小的文官武將又有幾個不是驕悍不馴的黨閥、軍閥?殺人(鎮反、肅反)越貨(土改、統購統銷、合作化、公私合營)的十七年,為文革準備了充分的群眾基礎;文革為千百萬受壓抑的群眾提供了向官僚主義發泄仇恨的通道,雖然他們後來受到了殘酷的報復。高樹華在文革中表現出來的智慧、能力、人格,證明他是安邦治國人才,可惜成了還鄉團反攻倒算的犧牲品。

 

一、開頭話

期待已久的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以下簡稱《口述史》,引文只注頁碼)終於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所謂期待已久,是因為作者之一程鐵軍教授在二OO六年的幾個文革四十周年研討會上,都曾經對這本書的內容和主要人物作過引人入勝的介紹。作為與二位作者的同代人、同是大學生造反派的我,作品所引起的共鳴是震撼性的。讀著《口述史》,好像又回到了當年始而恐懼、繼而興奮、最後絕望的崢嶸歲月:這才是我所經歷的文革,這才是文革的歷史;文革的發生、發展及其影響決不能以「浩劫」二字來草率了結,企圖篡改歷史、抹煞記憶、移贓嫁禍、反攻倒算,都是不得人心的。

《口述史》對文革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它不僅真實的描述了一場威武悲壯的暴風驟雨,為後人留下一部信史;而且為文革學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口述史》使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家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下流無恥、忘恩負義、冷酷無情、草菅人命、嗜殺成性的真面目,無所遁形。

高樹華本是一介書生,由於風雲際會,十多次見到周恩來,同毛澤東、朱德、林彪握過手,同陳毅、胡耀邦、江青、康生等曾經叱吒風雲、炙手可熱的人物有近距離接觸,與高錦明、吳濤、滕海清、尤太忠等稱霸一方的黨閥、軍閥共過事,參加過中共九大、全國四屆人大,當過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書記、也坐過牢,與上至烏蘭夫家族、下至牛鬼蛇神的人物都有親密的交徃,主持過重要工作、也長期反覆地寫過交待而留下日記、信件、檢討書一類的文字數據,所以他的記憶是準確的、豐滿的、同時也是生動的;程鐵軍不但是運動的親歷者,如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間當過《內蒙古日報》的記者和編輯,而且受過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正規訓練,所以他並不是《口述史》的簡單整理者和合作者;他對事件鞭辟入裡、畫龍點睛的剖析,常常引人深思;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書中每一條註釋幾乎都可以寫成一篇論文,都是歷史學家尤其是文革史家不盡的話題。

 

二、有這樣坑害學生的老師嗎?---《十六條》解放了小鬼

自一九五七年後,把人群分為左中右、三六九等,已經成了中共各級組織和人事、保衛部門的神秘、神聖又時髦的主要工作。

一九六三年七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下發了《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以培養奴才和摧殘人才為目的全國各地高校聞風而動,共抓了五六百名反動學生,據稱這些反動派學生「對我猖狂進攻的程度,已經相當甚至超過反右鬥爭中的極右份子。」(國家教育委員會編:《高等學校學籍管理文件彙編:一九五O--一九八七》,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我和程鐵軍先生一樣,也是一九六三年入大學的,都算躬逢其盛。當時我們班的政治輔導員叫王昭昌,他對於整人具有天生的愛好;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他因立過大功而火線入黨,所以得提前畢業,當起了與學生為敵的思想警察---政治輔導員來。

為了抓反動學生,王昭昌們可是挖空心思,出盡八寶;從新生一入學就開始收集他們的黑材料。一是派中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爭取入黨、入團的積極分子監視家庭出身地富反壞右、親屬中有關管殺和在港澳台及外國、對政治活動不熱心、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二是利用談心、寫思想彙報、政治討論課、集體生活會等時機引誘學生暴露「活思想」,然後截頭去尾地記錄在案,以備秋後算賬。例如有一次政治課討論革命人生觀時,個個都講正面觀點,引不起爭論,課堂顯得沉悶;任課教師、馬列主義教研室助教金蘊芳便和前來聽課的王昭昌輔導員商量,決定讓時任共青團班支部書記的我「帶個頭」,扮演反面觀點「有了小汽車、小洋樓可以更好地為革命工作」主要發言人。一九六七年春天,我從北京串聯回校時,看到我班留守同學抄出的黑材料,其中竟有以「追求小汽車、小洋樓,宣揚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罪名把我打成反動右派學生的內容,讓我怒不可遏。有這樣坑害學生的老師嗎?真是談笑用兵,把毛澤東的陽謀用的如此爛熟;斷送一個青年的青春、學業、前途、幸福甚至生命,居然能做到這樣面不改色心不跳。

當是時,抓反動右派學生的比例大約為百分之五。到文革初期,這個比例便大大被突破了。如內蒙古師範學院外語系,學生總數為三百一十四名,被內定為右派的竟達二百O四名(P185);北京市,二十四所高等學校里,有一萬O二百一十一個學生被定為右派分子,二千五百九十一名教師被定為反革命 (P189);遼寧省瀋陽市,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次會議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學生右派,不久又在瀋陽三所大學工作隊長會上說:「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學生百分之五左右。」實際上,據後來由陳錫聯扶植起來的保守派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的統計,瀋陽市六所大學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學生達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佔了總人數百分之九。(譚放、趙無眠:《文革大字報精選》)白色恐怖籠罩著校園!

 

三、共產黨人的偽善與殘忍

一九五七年後又一次在高等院校學生中抓右派的事,過去四十多年了;中共內蒙古師範學院委員會書記紀之、政治部主任張學堯、外語系黨總支書記王履安連手把高樹華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細節也值得重溫:

外語系黨總支書記王履安,集黨政權力於一身。他僅比我們大幾歲,卻顯得政治成熟、處事老到。六月二日下午討論時,他和年輕教師語氣一致,抒發為黨分憂之情。討論中間休息時,他迅速上報院黨委,用了極為偏激一詞,並把我點為具有危險性的代表。

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王履安如此,紀之、張學堯也如此。

師院兩位炙手可熱的人物,一位是院政治部主任張學堯,另一位是院黨委書記紀之……兩位和善的老人對我笑臉相迎,我面前如同升起一片燦爛的朝霞。張主任先開口:你十七歲進入師院,是我們看著長大的年輕人,你在學生時又紅又專,大二入了黨,留校后一直努力學習、工作,是院里的學毛著模範,又是院優秀學生輔導員,這些我們心裡全有數。我的優點成績流暢地從這位長輩口裡飄飛出來,輕柔的河北口音舒舒服服地慰貼著我的心扉。

紀之老人溫和地問我:你看我像不像陸平、彭佩雲,我們是不是假共產黨?我的內心一陣慌亂,實在無法把修正主義與兩位長輩的和藹可親形象連在一起。

張主任……以稍為嚴肅的口吻又說:我們不想看你犯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本來很好的青年,因一時衝動寫大字報,把矛頭對準黨,一生命運由此轉折。你要站穩立場,三思而後行,別為表面現象所迷惑。」「你現在做系團總支工作,應及時向我們報告師生的思想動向。運動過後,我們會提拔你到院團委當書記,作為接班人培養你,希望你別放過這次機會。」 

和藹可親,推心置腹;動之以情,誘之以利;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

據事後揭發,院黨委緊急會議上,紀之、張學堯已收起笑面,張在介紹我時變了腔調:這個高樹華從入大學就不安分,實屬漏網小右派,而且偽裝進步,實際是極左分子。紀之插話說:極左分子表面左,實質是右派的另一種面孔。這個表面平靜的夜晚,我們同樣沒想到,院黨委會授意院團委負責人張曉然、李漢良等,連夜準備反擊高樹華等人的大字報,要公開打出反擊右派對党進攻的口號。六月三日下午起……「堅決保衛院黨委保衛紀之同志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對黨的進攻等標語,斗大的字塊掛滿全院……「打倒右派分子高樹華的大標語越來越多,師院一片殺氣。

兩位和善的長者,終於露出了猙獰面目。內蒙古師範學院的王履安、紀之、張學堯,東北工學院的王昭昌、金蘊芳、郝屏奮(在中共省市委一些領導人指揮下,打倒了他的前任柳運光而剛當上黨委書記兼院長),都是這一類兩面派。但是最大的兩面派當然是毛澤東,你看他和彭德懷、劉少奇的最後一次見面,表現得何等親愛真誠呀,你簡直沒有辦法不為他的偉大領袖「胸懷」、「無產階級革命戰友」之深情所感動。然而,彭德懷、劉少奇的下場卻是受百般折磨而死無葬身之地。

《口述史》說,「不論後來發生了什麼,我至今感謝毛領袖,是他解救了和我一樣的上百萬青年,使小鬼們從閻王的黑帽子里掙脫出來。儘管,我們中的許多人在毛身後受到更為嚴重的懲罰,此為後話。」(P189) 我在二OO六年的《我的寫作與文化大革命》中也說過類似的話: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這幾句話,絕對讓我鬆了一口氣。當時如釋重負的心情,我至今記憶猶新。

毛澤東的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鎮壓學生絕沒有好下場」,在當時確實是解放了一大批受壓迫的學生;更重要的,文革也使其以後的莘莘學子擺脫了至少每年有百分之五被打成反動學生的厄運。這也許是文化大革命的意外收穫吧。

當然,這並不是毛澤東突然變得仁慈,因為劉鄧黑線的根源還是出在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反動路線上。這不過是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與劉鄧對著干而利用青年學生罷了。正如宋永毅所說,如果當時劉鄧不是按反右派運動經驗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那麼毛澤東回京后又會指責劉鄧放棄黨的領導、讓右派翻天!同時,也不能因為劉少奇、鄧小平曾被毛澤東打倒過而忘記他們本身就是打倒老幹部、整知識分子、屠殺青年的劊子手。文革后鄧小平一夥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所謂造反派頭上,則是插贓嫁禍、顛倒黑白,卑鄙無恥到了極點。

 

四、有爭議性的人民文革論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為了打倒「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發動的,那它為什麼能讓億萬人民如痴如醉、如癲如狂地投入呢?這就不能不涉及王希哲、鄭義創立,經劉國凱發揚光大的「人民文革論」。眾所周知,無論內蒙古師範學院東縱、呼和浩特三司、首都三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瀋陽總部、遼寧八三一,還是遼寧省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遼聯)、河南二七公社、武漢鋼工總等等都是趁文革之機起來造反的受壓學生、知識分子,不滿現狀的工人、幹部群眾組織。

中共從呱呱墜地那一天起,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出賣國家、出賣民族、毀滅文化、掠奪財富、殺人放火的勾當,所以它是天然地、始終如一地處在與中國人民為敵的地位上;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後,土改、鎮反、統購統銷、三反五反、肅反、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鍊鋼鐵、公社化、三年飢荒、反右傾、四清,都是使黨群關係、幹群關係走向更緊張、更惡劣的倒行逆施。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李若建的《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蕩及控制》指出:在一九五七年及其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一系列社會不穩定的現象。一九五六年九月以後的半年內,先後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幾十個縣的農民鬧事。一九五七年全國發生暴亂案三十四起,其中已經暴亂十四起。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開始以後,社會動蕩明顯加強。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間,西藏、青海、新疆、四川、甘肅、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安徽、湖北都發生大小不同的武裝叛亂和反革命暴動;邊沿一帶州縣發生人口外逃,總數達八萬人。(《二十一世紀》20008月號)

對人民的反抗,中共當局不是檢討自身的政策、方針,而是採取嚴厲打擊、殘酷鎮壓的手段,因而製造更多的冤案,積累更多的民怨。據安徽省四十三個縣的統計,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二年二月共逮捕、拘留、扣審、勞教、集訓十五萬二千人,有的縣受處理的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多。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間,雲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擊現行反革命五千八百一十三人,在一九五八年共打擊各種壞份子一萬O五百四十九名,其中死刑三十七人,逮捕三千二百三十八人,被打擊的壞份子約佔總人口百分之零點七。

一九五八年甘肅省鎮壓廣河、東鄉等地發生的大規模叛亂出現嚴重擴大化。在一九六二年覆查、改判、釋放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九人之後,一九七二年又對二萬O八百三十人進行清理,結果平反一萬九千一百一十二人。安徽靈壁縣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間,大約百分三十刑事案件和百分四十的反革命案件是冤案、錯案。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蕩及控制》)

 

五,文革一景:安徽省無為縣游斗中共縣委書記

為了支持「人民文革」說,我再舉安徽省無為縣游斗中共縣委原書記姚奎甲的場景為證。三年飢荒中,百萬人口的安徽省無為縣一下子餓死了二十多萬,沒有幾家能幸免於難!所以,文革中無為縣群眾把在蕪湖船廠當廠長的姚奎甲拉回無為縣批鬥。當裝著姚奎甲的鐵籠囚車一出現在街道中,全街道頓時沸騰,一片「打倒」之聲,「向姚奎甲討還血債」口號響徹雲霄。突然人群中有人用準備好的石塊,向姚的鐵籠車砸去,一人開了頭,街兩旁的人便一擁而上,紛紛用大小石塊,奮力砸向籠車,邊砸邊喊;有捶胸頓足的,有掩面而泣的,那才真正叫百姓之怒,載舟之水終於掀起狂風巨浪了。多虧籠車是鐵的,而且很堅固,但也被砸得不成形了。車內的姚是嚇得尿褲子了還是昏死過去了,不得而知。那天要是不裝在很牢固的鐵籠子里,姚肯定要被砸成肉醬!(設計鐵籠子保了姚奎甲一條命的造反派頭頭,清隊時還是挨了秋後算賬。)(茆家升:《方后高尊師的故事》)

中國人民,尤其農民的貧困,是中國革命的必要條件。例如高樹華們徒步串聯時,在山西的太行山區看到的小李村就是貧窮到了泠人心寒的光棍村;全村二十三戶人家,只有三戶娶親(P196)。然而,執政快六十年、又自吹是「三個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至今仍沒有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在中國農村,特別是老(所謂革命老區即當年中共軍事割據的根據地)、少(少數民族聚居地)、邊(近於國界、省界的地區)、山(交通不便的窮山惡水地帶)區,仍然有終身未娶、一妻多夫的現象。(P441,曹乃謙:《到黑夜想你沒辦法》)這種令人窒息的窮困,已經使越來越多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從制度上考察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今天,由於貧富懸殊、掠奪加劇,使得民眾維權抗暴更是此起彼落,烽煙四起;中國公安部被大大縮小了的統計說,二零零五年公安部門共處理了八萬七千起動亂事件,這個數字正以起碼百分之六速度增長。到二零零八年,更有西藏拉薩發生暴亂,新疆喀什暴力襲擊武警製造了十六名「烈士」,貴州省甕安縣公安局大樓被憤怒的民眾燒毀,北京青年楊佳在上海市閘北區政法大樓怒殺六名警察,上海市民在審判楊佳的法院外面高呼「打到共產黨」等等事件,惡貫滿盈的中國共產黨早已把自己放在了中國人民的對立面,陷入了它自己所製造的仇恨的汪洋大海之中。

許多善良的人都擔心:中國還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嗎?我的答案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以在某一天早上或晚上轟然而至,因為岩漿在沸騰,地火在涌動。也正如程鐵軍在《後記》中所說:

若從制度腐敗、權力異化、社會失序、人性扭曲、矛盾積累等角度觀察,中國的文化革命非但沒有結束,而且今天仍在持續進行中……熊熊大火成片燃燒,只不過時間早晚而已。(P589)

 

六、拿槍的劉鄧路線

出於保衛自身的利益,毛澤東這種為捉一隻蒼蠅而把整個房子掀掉的做法,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和反抗。其中最強烈也是最後起來反抗的,是毛「親自締造和統帥的無產階級柱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們。軍隊對造反派的鎮壓,手段通常都非常卑鄙、非常殘忍的。

幾乎是普遍規律:首先是扶植由「視黨組織高於一切,與黨組織有各種共同利益的老黨員、老模範、老先進」(P204)組成的保守組織;如內蒙古軍區扶植紅衛軍,瀋陽軍區扶植遼革站,武漢軍區扶植百萬雄師等。

其次是造謠、栽贓、誣陷。內蒙古軍區王良太帶三個保鏢到內蒙古師院看大字報,高樹華派了兩個女生去接待;王良太卻稱被「圍攻」;王良太在徐向前「軍隊不得動武」指令后,仍在軍區黨委會議上說:「把呼三司砸了,犯錯誤,殺頭,我願意」。無獨有偶,遼寧省軍區副司令員凌少農,明明在東北工學院和學生們下象棋,省軍區偏偏說凌副司令員被學生劫持,從而製造了鎮壓學生的借口。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堂堂的內蒙古軍區首長居然以接見的名義,把一百個學生代表騙進軍區大院加以毒打;二月五日,軍區司令部軍訓部副部長柳青開槍殺害師院學生韓桐,企圖引誘學生衝進架了四挺機關槍的軍區大院,大開殺戒,幸虧學生克制、及時撤退,才未釀成大流血慘案。內蒙軍區事件,是解放軍介入文革以來,全國第一聲槍響。(P229)隨後有二月二十八日的《青海日報》事件,青海省軍區司令趙永夫下令開槍屠殺包圍報社的群眾,當場打死一百六十九人,打傷一百七十八人。從此,軍隊開槍殺害學生、工人,便成了家常便飯。

當二月十日,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內蒙四方代表,當場派內政部長曾山帶調查組到呼市之後,二月十二日,內蒙軍區還派出兩個連的兵力,到《內蒙日報》社再次奪權,把造反派人員全部趕走或關押起來。(P219)

教科書老是告訴我們,「黨指揮槍」;但文革以來,我看到的都是槍指揮黨。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張鳴教授發表了一條等式:「出身寒苦+大字不識=忠誠」,據說這個等式在唐朝就通行了。安祿山就是因為出身苦,不識字,不懂禮儀,得到唐明皇的信任;以為少假恩義,人家可以忠誠得像狗一樣,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樣。安史亂后,藩鎮割據,節度使們也犯唐明皇一樣的毛病,所用的牙兵都是粗豪而不識字的精壯漢子。其實毛澤東又何賞不走這條老路?毛澤東歷來都是把地痞、流氓、文盲當作革命先鋒、依靠對像,而把知識分子視作不如可以肥田的狗屎;所以江西時代殺AB團、延安時代搶救特務、進城后每次運動,無不都以消滅知識和知識分子為目標。(北京師範大學李岫教授在《歲月、命運、人---李廣田傳》中揭發:雲大黨委書記李書成把黨委文件改頭換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報》發表說,雲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識分子反對共產黨,提出「應當消滅知識分子」。這條消息曾被台灣中央通訊社如獲至寶地引用,父親說:「知識分子是改造的問題,不是消滅的問題,這簡直是藉寇兵資盜糧!」雲大,即雲南大學。父親,即李岫的父親李廣田,時為雲南大學校長。這位僅僅對「應當消滅知識分子」表示一下異議的詩人、作家、教育家,不久就被他的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最後也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被消滅---沉屍昆明蓮花池了。在台灣中央通訊社「如獲至寶」地引用這條消息的五十年後,我也如獲至寶地引用這條消息,它為我解決了右派研究中所遇到的問題:中共內部是否自始至終地貫穿著一條對知識分子群體滅絕的「革命路線」或「反革命路線」?中共為什麼對知識分子這樣喪心病狂?「應當消滅知識分子」是毛澤東窮一生而未畢的功業。)

可惜人是會變的,樸實的老粗,一旦嘗到權力的甜頭之後,就有那麼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驕橫了。毛澤東鼓吹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就是這些驕兵悍將干政的最大本錢。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遼寧省軍區副司令員凌少農硬是在實現了大聯合的遼瀋地區扶植起親軍的保守派遼革站,把當年中共中央決定解放的宋任窮、馬明方、顧卓新、徐少甫再次打倒,指使保守派公然衝擊重兵守衛的京西賓館,強行綁架了宋任窮,進而挑動武鬥,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毛周就範。果然,陳錫聯取宋任窮而代之,兼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做了黨政軍財文一肩挑的東北王。內蒙古文武相鬥,最後也仍是滕海清、尤太忠得勢;儘管他們雙手沾滿鮮血,依然太平無事,壽終正寢。

草莽治國,草菅人命,他們欠下的血債絕不容許被輕易抹去:滕海清與江西省程世清比賽抓階級敵人,在內蒙古大挖「內人黨」,製造了五十萬人受迫害,八至十萬人致傷殘,三至五萬人被殺害的駭人記錄。(P378)遼寧省在滅絕人性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所有造反派都被打成反軍派,他們之中許多人和東北局、遼寧省、瀋陽市高級幹部一起被拉到批判大會上遭拳打腳踢,有人被打死,有人被迫自殺;遼寧大學八三一頭頭張祥久、全國聞名的張志新都是死在陳錫聯的屠刀之下。一九六六年任內蒙古教育廳處長的楊慶魁後來說,文革初期學生起來造反沒錯誤;要說有錯誤,是毛主席、黨中央決策不對,年輕師生算受害人;現在清算文革錯誤,不說上面決策如何,一古腦拿運動初期年青人是問,隔離、關押、逮捕,全國一下子抓了一千多萬人啊,政治報復也不能這樣離譜啊。(P63) 真是公道自在人心!

 

七、忘恩負義的力沙克三兄弟,你們還活著嗎?

高樹華雖然只比我大一歲,可是由於早慧,在我念大三時他已經畢業當上教師了;而且十八歲便加入共產黨,畢業后不但擔任教學業務,還是系裡的中共黨團幹部,正是前途看好的「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

可他卻選擇了當造反派的頭……他一方面確實迷信了毛的所謂「反修防修」那套說教;但另一方面,他又耳聞目睹並切身體會到嚴酷的社會不公,自覺站在了弱勢群體一邊。而且,敢於登高一呼,揭竿而起,並在隨後翻雲覆雨的浪潮中,始終不低頭……高樹華的高風亮節和英雄氣概,不僅表現在文革浪潮中力挽狂瀾和身世沉浮,更表現在他文革之後所處的清查歲月、鐵窗生涯,以及在「不予起訴」掩蓋下的長期生活逆境中,面對政治版圖和生存環境的天翻地覆,他沒有軟化、沒有沉淪、沒有喪失自我。在充斥犬儒哲學的污泥濁水中,他嚴於律己、探求真理、勤奮好學、憂國憂民的文人風骨,始終如一,歷久彌新。(P584)

與高樹華相對照的卻是卑鄙無恥、背信棄義、冷血無情、驕奢淫佚、互相殺戮的偉大領袖、總設計師、黨國要人。

1,毛澤東:毛澤東一生都在搞陰謀詭計、一生都在搞分裂、從來也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他分裂國家,出賣民族利益;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他極端利己,專門害人;他是一個卑鄙的人,一個骯髒的人,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人,一個視人民如螻蟻的人,一個殘民自肥的人。他利用青年學生造反,達到目的后,又把紅衛兵像髒了抹布一樣扔掉。(P342) 造反派政治上受報復,遭遇悲慘;幾千萬中小學生被趕去上山下鄉,其中女青年更是苦不堪言;僅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便發生上千起女戰士被迫害案件。(P444)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此之謂也!

2,鄧小平:鄧小平為了復僻奪權,甘受胯下之辱;多次給毛澤東、華國鋒寫効忠信、檢討書,保證「永不翻案」,願意再為黨工作,哪怕當一名圖書管理員也在所不惜。然而,當他的陰謀得逞,大權再握,就翻臉不認人。不但大翻其案,把毛澤東遺孀江青送上特別法庭,還一腳把華國鋒、汪東興、胡耀邦等有恩之人統統踢下台去。更有甚者,他自己一生也不知直接或間接地殺害了多少人,製造了多少的寃假錯案,從不懺悔;卻為了兒子鄧朴方的受傷,死死地揪住聶元梓等人,對她們實行了極野蠻的報復。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塑造了毛澤東這尊曠古絕今的神,滅絕人性的中國共產黨人也在把特權傳給子女、為子女「報仇」上表現了最充分的「舐犢情深」。

3,林彪等人: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人代表中共與傅作義、董其武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協議》:「起義人員,一律不咎既往」。然而,背信棄義的中共在傅董部隊放下武器那天起,就開始以鎮反、肅反等各種名義施行大規模的殺降殺俘計劃,在挖烏蘭夫黑線時還不放過,仍把傅董余部當作「黑勢力」。

4,葉融:是《口述史》中的一宗人倫天理慘案。葉融把從在中統機關做事的父親處搞到的情報送給中共地下黨,中共便請他加入青年團;政權易手后,葉融提供線索,協助公安機關抓到了他藏匿的父親及父親的同夥,得到組織欣賞;畢業后恩賞分到北京建築設計院。一九五三年,被懷疑收藏了父親的一把手槍,在北京公安局三番五次追問下作了真情表白:「連反革命的父親我都不吝惜,我幹什麼要藏一把槍?」從此種下禍根。一九五四年,以「支持邊疆、充實基層」名義,全家被下放內蒙古建築設計院。一九五七年,不但沒有鳴放提意見,反而為共產黨、領導人說好話,卻在運動一開始即被內定為第一名右派分子,「別看不說不寫,從葉融的表情、眼光可論斷,葉融骨子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據理力爭之後,被加重處罰,下放農村改造半年後被判勞改三年。其後靠當臨時工,或挖土、或砌牆、或幫人繪圖謀生。一九六六年,起來造反,寫大字報揭發中共內蒙古某書記在內蒙古歌劇團內選妃、在天津嫖女人被抓內幕;到北京參與臨時工造反組織活動。次年,到新成立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要求安排工作,不得要領。一九六九年,因過冬困難,穿牛皮紙衣服,舉「要求工作」的紙牌請願,被軍管會以「對抗中央、醜化軍管」罪名判處死刑。一九七二年,遺孀秦屏把申訴材料輾轉送到內蒙古第一把手尤太忠手中時,尤太忠竟然說:「這種寃案肯定不是幾件,只能暫時寃下去。這樣的事一旦開了頭兒,會衝擊我的主要工作。」尤太忠真是泠血動物,中共幹部如尤太忠者,不知凡幾。

5,烏蘭夫家族:烏蘭夫三公子力沙克與高樹華有同系共事、同室而眠之誼;力沙克參加四清離開師院后,高樹華幫力沙克每月徃家送工資,還幫其母做家務,力沙克之長兄布赫(內蒙古文化局長)、大嫂珠嵐,二哥烏賓也與之相熟。紅色恐怖的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間,高樹華冒險協助他逃徃上海。烏蘭夫家族在危難之中,高樹華給他們送過米面、藥品;在力沙克被公安局關押期間,高樹華協助他解決了伙食費問題。力沙克母親還為此安排高樹華與力沙克三兄弟宴聚以示感謝,高樹華也因此成了「烏蘭夫黑幫分子」、「第五縱隊」。但一九七七年,當高樹華被隔離審查后,高樹華又成了「反烏蘭夫分子」。但是,這時的力沙克早把「你不會有事的,我們都知道你的觀點」的話拋到九宵雲外,連和高樹華老婆見一面也不肯了。力沙克(烏傑)留學美國后,先後任赤峰市副市長、包頭市長、山西省副省長、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等;布赫官至人大副委員長。烏蘭夫家族全面復僻,其顯赫更勝舊時。然而,受人恩惠不思報答,見朋友瀕死而不施救,許諾言而不兌現,和畜生何異?忘恩負義的力沙克三兄弟,你們還活著嗎?

 

八、周惠其人:對周小舟落井下石、在內蒙古搞極左

周惠一九七八年主政內蒙古,為了顯示自己的威力,讓人服他這個第一書記,在逮捕審查了一萬餘人的基礎上仍繼續下令揪人,一口氣點了二三十個廳局長的名字。周惠隨意玩弄政策,是搞階級鬥爭、搞極左的高手。高樹華《日記》上說:「周惠這個人當年被打成右傾分子」(P526),是不確的。

周惠在《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中自稱:「在內蒙古,在中央,大書幾筆,可以心安理得地說:無愧此生」,是公然撒謊;周惠在《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中還故意隱去在湖南省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欲蓋彌彰。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周惠排劑了周小舟,利用篡奪的全省領導權在《新湖南報》大打出手;一百四十五名的編輯、記者,被打了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佔了編輯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十名編委,除其親信總編輯官健平與秘書長孟樹德外,其餘八人無一倖免;「挖」出了湖南獨有、舉國無雙的最龐大的一個「反黨右派集團」,可謂心毒手辣、喪盡天良!同年九月八日下午,周惠在蓉園一號樓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毛澤東彙報時說:「湖南的反右鬥爭是從《新湖南報》發軔的,逐步深入黨政機關、民主黨派、高等院校。」(《一九五三--一九七五毛澤東回湖南紀實》)為什麼當年向中央主席邀賞的大功,《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中卻隻字不提呢?

一九五九年周惠從廬山下來后,便派省公安廳長李強進駐報社,召回「反黨右派集團」的要犯,勒令寫揭發周小舟的材料。還開出一個嫌疑犯十七人名單,叫一併檢舉揭發。周惠並親自到場訓話:「你們都是右派,是彭、黃、張、周的牆腳,彭、黃、張、周實際上也是右派,我現在就要挖他們的牆腳。我也有牆腳(邊說邊指著官健平),他們就是我的牆腳。」說到得意之時,他索性用雙腳蹬在沙發上:「我和周小舟鬥了好幾年。他學得烏龜法,在常委會上慢慢伸出頭來,我就敲他一下,他馬上縮回去。再慢慢伸出頭來。我又敲他一下。現在好了,從高處跌下來,連烏龜殼都打碎了。」(鄧鈞洪:《追記〈新湖南報〉的反右鬥爭》)一九六二年,時任科學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長的周小舟說:「一九五九年黨群戰線大張旗鼓地批鬥我,省委機關出動很多車輛,會上發生對抗,我當天就得知信息,深為擔心。」周小舟夫人王寧則說:周惠從廬山回來就翻臉,落井下石,多方加罪於小舟。(汪澍白:《讀〈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有感》) 這樣的東西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么?


    、結語: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丫頭

以我個人閱讀經驗看,《口述史》寫得真實、生動,也比較符合我的價值觀。不足的是,由於高樹年過早的去世,對周恩來的評價仍存誤區。

「周恩來到最後就是他(毛)的丫頭」,李銳二OO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接受朱健國採訪時,給周恩來做了這樣的定位。現在看來,這丫頭還是個壞丫頭、賤丫頭,他助桀為虐、逢君之惡、承旨逢迎,是個沒有良知的奸相、佞相、歹相。

顯然,三年間讓四千萬農民餓死而繼續把糧食運徃阿爾巴尼亞的總理,是人民的好總理嗎?看著上百萬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被打成右派分子而無動於衷的總理,是人民的好總理嗎?看著自己的戰友、同志、部下甚至親人,被毛澤東打成三反分子而送進監牢或要送掉生命的時候,卻親自簽字批捕、還擔任其項目組組長的總理,是人民的好總理嗎?

還有一些問題可以繼續商討,但都不妨礙我誠心誠意向廣大讀者推薦這一本響噹噹的《口述史》。謝謝您的閱讀。          

 

OO七年十月七日寫於流浮山寨酒香書樓

OO九年元旦訂正(首發《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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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10 個評論)

回復 VANO 2011-9-23 19:28
先生,這文章是您著作的嗎?
回復 武宜三 2011-9-23 20:43
VANO: 先生,這文章是您著作的嗎?
vano,你好。程鐵軍先生(原來在澳門大學當教授,現在美國),到香港參加文革研討會時,我們成了好朋友。我這篇文章是為他的《內蒙文革風雷》寫的書評,最早登在《縱覽中國》上。歡迎批評。
回復 VANO 2011-9-23 20:47
武宜三: vano,你好。程鐵軍先生(原來在澳門大學當教授,現在美國),到香港參加文革研討會時,我們成了好朋友。我這篇文章是為他的《內蒙文革風雷》寫的書評,最早登在 ...
武先生,謝謝您給我的留言。

其實,我自己本身沒有經歷過文革,更不懂歷史政治。

每次看您的文章,我都是作為一般讀者,通過您的文章去了解一些,歷史。

所以我根本談不出任何可以反駁您,或者是贊同您的論點的想法。

但是通過您的文章呢,我確實是獲得了信息。

謝謝您。我會繼續關注的。

祝好。
回復 trunkzhao 2011-9-23 20:51
要想在邪教里混得長久,就要拋棄一切人的思想良知,否則的話也長久不了。彭德懷就是個典型。
回復 武宜三 2011-9-23 21:51
VANO: 武先生,謝謝您給我的留言。

其實,我自己本身沒有經歷過文革,更不懂歷史政治。

每次看您的文章,我都是作為一般讀者,通過您的文章去了解一些,歷史。

所以 ...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當然,現在也仍然不是什麼光明),我所以關心這60年以來的歷史,就是想讓後代不要再遭遇那個恐怖的時代,不再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謝謝你。
回復 VANO 2011-9-23 21:52
武宜三: 文革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當然,現在也仍然不是什麼光明),我所以關心這60年以來的歷史,就是想讓後代不要再遭遇那個恐怖的時代,不再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
恩,支持您的觀點。
謝謝您。
回復 武宜三 2011-9-23 21:54
trunkzhao: 要想在邪教里混得長久,就要拋棄一切人的思想良知,否則的話也長久不了。彭德懷就是個典型。
即使拋棄了一切良知,也仍然沒有好下場。周恩來、江青、姚文元......就是毛澤東,不是也成了全中國最偉大的反革命家屬么?
回復 trunkzhao 2011-9-23 22:04
武宜三: 即使拋棄了一切良知,也仍然沒有好下場。周恩來、江青、姚文元......就是毛澤東,不是也成了全中國最偉大的反革命家屬么?
這話說得絕對了。說實在的,絕大多數沒有良知的共黨分子都是得以善終,活得非常滋潤。這裡面包括血債累累的滕海清、吳芝圃等人,小一點的那就更不用說了。
回復 天朝浮雲 2011-9-24 09:55
要把真相傳給後人。
回復 天明 2011-9-28 20:46
好文。強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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