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為埋葬獨裁暴政而立-------讀楊繼繩新書《墓碑》

【導語：中國曆來的史書只有「易子而食」的記錄，而毛澤東、共產黨卻能使中國農民把自己親生子女也吃下去了。這是什麼世界？畝產萬斤、十萬斤的鬼話，只是毛澤東、共產黨為高徵購、向農民掠奪糧食而製造的口實，人為的飢荒是中共賣國集團大規模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略部署和既定方針。中共賣國集團在餓莩遍地的時候拒絕蘇俄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的100萬噸救命小麥；仍然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仍然把巨額的財物送給外國人。中共賣國集團對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有糧不給吃」，而讓他們吃野菜、樹皮、觀音土，直至吃人肉---吃死人肉、也吃活人肉；還要強迫他們做超體能的苦役，餓不死、累不死、病不死的，再行打死、毒死、折磨死，甚至槍斃、活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在短短的三年裡便製造了史無前例的3,600萬以上寃魂。】

一、       紀念碑樹立在香港

1961年春，劉少奇回家鄉湖南搞調查時說：「要知道秦始皇、隋煬帝是修長城、修運河垮台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還多些。」他在老家寧鄉縣花明樓公社對當地幹部說：「這裡死了很多人」，「不但你們這一輩子要記住，而且還要教育你們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遠記住這個教訓。」1962年初，對即將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劉少奇是毛澤東的主要幫凶，也是大飢荒的始作俑者；他的寫書、編劇、刻石立碑，僅僅是害怕政權的「垮台」。但是四十多年過去了，偌大的中國，一本書、一個劇、一塊碑都不曾出現。倒是香港有了這麼塊「紀念碑」，這就是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上下兩冊，共1,095頁，2008年5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墓碑》是楊先生繼《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之後再一次引起轟動的貢獻。楊先生也提議，中國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飢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汲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P15至16）《墓碑》就是楊先生用心血和勇氣立的「紀念碑」，它為未來真正的紀念碑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墓碑》，是一部專政獨裁製度的罪惡史、也是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農民的苦難史。

據楊先生說，「墓碑」有四種含義：一是「為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四，「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楊先生冒險犯難、雖千萬人吾徃矣的悲壯情懷，讓我欽敬！然而，在一個號稱「和諧」、「權為民所用」的國家裡，為了寫一本書而要冒「獻身」的風險，亦可見這個國家的恐怖和黑暗、執政者的無恥和兇惡。

《墓碑》不僅重現了那場災難的令人驚駭、令人惡夢連連的全貌，而且全方位解釋了它的成因。尤其用各地氣象資料、援外與軍備史料拆觧「自然災害」、「蘇修逼債」一類謊言，把那一小撮蟊賊與民為敵、視人民如螞蟻的惡毒、殘忍、殘暴的心態揭露無遺。什麼「人民領袖」、「無產階級革命家」、「人民好總理」、「人民的兒子」，統統都是血債累累的殺人兇手。由於楊繼繩先生的特殊地位、條件、修為、功力和道德勇氣，使《墓碑》成了不可替代、也不可多得的巨著。這是一座真正的豐碑。

大飢荒是四五十歲以上中國人的恐怖記憶，楊繼繩先生的令尊是在1959年活活餓死的。第一個在網上推薦《墓碑》的四川作家冉雲飛先生，他家裡有5口人在當年餓死。

福建省雖然死人不太多，但也死了18萬人（同為新華社記者的張萬舒在2011年9月出版的《熱昏的年代》中說，福建省餓死50萬人---武宜三注），先母便是其一。她是因飢餓致浮腫，而死於1962年，年僅41歲。

家父本是個山區私塾教師，1948年入中共地下游擊隊，1949年四月成為中共黨員。三反運動時，被誣為「貪污分子」，后平反；1957年又在「反地方主義」鬥爭中被當作「不純分子、投機分子」而開除黨籍、清洗回鄉，受盡岐視和打擊。大飢荒期間鄉下人每人每天只有4.5兩米(16兩為一市斤)可吃，我們就用狗脊、野芭蕉、稻草、野菜等充饑。家父的遭迫害是家母餓死的偶然因素----但這個制度卻使每個老百姓都有遭迫害和餓死的可能。

二、       用史料說話，鐵證如山

看看上篇《各地情況展現》的目錄：第一章講河南省，至少餓死300萬。第二章講甘肅省，非正常死亡102萬（張萬舒說是130萬）。第三章講四川省，天府之國餓死1,250萬。第四章講安徽省，非正常死亡在500--600萬之間（張萬舒說是580萬）。第五章講吉林省，守著糧庫餓死近13萬人。第六章講江蘇省，魚米之鄉餓死約70萬（張萬舒說是66萬）。第七章講現在和過去都是中國最富裕的廣東省，當時餓死65.7萬人，另有11萬多人偷渡徃香港。第八章講山東省，齊魯之邦餓死300萬人。第九章講浙江，餓死10.77萬人。第十章講雲南，餓死100萬人。第十一章河北省，官方數字是餓死41萬人（張萬舒說是200萬）。第十二章，貴州省餓死174.6萬人。（張萬舒說，湖南省餓死185萬人；廣西省餓死90萬人；青海省餓死55萬人；寧夏餓死15萬人。）

以上12省，都是作者親自考察過，調閱了許多機密檔案，採訪了許多當事人、包括一些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的知情人。作者的每一句都有根據、都有來歷；每一個結論，都是通過收集、採訪、研究之後得出來的。可謂鐵證如山，不容置辯。其它各省作者雖然沒有專門去考察，但也通過各種管道得到許多資料。第十三章是綜合其它各省飢荒情況，第十四章講城市生活。

作者在第十四章里透露了兩件小事。其一，中共中央在成千萬人餓死的1960年批轉了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起草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讓「各地參照執行」。作者指出「能受到照顧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受惠最多的還是高級幹部。高級幹部在照顧高級知識分子的名義下享受特需供應。」從此神秘而令人羨慕的「特需供應」成了中共高級幹部的特權，一直保留至今，看來還要永遠保留下去。但共產黨及其喉舌卻總用「共艱苦、同患難」來忽悠老百姓。

二是關於「毛澤東不吃肉」的謊言，所謂不吃肉，只是因醫生建議不吃膽固醇高的豬肉，但牛羊肉還是要吃的；1961年4月26日的一份歺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歺湯十六七種，各種風味的魚蝦十幾種。

在餓殍遍地的1959至1960年間，各地為毛澤東等人特別建造的豪華行宮和超級住所共有61處之多。

其中著名的有韶山滴水洞（203工程）、長沙蓉園、武漢梅嶺別墅、武漢東湖賓館、南京紫金山賓館、北京密雲水庫別墅、上海西郊賓館（414工程）、廬山廬林別墅、濟南南郊賓館、杭州劉庒賓館、杭州汪庄賓館、廣州南湖賓館、廣州小島一號樓、從化溫泉賓館松園一號、成都金牛壩賓館、太原迎澤賓館、天津迎賓館、哈爾濱花園村、南昌八二八賓館、鄭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蓮花山別墅、哈爾濱花園村一號樓、南京紫金山賓館、金華西郊601別墅、青島迎賓館、青島八大關小禮堂等。南寧、大連、青海、新疆、包頭、鞍山等地也都有毛澤東們的別墅群；有的一地還不止一處。昆明別墅的圖樣設計好了，但海拔較高，毛澤東不去，這才為多災多難的雲南人民省下一大筆銀兩。

韶山滴水洞別墅主體建築面積3,638.62平方米。從1960年下半年開工，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耗資1.2億元。而1958—1961年韶山東郊公社三個大隊餓死707人，全縣約死3萬人，湖南全省則餓死248萬人，如果用建別墅的錢去買糧賑災，可供248萬饑民吃一年，三湘子民一個也不會餓死了。

毛澤東如此，從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各分局、省市委到縣鄉村黨委、支部等大小頭目，也無不如此。不顧老百姓死活的驕奢滛逸、男盜女娼、貪污揮霍，真是罄竹難書。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至少餓死100萬人的河南省信陽地區，如今還是國家級貧困市，經濟發展水平位列河南省倒數第幾名。但這裡的官員卻住超級豪華的別墅。2004年他們花3,000萬元巨資收購一塊40畝黃金地塊，10畝建了信陽市國土資源局辦公大樓，30畝建了11套別墅分給局領導，每套僅收20萬元，而實際價值約200萬元。

三、       飢荒曠古絕代，中共罪惡滔天

可以想象一下，一個健康的人，被硬生生的餓死，該受多少活罪？在沒有戰爭、風調雨順的年代，居然可以餓死3,600萬人。是怎麼樣的一種罪惡！？

《墓碑》中記錄有各省、各地區大量詳盡又可靠的人吃人案例。有父子、母女、兄弟、姐妹互吃的。吃死人肉，也殺活人來吃。其慘不忍複述，請讀者自行翻閱。我只想指出，中國曆來的史書只有「易子而食」的記錄，而在毛澤東、共產黨法西斯統治之下，卻使中國農民把親子女也吃下去了。這是怎樣的慘絕人寰呀！

讀完《墓碑》，一個正常思維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得出結論：3,600萬人的死去是毛澤東、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有計劃屠殺。

共產黨頭目自毛澤東開始，幾乎全是出身於農村，即使沒有親手種過地，「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吧，怎麼會製造出和相信畝產千斤、萬斤、十幾萬斤的鬼話呢？

目的僅僅在於高徵購---從農民口中奪糧，達到把農民或餓死---實行群體滅絕，或餓服貼---便於統治。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四、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

中共用「自然災害」和「蘇修撕毀合同」欺騙了中國人民數十年。但楊繼繩先生用事實、用文獻、用史料告訴讀者：這是胡說八道。

作者用官方的氣象、水文資料以及學者的研究成果，證明1959—1961年間中國旱澇態勢相當正常，可以說是風調雨順。

為了反駁「蘇聯人逼債、撕毀合同」說，作者引用了大量中蘇兩國官方史料。1960年3月，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說，蘇聯1959年繼續給了我國巨大支持，對國民經濟繼續大躍進起了重大作用。

1961年外貿部長葉季壯對蘇聯人說：「由於我國最近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一定的困難。但是，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蘇聯政府同意我們1960年貿易業務中的欠賬在今後五年內分期償還，並且不計利息。還提出不計利息現在借給中國50萬噸糖，以後由中國以同等數量歸還。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P593)

蘇俄儘管幹了許多對不起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事，但在中國人民挨餓這件事情上，確是不曾下井落石。也就在這一年，蘇聯在借給中國50萬噸糖的同時，還提出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萬噸小麥。這100萬噸小麥，對於瀕於死亡的中國人無異是涸鯽之望甘露，但喪心病狂的毛澤東集團卻予以拒絕。

反骨的毛澤東等，初則對蘇聯人感激涕零，后則信口雌黃，不惜讓蘇聯老大哥代其受過。（當然，後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又重新投入了俄國人懷抱，因為中共到底是蘇俄的褲襠里掉下來的，這段親情終無法割捨。）

1960年，在蘇聯未提出還債的情況下，毛澤東讓周恩來把需16年還清的80億盧布的債務硬在五年內還清；加劇了災情，加速了老百姓的死亡。

周恩來1964年12月31日在第三屆人大一次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在經濟困難期間，不但沒有借一文錢的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幾乎全部還清了。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14.06億新盧布(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已經按期償還了13.89億新盧布，剩下的尾數1,700百萬新盧市，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過去向蘇聯借的50萬噸食糖，今年已經還了30萬噸，其餘的20萬噸，準備提前在1965年全部還清。前幾年我們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欠帳，現在已經全部提前還清。」「不僅如此，這一期間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持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1964年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66.7億元，其中1961年到1964年支出的為35.5億元，占53%。」(P595)

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給蘇共中央的信》中還說，「到1962年底為止，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糧油和其它食品值21億新盧布。在同時期內，我們向蘇聯提供礦產品和五金值14億多新盧布……這些礦產品中，有許多都是發展尖端科學、製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蘇聯單方面中止對華經援協議，撤走專家，發生在1960年7月，當時大飢荒早已釀成，大規模非正常死亡早已發生；而且也與民生問題無關。事實說明，把蘇聯翻臉說成是大飢荒餓肚子的原因，是說不通的。

如果還外債是餓死人的原因的話，比還外債多幾倍的軍費開支，豈不更是殺人兇手？是的，這一次算是中共的不打自招吧。

五、打腫臉充胖子，致更多人死亡

為了拉攏亞非拉小兄弟以壯聲威，證明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毛澤東在提前還債的同時，從人民口中奪食去無償地援助什麼「世界革命」。

本來1958和1959年，出於「大躍進」的浪費，財政緊張，對外援助已經縮減了。但中蘇翻臉后，又隨即大幅度擴大對外援助的規模。

大飢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大超過了償債。民脂民膏流水般散給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古巴等。據說他們的建設工作做好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增強了，就是對中國人民的大力支持。實際死去的中國人，卻比這幾個國家人口加起來還要多。

李先念在《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中說：「這兩年儘管我們自己有很大的困難，我們還是根據可能的條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則，積極地援助了某些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我們認為，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1961年和1962年，對外援助支出合計為137,300萬元。連同前三年的對外援助支出，五年總計236,200萬元。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部分，為186,600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分，為49,600萬元。我們的援助是真誠的，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是真誠幫助他們在經濟上實現自力更生的方針的。」

《墓碑》第596、951頁附錄的《1950--1964年中國償還外債、對外援助和國防費用支出(億元)》就是中共賣國集團的自供狀和罪行錄。

李先念說「在1961年和1962年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既沒有舉借新的外債，也沒有發行國內公債，並且還償還了到期的債務。我國的建設資金，向來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產節約來積累的。」所謂「增產節約」，只是從農民身上、口中掠奪、搶劫的代名詞而已。

中共分贓集團對國際流氓、對友邦、對外人的確是「真誠的」、「無私的」。最近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報導，北京2008奧組委宣布：免除參加2008年殘奧運動會各國參賽選手和官員的旅費和食宿費用。並驕傲地宣稱這在殘奧史上還是第一次。其實中國是世界上殘疾人最多的國家，共有6,000多萬；他們大多數生活貧困。如果按照聯合國關於貧困的概念，中國的貧困人口更以億計。中國富裕到了可以幫包括美國等富國在內的各國政府省錢？中共分贓集團之賣國媚外，歷來如此。

但對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則是非常無情、野蠻、奸詐和惡毒。中共賣國集團對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是有糧不給吃、讓他們吃野菜、樹皮、觀音土，直至吃人肉---吃死人肉、也吃活人肉。還要讓他們做超體能的苦役，稍有不順眼，即行打罵、吊綁，扣飯，甚至槍殺、活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3,600萬寃魂中，除了活活餓死、累死、病死的，被打死、中毒死、折磨死者當占不少比例。第十九章《「五風」肆虐》等章節對「強迫命令風視民如草芥」有極詳盡的披露。

為了鎮壓、屠殺、威懾包括少數民族、台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中共豢著一支龐大的軍隊，故軍費一直在國家財政支出中占極大比重。但表中所列的軍費仍不是全部，因為中國很多武器是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由民用工廠生產的。一些重要軍事科研項目由非軍事研究單位承擔，很多普通院校承擔了軍事院校的科研項目和培養人才的任務。「兩彈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來自國防經費。（P952）

這支名叫中國人民解放軍實為殺人放火、禍國殃民的黨衛軍，它除了打中國人（如抗戰的國軍、包括藏人和回族人在內各族人民以及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北京市民）之外，完全成了中共內部爭權奪利和對外賣國的工具。

共軍在抗戰中與日本人沆瀣一氣，共同和國軍作對、謀殺國民政府。在朝鮮半島戰場，只是把一百多萬收編的國軍送去為斯大林和金日成當炮灰，借刀殺人以消滅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雖然為轉移視線和印度打了一仗，大勝之後卻退回麥克馬洪線以北幾十里，反而失去了更多的領土。僅僅西藏就有最好的精華般的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印度人佔領著。九萬平方公里的地理概念是什麼？九萬平方公里有三個台灣、一個浙江省那麽大。（班禪喇嘛：《西藏所失大於所得》，1989年1月23日）中越一戰死亡慘重，從1979年2月17日至1979年3月16日的二十多天，共軍就損失二三萬人，每天平均死亡二至三千人，同樣沒有收回一寸領土。

現在對中俄、中印、中越、中緬邊界領土的大出賣后，廣大海上國土也幾乎淪亡，石油氣蘊藏量豐富的南中國海、釣魚台列島、東海，早讓周圍國家瓜分殆盡，鄧小平自欺欺人的「主權擱置，共同開發」成了一句空話，所簽的《南海地區行為準則》也等於廢紙。最近幾十年，是鄰國侵佔我國領土、領海最嚴重、性質最惡劣、規模最大的時期；而中共則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成交量最大的賣國賊。

人民用血汗甚至生命養肥了這支龐大的、對內威武、對外「文明」的「威武文明之師」，到底為了什麼？

六、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

第十八章《公共食堂》講述了大飢荒的一個成因是普遍地把農民趕進人民公社，消滅家庭；大辦食堂，讓農民家徒四壁，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所謂「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作者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中已作過概述：「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在毛澤東時代，儘管這是中國專制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化武器、現代組織手段，再加上計劃經濟體制完全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壟斷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資料，又不讓人口自由流動，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到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墓碑》用了更多例子和篇幅來論證。

七、糧食問題---中共對農民的戰爭

中共自立國那天開始，就與農民展開「糧食戰爭」以鞏固和穩定政權；為了糧食，農民成了中共無限壓榨的對象。為了超額統購，1954年就有566名農民被逼自殺，還有35名自殺未遂，這僅是「不完全的」數字。把福建省邵武縣群眾騷亂定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處決16人，判刑56人，管制9人。可謂心狠手辣！

廣西省因虛報產量1954--1956年，餓死數千人。1957年新華社保定4月17日訊說，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發生」。老百姓說：「共產黨好是好，就是吃不飽」，一個老農民白天打燈籠以刺「共產黨黑暗」。(《政治學習》，1957年8期)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曾「嚴肅處理」廣西省事件，罷了中共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等人的官；《人民日報》煞有介事地發表《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風作鬥爭》的社論。然而替死鬼卻是「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大幅度減產」。「提醒全黨吸取教訓」，更是騙人鬼話。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換了韋國清之後，死人反而更多了。廣西省繼1958年炮製環江縣水稻「畝產13萬斤」等一系列牛皮后，1959年只好靠搜刮農民口糧、種子上交，譬如龍勝縣，1959年糧食徵購數竟然高達1957年的三倍半！一天不到4兩口糧的農民，除了餓死還有別的出路嗎？

僅環江縣便餓死了3萬多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柳州地區餓死16萬，韋國清坐鎮的臨桂縣五通鎮，七、八千人口，餓死了三分之一，100多戶人家死絕。（《內部參考》，1957年4月16日，新華社編印）廣西一共餓死了多少人？韋國清自己承認是30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說，起碼50萬。(丁抒：《大躍進和大飢荒》)現在根據楊繼繩計算是73.96萬人。但這韋國清不但無罪，反而聖眷更隆，一直到文革，都獲重用。

為了從農民口中掠奪最後一口糧食，全國各地發動莫須有的「反瞞產」運動，對農民採取種種酷刑，如河南省光山縣就有2，241人挨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該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在1959年9月至1960年1月，便打死49人。河南省息縣則一共打死、逼死1,065人。甘肅省通渭縣打死、逼死1,300多人。

為了推缷大量餓死人的罪責，中共決定在河南省信陽地區大規模殺人，大縣殺800人，小縣殺400人，每個大隊殺3—5人，人數接近一萬（夠可怕、夠殘忍、夠卑鄙吧。餓殺一大批，再槍殺一大批）。最後在決定殺中共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和中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時，毛澤東說，我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判死緩吧。毛澤東忘了他殺過張子善、劉青山；張子善、劉青山是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和天津專署專員，比縣委書記還大呢。毛澤東何愛於縣委書記？他為了保他自已而已。

毛澤東曾在1958年秋武昌會議上說：「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如今真的死了幾千萬，他卻不說要撤他的職、砍他的頭了。作為這空前的人間慘劇的禍首，他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輕飄飄地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

八、毛共有意的大規模殺人的例子還有

河南省信陽地區，當年庫?有糧10多億斤，當年產量29億斤，共40億斤。守著40億斤糧食，餓死100萬人，作者也慨嘆「真不應該」。1959年4月至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但這期間國家糧食庫存為887.03億斤（1959年11月），最少也有286.32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春荒最嚴重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如肯拿一半出來，也不會餓死人（P753）。當時倉庫里囤滿等待出口的糧食和其它食品，由軍隊或民兵把守。波蘭學生羅文斯基親眼看見「水果成噸的爛掉」。可是上面有規定：「餓死不開倉。」（網上資料）

1958年的徵購比例為糧食產量的29.4%，1959年上升為39.7%，1960年為35.6%。到1959年11月27日，全國征糧1,077億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國收購入庫糧食241.8億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億斤，即增長一倍半。作者寫道：「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P754）可見楊先生還是忠厚人。

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餓死300萬人時，不但不受懲罰，反而陞官，身兼兩省總督。當他為救人搞責任田時，卻被指「復辟資本主義」遭罷官。

你為了斂聚，不給老百姓吃飯，老百姓可以逃跑離開你嗎？不行。1958年麗江地委和軍分區向外逃邊民開火，「共消耗子彈200多發」（P460）1962年，陶鑄調動全付武裝的軍隊鎮壓積聚在廣州火車站等待買票外逃的上萬群眾（P387）。中共邊防軍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偷渡澳港的男女老少。

大量出口糧食。1958年出口量為288.34萬噸，1959年激增為415.75萬噸，僅11月就出口糧食18.8億斤，比第三季度糧食出口總和15億斤還多了近4億斤，創下了糧食出口新紀錄。1960年則出口272.04萬噸。東歐國家鑒於中國宣傳糧食大豐收，要求中國在1960年供應84.7萬噸，比1959年提高50%。1959年到1960年，中國糧食連續兩年減產，但對於非洲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還宣布「向剛果提供5,000噸至10,000噸小麥或大米」。（網上資料）

中國的糧食出口僅1958、1959兩年就高達700萬噸，可以為3,800萬人每天提供840熱卡。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沒有出口，中國人一個也不會餓死。最缺德的是李井泉在1960年7月1日，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4,800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是絕無僅有。以致四川省的大飢荒時間最長、餓死人最多。所以，李井泉一家在文革中下場也十分悲慘，算是老天爺有眼，報應不爽吧。

1962年，劉少奇應阿爾巴尼亞人的要求，命令幾艘滿載小麥的中國輪船調頭開向阿爾巴尼亞。（P596）劉少奇、陳雲、李先念、李井泉、吳芝圃、曾希聖、舒同、張仲良等同毛澤東、周恩來一樣，都是命債如山、罪責難逃的劊子手。

1950-1959年中國糧食國際貿易情況 (單位：萬噸）（P755、網上資料）

餓殺以外，還有打殺和槍殺。有壓迫就有反抗，1958年4月18日，反共救國軍韓乙奴等200人脅迫4千人武裝叛亂。據《青海省志》說，「從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為期5年，共進行大小戰鬥3,639次（其中部隊作戰2,811次，地方幹部和民兵作戰828次），斃敵1.6萬人，傷敵4,876人，俘獲4.68萬人，招降5.88萬人。」可以粗略看出共產黨怎樣乘機殺人，殺良冒功。

1958—1961年間，雲南省楚雄州即判了37人死刑。吉林省在1960年上半年殺了53人，不得不把殺人指標由80人追加為160人。「吉林是一個飢荒不算嚴重的省份，殺人指標成倍突破，一些飢荒嚴重的省份，捕人、殺人就更多一些。」(P948)

中共在這三年人禍期間及篡政五十多年來，製造了多少寃案、殺了多少無辜的人，應該有清算的一天。

九、幾點補充和建議

1、《墓碑》資料太豐富，討論的問題涉及太廣，我的評介是掛一漏萬。而且許多社會學、政治學、統計學上的問題又是我所不能置喙的。但愚者雖只一得，亦可作引玉之磚。姑陳淺見如上。另因本人近年收集和研讀1957年反右運動史料，略知當年遍布中國各地的勞改農場、勞改廠礦都是殺人如麻的人類屠宰場；囚禁其中的右派分子曾大量被餓死、打死、折磨死，死亡率極高。

據在北大荒勞改隊里當過統計兼文書的楊崇道先生說，光是他所在的那個隊百十來名右派中，經他的手寫了《死亡報告》的就有三十餘人，幾乎占這一個隊右派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遼寧省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飢荒的飢餓歲月後，1,200名右派、犯人已餓死了一千人，還沒有餓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卧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戴煌：《九死一生》)顧雪雍（1957年任遼寧省《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後來證實，這200個人最後還是死了；也就是說，錦西煤礦這1,200個勞改犯，是全部被餓死，死亡率達100%。

遼寧省凌源縣新生焦化廠的一個右派勞改中隊300人死去227人，死亡率達75%。

四川省415築路支隊5,000名右派分子，到文革前剩下不足一半；而一半多的右派分子，不是死於飢餓、就是死於工傷，不是自殺、便是逃跑，不是被殺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分子鐵流先生是少數的生還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心有餘悸，常有惡夢相伴。(鐵流：《鐵流文集》)

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羈押了近3,000名右派分子，但到1961年所謂要「搶救生命」的時候，被搶救出來的只有600來人了，而這些人在搶救過程中又死掉了不少。(趙旭：《我的右派情結》)

楊先生雖然點到了甘肅省夾邊溝等情況，但我仍希望他在再版時能擴充這方面的材料。

2、作者說21世紀初「共產風不再刮」(P723)，可能不對。現在暴力征地、野蠻拆遷，就是當年共產風的餘韻，只是內涵稍有不同罷了。

3、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江華抓出來的「沙楊彭反黨集團」是他反右派運動的「成果」，而不屬於反右傾鬥爭。（P425）

4、壓縮城市戶口(P745)中，右派群體又是受害者之一。例如上海市在1958-1959年就把一大批右派分子，或是連家屬一起發配青海省（陳承融：《歲月留痕》等）、新疆等地。

5、毛澤東使用引蛇出洞(P767)術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時代。(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6、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臣伏(P791)，也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時代。(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2008年7月香港書展開幕日，2011年9月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