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今天在清算毛共滔天罪行,要求平反寃案、追討賠償的同時,更要注意發掘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資源。認真梳理他們留下的文本,發現他們思想的亮點,才是對他們最好的、真正的紀念。】
新華社記者作為特務和暗探被派駐各地
右派分子蔣錚,是廣西省平樂專員公署服務局科員。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廣西省全縣,家庭成分地主,本人成分學生。據他自己說,「從十六、七歲起即開始了一些革命活動」,曾在國統區參加過反日鬥爭,一九四五年後又參加反蔣運動。一九四八年由華南跑到華北,進入了共占區。一九四九年奉調南下廣西省,同年加入中共青年團。
一九五七年,蔣錚給南斯拉夫駐華大使寫了一封長達五、六千字的信並讓轉鐵托總統;而南使館也回信給他說來信已轉給鐵托總統了,並告知此信將付工人委員會代表大會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討論。這兩封信,「經群眾揭發」而「被迫交出」。新華社駐南寕記者為此寫了《專訊》,和這兩封信一起登在一九五七年十日二十三日的新華通訊社《內部參考》上。今天,人們應該感謝這些作為特務和暗探而被派駐各地收集情報的新華社記者,是他們為歷史留下了許多珍貴資料,為清算毛澤東、共產黨的罪惡而留下許多白紙黑字的證據。《蔣錚給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信》和《南使館的回信》便是其中的兩件。
新華社記者指「信中惡毒地進行反黨、反蘇並有意挑撥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提出所謂『第二條路線』的『主張』」。五十年後,再來看看這封信,便知是非、黑白,是怎樣地被顛倒了;毛澤東的專制獨裁統治怎樣地扼殺人們的思想自由;中國共產黨反動派是怎樣一步步地把中國和中國人民拖向災難的深淵。
蔣錚為什麼給鐵托寫信
蔣錚「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工作幹部」,自幼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當時他「感覺到非常苦悶,苦悶的主要原因是:黨所宣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現實生活中所執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共產黨也常常拍起胸膛說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但在實際執行中卻是在執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騙自己也不惜欺騙別人」。正在這時他讀到鐵托的《普拉演說》,他認同並確信中國共產黨搞的其實正是鐵托所指出那樣:「是走在一條死胡同里」的斯大林主義。這是他給鐵托寫信的原因。
蔣錚根據他十多年參加「革命」經歷和對馬克斯主義的體會,指出了在中共國內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的問題。如幹部政策、肅反工作以及農業合作化上的嚴重錯誤。
蔣錚認為,農業合作化破壞了農業生產力,是造成大飢荒、餓死人的直接原因。一九五五年,毛澤東發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之後不到一年,各地便以強迫命令的方式,把幾乎百分之百的農業戶趕入合作社,實現了所謂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結果,第二年許多地區便出現了糧食以及豬、雞、鴨等嚴重減產,不少的農民陷於飢餓之中,廣西省荔浦縣大塘區鳳聯鄉鳳凰坪屯七十二戶三百零九人人中,就餓死了九人,很多農民要逃荒。這種狀況在廣西省平樂專區八個縣一百六十萬人口地區範圍內並不是個別的例子。但中共荔浦縣委書記王文陸卻叫農民吃草根、樹葉、山果之類的「代食品」。農民恨之入骨地說:「原來是這樣建設社會主義,是叫農民吃代食品的。」
廣西餓死人情況比蔣錚說的更嚴重
蔣錚畢竟只是一個科員、低級幹部,不知道更多的「機密」。事實上,廣西省一九五六年餓死人的情況比蔣錚講的更為嚴重。新華社記者劉遠修當時寫了《廣西省平樂專區和橫縣大批餓死人的情況》,登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參考》上。劉遠修指出,經廣西省檢查組兩次調查,平樂全專區在一九五六年一至七月間共有一千零九十五人「因災死亡」(其中餓死三百二十三人,與缺糧有關而死的七百七十二人),因缺糧吃「代食品」致身體浮腫的五千八百八十五人;出賣妻子、改嫁的一千三百六十三人,逃荒的八千四百一十五人;賣家產渡荒的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六人。死人以平樂、荔浦、富鍾、賀縣最多。橫縣因缺糧致死的四百三十四人,自殺的三十八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東西吃被打死的三十八人,賣妻子兒女的一百零五人,逃荒的三千七百三十四人,患浮腫病的九千三百五十人。劉遠修說:「整個災情的發展十分嚴重,不少人傾家蕩產,妻離子散,人民怨聲載道。」
劉遠修文章指形成災荒的原因是:一、減產報增產;二、層層加大糧食徵購任務,平樂縣採取捆、吊、腳踢、踩肚子、尖手指、冷凍、餓肚、熬通宵等殘暴手段逼農民交糧;另方面又剋扣統銷糧;三、中共地縣委壓制群眾和幹部反映災情;中共平樂地委書記楊林在嚴重餓死人後說:死人不要背包袱。中共平樂縣委書記喬子久當著大家的面說:你們說餓死人,我問你破開肚子看了沒有?裡面有沒有大米?其毫無人性,竟至於此!
據劉遠修文章透露,廣西省不僅在一九五六年餓死過人,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都餓死過人。如富鍾縣在這兩年,因缺糧斷炊而病倒的就有一千二百九十二人。
同時,餓死人的事件不僅廣西有,其它省份也有。一九五七年新華社「保定四月十七日訊」說,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發生」。寧晉縣由一月以來非正常死亡事件有二十五起(自殺未死在內),在四月六日的一個報告中,就有六起自殺事件,其中二起是因糧食問題而自殺的(未遂)。
老百姓說:「共產黨好是好,就是吃不飽」,「一九五七年,少吃又沒穿」,一個老農民白天打燈籠,以刺「共產黨黑暗」。(《政治學習》,一九五七年八期)
以謊言掩蓋謊言,不斷地製造災難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後來也曾「嚴肅處理」過這個事件,罷了中共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等人的官;《人民日報》也煞有介事地發表《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風作鬥爭》的社論。然而替死鬼卻是「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大幅度減產」。「提醒全黨吸取教訓」,更是騙人鬼話。正如蔣錚所指出,這次災難「是那種政策執行的結果。對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但是這些政策的制定人與執行人至今仍然保留著他們在黨內外的職位,仍然以種種方法在鞏固他們的統治。」這「種種方法」,說穿了無非是以謊言掩蓋謊言,以大謊言掩蓋小謊言。其後果便是小災難引出大災難。詭辯、推諉、嫁禍於人的結果,就使接著的三年人禍中餓死四千萬人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仍以廣西為例,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換了韋國清之後,死人反而更多了。繼一九五八年年廣西省炮製了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等一系列牛皮后,一九五九年只好靠搜刮農民口糧、種子上交,中共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韋國清則親自坐鎮臨桂縣指揮「反瞞產」,結果「反瞞產」成績輝煌:譬如龍勝縣,一九五九年糧食徵購數竟然高達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一天不到四兩糧的口糧的農民,除了餓死還有別的出路嗎?
於是,僅環江縣便餓死了三萬多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柳州地區餓死十六萬,賀亦然果然創下了「廣西第一」!韋國清坐鎮的臨桂縣五通鎮,餓死了七、八千人口的三分之一,一百多戶人家死絕。廣西一共餓死了多少人?韋國清自己承認是三十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說,起碼五十萬。(丁抒:《大躍進和大飢荒》)四川、安徽、河南更是餓死人大省。四川省餓死一千二百萬人,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認可的數字。河南省的信陽地區餓死人數,官方公布的是五十萬,但陶鑄私下承認有一百多萬。當時「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七戶,息縣五一三三戶,固始縣三四二四戶。」
什麼叫「斯大林主義」
蔣錚認為以上的農村問題以及幹部政策、肅反問題,都是執行「斯大林主義」的結果。那麼什麼叫「斯大林主義」?蔣錚作了如下表述:「斯大林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到勝利時期的特殊產物,它是建立在個人專斷獨裁製度的基礎之上,利用無產階級以及廣大人民群眾所取得的國家政權,運用強大的軍事、政治、經濟力量和清一色的宣傳機構。對內採取迫害異己、摧殘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幹部的殘酷手段。對外採取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侮辱誹謗與個人意見不同的其它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辦法,將個人意志強加於其它人,其它民族,其它國家的頭上。」
人們今天重讀蔣錚的表述,能不佩服他的敏銳洞察力嗎?自從蘇共二十大譴責了斯大林之後,中共也跟在蘇共屁股後面批了幾天個人迷信。但是發生匈牙利事件之後,「他們又害怕改正了過去專斷獨裁的制度會鞏固不了他們的統治」,中共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公開表示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為要打擊我們的事業總是要向我們要求自由化」。這真是「含血噴人」,中共、毛澤東將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敵人。
中共譴責斯大林之口沫未乾,又開始大批別人的「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企圖將這些帽子強加於別人頭上。「對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具體事實,一般都沒有接觸,或者是不敢接觸。由此可見他們在理論上的貧乏,政治上的軟弱到何種程度?」蔣錚認為,斯大林主義從「左」的方面來歪曲馬克思主義,他們也是共產主義的叛徒。
「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蔣錚的先知先覺,還在於一針見血地揭穿了中共宣傳的實質,不過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它除了個人和小集團的既得利益之外,完全沒有什麼主義,也沒有什麼真理。例如「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毛澤東要的團結不過是:億萬人盲目地服從他一個人底意志。雖然他也說過「真理越辯越明」一類的話,但他卻決不寬貸與他持不同意見的人。
對於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繼續斯大林主義呢?還是放棄斯大林主義?
為此蔣錚提出:「(1)如何正確地認識蘇聯及十月革命的問題。(2)社會主義國家間以及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國家半殖民地國家間的國際關係。(3)無產階級專政與『暴力專政』的區別問題。(4)農民問題以及農業集體化的問題。(5)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的鎮壓反革命和進一步肅清反革命的問題。(6)如何正確地發揚民主的問題。(7)如何正確的考察幹部、培養幹部、提拔幹部的問題。」
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資源
然而,時間過去五十年了,蔣錚指出的問題也還是沒有觧決,有許多實際上更積弊難返,病入膏肓。蘇聯和蘇共雖然垮台了,但斯大林主義幽靈仍然徘徊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斯大林主義和秦始皇主義雜交出來的具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依舊奴役著、虐殺著十三億中國人民的靈魂和肉體。
當年受中共一小撮「打土豪分田地」的誘騙,中國農民為中共奪權作了巨大犧牲。可是毛澤東一夥剛爬上金鑾殿,就一腳把農民踢下了十八層地獄。毛共用城鄉二元化的戶口制度把農民綁在土地上,讓農民成了世界上最龐大、最下賤、最愚昧的農奴群體,世世代代地為中共做牛做馬。到鄧小平把毛澤東的叫化子共產主義變成權貴分贓的黑社會主義之後,被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也掉進了真正無產者的泥淖。暴力征地、野蠻拆遷,中國的工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子弟兵退復轉軍人,都變了一無所有的赤貧。在貪官、奸商、學店、醫霸的重重盤剝下,在官匪一家、人禍天災、環境污染的肆虐之下,中國人民的集體維權行動此起彼落,一個偌大的中國變成了百孔千瘡的垃圾場,變成了危機四伏的火藥庫,變成了險象環生的火山口。
唯其如此,人們在五十年後再回顧當年那場禍國殃民的反右運動,才能認清毛澤東、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犯下了多大的罪惡。是毛澤東一夥扼殺了像蔣錚、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林昭、馮元春、陳奉孝、岑超南等一大批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的思想,鎮壓了黃萬里、楊兆龍、曾昭掄、陳時偉等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專家,打倒了顧准、沙文漢等一大批中共黨內有抱負、有理想、又內行的領導幹部,才把中華民族拖進了今天萬惡叢生、萬劫沉淪的深淵。
今天在清算毛共滔天大罪,要求平反寃案、追討賠償的同時,更要注意發掘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資源。認真梳理蔣錚等人留下的文本,發現他們思想的亮點,才是對他們最好的、真正的紀念。
(首發《民主中國》,200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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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右派分子蔣錚給南大使的信及南使館的回信
【新華社南寕1957年10日23日訊】廣西省平樂專員公署服務局科員、右派分子蔣錚(廣西省全縣人,地主出身,學生成分,1948年參加工作,1949年入團),今年5月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寫了長達五、六千字的一封信寄給南斯拉夫駐華大使並轉鐵托總統。信中惡毒地進行反黨、反蘇並有意挑撥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提出所謂「第二條路綫」的「主張」。6月18日,南使舘給他寫了回信,說來信已轉給鐵托總統,並將在工人委員會代表大會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上「討論」,「表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對這些問題的立場」。這兩封信,是經群眾揭發於最近被迫交出的。下面是蔣錚給南使館的去信和南使館的回信。
一、蔣錚給南斯拉夫駐華大使的信
親愛的大使先生閣下:
我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幹部,一個共產主義的忠實信仰者,今年三十周歲,從十六、七歲起即開始了一些革命活動,過去曾在蔣介石統治下的國民黨統治區參加過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鬥爭,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之後,又參加過反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鬥爭,1948年由華南國民黨統治區跑到華北,進入了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解放區參加了解放全中國的工作,49年又奉調南下工作一直到現在。
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工作幹部,自幼接受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近些年來我一直感覺到非常苦悶,苦悶的主要原因是:黨所宣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現實生活中所執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共產黨也常常拍起胸膛說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宣傳到幾乎令人盲目迷信的程度。但在實際執行中卻似乎是在執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騙自己也不惜欺騙別人。
雖則他們在表面上也表現了十分謙虛,歡迎與己見不同的人提供意見,實際上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對付與己見不同的人,他們也有一套傳統的辦法,這一套辦法是:在宣傳工作上,在完全了解某些典型意見(通常的所謂典型思想)之後,鼓勵盲目追隨自己的群眾,採取排斥異端的做法,進行群起而攻之的所謂「批評」,他們對於這種批評有一個好聽的名詞叫做:「打擊邪氣」。隨後在組織上,在強調服從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利用組織壓力,進一步進行暗中的排斥與打擊,將他們從這個崗位調到那個崗位,從領導調到下層,他們對於這種在組織上的排斥他人也有一個好聽的名詞叫做:「下層鍛煉」 。
這些辦法實際上也並不是什麼新的創造。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這不過是從歷代封建統治的經驗寶庫中拾來的一些法寶而已,藉此達到完全鞏固自己的統治的目的。
自從1951年以來我個人由於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上對某些領導意見不合,而遭到以上那種暴力專制的排斥與打擊,我沒有隨波逐流,所幸他們始終排斥不了也打擊不了我,我今天仍然存在,而且還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格在國家機關工作。
當然這些年來我是感到非常苦惱,正當我苦惱的時候讀到了鐵托同志在普拉發表的演說。我讀完這篇演說之後,心情非常激動,回憶十多年來為了追求真理所經歷的痛苦歷程,指望當今能夠正確地執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而投奔中國共產黨,可是事情的發展卻不如人意,中國共產黨並不完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他們在很多問題上由於接受了斯大林主義的影響,正如鐵托同志所指出那樣:「是走在一條死胡同裡」。
關於這些方面的事例,在對國際關係由於新聞封鎖閉塞,我了解的情況不多,不能作何意見,但在國內政策的製定和執行上我多少是了解一些的,過去那些不了了之的問題比如幹部政策上的嚴重偏差以及肅反工作上的擴大化等等暫且不要去談它,為了節約篇幅起見簡單地談談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錯誤就是夠嚴重的了。
在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發表之後,各地好像是發了瘋一樣,以神秘的方式宣傳社會主義高潮就要到來,以強迫命令的方式在全體幹部中進行了反「右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內農村合作化的面,幾乎達全國農業戶數的百分之百,他們滿以為這樣,社會主義的改造就算完成了,社會生產力就會提高了,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那樣,合作化後的第一年(1956年)全國好些地區出現了糧食以及其他農村副業(特別明顯地是豬、雞、鴨等)嚴重減產,生產力大受破壞的狀況。1956年的春天(也就是合作化問題報告後的八個月)不少的農民陷於饑餓之中,在這個時候曾餓死了不少的人。我不久前去過的一個屯共72戶309人,去年由於饑餓致死的達9人,約佔總數人口3%(這個屯就是廣西省荔浦縣大塘區鳳聯鄉鳳凰坪屯),很多農民進行了從前少有的逃荒(即逃避災荒之意),攜兒掣女逃徃他處就食,當地農民將去年合作化後造成的饑餓稱之為「糧食災荒」。
那些愚蠢的官僚機構以及官僚主義者對這種現狀是熟視無睹的。當災荒嚴重農民進行逃荒的時候,當地中國共產黨的縣委書記王文陸曾宣傳叫農民吃「代食品」(即草根、樹葉、山果之類),農民恨之入骨地說:「原來是這樣建設社會主義,是叫農民吃代食品的。」
這僅僅是一個例子,這種狀況在廣西省平樂專區8個縣160萬人口地區範圍內並不是個別的例子,在去年的當時各縣各地幾乎是同時出現了大批農民逃荒,這是那種政策執行的結果。對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但是這些政策的製定人與執行人至今仍然保留著他們在黨內外的職位,仍然以種種方法在鞏固他們的統治。
對於這些不可容忍的現狀,他們幾乎完全喪失理智地解釋為個別的局部的或者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問題。為自已的錯誤辯護,顯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解釋與辯護不通的時候他們通常愛援引一些哲學理論來加以申述,而申述的結果往往又將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曲解成詭辯論了。
當理論上的事實說服不了別人的時候,徃往就將問題發生的根源歸之於敵人的破壞。固然我們不否認敵人隨地在伺機破壞我們,但是並不見得每一個問題敵人都能破壞我們,敵人所能破壞的只是那些問題的發展已造成了使敵人有破壞的可能條件的時候,敵人才能進行破壞,中國古代名文學家蘇東坡曾說:「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饞入之。」簡單地幾句話,指出了一些問題發生的真理。舉世聞名的匈牙利事件就是這樣造成的。如果沒有使敵人有可能破壞的條件,敵人又何以能夠施展其挑撥破壞的伎倆呢?
革命的成果是在與敵人鬥爭中取得的,任何一個革命者都不會害怕敵人的破壞與威脅,在許多問題上許多事實證實,敵人的破壞徃徃是次要的,而內部的問題徃徃是主要的。當作那些大力宣傳敵人在破壞某些某些問題的時候,徃徃又是他們在某些問題上進行對廣大人民意志強力壓制的前奏,接著來的便是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廣大人民的頭上。他們常常大力責怪「有些共產主義者在探討蘇聯經驗的時候也徃徃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視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實際上是本身的問題,責怪別人也是責怪不了的。
以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正如鐵托同志所指出的是執行「斯大林主義」的結果。雖則這一名詞在我們國家內是禁止使用的,但他已經形成了一套理論,一套組織機構,一套制度,一套工作作風與工作方法。那麼這個名詞還是應該使用的,有的人認為「斯大林主義」一詞是共產主義的敵人故意製造出來的。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不恰當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認識「斯大林主義」的問題。
我沒有機會讀到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二十次黨代會上關於譴責斯大林嚴重錯誤的《秘密報告》。而且接觸到其他材料也很少。從各國共產黨所發表的一些評論文章看來,這個《秘密報告》好像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作為非正式的文件而發表過的,但我們國家從來也沒有透露一點關於這些方面的材料,根據某些評論斯大林的文章,以及我個人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十多年的體會,按照斯大林慣於各種通俗公式表述一些問題的方法,關於斯大林主義也許可以作為如下的表述吧!
「斯大林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到勝利時期的特殊產物,它是建立在個人專斷獨裁製度的基礎之上,利用無產階級以及廣大人民群眾所取得的國家政權,運用強大的軍事、政治、經濟力量和清一色的宣傳機構。對內採取迫害異己、摧殘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幹部的殘酷手段。對外採取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侮辱誹謗與個人意見不同的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辦法,將個人意志強加於其他人,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頭上。」
如果以上的表述不算是很錯的話,這種主義執行的結果不僅是已經造成了嚴重錯誤,而且也是極大的愚蠢。正如鐵托同志所指出的走向一條「死胡同裡」。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將會給全世界進步人類帶來了未來的無限美好前途的希望,全世界的進步人們都渴望走向共產主義,這是沒有什麼疑問了的,但是由於執行斯大林主義的結果,給人們的希望帶來了嚴重的損害,我認為這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致命的問題。
自從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黨代會上譴責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之後,一切似乎有所好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的蘇聯共產黨表現了願意改正過去一切錯誤的最大決心,蘇聯共產黨的這一態度曾大大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因此在我們國家也出現了一些好轉的氣象,但是自從發生了匈牙利事件之後,他們又開始有些害怕了,他們害怕改正了過去專斷獨裁的制度會鞏固不了他們的統治,在這點上中國共產黨表現得相當突出。例如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在解釋了一番民主集中制之後,就曾公開的表示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為要打擊我們的事業總是要向我們要求自由化」。這一含血噴人的話很可以引用中國的一句俗話:「一條竹杠打死一船人」來加以比擬,因為這樣的談話簡直是將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敵人。還有一個地方性的省級報---《廣西日報》曾將今年6月20日周恩來同志訪問蘇聯時在劉曉大使舉行的宴會上赫魯曉夫同志講話中的一句話:「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能像斯大林一樣地戰鬥」,作當天當項新聞的頭號標題。這一些也就說明了他們並不是認真地執行民主集中制,而其主導思想是害怕放棄了過去專斷獨裁的制度會鞏固不了他們的統治,因此從現在的情況看來一切也還沒有什麼改變。在當前來說這也是一個致命的問題。
在我們國家公布鐵托同志在普拉發表的演說,其目的也並不是盡在宣傳鐵托同志所指出的某些真理。他們的主觀願望是想藉此展開一番批評,從現實發展的一些情況可以看到,剛不久譴責了斯大林,可是口沫未乾,他們又開始發怒了,那些拿高薪受豢養的專業文人開始大作文章了。
根據我們國家的慣例:有關政治性的批評在《人民日報》未表示什麼態度之前,任何人、任何報紙都不敢表示什麼態度的,自從有關政治性的《人民日報》《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發表之後,各報刊雜誌的評論也就多了起來,但是他們都沒有獨立的報格,都不過是作為《人民日報》的註腳而已。
這些文章我也大致地看了一些,大部份是在說別人是「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或則在解釋什麼是「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企圖將這些帽子強加於別人頭上。對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具體事實,一般都沒有接觸,或者是不敢接觸。由此可見他們在理論上的貧乏,政治上的軟弱到何種程度?其實誰是「教條主義」 誰是「修正主義」已很明白。翻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除了第二國際伯恩斯坦之流從「右」的方面來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之外,到現在為止就只有斯大林從「左」的方面來修正了馬克思主義。那些從「右」的方面來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很多早已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叛徒了。至於從「左」的方面來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很多仍在各國共產黨中當權。這就是當前的現實。
這些不負責任的批評用得著中國一句古話:「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如果撇開其中帶侮辱的涵義之外(因為說他們是犬是不妥當的),也恰好是這種現實的寫照。
全世界無產階級應該團結起來。這裡似乎用得著毛澤東同志在十多年前所說過的一些話:問題是什麼樣的團結呢?現在的問題是:□萬人盲目地服從一個人底意志的團結呢?還是人民民主的團結?如果是後者的話,那麼就不用害怕,一種不同意見的出現就會使「共產主義運動引向分裂」(見《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因為真理是從爭論中求得的,要求進步的人都會服從真理。
但是在現實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某些當權人物要求的是前者的團結,我認為這是一個致命的問題,這也是斯大林主義深刻影響的結果。
為了制止這種深刻影響的繼續發展,為了有效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和擺脫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當前是非常有必要提出「第二條路線」的主張,號召國際共產主義者深刻地考慮過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問題。抉擇今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綫是繼續斯大林主義呢?還是放棄斯大林主義?
在我個人方面來說:由於人微言輕,學識有限對國際事物了解很少。因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第二條路線,一時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根據個人參加革命活動十餘年來的體驗深深地感覺到,按照現在某些領導所掌握的原則辦事,不僅有很多事情辦不通,而且整個局勢的發展將會愈來愈壞,這些原則一般都在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下所決定的。這些原則上的問題是:(1)如何正確地認識蘇聯及十月革命的問題。(2)社會主義國家間以及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國家半殖民地國家間的國際關係。(3)無產階級專政與「暴力專政」的區別問題。(4)農民問題以及農業集體化的問題。(5)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鎮壓反革命和進一步肅清反革命的問題。(6)如何正確地發揚民主的問題。(7)如何正確的考察幹部、培養幹部、提拔幹部的問題。
在以上問題中他們所規定的某些原則,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徃徃在執行中就發生不少的問題,而且又是嚴重的問題(固然這是和那一套臃腫不堪的官僚機構、官僚制度是分不開的),因此在國際共產主義的「第二條路線」中不僅原則上應明確規定,而且還應該將斯大林主義執行不通的原因予以揭發並加嚴格地區別。
在他們發怒之餘,當前又表現了一些清醒,據報載:蘇聯政府表示了願意與貴國政府改善關係。但在我看來這種清醒的程度是很微弱的,他們以徃和過去的統治者一樣的犯了很多錯誤,在改正錯誤這個問題上,從目前的某些表現看來,他們仍然和過去的統治者一樣,對於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吝惜去改正的,他們害怕改正了錯誤就會保持不了他們的權位,就會鞏固不了他們的統治。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不少的封建帝王當自己做了錯事的時候,下過很沉痛的「罪己詔」,雖則這是欺騙人民的,但究竟是公開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他們在做了錯事的時候卻徃徃要將自己的成績大肆宣傳一番這後方展開檢討,而在檢討的當時徃徃又不敢將這些錯誤歸之於整個領導方面,而將他歸之於某些個人方面,這就是一個例證。
南斯拉夫共產黨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績,南斯拉夫在國際活動中很活躍。同時南斯拉夫首先看到斯大林主義沒有出路,帶頭反對斯大林主義的國家。不管過去某些人對南斯拉夫作了非常背叛自己良心的侮蔑,但究竟誰是誰非,現在大家都看清了。現在當作那些斯大林主義者尚未十分清醒的時候,南斯拉夫共產黨及政府有責任有權利同全世界無產者提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的綱領---「第二條路線」的主張(叫這一名稱也可以或則不叫這一名稱也可以,只要與現行的斯大林主義有所區別就行) 。我作為一個在中國從事共產主義活動的共產主義者,作為在中國目睹了「斯大林主義」禍害的見證人,堅決支持和擁護你們的主張,並以能有機會履行這些主張為人生的光榮事業。
敬愛的大使同志:這封信就寫到這裡為止,我衷心地希望在可能的條件之下,這封信能轉到敬愛的鐵托同志那裡表達一個中國人對他的景仰,如果可能的話,我還希望能得到你們的回信,我不會外國文,只能用中文表達我以上的意見。
我現在的工作地址是廣西省平樂食品公司(不久將合並為廣西省平樂專員公署服務局)通訊地址是廣西省平樂鎮牛邊街22號。
致以
崇高敬禮!
蔣錚195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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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使舘給蔣錚的覆信
敬愛的蔣錚同志:
你給我們大使的來信已經收到了,對於你在信中向南斯拉夫領袖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的情誼,謹致以謝意。
同時我們願意通知你:來信所提的問題將在6月底召開的工人委員會代表大會和本年11月舉行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上討論。這兩個代表大會將表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對這些問題的立場。
我們已經遵照你的要求將來信及譯文轉給鐵托總統。
隨信寄上一些有關南斯拉夫的材料,今後我們將隨時給你寄上本使館所發的中文材料。
此致
敬禮!
秘書 V. 達柯維奇1957年6月18日(電腦輸入:流浮山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