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回憶(一)

1956年秋國定到唐二小學正式上小學，離家近會同，步行只10多分鐘，上學當然是獨自去。57年我到五十八中學(澄衷中學)上學。唐二小學是我中學的西邊緊鄰，兩校之間有一門相通。我們兩又挨在一起了。我常代父母去開家長會，他的老師有時會在我上課外活動課時到我這兒來告他的狀。有一天，倒霉的一天終於來了。他的班主任又在課外活動課時來找我了，把我叫到一邊輕輕地問我，有人告訴他，我們的爸

父親是右派，是真的嗎?我不敢否認，又不想承認……，我實在是記不得當時是怎麼回答的了，反正她是知道了，雖然說得很輕很輕，但是不知怎能么的同學們也知道了。我好像是做了賊被人抓到一般。國定的處境當然就很差了，直到1962年小學畢業，他都沒有加入少先隊。這樣的孩子是很少很少的，簡直是另類，不知道他是怎麼過來的？那時的他不太言語，經常眨巴眨巴眼睛。在三年困難時期（59至63或64年，不至3年），每天吃飯都要按定糧稱了吃，不管飽了沒。鄉下親戚餓急了，就到我家來吃飯。剛開始，上海在外就餐不用糧票，國定總是默不作聲地下了課就趕到指定飯店或點心店吃飯或一口氣吃十個湯糰。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可憐。有一次，鄉下拿來了一壇漏了氣的鹹菜，我們雖然已經飢不擇食，卻對此還是難於下咽。國定默默地拿了桿稱和罈子出去，居然把鹹菜賣掉了。可見還有人比我們更艱苦!也可見國定的能幹。

1962年國定上中學了。65年初中畢業考上了上海市虹口區中心醫院半工半讀衛校，三年制，畢業后當牙醫、試驗員、藥劑師等。這幾項工作在當時都是被邊緣化的，更多的顧慮是怕畢業后當男護士，當年護士的社會地位很低。我們家人都說不好。秦小華考到一個工廠辦的半工半讀班，我們家認為，這個班畢業以後，可以在工廠有一個正規的工人工作，很羨慕小華。他們家羨慕國定，認為那是白領。兩家商議一下就到招辦去要求交換，不準。

他們學校里好像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的幾個要好同學：李鎮城，家庭出身資本家,已經算是相對比較好的了；馬幼林，他父親是個環衛工人，可是有嚴重的歷史問題。黃克勤，最倒霉，他媽媽帶著他和弟弟在浙江鄉下，他的父親在上海跟一個女人同居了。他媽媽帶著他們兄弟倆到上海來起訴他倆，想奪回他父親。沒想到他父親被判入獄了，還在獄中死亡了。他們兄弟倆只好靠媽媽在街道工廠上班的微薄工資養活，他也就算是「殺關管」分子的子女了。柳中遠，他父親是國民黨的高官，49年帶著小老婆去台灣了。他和二個哥哥由母親帶著留在了上海。他母親經學習培訓後到一個工廠當會計，從一個家庭婦女變成一個家庭的頂樑柱。呂順玉，父親在浴室當工人，有歷史問題。反正家裡幾乎都有問題。這些家庭幾乎都是被邊緣化的，招生辦就將這些邊緣化的孩子去上這些邊緣化的學校。不過有一點可以安慰的是，由於是半工半讀，第一、二、三年每月分別有8、１０、１2元津帖。

上學一年不到，1966年罪惡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由於他們班的家庭組成情況，國定沒有很倒霉，大家腳碰腳，相對地國定還稍微好一點，畢竟他的父親是原高幹。從沒有入隊入團的他也參加了紅衛兵。1967年下半年父親因抗日戰爭時期參加中國共產地下黨期間曾被國民黨政府拘捕入獄而被共產黨政府羈押審查（懷疑叛黨），我們家的人成了「殺關管」家屬，誰都有可以欺侮我們。我和大弟堅定都住校，國定此時在家裡是老大。在某種程度上對弟弟妹妹起到了一些保護作用。有的鄰居很喜歡欺侮人。有的人自己也有歷史問題，為了保護自己就拉一個填背的。有的人仗勢欺人。鄰居一個工廠的總工程師李某棋，廠里工人造反派到他家，把他家庭婦女的老婆胡某也拉出來和他一起在家門口挨斗、丟醜。兩口子都被搞得蔫不拉嘰，子女也灰頭土臉。後來不知哪一派又上來了，又到原地給他們平反，肅清影響。他們兩的頭抬得高到恨不得碰到天上的雲。事畢還不解氣，就找軟柿子捏，說我們家弟弟欺侮他的寶貝兒子了。跟我說，「你要知道，像你們家的孩子，隨便啥時侯我們都好打的，叫你們弟弟當心點。」我聽了又氣又害怕。他雖然是恐嚇我，但也是實際情況，黑六類的子女確實是案上的魚肉，任人宰割。他跟國定說，「你們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擺正自己的位置，否則我要不客氣的」。國定才不怕：你們兩都是舊社會過來的，有歷史問題的，是牛鬼蛇神呵!我什麼身份？紅衛兵!欺侮我家兄弟，沒那麼容易！」

我和堅定兩在大學和中專都是沒有助學金的，父親被拘留後，只有我母親70元的工資養活7、8個人，而且我和堅定是每個月要往外拿固定的飯費的，華村的房租和水費又特貴，要交14、5元一個月。國定的津貼也幫姆媽減輕了一點負擔。

1968年７月，按正常原計劃，應該畢業就業。那時的醫院領導工宣隊，給他們做了畢業分配，國定被分在ＸＸ醫院。他們全都分在上海的地方醫院。上海市從67年就開始上山下鄉運動，將66年、67年普通初、高中畢業的學生安排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大、中專、中技和半工半工半讀的學生則不在此列。正當國定聽到內部消息準備到新單位報到之際，突然聽到北京傳來最新最高指示，上海在1968年要實現一片紅。琴惠是逃不掉的，國定也要上山下鄉了。這是很意外的!67、68年我們家的壞消息一件一件接踵而來，可是正所謂蚤多不癢、債多不愁，那時我們好像麻木了，並沒有太多反響。全上海市可沸騰了，這些孩子們不分白天黑夜的遊行，舉著紅旗、標語、橫幅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畫像，震天響地喊著激動人心的口號。似乎還不足以表達他們對領袖的熱愛、崇拜，對革命的嚮往，對共產黨的忠誠、對貧下中農的仰慕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決心，就再加以敲鑼打鼓和高音喇叭狂呼!那時的上海是成天翻騰著革命大浪的紅色海洋。

為了支持革命小將上山下鄉，工宣隊特批銀行解凍牛鬼蛇神家長的銀行存款。國定有了一點小小的希望，誰知我們家在銀行無存款？我要到寒冷的山西，國定要到遙遠的貴州，要單獨開鋪，有些東西不得不添，可是難煞了姆媽。姆媽還是傾其所有給國定添置了一些必要的衣服被褥，不知道可憐的媽從哪兒弄來的錢？

出發的日子終於來了，1969年4月的一天，我和堅定去上海北郊貨站去給國定送行。我在1月25日去了山西，山西搞武鬥，單位讓我們回家來了。若不是武鬥，不是領導開明，我還沒有機會去送國定呢。那是一個灰濛濛的上午，說是貨站實際上一點也不像車站。只見一列火車停在鐵軌上，沒有站台和其它任何設施，鐵軌旁有一大塊空地。我們送行的家屬到的比較早，站在火車旁互相聊聊各自的情況，尋找熟悉的同學的家長。李鎮城的姐姐來了，黃克勤的媽媽來了，柳中遠好像是他哥哥來的，還有的家長，時間長了記不清了。我們說的最多的是本來我們的親屬是可以留上海的，他們去貴州以後也許可以和其他插隊的不完全一樣，可以到當地的醫院吧？至少到農村當個赤腳醫生吧？工宣隊似乎也這樣認為的。有人甚至說，收入低一點也不要緊，貴州若東西便宜，低進低出也是一樣的。又有人說，不管怎麼得去，馬天水說了，上山下鄉永遠不變。反正既忐忑不安又覺得命該如此，又還懷有一點點幻想。我們這些人的家庭都多少有些問題，心也有點虛，在人面前還要裝一裝，自己也不錯的，即不反對甚至是支持上山下鄉的。很快，聽見傳來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只見一車車插著大紅旗舉著領袖像和大標語牌載著畢業生的卡車開進火車旁的空地了。醒目到刺眼的標語牌寫著：農村是廣闊的天地，到農村去大有作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輩子紮根農村不動謠！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們走向卡車找到各自的家人，然後送他們上火車。他們在車上在窗口，我們在車下在窗前，他們和我們要分別了？真的要分別了？不知道哪天再能見到了？貴陽離上海1800多公里，按當時的特快火車的時速要36小時才能單程一次，從貴陽到下面的縣城乃至公社——汽車、三輪車加步行翻山越嶺，不知要多久才能到達目的地呢？

火車票硬座34元，後面的續途就算6元吧。往返就得80元了。還要吃喝呢？相當於一個大學畢業生二個月的工資了。有的初中生才16、17歲，父母怎麼能放心和捨得呢？嗚嗚的哭聲漸漸地起來了，聲息音越來越大；哭的人越來越多，先是媽媽哭，女兒哭，而後兒子也哭了；送的人哭，車上要走的人更哭。女的哭，男的哭；老的哭，少的哭；車上車下一起哭。十幾節車箱一起哭的音量那，真是驚天動地！響聲沖入雲霄的鑼鼓聲此時也只得甘拜下風，那兒壓得過這些發自內心的哭泣呢。這哪兒是送別？簡直堪比送葬，比送葬還有過之而無及！好像要把所有的哀慟和不幸都要融入到此自由的哭啼中（幾年後，我聽到有人說，上海人真能哭，送知青上山下鄉哭得比葬禮還凶，還真是講對了。）！嗚，一聲長鳴!車突然好像動了，不是好像，是真的開了!呵，車下的家長像小孩一樣本能地竟然跟隨著車跑起來了，更有甚者竟然去拉住車箱，試圖不讓車開走……，不知是傻了還是瘋了？抑或是既傻又瘋了！我也目視著國定跟著車跑，直到看不見人臉了……然後看不見火車了，才停下了腳步。腳停了，止不住的眼淚還在流。淚水一放了閘就怎麼也收不住了。也許我想起了自己３個月以前到山西臨汾的一個小工廠，在那兒過的什麼也沒有的凄涼的春節。想起了妹妹在我離開上海沒幾天，也匆匆地去了常州插隊，一個人住在老家老屋，滿眼生人生地生草生木。由於家裡經濟困難，臨走時媽關照她，「你姐回來時，你也回來，平時不要回家。」現在我意外地回家了，為了省錢也沒叫她回來。從1月到4月三個月光景我們家到外地去了三個人。幾年前想象中的19６8年是多美好呀!我和國定分別大學中專畢業，我到國防單位，國定到上海的醫院，琴惠妹妹初中畢業了，可以上中專業營養護士專業。加上大弟堅定67年中專畢業，一下增加三個人掙錢，日子多好過呀！父母的經濟負擔立馬卸下。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滿心期待的68屆，變成倒霉的豬八戒!堅定67屆拖到了68年，父親在6６年被減薪，67年被拘留，分文無入，還要求送生活用品和衣物。我們家一下少了4個人，這離家的四個人都是苦不堪言！！後來我得了乾眼症，沒有淚液了，或許是眼淚在那時已流幹了。

大概過了二個星期左右，家長們分別陸續收到貴州來信。情況很糟，國定到了貴陽南50公里的惠水縣，有的到了都勻等其它縣，反正都打散了，住到農民家裡，開始了掙工分養活自己的日子。一天的工分收入大概幾角錢，不出工就沒有。一年都干不到100元。原來在上海衛校時，每月還有12元津貼，夠一個月飯費了。這個反差太大了。於是我們這幫家長又試圖聯合起來向衛校工宣隊反映情況，要他們出面干預。我從山西逃武鬥回來，不上學不上班最空閑又年輕，有的家長就提議我去串聯諸家長。走了幾家，家長多數都說沒時間活動。有的如，李鎮城父母的意見和他姐姐完全不同——一個勁兒說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好（他們是資本家，正惶惶不可終日）。還有不少家長也和他一樣或者境遇比它還難，如柳中遠母親正在挨斗（反動國軍軍官家屬）。有的家長一見我就說沒意見，擁護上山下鄉，讓我哭笑不得。最後不了了之。

國定和他們的同學們開始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日子，開始了社會底層人員的生活。實在沒有吃的時侯，偷雞摸食也難免不試。到鐵路當民工做苦活、幫肉鋪賣肉，那都是美差。時間久了想回家，用各種方式逃票，互相交流經驗是常事，正常到習以為常，不恥猶榮！

一年又一年，不知哪年是頭？哪年哪月自己才能養得了自己呢？自己急，父母愁，所有愛他們的關心他們的人都為之焦慮。家庭出身好的人，還有盼頭。有當地招工、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最好的是參軍當兵。但是對於地富反壞右等黑六類子女那就只有紮根式農村一輩子了，想進城真是難於上青天了！

后話

十年以後的1978年，變革終於來了。（抗日戰爭8年，他們在西南農村奮鬥了10年，比抗戰還多2年呢）鄧小平說我來開個大後門，這是我在坊間聽說的。最後，這些所謂的插隊知青全部返城了，很多人還回到了原來的城市，以各種方式。有人以頂替父母退休，有人以病退，有人以父母身邊無人照顧為由等等。有的已經在當地離開農村到單位上班的或在農村結婚的不能回原城市（結果上演了一場場悲喜劇，這兒就不說了。）但是後來又有一個補救政策，知青的子女可把戶口報上海，退休人員可投靠子女。這樣上海知青基本上都回上海了。國定後來到安徽省准南市的一個醫院當了副院長，幾經碾轉后在退休后定居上海了。他的女兒在上海上的小學、中學、大學，而後在上海工作。國定靠的就是這個補救政策。李鎮城和呂順玉都回到上海在區中心醫院工作。柳中遠也回到上海的醫院工作，還擔任了副院長，好像還任了區政協委員，得益於他的在台灣的反動國軍軍官——雖然已經過世。馬幼林在上海做了建築裝修材料老闆。黃克勤和同班戀人分手，在貴陽重讀一次衛校，在當地當上了醫生。他沒有回上海，2010年左右病逝貴陽。這些人的父母都已謝世，唯他的「年輕」的母親還健在，今年（2010年）可能也只有90歲。窮的一輩子的她老人家，過去母子3人擠在一間不到10平米的小屋，吃喝拉撒全在裡面，現在靠拆遷分了三套房，黃克勤兄弟倆和她一人一套，住得美美的，退休金也夠小康。總之凡活著的現在都很安康。這是當年做夢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