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應當立即否定「三區革命」(疆獨之根源)

作者:夸父追月  於 2014-3-2 14:21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政經軍事|已有13評論

關鍵詞:三區革命, 東突, 蘇聯, 中共

這幾天雲南昆明火車站又發生新疆維人持刀砍殺漢人事件,令人痛心!

新疆分裂主義分子的根源在於蘇聯一手策劃之偽「東突耳斯坦共和國」,文革后東突分子死灰復燃,尾大不掉,直到今天還危害中國。東突分子以「三區」革命歷史為依據,進行分裂、破壞活動,並且越演越烈。

希望通過本文讓網友們了解一段新疆的歷史,東突勢力是蘇聯一手扶植,並且當年得到在野的中共大力讚揚並支持的。
 
應當立即否定「三區革命」,這個疆獨之根源,指出它是蘇聯一手策劃、並且直接派出武裝力量介入的旨在分裂、肢解中國的陰謀。蘇聯是蠶食、肢解中國的敵對勢力。

蘇聯,出於其戰略需要,一直是蠶食、肢解中國的敵對勢力。

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在我國東北策劃「滿洲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同時,也在我國的西北策劃「東土耳斯坦蘇維埃加盟共和國」。

由於蘇聯以「中東路事件」為借口,軍事佔領滿洲引起中國共產黨的分裂(陳獨秀堅決反對、周恩來、李立三堅決支持),人民群眾紛紛向執政當局檢舉揭發「賣國賊」(共產黨員),一些共產黨員退黨脫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受到空前打擊,蘇聯被迫放棄直接在中國建立加盟共和國的努力,改為在中國扶植「代理人」。

 
蘇聯支持並直接派兵參加的東突武裝在進攻國軍途中
  
蘇聯於1944年直接派出大量軍事人員在喀什扶植維族、哈薩克族、蒙古族聯合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並且運作長達五年之久。當年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寧與蘇聯,不與蔣匪」的主張,中共中央對其熱烈聲援。

1949年8月17日,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主席阿合買提江、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民族軍總指揮伊斯哈克別克、副總指揮達里力汗·蘇哈巴耶夫、政治委員阿巴索夫、羅志等五人,乘坐的飛機在蘇聯境內失事,全部遇難。中共中央借東突群龍無首之際對「三區」收編,1949年8月26日,新疆解放,籌建「三區」的東突人員全部享受三八幹部待遇。在1950年後的教科書中,以「三區革命」命名,一直是持肯定態度的。

文革后東突分子死灰復燃,尾大不掉,直到今天還危害中國。東突分子以「三區」革命歷史為依據,進行分裂、破壞活動,並且越演越烈。

難堪的教科書

對於這場「革命」的起因,中共教科書告述我們:「在沉重的階級壓迫中,最先覺悟的往往是先進的知識分子。由於統治者的壓迫,新疆少數民族中受過中國共產黨教育和影響的先進分子,以及一部分在蘇聯受過馬列主義教育的分子,首先起來組織各種形式的秘密革命組織,使其成為宣傳群眾、組織武裝起義的領導機構。」教科書還告訴我們,大致經過是這樣: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因是烏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起義,起義導火索是盛世才的「獻馬運動」,強征暴掠激起民眾的反抗。而實際上,三區革命的爆發有著更為深層的複雜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蘇聯的直接介入包括派出正規軍武裝干涉。
 
蘇聯給「民族軍」裝備的蘇式手槍

新疆與蘇聯有著密切關係,近現代新疆諸大事無一不和蘇聯(俄國)有關,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與蘇聯大有干係,蘇聯為了支持盛世才獨霸新疆,甚至還出動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直接幫助盛世才打敗馬仲英。蘇聯如此明目張膽地支持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個極端親蘇的政權,以確立自己在新疆的勢力範圍,同時也為自己建立一個有效的戰略緩衝地帶。因此二戰後期盛世才突然從親蘇轉向親蔣后,自然引起蘇聯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后,公開關押驅逐蘇聯派遣的共產黨人,更讓斯大林大為光火。

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在伊犁鞏哈暴動后,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大批人員迅速趕往阿拉木圖,由蘇聯內務人民委員(即內務部部長)貝里亞親自坐鎮指揮,許多在蘇聯成長、學習的少數民族GCD人被派進新疆,如在盛世才時期返回蘇聯的前白俄鮑里諾夫、列斯肯,流亡蘇聯的伊犁地區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進入蘇聯接受先進思想的進步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買提江、受蘇聯訓練的軍事指揮人員伊斯哈克伯克、達力克汗等。伊犁革命組織就是這時候由蘇聯駐伊犁領事館牽線,聯繫當地民族宗教勢力和進步人士建立起來的。

  鞏哈暴動初始,游擊隊利用國軍在伊犁河谷空虛的契機,陸續取得了一系列戰鬥勝利,曾經一度佔領尼勒克。國民政府派遣接替盛世才擔任新疆臨時主席的朱紹良匆匆調集大批軍隊前往鎮壓,當鞏哈暴動吸引國軍主力東進的時候,伊犁解放組織秘密得到蘇聯軍火、人員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這天也是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突然在伊寧發動起義。從蘇聯派遣回來的原二台公路養路段段長列斯肯(俄羅斯族)帶領一個經過精心訓練的游擊隊在果子溝切斷了進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烏魯木齊)伊(伊犁)公路。

當天,伊犁解放組織領導人阿巴索夫(三區革命領導人,也是三區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區參加了國民黨的國大會議,與周恩來、董必武進行過接觸,1949年在接受毛澤東邀請赴北京參加政協會議時因為飛機失事去世,年僅28歲)和蘇聯軍事顧問彼得·羅曼諾維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領60人的武裝(根據一些在伊寧的國民黨官員事後回憶,這批人員還身著蘇軍制服,佩帶蘇軍軍銜)從霍城越界潛入伊犁市區。他們首先切斷了伊犁河大橋的交通,伊寧政府派遣一個排的兵力試圖重新奪回大橋,未出城即遭武裝人員伏擊。

入夜,鞏哈游擊隊主力繞道趕到伊寧城,開始四處進攻國軍守軍,武裝叛亂很快取得了勝利,大批漢人和國軍被迫撤退到惠遠老城和艾林巴克(飛機場),蘇東武裝叛亂部隊(內中包括有從蘇聯趕來的身穿軍裝的蘇聯正規軍和數十架蘇軍飛機以及大批從蘇聯運來的火炮)在蘇聯軍事總顧問科茲洛夫的統一指揮下,到12月31日終於將這裡的國軍守軍殲滅,守將陳伯良、高煒在惠遠城破時互相射擊自殺身亡。眾多伊寧守軍不甘被俘受辱,紛紛槍殺了自己的妻子、孩子,然後自殺,只留下幾個年幼的孤兒(估計是屬於陣亡的將士的子女)。
 
擁有5萬人口的伊犁大縣綏定(現伊犁州霍城市水定鎮)是1225被攻陷的。蘇聯和東突叛亂武裝將這座城池包圍了很長時間,最後,還是在蘇聯軍事顧問指揮下,以大炮轟擊和工兵坑道作業的方式,用2噸多炸藥炸開城牆,才佔領了縣城,1000多被俘軍警和6000多漢族民眾遭到報復性屠殺,僅剩下五家人倖存。
 
伊犁郊縣漢族官民紛紛逃亡,鞏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數萬人向焉耆撤退,至玉爾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餘三十多人;昭蘇官民企圖翻越冰達坂退往阿克蘇,正值寒冬,最後抵達者只有十餘人。整個伊犁地區只有艾林巴克孤軍死守。

艾林巴克,在維語中為「臟園子」,位於伊寧東北,是全城最高處,北為飛機場,南是亂墳崗,原來是沙俄軍隊營房,當時是中央航空分校教導總隊。伊寧起義后,城內軍民退守此地約8000人。從1944年11月9日,蘇東部隊開始圍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

1945年元月10日,國軍第45師和預備第7師援兵試圖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師一個團冒嚴寒跨越天山抵達伊寧東郊,遭到大批裝備精良、受過正規訓練的叛亂武裝圍殲。艾林巴克守軍見救援不成,遂決定冒險突圍,突圍后殘餘2000軍民又被叛亂武裝騎兵追擊,絕望中守將杜德孚(預備第7師副師長)、曹日靈(預備第7師參謀長)自殺,最後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軍民僅有800多人被俘,伊犁全境得以「解放」。(而被俘者也只有500多人,包括34名婦女被關押進監獄,其餘人皆「失蹤」。

伊寧被武裝叛亂分子攻克后,大批維吾爾人手持大刀木棒,四處搜殺漢人和華僑,大批漢人被殺,其中東北籍漢人幾乎無一人倖免,伊寧救濟院的殘廢漢人都被拖到河邊用木棒擊斃。幾十年後,還有一些維吾爾人威脅與之發生衝突的漢族人:「難道你忘記伊犁河水的顏色了嗎?」這裡說的伊犁河的顏色就是指當時虐殺俘虜和漢人將河水都染紅了。)
 
沒有漢人的「漢人街」
 
今天你如果到伊犁旅遊的話,會發現有條街叫漢人街,但這個長約2公里的漢人街上幾乎沒有一個漢人。市場里賣主和買主全是維族人和其它少數民族。這個市場面積很大,佔地能有幾條街。所賣的東西品種很多,一般全是生活用品。

人說伊犁有幾怪:花城沒花,西大橋無橋,漢人街沒漢人,水上餐廳沒有水,花果山沒猴子,天馬轉盤沒轉盤……
 
漢人街沒漢人,卻飽含著一部漢人的血腥史。
 
漢人街至今仍然被當地維族人稱作「漢族巴扎」。清乾隆年間一群天津揚柳清的人挑著貨一路走到了伊犁(當時叫寧遠城),在一條街上住下來賣貨。都是些針頭線腦一類的小百貨。後來陸續有人來,人越來越多,逐漸的變成了一條漢人集中的商業街了。
 
那時候,伊犁唯一的一條商業街就是漢人街。東西走向長約兩公里,街兩旁都是各式的商鋪有好幾百家,雜貨鋪當鋪藥店飯館戲園反正什麼都有,熱鬧的就像北京的天橋一樣,是當時最繁華的路段。到了1944年,伊犁地區的漢族人包括惠遠共有兩萬多人。
 
三區革命爆發后,伊犁地區的漢族人被暴民幾乎殺光,當時的口號是:「殺回滅漢」。如果是漢人,婦女往往是先奸后殺,男人往往就是被刀子活活捅死或者被用棍子活活打死。居住漢人街的漢人一家接一家被滅絕,更慘無人道的是小孩的頭顱竟被當球一樣在大街上踢。
 
「市內維、哈、塔、歸等族人有許多起來響應,地痞流氓則乘機沖入漢民住宅與商店,搶劫財物。漢族婦女被肆意凌辱。暴動者至各家槍殺漢人,時各路口已血屍遍地,有被槍擊斃者,有被木棒打死者,衣服均被剝去,慘狀目不忍睹。」連親蘇並最後投共的張治中也承認「三區漢人被殺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下了老弱婦孺數十人,在伊寧殘留的漢人中,也是老弱婦孺佔大多數,青壯年都被殺光了。」
 

 
伊犁全境尚未完全「解放」時,伊犁叛亂組織在1944年11月12日匆匆忙忙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艾力汗·吐烈成為臨時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為副主席。這時期把持政權的是伊斯蘭教上層宗教人士和地主、舊封建統治時期的上層人士。所以臨時政府規定的國旗是綠地、中間是黃色星月標誌的帶有明顯伊斯蘭教標誌的旗幟。

1945年1月5日,該「臨時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九項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遠消滅中國在東突厥斯坦領土上的專制統治」,「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共和國」。

 

臨時「政府」成立后,將各叛亂武裝統一起來,成立了「游擊隊」總司令部,總司令是阿列克山德洛夫,1945年1月中旬,國軍援軍趕來救援艾林巴克守軍,在果子溝和游擊隊發生激戰,同時國軍謝義鋒一部在付出極大代價后翻越雪山抵達伊犁外郊。阿列克山德洛夫驚慌失措企圖從霍城逃回蘇聯,結果被伊犁臨時「政府」撤去職務,代之以鮑里諾夫,同時蘇聯紅軍正規軍一個騎兵團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戰鬥,終於將國軍援軍擊潰。

1945年2月,伊犁臨時「政府」決定將「游擊隊」總司令部改組為「民族軍」總指揮部。發布兵役法,規定20—22歲「公民」要應徵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總動員時期,23—44歲「公民」也要入伍。

1945年4月8日,在伊寧市西公園(後來的斯大林公園,現在叫人民公園)廣場上,隆重舉行「民族軍」成立大會,這標誌「民族軍」的正式成立。在大會上,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發表了帶有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內容的煽動性講話,並給「民族軍」各部隊授予標有伊斯蘭星月徽、寫有「為東突厥斯坦的獨立前進」文字的軍旗和寫有經文的白色伊斯蘭教教旗。

1949年8月27日,「三區革命」的代表人物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別克、阿巴索夫、達里力汗·蘇哈巴耶夫和羅志等五人,接受毛澤東的邀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飛往北京的途中,飛機失事,全部遇難。(經查證:飛機在蘇聯境內失事)。

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寫信給三區領導人阿合買提江說:「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
 
毛澤東1949年11月22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給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一個唁電:「對新疆人民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第一批代表,新疆省主席阿合買提江同志、新疆伊犁、阿山、塔城三區民族軍總指揮伊斯哈克伯克同志、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阿不都克里木同志、民族軍副總指揮達里力漢同志、新疆中蘇文化協會的羅志同志,在1949年8月27日來北京的途中,因飛機失事而不幸遇難表示深切的哀悼,指出阿合買提江等五同志生前為新疆人民解放事業英雄奮鬥,最後又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業而犧牲,值得全國人民的永遠紀念,阿合買提江同志、伊斯哈克伯克同志、阿不都克里木同志、達里力汗同志、羅志同志永垂不朽。」
 
1949年12月20日,曾經屠殺數萬漢人的三區民族軍被改編為中共解放軍第五軍。

 
穿蘇式制服的「民族軍」籃球賽頒獎式

從此,這些雙手沾滿漢族人民鮮血的東突分裂主義分子,搖身一變成為「三區革命的英雄」。
 
參考資料:
買哈賣提衣明·克里木夫:《我對三區革命的見聞》
《三區革命大事記》
《新疆風暴七十年》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主新日記》
《伊寧事變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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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13 個評論)

回復 arznith 2014-3-2 17:14
這些問題背後的血腥,遠遠大過老兄的描述.但老兄對近代新疆史的描述,基本準確.

新疆問題,一直是蘇俄牽制中國的底牌---中國亂了,蘇俄就必入新疆.

問題複雜吶,從喊斯大林父親的毛澤東,到喊恭賀-子珍在蘇聯神經病了的中央,外部的局面,不如鴉片戰爭前吶!
回復 arznith 2014-3-2 17:18
敝人向首頁推薦此文,全世界華人,目前該知道其問題因緣為何了!
回復 寇一仁 2014-3-2 17:54
哈,原來共產黨在好些年前也是主張」分疆裂土「的!而且還真的是」出賣國家利益「和」中國人的核心價值「的!!!     
回復 總裁判 2014-3-3 00:15
很重要的歷史背景。
回復 正義感 2014-3-3 01:59
這些是歷史了,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就如基地組織剛成立的時候與美國是朋友,而現在已經完全脫變成反美的組織了。看問題思維不能一成不變。
回復 hjshhyy 2014-3-3 03:41
不止是否定, 應該是清算「三區革命」
回復 WhatIsPeace 2014-3-3 16:29
我認為這兩個東突不是一回事。如果這兩個東突是一脈相承的話,那為什麼第一個東突在四九年之後會立地成佛了呢?心甘情願地在中國這個新社會的大家庭里和其他的民族和平相處了呢?然後到了毛太祖死後,又很快跳到了中國的對立面成了恐怖組織了呢?我還是相信有關胡耀邦是胡亂幫的的說法,更能說明問題的結症。

支邊者的親身經歷:見證新疆由治到亂的過程
來源: 大斧 於 2014-03-02 15:07:36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4749次 字體:調大/調小/重置 | 加入書籤 | 列印 | 所有跟帖 | 加跟貼 | 查看當前最熱討論主題

回答: 一個新疆社科院研究員對新疆出現黑袍女子的擔憂 由 rqt 於 2014-03-02 12:03:28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親不在了,所以沒有像多數同學一樣,先回家探親再報到,而是直接就去了烏魯木齊。那時候學生分配工作以後有派遣費可以領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費住宿費等,也就是說已經享受正式國家幹部的待遇,坐火車可以坐卧鋪了。



到了烏魯木齊,一下火車就有了一種到了異國他鄉的感覺,大街上喇叭廣播的是聽不懂維語,滿眼都是穿著五顏六色戴著頭巾少數民族婦女,還有處處的瓜果飄香。 我們一起去同學十分亢奮,在烏魯木齊呆了三天時間,天天在街上,把烏魯木齊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數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沒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學生要到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二年。新疆地廣人少,駐疆部隊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產,所以基本上每個團都有農場。等到人數夠了,我們就坐上 部隊的汽車出發了。一大早上車,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才到了當時我軍陸八師步兵二十二團在烏蘇縣一個叫古爾圖農場。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國疆土遼闊;到了新疆才知道什麼是荒涼。



我們來鍛煉的學生編成一個連,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團十連。以我們學校的學生為主,因為我們學校位處西北,我們這兩屆畢業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樣,多數分配在 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學生不少。另外還有新疆藝術學校的部分學生。班長付班長由學生擔任,排長副排長,連長副連長以及指導員副指導員,還有衛生員通訊員均是 團部派來的。農場比較大,有專門的機構。除了在烏蘇境內有很多土地外,在博樂州精河縣內還有一千多畝地。我們班十多個人在連副指導員和副排長的帶領下就去 那裡負責播種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於叫大河沿的一個鎮上,過去在那裡駐有一個營的部隊,後來撤走了,營房就一直空著,我們就住在那裡。



新疆種地的方法和內地完全不一樣,粗放型的。小麥由播種機播種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澆水。它那裡地不像內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澆水很困難,水總 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澆不了什麼地。而且,當地使用的一種叫砍土饅的工具,我們根本不會用。副排長就帶我們去參觀學習當地維吾爾農民怎麼澆水的。 只看見水在他們的砍土鏝下非常聽話,指到那裡水就流到那裡。當然,這農活不是馬上能熟練掌握的。後來,當地的生產隊長提出,說他們想試種水稻,他們插秧技 術不行,問我們有沒有會插秧的同志。我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南方農村,插秧一點問題沒有。於是副排長和那位維吾爾族隊長商定,他們派二位維吾爾族農民來做我們 的澆水顧問,我們去二位會插秧的同志去當他們的顧問。我和來自鎮江的一位同學被派往生產隊做顧問。



我們和生產隊的社員同吃同勞動,不過晚上還是回營房住。那個生產隊全部都是維吾爾族。早上一早出去勞動,中午就在田頭吃飯,一般都是羊肉麵條,加一些洋 蔥,因為在野外做麵條比較方便。他們不吃少吃蔬菜,說那是草嘛,牲口吃的。當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蘋果還是吃的,胡蘿蔔也吃。吃完中午飯稍微休息就開始政治 學習。他們都是用維吾爾語說的,我們一句也聽不懂。隊里有一位初中畢業生,會講漢話,他很願意和我們交流,於是他就當起了我們的翻譯。他說這是在批判一個 「東突」分子,他從博樂州的一家印刷廠下放下來的。社員們都在發言,批判他分裂祖國的言行。這時我們明白,為什麼在烏魯木齊街頭,沒有警察武警巡邏,卻顯 得那麼寧靜和諧的原因。只有發動人民群眾才是反對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徑。武力不可能保證長治久安。你看,這麼偏僻地方,最基層的群眾都發動 起來了,新疆能不平安嗎?



我們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結束,有七八個月吧。蔬菜自己種,葷菜就得買。星期天就下鄉買雞蛋和雞,改善伙食。維吾爾農民養雞但是不怎麼吃雞和雞蛋。我們就 學了一句維吾爾語:「土紅巴媽約克?(有雞蛋賣嗎?)。我們甚至到過很遠很遠漢族人從沒有到過的偏僻居民點,從來沒有出過什麼事。副指導員和副排長也不覺 得會出什麼事。如果是現在,我想我們根本不敢到那麼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門工作,和我們一起分配來的還有新疆大學和新疆工學院畢業的不少維吾爾族學生.雖然素不相識,因為沒有了語言障礙(他們都會說漢語),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興建新的地震觀測站、地震震后考察,地震前兆異常落實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時我既年輕有沒有什麼家庭負擔,所以一有什麼野外任 務,首當其衝。由於新疆地域遼闊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單位派車,一般都是南京產的嘎斯車。新疆真是大啊,有時跑幾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 了大問題。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帳篷或農舍,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車鑽進去了。老同志有一套辦法;先給裡面的人遞上香煙(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當時一般很 少捨得抽香煙,一般都是抽自己產的莫合煙,。好像是煙的杆子分碎的小顆粒,用紙捲起來,然後用舌頭在紙邊添一添,包成一根煙,味道很嗆人),然後用半不拉 子的維吾爾族語問候,你們好嘛!這時少數民族的家庭主婦就會端上奶茶和饢,招待我們。我們也就把客氣當福氣,大吃大喝起來。多少年我們跑野外都這樣,當然 到了縣或鎮有招待所或飯店的居民點,不會這麼去蹭飯。一般在路途上沒有辦法的時候才這麼做。本人幾乎跑遍了新疆南北,從來沒有遇到過少數民族同胞傷害。在 烏魯木齊上街,雖然和陌生的少數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即便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二道橋以及南梁一帶。和單位的少數民族同事相處也恨融 洽,二個民族過年都放假,互相拜年。從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個新疆是平安無事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依靠人民群眾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在戰爭年代是這樣,在建設時期也是這樣。僅僅依靠專政機關不可有效 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你用這種辦法可以暫時解決一點問題,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有依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群眾,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關心邊疆群眾的生活,要使邊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有過明確指示。他說,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較大提高, 而且要高於新疆邊境那一邊人民的生活水平。為落實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斷發展新疆工農業生產的同時,每年給新疆相當數目的財政補貼,並且逐年增加。在毛澤 東時代,新疆職工的平均工資大概比內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參加工作的職工還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發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建設新疆保衛穩定新疆中的作用。從新疆最北部的阿爾泰到最南面的和田,總共布下了兵團的十個師,一面生產一面保衛邊疆穩定。以前,他們都有武裝值班連。



第四,從少數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廣泛進行熱愛祖國熱愛黨和反對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採取各種措施使少數民族和漢民族不斷地接近,比如維吾爾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維吾爾文字和漢語拼音有某些相似之處,在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新文字似乎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開放以後,維吾爾文字改革連同已經取得的成果都被拋棄了。



第六,培養一批懂得馬列主義徹底反對民族分裂的少數民族幹部。其中,鐵木爾.達瓦買地是他們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對毛主席心懷不滿又政治眼光短淺的一批人上台了,他們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很高明,比毛澤東那當然更高明。處處事事和毛主 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調。具體哪一年記不清了,胡耀邦和鄧穎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講話,其核心意思是說,在新疆漢族壓迫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 族,,幾百年了,現在好像應該改變了,還規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級機關書記一般都由漢族幹部擔任,從今以後不能這樣做了,等等。並且撤銷了新 疆生產建設兵團,改成純農場,由各州管轄(試行了幾年,情況不妙,又改了回來)。經過這麼一折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鬥力和內在素質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



還有,就是限制中央財政對新疆的補貼。記得好像是從1981年開始吧,中央給新疆的財政補貼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數字。明顯,這肯定會影響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以落實宗教政策為名大規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廣泛程度,連我們單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數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們說用這些錢多建一些學校不是更好嗎?



從此以後,民族之間的對立就產生了。首先是震驚全國新疆和田大案。後來是維吾爾「群眾」不斷上街示威遊行,什麼反對在新疆進行核試驗,反對計劃生育。後來 發展到,在新疆人代會上,中央建議提名的少數民族藉自治區副主席遭到了維吾爾族人大代表的公開反對,在人代會上選不上。我們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種挑釁,后 來甚至發展到公開叫囂,讓漢族豬滾回去。「新疆是我們的嘛,你們滾回內地去」。再後來就有爆炸等惡性案件發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調回來也沒有什麼顯著效 果。過去新疆穩定,不是王恩茂有什麼天大本事,只不過他認真貫徹落實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靈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這麼多年,深深地懂 得,要很好解決民族問題,保持民族團結,方針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沒有幾年,好端端的新疆就變成了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堅決不能再待下去了,無論怎麼困難都得想辦法調回去。1988年,我們終於離開了本來是美麗和諧後來變成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們 一樣逃回來的很多很多,我們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個農場鍛煉的同學,多數回來了。單位里走了一批。我們回來后,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就愈演愈烈了。



附:鄧力群回憶錄:為什麼胡耀邦被稱為胡亂邦?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里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 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只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只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 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 那裡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 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后,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 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 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 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 向中央請示怎麼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麼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裡比較 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 里,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 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面,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 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只有這 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 管,這怎麼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里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採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 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谷景生去當區黨委 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歷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 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 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 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網友評論:



我的體會是內地漢族知識分子不能只從自己所從屬的階級和集團的角度看問題。



胡耀邦是在平反老幹部,清理冤假錯案。解放思想,否定「兩個凡是」這些偉大的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功勛。但是胡耀邦確實不是一個像老毛,老鄧那樣的領導者。只能是跟著做些具體工作。所以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都是技術官僚類型的。
回復 夸父追月 2014-3-3 22:05
胡亂邦幼稚。
回復 青島如煙 2014-3-4 01:16
文中所提的確是根源!
當時利用,現在尾大不掉,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回復 gskhg 2014-3-5 02:35
有一點和組織上說的一樣,就是外國勢力的干涉,那時不可否認和過時的
回復 buweizhai 2014-3-7 22:42
胡耀邦那一群人幼稚。

記得在胡耀邦任總書記的大會上,胡耀邦坐在椅上一講話身子向上一竄,俺老爹看了一眼就不喜歡他,說他不沉穩要出問題。果不其然,出了很多問題,自己被趕了下來。

鄧胡趙一派是典型的翻案派,雖然他們批判兩個凡是,但是他們也堅持自己的兩個凡是,那就是凡是毛澤東堅持的就要反對,凡是前三十年做過的是都要否定,而且是全面否定。

說到這裡想起溫前總理。本來對他的印象是很好的,親民嘛,誰知在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居然把薄熙來的問題說成是文革餘孽的問題。這樣脫離實際,推脫搪塞責任,把責任歸咎到一個無法發言的文革上,極高明又愚蠢。高明是終於找到了一個靶子,可以攻擊了,愚蠢的是想用文革來模糊焦點。結果,文革餘孽一說到他那裡也就成了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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