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1933年紅軍川北大屠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成立
   1932年秋，紅四方面軍以張國燾為首的總部率10師、11師、12師、73師和少共國際團共約2萬餘人，突過京漢鐵路開始西征。此時，四川空前規模的「二劉之戰」正開打，軍閥們無暇北顧，紅四方面軍翻過秦嶺，越過冰雪封山的巴山險道，進入川北地區。

　1932年12月25日，紅四方面軍佔領通江縣城，1933年1月23日佔領巴中縣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縣城召開了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建立起了一個東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營山、渠縣，北至陝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

　　
難民

　　1933年1月，《新蜀報》報道，紅軍已發展到五萬人，而各縣難民約三萬餘人，逃入內地，啼飢號寒，望賑甚殷。到夏天，「嘉陵江兩岸已烽火頻驚」，川北難民大批往成都重慶而來。到重慶的難民只有很少數能夠租房度日，多數生活無著。9月23日，報載川北難民2000餘人已到與重慶市區僅一江之隔的江北劉家台觀音橋一帶，因生活無著抓菜搶米，使該地「秩序頗為紊亂」。記者呼籲難民「殛待救濟」。

　　9月29日，報載白衣庵石河橋地區，有來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區的難民三四萬。10月10日，報載綏定人民富戶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整個四川到底有多少難民？救濟隊總隊長鄧少琴12月給盧作孚的信中彙報說「難民百萬」，應該大致不差。

　　為什麼有這樣多難民？那時候，川北到底發生了什麼？

　　赤化

　　從那一時期的革命文獻中，能看到一些當時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發出的《中共川陝省委宣傳部對新發展赤區的宣傳大綱》，第十條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國主義」，但是必須先「消滅賣國賊劉湘」，「進一步消滅四川整個國民黨反動統治，赤化全川，消滅五次『圍剿』，爭取蘇維埃中國！」

　　南江縣當年做過村蘇維埃主席的趙良山回憶：「往往有將中農當作富農沒收其好田；見到中農家餵了一口豬或雇一短工，就說是富農、地主，應沒收。常常錯沒收。」「有部分中農事實上已走上地主富農營壘中，拿起武器和貧僱農作戰了，造成蘇區反動如毛。再加上肅反政策錯誤，造成赤色恐怖，連某些基本群眾也動搖。」在肅反中，「還殺了牌首、甲長、窯子、妓女、端公等。」「主犯、從犯不分。如我們在長赤縣捉到的反動頭子殺頭，而對被欺騙去當反動的農民（脅從分子）也一律槍斃。不知道教育后釋放脅從分子。」「甚至連反動的親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牽連到反動身份上去而遭殘殺。」「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說某人、某名是反動，苦打著要他承認。否則越打越厲害，打得人家死去活來，手足殘廢。於是，最後乾脆斬首送回『老家』。」

　　「紅色恐怖」是人們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們至今記得，這個逃亡叫做「跑紅」。

糜爛

　　紅四方面軍在川北實行武裝割據，和當時政府軍之間的戰爭，比以前川軍之間打仗爭奪地盤更為慘烈，戰線更廣，時間也更長。軍隊在一地反覆爭奪，不分戰場與非戰場，軍隊行動前實行堅壁清野，帶不走的物資也不能留給敵對方，甚至燒毀糧食物資和房屋。「剿匪總指揮」劉湘通電全川各軍，「對赤匪接近區域，務須堅壁清野」。「剿匪總部」還頒布封鎖條例：「為斷絕赤匪物質補充，使其野無所擄，日久自行崩潰」，在各交通要道上設卡檢查，糧食、鹽、武器、藥品、五金貨財等須驗證通行。

　　紅軍在退走前，也運走糧食、貨財，也有大片房屋被燒成廢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進攻，紅軍從綏定撤退向鳳凰山時，「四門放火，烈焰衝天」，有三百餘家房屋被燒。

　　南江縣難民李正興向記者講述，陰曆五月初，紅軍來時，因為栽秧未畢，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紅軍再來，「見人便殺，逢物即毀，火焚房舍，發掘墳塋，強將全家拉至平溪壩，鎖吊四十餘天，三天毒打一頓，同鎖押一處者，計男婦老幼百餘人，一日親見謝姓等婦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備至，及后，匪之村蘇主席，反使令將謝姓等婦女之乳割去，肢體砍斷，二晝夜之久，始絕氣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長生，年十二歲，人□（文獻看不清。下同——作者注）聰敏，曾在高小校讀書，匪二次入通江時，將長生拉到平溪坪，認為智識後裔，富家子弟，例應處死，

一日清晨，將易長生衣脫盡，割其耳鼻，並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稱智識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內有油，一面喊不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錢贖命，又一日午後用火烤死戚姓婦女小孩多人，又將陳姓□姓十餘人碎割，周身宛轉，二日始痛死，同禁之人，見此均皆駭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將各民解赴巴中，路過兩河口，見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聞系廣元作戰，被劉王兩部大刀所砍，殊匪首等即在場上開會，向眾演說，此次作戰不力，應將手膀砍斷之匪活埋，語畢哭聲震地，痛罵當初悔被匪欺騙，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時，猶聞罵聲不已，後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審四次，香火燒背，利刀削耳，備受酷刑，終日索槍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陽河，匪見李受刑創未愈，防範稍疏，乃乘間脫險……」。

　　在安撫委員會委員長張瀾發布的一號布告里，張瀾表態道，「瀾一介布衣，無官無職，衰齡白髮，更復何求，目擊大禍臨頭，恐自此剿絕人類，剿絕人心，使我中華五千年相傳之文明古國，淪於九幽地獄而永不可拔，良心驅我，投袂而興與赤黨爭人性存亡，非與赤黨爭政治權利，發揚我國固有之禮儀廉恥以挽救彼輩之絕倫反性，倡導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矯正彼黨之階級鬥爭，祈化相斫之閻羅場，實現人類之和平會，孰暴孰仁，當代賢達，必有能辯之者，切望群起奮興，以挽回此浩劫也」。

凋敝

      蘇區的開支實在太大。兩年間，原本民生凋敝生產力低下的川北地區保障了十萬紅軍及赤衛隊的供給，還有蘇維埃政府龐大的費用，「省蘇維埃政府常有2000餘人在食堂吃飯，各級縣蘇維埃政府也有300餘人，區級數十人，鄉級也有10餘人」。

　　張國燾回憶，川北地區「耕作受著戰爭的妨礙，田地不是雜草叢生，就是荒廢了。居民的糧食和其他積蓄，一部分被紅軍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則為敵人所糟蹋」。「蘇區內各集鎮上，冷淡蕭條，趕集的人大大減少了，市場上的貨物，更是寥寥無幾，人民的呼聲，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質匱乏的呻吟」。「川北蘇區的領土，也是一片荒涼景象」，「疾疫流行」，張國燾認為「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已不宜長期駐守，「川北地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飢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裡，不僅不能為人民解決糧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

　　據記載，紅軍雖然努力挽救災害，為人民服務，但軍情緊張，幹部太少，即使是以軍事為目的鄉村建設工作，也很難開展。以至於「根據地流失勞動力達60%，田地荒蕪達70%」。

    兩年前，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千里躍進川北建立川陝根據地時，就是認為「這是一塊天然的養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長東西，山裡的飛禽走獸不少，解決部隊的吃穿問題，比較好辦」。

　　根據四川大學經濟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當時蘇區「物資匱乏，經濟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這是紅軍第四方面軍被迫撤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經濟方面的原因」。

　　但是，紅四方面軍撤出這個地區時，還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糧食，在樊功會師時，兵強馬壯，糧食充足，與紅一方面軍形成鮮明對比。


大撤退

紅雲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轉眼間隱入一片大火與煙霧之中。

參考資料：
趙曉鈴：《1933年四川兵災》  《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
羅學蓬：《帶刀侍衛－張國燾原警衛排長何福聖自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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