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一手策劃之偽「東突耳斯坦共和國」乃是疆獨之真正根源

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在我國東北策劃「滿洲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同時，也在我國的西北策劃「東土耳斯坦蘇維埃加盟共和國」。

 

由於蘇聯以「中東路事件」為借口,軍事佔領滿洲引起中國共產黨的分裂（陳獨秀堅決反對、周恩來、李立三堅決支持），人民群眾紛紛向執政當局檢舉揭發「賣國賊」（共產黨員），一些共產黨員退黨脫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受到空前打擊，蘇聯被迫放棄直接在中國建立加盟共和國的努力，改為在中國扶植「代理人」。

 

一、蘇聯暗中策劃東北義勇軍新疆政變，省主席金樹仁通電下野拒絕賣國

 

1929年9.18事變中，蘇聯要求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東北義勇軍放棄抵抗進入蘇聯，後轉入新疆，他們也是當時新疆省城軍隊的主力。

 

1933年4月12日，蘇聯指使義勇軍首領鄭潤成聯合省府參謀處長陳中、迪化縣長陶明樾、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等，率眾包圍省府，發動了新疆「四·一二政變」。省主席金樹仁奮力抵抗，但終因眾寡懸殊，力不能支，不及攜帶印信，被迫出走。當時，盛世才率部進至烏魯木齊城東，按兵觀望，伺機漁利。 4月13日，金樹仁攜眷去昌吉，后至塔城。時有俄國領使迎到綏來，表示無條件支持他恢復地方。金樹仁以內部事務婉言謝絕。24日在塔城通電下野。各地將領發來電報，勸其留在塔城，與鄰邦協商，以便取得幫助，反攻省城，金樹仁以內部矛盾，不讓外人漁利為由，皆以婉拒。並向全疆各地將領及行政長官發出「我不能圖一時之快，遺萬世之譏。諸君應以地方為重，勿以我為念，黃台之瓜，不堪再摘，望各嚴束隊伍，和衷共濟，以固邊防，而維地方」的通電后，義無反顧，瀟然離去。

 

二、極端「東突幽靈」趁亂出世，回族傳奇英雄馬仲英揮刀斬妖

 

1933年11月12日，以沙比提大毛拉一手組織的所謂"東突厥斯坦獨立會"在喀什疏勒縣城召開，通過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組織綱領"、"各部廳實施法案"、"施政綱領"和"憲法"。會上選舉了政府成員，制定了"國旗"、"國徽"。極少數泛突厥伊斯蘭主義分子，打著民族和宗教的旗號，以建立"伊斯蘭教獨立王國"的名義，在喀什拼湊的名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分裂政權。11月13日上午，他們在喀什市升起了所謂"國旗"，又召開了所謂"民眾大會"和懸旗典禮，宣布"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正式成立。拼湊了組織機構，總統為和加尼牙孜阿吉，國務總理為沙比提大毛拉，還設內政部長、外交部長、軍政部長、財政部長、教育部長、農商部長、衛生部長等。這是一個封建神權與君權相結合。這些分裂分子實行極狹隘的民族主義政策，製造"東突厥斯坦"是操突厥語系民族居住地的謬論，妄圖把漢族和回族人民逐出新疆。

 

焉耆回族的馬占倉，是22歲的回族尕司令馬仲英在喀什的代表，他與喀什原行政長官馬紹武合作，得到了兵源和武器補充。他們與東突分裂分子勢不兩立，曾與分裂武裝幾次交戰，被分裂武裝圍困在疏勒城長達11個月。

 

回族青年馬仲英，各族群眾稱他為"尕司令"，在西北民間至今還流傳著不少有關尕司令的傳說。1928年5月，年僅17歲的馬仲英聯絡其父的幾位部眾，在極短時間內，號召數萬之眾，三圍河州（今甘肅臨夏市），兩攻寧夏，並佔據過銀川和甘肅、青海、新疆等省若干縣城。1934年1月，馬仲英派部將馬世明、馬福元、鮮福海從阿克蘇向喀什分裂政府進攻，他們在巴楚、伽師相繼擊敗了分裂勢力軍隊，給被分裂勢力圍困在疏勒的馬紹武、馬占倉回族部隊解圍。1934年2月6日，馬仲英部又擊潰了圍攻疏勒的沙比提大毛拉及穆罕默德·伊敏的軍隊。3月28日，馬福元、馬紹武、馬占倉率部聯合向盤據疏勒附近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部隊發起總攻。沙比提大毛拉的士兵多為強征來的四鄉農牧民，未經嚴格訓練，在久經沙場、訓練有素的馬仲英部隊的攻擊下被打得丟盔棄甲，一敗塗地。"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當即土崩瓦解，其政府首腦或被捕，或者率殘兵敗將落荒而逃。馬仲英佔領喀什后，穆罕默德·伊敏退回和闐，又建立所謂"和闐伊斯蘭王國"。7月中旬，馬仲英派馬虎山開往和闐，"和闐伊斯蘭五國"也隨之被消滅。穆罕默德·伊敏逃亡印度，至此，南疆出現的分裂政府徹底滅亡。

 

三、盛世才勾結蘇聯秘密加入蘇共漸成「新疆王」，毛澤民學整風整瘋盛世才

 

1933年4月12日東北義勇軍兵變，省主席金樹仁下野后，新疆有政變將領陳中、回族「尕司令」馬仲英、「伊犁將軍」張培元、「亂世梟雄」盛世才等幾股勢力。作為與蘇聯有著漫長國境線的新疆，在政治、經濟上與蘇聯都有密切的聯繫，中國近、現代新疆歷史重大事件，無不帶有蘇聯的印記。根據張培元妻妹的回憶，早在盛世才與蘇聯接洽之前，蘇聯就曾經與獨霸伊犁的張培元進行過接觸，蘇方暗示只要張培元與蘇聯合作，蘇聯可以幫助其推翻盛世才從而扶持張培元，張培元雖然是一介武夫，卻知道民族大義，斷然拒絕說：「（與盛世才的矛盾）是我們中國人的家事，斷無外人插手的可能！」。從維護國家統一的觀點上，張培元雖然後來兵敗自殺，在人格上卻比陰險狡詐的盛世才可圈可點。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盛世才以新疆督辦名義召集政變將領陳中、陶明樾、李笑天等開會，將三人當場槍殺，坐穩新疆督辦。

盛世才與馬仲英的第二次戰爭開始后，軍事上始終無法佔據上風。盛世才便有目的地與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孜拉特肯進行密商，孜拉特肯將商談經過詳細彙報給莫斯科，同時盛世才又委派新疆外事處處長陳德立借口去蘇聯治病，與姚雄一起於一九三三年十月經塔城赴莫斯科接洽。十一月二日，盛世才從前線突然返回迪化，會晤蘇聯總領事，為了繼續商議細節，蘇聯特地派遣來原塔城外交特派員阿布列索夫接替孜拉特肯擔任駐迪化總領事，實際上阿布列索夫受命全權負責與盛世才的談判。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盛世才在迪化與蘇聯代表波哥丁簽署了秘密協定。由於此事十分機密，有關協議的細節目前尚無詳細的資料，根據一些當事人後來的回憶和後來發生的事件來看（如大衛·達林的《蘇聯與遠東》），此協議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大致有以下：一、蘇聯援助盛世才價值三百萬盧布的軍火，其中包括三十架飛機（包含機組人員）、機槍、步槍、通訊器材等軍火和戰時物資；二、蘇聯承諾蘇聯紅軍在盛世才認為條件許可的時候入疆平息馬仲英及其他人員的叛亂；三、新疆統一給於蘇聯在新疆開採礦山、石油和金礦的讓與權；四、新疆同意蘇聯由朱古察修築一條鐵路到迪化；五、新疆可以保留歸化軍，但對個別仇恨蘇聯政權者需要加以清洗，其職務應由蘇聯代表同意的軍官代替；六、新疆必須清除對蘇聯懷有敵意的政府官員；七、新疆應當推行和扶植共產主義觀念。

 

當時的盛世才政府出於自身的需要與前蘇聯結盟，建立親蘇政權，這在客觀上，為共產主義思想在新疆傳播提供了土壤。由於建黨初期，黨的根據地建立在南方，尚不具備派人到新疆進行革命活動的條件，只能由共產國際從前蘇聯派人到新疆開展活動。剛剛掌握新疆政權的盛世才為了擺脫困境，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決定倒向前蘇聯一邊，同意從前蘇聯派遣共產黨人來新疆工作。前蘇聯派到新疆工作的人員均是曾在莫斯科學習過，或在共產國際和前蘇聯工作過的中國人。他們在組織關係上，受前蘇聯駐迪化（烏魯木齊）總領事館的管理，遵守共產國際和前蘇聯確定的「三不」原則，即在新疆不公開黨員身份、不發展黨員組織、不宣傳共產主義的原則。

 

1934年至1936年，派來新疆工作的人員有：俞秀松（化名王壽成）、趙實（化名王寶乾）、任岳（化名劉賢臣）、江澤民（化名吳德銘）、鄭一俊（化名鄭義鈞）、張逸凡（化名萬獻延）、稽直（化名欒寶廷）、劉進中（化名陳培生）、王立祥（化名曾秀夫）、趙唯剛（化名趙國元）、於成發、竺清旦、王一、趙雲蓉、肖項平、李寶華、劉淑明、滿素爾等等。盛世才對這些人很重視，分別委以重任，但在暗地裡，卻對他們嚴加監視。這批人大部分為早期共產黨員，個別是建黨時期的黨員，一部分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他們雖然是經共產國際、前蘇聯派到新疆工作的，不是中共中央派遣的，但是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其中有些人在新疆工作時就是中共黨員，因此，他們在新疆的革命活動，應視為中共黨人在新疆革命活動的一部分。不管盛世才主觀願望如何，應該說，在一批共產黨人的參與下制定的政策涉及到了新疆的主要問題，在對外政策、改善民族關係、發展教育、恢復經濟、和平建設方面提出了實施方案，是符合新疆歷史發展要求的，是順應新疆各族人民意願的，因而受到新疆各族各界的擁護。

 

根據俄羅斯最近公布的檔案資料，盛世纔則於1938年9月秘密訪問莫斯科時，向斯大林與莫洛托夫直接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問題，並在盛世才的堅持下，斯大林答應了盛世才的請求，批准他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蘇聯也把他作為「代理人」來扶植。

 

盛世才1984年1月生，遼寧省開原縣人，早年兩度留學日本，1927年初秋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回國，曾在南京國發革命軍參謀本部工作。因不得志，經人介紹於1930年11月去新疆發民用工業，在新疆邊防督辦金樹仁手下任職。

 

辛亥革命后的新疆雖「歸附民國」，但因與內地交通不便，中央政府一直鞭長莫及，處於半獨立狀態。1933年新疆發生「四一二」政變推翻金樹仁政權后，由於當時盛世才已接任東路剿匪總指揮，握有重兵，被推舉為新任新疆邊防督辦，后又兼任新疆省主席，直至於1944年9月被迫調離新疆赴重慶任農林部長，統治新疆長達11年零5個月之久。

 

盛世才早年接觸過馬列主義，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積極參加中國留學生的愛國運動。當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西進過程中遭馬步芳土匪部隊的襲擊，損失慘重，最後余部左支隊四百餘人，在盛世才的協助下才於1937年4月進入新疆，受到盛世才的熱情接待。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從莫斯科經新疆回延安時，盛世才便直接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但他不知道王明在延安已經受到批判，中共當時的負責人對盛世才的入黨要求予以婉拒。導致盛世才直接赴蘇聯面見斯大林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隨後，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在新疆得以快速發展，在新疆三中全會上，共產黨員佔到了90%，盛世才打出了「獨立」的旗號，進入1939年他便正式宣稱新疆是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集團」，即六大政策政治集團，以後又將自己定位為「英明的偉大領袖督辦兼主席」，赫然出現於報端。

 

毛澤民於1940年1月22日離開蘇聯回到迪化（烏魯木齊），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中共在新疆工作的幹部陸續集中在迪化「八辦」，進行整風學習。成立了以陳潭秋任書記，毛澤民、張子意、方誌純等人組成的學習委員會，領導大家進行整風學習。整風運動對盛世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盛世才叛變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因素，最後在蘇德戰爭爆發，蘇聯處境危急的情況下，在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壓迫與政治利誘下，盛世才拋棄了親蘇親共政策，將「整風委員會」的領導幹部悉數逮捕，舉起了屠刀，毛澤民、陳潭秋等遇害，共產黨在新疆的機構遭到重大破壞。

 

四、盛世才瘋狂屠殺，蘇聯祭出東突幽靈

 

鑒於盛世才的血腥屠殺，蘇聯於1944年直接派出大量軍事人員在喀什扶植維族、哈薩克族、蒙古族聯合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並且運作長達五年之久。當年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寧與蘇聯，不與蔣匪」的主張，中共中央對其熱烈聲援。

1949年8月17日，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主席阿合買提江、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民族軍總指揮伊斯哈克別克、副總指揮達里力汗·蘇哈巴耶夫、政治委員阿巴索夫、羅志等五人，乘坐的飛機在蘇聯境內失事，全部遇難。中共中央借東突群龍無首之際對「三區」收編，1949年8月26日，新疆解放，籌建「三區」的東突人員全部享受三八幹部待遇。在1950年後的教科書中，以「三區革命」命名，一直是持肯定態度的。

 

文革后東突分子死灰復燃，尾大不掉，直到今天還危害中國。東突分子除了以「三區」革命歷史為依據進行分裂外，還持有一份所謂的「秘密協定」。

 

五、難堪的秘密協定、難堪的教科書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遠赴莫斯科，慶賀斯大林七十大壽。一個月後，毛澤東把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召到莫斯科。1950年2月12日，由中蘇雙方毛澤東和斯大林主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周恩來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安揚維辛斯基簽訂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友好共盟特別協定》。《協定》共十九條，第十九條規定：協定系機密性質，締約國雙方均有義務保守秘密，不得公布。但是，這一秘密協定，1950年7月16日被美國對外政策協會在紐約公布。其中第十七條與本文討論的問題有關，內容如下：第十七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內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國，由雙方共同負責扶助其獨立。

 

對於這場「革命」的起因，文革前的教科書告述我們：「在沉重的階級壓迫中，最先覺悟的往往是先進的知識分子。由於統治者的壓迫，新疆少數民族中受過中國共產黨教育和影響的先進分子，以及一部分在蘇聯受過馬列主義教育的分子，首先起來組織各種形式的秘密革命組織，使其成為宣傳群眾、組織武裝起義的領導機構。」大致經過是這樣：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因是烏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起義，起義導火索是盛世才的「獻馬運動」，強征暴掠激起民眾的反抗。實際上三區革命的爆發有著更為深層的複雜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蘇聯的態度。新疆與蘇聯有著密切關係，近現代新疆諸大事無一不和蘇聯（俄國）有關，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與蘇聯大有干係，蘇聯為了支持盛世才獨霸新疆，甚至還出動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直接幫助盛世才打敗馬仲英。蘇聯如此明目張膽地支持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個極端親蘇的政權，以確立自己在新疆的勢力範圍，同時也為自己建立一個有效的戰略緩衝地帶。因此二戰後期盛世才突然從親蘇轉向親蔣后，自然引起蘇聯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后，公開關押驅逐GCD人，更讓斯大林大為光火。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在伊犁鞏哈暴動后，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大批人員迅速趕往阿拉木圖，由蘇聯內務人民委員（即內務部部長）貝里亞親自坐鎮指揮，許多在蘇聯成長、學習的少數民族GCD人被派進新疆，如在盛世才時期返回蘇聯的前白俄鮑里諾夫、列斯肯，流亡蘇聯的伊犁地區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進入蘇聯接受先進思想的進步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買提江、受蘇聯訓練的軍事指揮人員伊斯哈克伯克、達力克汗等。伊犁革命組織就是這時候由蘇聯駐伊犁領事館牽線，聯繫當地民族宗教勢力和進步人士建立起來的。

　　鞏哈暴動初始，游擊隊利用國民黨勢力在伊犁河谷空虛的契機，陸續取得了一系列戰鬥勝利，曾經一度佔領尼勒克。國民黨當局派遣接替盛世才擔任新疆臨時主席的朱紹良匆匆調集大批軍隊前往鎮壓，當鞏哈暴動吸引國民黨軍主力東進的時候，伊犁解放組織秘密得到蘇聯軍火、人員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這天也是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突然在伊寧發動起義。從蘇聯派遣回來的原二台公路養路段段長列斯肯（俄羅斯族）帶領一個經過精心訓練的游擊隊在果子溝切斷了進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烏魯木齊）伊（伊犁）公路（這條公路也是目前通向伊犁的咽喉要道，60年代，為了保證戰爭時期需要，我國在新疆天山腹地花費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天山公路，就是為了保證一旦312國道被敵人佔領，我們還有一個備用公路而修建的）。當天，伊犁解放組織領導人阿巴索夫（三區革命領導人，也是三區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區參加了國民黨的國大會議，與周恩來、董必武進行過接觸，1949年堅決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同年在接受毛主席邀請赴北京參加政協會議時因為飛機失事去世，年僅28歲）和蘇聯軍事顧問彼得·羅曼諾維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領60人的武裝（根據一些在伊寧的國民黨官員事後回憶，這批人員還身著蘇軍制服，佩帶蘇軍軍銜）從霍城越界潛入伊犁市區。他們首先切斷了伊犁河大橋的交通，國民黨伊寧當局派遣一個排的兵力試圖重新奪回大橋，未出城即遭武裝人員伏擊。

 

入夜，鞏哈游擊隊主力繞道趕到伊寧城，開始四處進攻國民黨守軍，起義很快取得了勝利，大批漢族人和國民黨軍隊被迫撤退到惠遠老城和艾林巴克（飛機場），起義部隊（內中包括有從蘇聯趕來的身穿軍裝的蘇聯正規軍和數十架蘇軍飛機以及大批從蘇聯運來的火炮）在蘇聯軍事總顧問科茲洛夫的統一指揮下，到12月31日終於將這裡的國民黨守軍殲滅，守將陳伯良、高煒在惠遠城破時互相射擊自殺身亡。伊犁郊縣漢族官民紛紛逃亡，鞏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數百人向焉耆撤退，至玉爾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餘三十多人；昭蘇官民企圖翻越冰達坂退往阿克蘇，正值寒冬，最後抵達者只有十餘人。整個伊犁地區只有艾林巴克孤軍死守。

　　艾林巴克，在維語中為「臟園子」，位於伊寧東北，是全城最高處，北為飛機場，南是亂墳崗，原來是沙俄軍隊營房，當時是國民黨中央航空分校教導總隊。伊寧起義后，城內軍民退守此地約8000人。從1944年11月9日，起義部隊開始圍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

 

1945年元月10日，國民黨第45師和預備第7師援兵試圖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師一個團冒嚴寒跨越天山抵達伊寧東郊，遭到大批裝備精良、受過正規訓練的起義部隊圍殲。艾林巴克守軍見救援不成，遂決定冒險突圍，突圍后殘餘2000軍民又被起義人員騎兵追擊，絕望中守將杜德孚（預備第7師副師長）、曹日靈（預備第7師參謀長）自殺，最後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軍民僅有800多人被俘，伊犁全境得以「解放」。（而被俘者也只有500多人，包括34名婦女被關押進監獄，其餘人皆「失蹤」。

 

伊寧被起義軍攻克后，大批極端民族主義者手持大刀木棒，四處搜殺漢人和華僑，到事態被臨時政府制止的時候，已經有大批漢人被殺，其中東北籍漢人幾乎無一人倖免，伊寧救濟院的殘廢漢人都被拖到河邊用木棒擊斃。幾十年後，還有一些極端分子威脅與之發生衝突的漢族人：「難道你忘記伊犁河水的顏色了嗎？」這裡說的伊犁河的顏色就是指當時虐殺俘虜和漢人將河水都染紅了。）

 

伊犁全境尚未完全解放時，伊犁解放組織在1944年11月12日匆匆忙忙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艾力汗·吐烈成為臨時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為副主席。這時期把持政權的是伊斯蘭教上層宗教人士和地主、舊封建統治時期的上層人士。所以臨時政府規定的國旗是綠地、中間是黃色星月標誌的帶有明顯伊斯蘭教標誌的旗幟。

 

臨時政府成立后，將各游擊隊統一起來，成立了游擊隊總司令部，總司令是阿列克山德洛夫，1945年1月中旬，國民黨軍隊援軍趕來救援艾林巴克守軍，在果子溝和游擊隊發生激戰，同時國民黨軍隊謝義鋒一部在付出極大代價后翻越雪山抵達伊犁外郊。阿列克山德洛夫驚慌失措企圖從霍城逃回蘇聯，結果被伊犁臨時政府撤去職務，代之以鮑里諾夫，同時蘇聯紅軍正規軍一個騎兵團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戰鬥，終於將國民黨援軍擊潰。

 

1945年2月，伊犁臨時政府決定將游擊隊總司令部改組為民族軍總指揮部。發布兵役法，規定20—22歲「公民」要應徵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總動員時期，23—44歲「公民」也要入伍。

 

1945年4月8日，在伊寧市西公園（後來的斯大林公園，現在叫人民公園）廣場上，隆重舉行民族軍成立大會，這標誌民族軍的正式成立。在大會上，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發表了帶有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內容的煽動性講話，並給民族軍各部隊授予標有伊斯蘭星月徽、寫有「為東突厥斯坦的獨立前進」文字的軍旗和寫有經文的白色伊斯蘭教教旗。

1949年8月27日，「三區革命」的代表人物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別克、阿巴索夫、達里力汗·蘇哈巴耶夫和羅志等五人，接受毛澤東的邀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飛往北京的途中，飛機失事，全部遇難。（經查證：飛機在蘇聯境內失事）。

毛澤東1949年11月22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給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一個唁電：對新疆人民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第一批代表，新疆省主席阿合買提江同志、新疆伊犁、阿山、塔城三區民族軍總指揮伊斯哈克伯克同志、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員阿不都克里木同志、民族軍副總指揮達里力漢同志、新疆中蘇文化協會的羅志同志，在1949年8月27日來北京的途中，因飛機失事而不幸遇難表示深切的哀悼，指出阿合買提江等五同志生前為新疆人民解放事業英雄奮鬥，最後又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業而犧牲，值得全國人民的永遠紀念，阿合買提江同志、伊斯哈克伯克同志、阿不都克里木同志、達里力汗同志、羅志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