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審以後,全體學員進行了一次外語分班級考試,婉榕以優異的成績被分在最高班,進入外語學院學習。思旅因為政審時的家庭背景問題,沒有進外語學院而被分配在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宣傳處工作了。
進入外語學院以後,上邊發了黑色的學生棉製服給婉榕們,比原來發的黃土布棉製服好看多了,布料細樣子也合身。天氣轉熱后,又發了布料和樣子都很不錯的灰色制服。
婉榕在外語學院學習了六七個月的英語翻譯。他們的老師有參加革命工作多年的外國人,也有原來就教授英文的中國人。對於婉榕來說,外語學院的學習非常簡單,比原來在滬江時容易多了。上翻譯課時,老師把同學們一個一個地叫到前面講台上,老師講一段英文,大家翻譯一段中文。
比起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艱苦緊張充滿壓力的日子來說,在外國語學院的這段時光過的平靜正常,婉榕開始有心思重新放在學業上。
婉榕在外國語學院學習的時候,思旅已經是華北局宣傳處的幹部了。 在宣傳處做事,靠的是文筆。思旅是宣傳部唯一的一個文化程度高的來自滬江大學的幹部,工作態度又認真,每次分配給他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好,宣傳部的領導也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對思旅的工作非常滿意。鑒於他以前一直參加上海地下組織的活動,算是老革命了,領導就提拔他入了黨,級別也升成科級幹部。生活和事業都有了著落,思旅總算鬆了一口氣。
自從那個雨霧蒙蒙的上海下午,思旅趕到上海交通大學卻沒有趕上婉榕他們北上的隊伍開始,他的人生命運就開始轉變。
最先是他的父親胡叔異,上海華東師範學院的院長被撤職查辦,罪名是曾經給國民黨政府開國地下學生的黑名單。幸好他曾經做過地下黨的弟弟胡昌治力保,共產黨才沒有把懲處他。否則,憑著開黑名單這一條就可以要他的命。
上海解放后, 上海地下黨的成員都算是共產黨的有功之臣而得到當時人民政府的重用。當年的紅色資本家,上海地下黨頭目潘漢年做了上海市的副市長,作為他曾經領導過的下屬,胡昌治也因此進入了上海市教育局擔當要職。
雖然憑著胡昌治的擔保,思旅的父親逃過了要命這一劫,但上海的家被抄了,值錢的東西全被拿走了,兩幢樓房的其中一幢也被沒收充公了。幸好思旅的父親留學美國學的是兒童教育回國后還出了《東瀛考察記》、《論英美德日兒童教育》等著作,在學術界算是名人,可以留在華東師範學院當一介教授。
受到父親的影響,思旅的政審一直不過關。直到後來他父親一案有了了結,證實黑名單是學院的教導處的處長開的,思旅的政審才算了解,做沒有問題處理。
有了工作,覺得生活不再動蕩,思旅向婉榕提議結婚,這樣,他們兩個都不用再住宿舍,可以分到房子有個屬於自己的蝸居。
婉榕經過共產黨的教育,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個小資情調濃厚的上海女生。想想從滬江到北京,他們之間來往好幾年,也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此時結婚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她就同意了。
1950年的春天,婉榕和思旅結了婚。
那時候解放不久,部隊和機關里沒有人會為結婚特別舉行婚禮。 一般都是經組織批准后,男女雙方把鋪蓋搬到一起,就算是結婚了。華北局的領導特別看重思旅,把他當作接班人培養,就堅持給他辦個結婚儀式。
「現在條件好了,應該舉辦儀式給婉榕們這些革命同志留做個紀念,畢竟這是一輩子的事。」老領導對組織上說。
經過組織上的同意,華北局宣傳處出錢請了一桌酒席,除了雙方的領導參加以外,還讓他們彼此請親戚朋友前來吃一頓飯,就算辦了婚禮。
婉榕和思旅在北京根本沒有親戚,除了珍珠以外,他們沒有任何人可以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