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上母女—我的姥姥和母親

我姥姥不僅是天津第一批上女校念西學，引起社會轟動的12個女學生之一，也是一個敢於與自己的家庭、傳統和文化做出反叛之舉的女人。

21歲的時候，我姥姥愛上了在南開大學就讀的上海青年，我的姥爺謝洛冰，便義務反顧背棄了回教，嫁給了他，並跟他來到上海。對於民國初期那個時代依然暢行的封建傳統來說，我姥姥是一個崇洋媚外讀西學，追求自由戀愛，放棄回族傳統的一個叛經離道的奇女子。

我的母親出生於上海，是我姥姥在上海生下的三個女孩子之中唯一倖存的女兒。

不幸的是，我母親四歲的時候，她的父親，我的姥爺謝洛冰在執行海關緝私工作的時候被外輪上的毒品走私販開槍打死，成為滬上江海關第一個因公殉職的海關職員。

對於年輕喪夫的姥姥和從小失父的母親來說，一個沒有丈夫和父親的生活，異常艱辛痛苦。從1932年到1949年的十七年間，母女倆度過了上海最風光的十里洋場時期，抗戰的孤島時期，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時期，以及共產黨的解放上海初期。 在這些歷史大背景不斷變幻的追光照耀下，我姥姥和母親在上海這個大舞台的母女生活充滿了各種奇特的經歷，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因怨恨，冷漠和敵視的與日俱深而產生巨大的感情裂痕。

回首這個令人難忘的十七年，我的姥姥和母親都耿耿於懷。

雖然自1950年跟隨上海海關來到北京后一直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我的姥姥從來好像都活在上海的記憶中。我小時候跟她長大，多少次聽她講述上海的故事，講述那個時代變遷所帶來的各種變換風雲。她還拿出她保存的各種旗袍展示給我看，任憑我在那些做工精細，質地又軟的絲質旗袍中尋找她失去的青春流年的光華與輝煌，以及美人如玉的歲月。上海的十里洋場的時代隨著姥姥的講述一次次在我的面前展開，綻放著繁花般的燦爛和迷惘。

而經歷了各種政治運動的母親很少提及她在上海的美妙時光。 除了遺留在上海的初戀和滬江大學的那些難忘的日夜，她很少提及過去，彷彿上海的成長已經被往事的塵埃徹底埋沒了。如果看了我的傳記文學《上海浮生若夢》的人就會了解，經歷了煉獄之旅的思想改造，母親的往事已經成為了她心底裡面永遠的一塊痛楚。直到來了美國之後，母親才反覆提及上海，提及她母親在上海的種種故事，和她與母親之間多年的不和。

1950年，姥姥隨上海的江海關移居北京之後，她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五十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雖然對於從來對政治不感興趣，永遠處於政治的世外桃源之外的姥姥沒有起到任何破壞，但是那個時代的嚴厲的整風和艱苦的生活給過慣了上海小市民生活的姥姥來說，也是一個心理和精神上的致命打擊。首先她因生活作風問題受到海關的處分，其次，她殘存的風韻和美貌也因為革命時代的原因而蕩然無存。她只有聽之任之，接受組織的安排，與自己實際的需要而與一個在北京分配到海關住房的海關男同事再婚。再婚的日子一點也不好玩，兩個人性格興趣的極大差異使得他們彼此同床異夢。問題是，姥姥年輕時候就攢下的的那些內心積鬱和煩惱只有在她的第二任丈夫頭上發泄。 後來，第二任丈夫去世，她就開始將這些憤怒發泄到她女兒，也就是我母親的頭上。

我的母親是一個很能幹厲害的人物，如果在美國，以她的聰慧、學問和苦幹可以呼雲喚雨，而在國內的政治運動中，她只能成為案魚俎肉，任人處治。然而，儘管風雲變幻，歷史演變，朝代動蕩，經歷了各種人間煉獄考驗的母親最怵的人還是我的姥姥，她最不願意看見的人也是她最頭痛的母親。

我的姥姥和母親幾十年都沒有機會能夠將彼此的感情說個清楚，做個了解，直到我姥姥去世，我母親也因為人在美國而無法回去辦理她的後事。

現在，母親常提起姥姥，仍然不明白姥姥為何對她如此冷漠疏離。我只有寫下許多關於他們的文字，來告慰姥姥在天之靈，安慰母親苦難多桀的內心。每次，重讀這些文字，總是讓我想起我的姥姥，想起母親的過去，想到母女倆之間懸而未解的心結。 此刻，讓我的這些文字和她們昔日合影舊照再度讓我回眸她們的昔日光彩，再回時光隧道，重溫往事記憶，並作為她們曾經的日子和歲月點燃的一根蠟燭，微光照耀她們已過的人生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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