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奔東西 《上海浮生若夢》（52）

一九四八年的夏末，共產黨拉開了解放全中國的解放戰爭的決戰序幕，發出打過長江去的口號。到了冬天，整個江北已經全部失守。局勢的突變，使老百姓對國民黨能守江南的信心大為動搖，國民黨欲求隔江而治的念頭也被粉碎。上海開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人人逃難、家家逃難。社會上紛紛謠傳，共產黨來了要共產共妻。最有錢的人家開始先把家眷送往美國和歐洲，中產階級人家也紛紛把家眷搬到香港或者台灣。上海的房價開始直瀉而下，很多人把私家的花園洋房賤價賣掉，得來的錢往往是原來房價的五分之一。房子賣得晚或者不舍的房子出手而遲遲不動的房主到最後賣出的房價連原來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前幾個月還在搶購東西的人們，現在把搬家時帶不走的各種傢具用品放在街上三錢不值兩錢地賣掉。租界裡面的許多街道上，到處是一堆堆亂糟糟等著賣掉的各種家庭用品，從傢具到鞋襪應有盡有，價格便宜的不得了。行人從街道兩邊匆匆走過，對這些物件投去匆匆的目光，但是卻沒有人停下來挑選東西。日復一日，上海的街頭越來越亂，東西越來越多，好像城裡所有的人都在準備著逃難，逃向不知名的遠方。

婉榕對這些有錢人的做法嗤之以鼻，覺得他們的行為太可笑。她一向鄙視有錢人，覺得他們除了拜金以外根本不熱愛自己的國家。日本人來了他們第一個跑到香港或重慶躲避戰爭，抗戰勝利了，他們又趾高氣昂地回來了重新過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如今，國難當頭，他們又開始逃跑躲出去避難，像當年白俄逃離蘇俄共產黨的來臨一樣離開自己的國家流落他鄉。婉榕在上海法租界長大，在霞飛路上到處看到的這種背井離鄉的白俄，有的開小餐館，賣些便宜的羅宋湯和黑麵包，有的穿著帶花邊的白色民族式立領燈籠袖襯衫和黑褲子在街頭巷尾各處用三角琴彈奏俄羅斯旋律憂傷的民族樂曲賺點錢。婉榕還記得霞飛路上那些寒冷的夜晚里，沿街而站的白俄妓女手裡捧著招客標誌的點點紫色的燭光織成的串串光線。婉榕想象不出來自己能夠成為這樣一個沒有祖國的可憐蟲，這種下場未免也太悲慘了。

在這種大逃亡籠罩下的上海，思旅的父親也準備賣了房子帶著全家和所有的積蓄到美國去。 他雖然對國民黨政府的很多腐敗作風完全看不慣，但對共產黨也沒有多少信心。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要全家過得的是安寧自在的生活。既然上海乃至全中國都處在風雨飄搖的政治動亂中，他只有選擇背井離鄉到美國去的道路。他在政府做事的很多同行都選擇了跟著政府逃亡台灣的道路。雖然他們對台灣的情況也不了解，但卻天真地以為這不過是個臨時的去處，以後政府反攻大陸成功以後，他們再回到上海來就是了。思旅的父親是美國的留學生，對美國的生活非常了解也很容易重新接受，他覺得去美國比去台灣更有把握。他的孩子們都在私立大學念過書，英文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到了美國只要接著上學就行了。

就在胡叔異做好了舉家逃亡海外的準備時，弟弟胡昌治出來勸他的哥哥放棄這種念頭。胡昌治第一次正是告訴他哥哥他已經是地下黨的長期骨幹，一直為共產黨的革命事業作了多年的貢獻。如今，全國解放的日子已經不遠了，他們不如都留下來等解放。

「可是我在國民黨政府中做事這麼多年了，共產黨來了怎麼會放過我呢？」 思旅的父親不無憂慮的說。

「你這是多想了。」 胡昌治斬釘截鐵地說：「你是知識分子，又是教授，新中國的建立需要像你這樣有知識的人，如果你留下來共產黨歡迎還來不及呢，怎麼會清算你呢？！」

「可是我聽說共產黨最恨國民黨。內戰打了這麼多年，兩邊都死傷無數，恨都恨死了，怎麼會原諒為國民黨做事的人呢。 我們去了美國就遠離了這一切的恩怨， 安安靜靜地過我們的太平日子就行了。」 思旅的父親想來想去還是不太放心。

為了讓他哥哥安心留下來，胡昌治拍著胸脯說：「大哥，你放心，有我在你還怕什麼？ 我怎麼樣也是共產黨的人，為全國解放做出了貢獻。無論如何，他們會念及這點不會把你怎麼樣的。」

思旅本來就不放心婉榕，根本不願意去美國。這時也出來說，「就是呀，我們還是等著全國解放吧，不管怎麼樣， 上海是我們的家呀。」

聽了自己的弟弟和長子的一番話，本來對背井離鄉就有些猶豫的父親便下了決心不走了，等著看全國解放后再說。

那時候，上海已經是用銀元的天下，銀元有袁世凱像和孫中山像之分，叫「袁大頭」「孫小頭」，民間自動變成了銀本位，金圓券沒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頭小頭，叮叮噹噹」。上海的老百姓手裡積蓄到一點錢，就趕緊去買上面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袁大頭」，「孫小頭」則沒有「袁大頭」值錢。上海的許多地方突然改收銀元不再收鈔票了，滬江大學里的伙食費也要求學生改交銀元。這樣一來，上海街道上突然多了許多銀元販子，手裡拿著銀元敲得噹噹響，一邊嘴裡還叫賣著：「大頭要吧？大頭要吧？」開始時，兩三元鈔票可以買一塊袁大頭，不久以後變成七八塊錢的鈔票才能買一塊。這種惡性循環，更加造成了上海政局的腐敗和混亂。

珍珠的男朋友陳先生就在這個混亂之中，差銀行的一個公務員給珍珠送來了一個鼓鼓囊囊的大紙包，裡面全是珍珠以前托他買賣的股票。

珍珠打開紙包，臉上突然變色。原來紙包裡面夾著陳先生給她的一張紙條，上面說這裡全部是珍珠托他買的股票原件，他買的全是怡和紗廠的股票，現在上海臨近解放，怡和紗廠的股票已經脫不了手了，所以他讓珍珠自己想辦法解決了。

珍珠看了，氣得差點暈過去。

怡和紗廠是英國人在上海開辦很多年的著名紗廠，以雇傭蘇杭鄉下女童工，用包工頭壓榨他們的血汗而臭名昭著。日本人佔領的時候，怡和紗廠關閉了好幾年。後來國民黨政府從重慶回來以後，怡和紗廠重新開張生意興隆，股票也曾經紅火一時。國共開戰以後的這幾年，上海的時局非常不穩定，怡和紗廠的生意也就開始不景氣了。如今，上海陷入全面崩潰，國民黨開始倉惶向台灣逃亡，怡和紗廠的英國老闆早已溜之大吉，紗廠全面落入了地下黨動員的工人手中。他們在抱著和紗廠共存亡的信念在做著迎接解放，防止國民黨炸廠的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怡和紗廠的股票形同一堆廢紙，珍珠的多年積蓄再次泡湯。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珍珠激動地叫嚷著，「我怎麼也不會傻到把全部的錢用來賣怡和紗廠的股票！ 肯定是姓陳的把他自己都脫不了手的股票全部換給我了，讓我當這冤大頭！ 真沒想到他這麼狠心，對我們孤兒寡女干出這種事情來！」

婉榕冷冷地看著悲痛欲絕的母親，心中沒有一點同情。從婉榕上中學以來，母親就天天跟她叫窮，永遠說沒有錢給女兒交學費。在這同時，她卻把家的全部積蓄交給和她沒有任何關聯的男人。到頭來全部被這些男人利用欺騙。難道這些男人在她的心目中比他女兒還重要嗎？如果婉榕有一個女兒，婉榕永遠不會把該用來給女兒受教育的錢給其他什麼莫名其妙的男人，女兒的前程比任何男人都應該重要。

突然意識到心中對母親的怨恨，婉榕感到無限悲傷。婉榕和母親原本可以相依為命，感情至親的。現在，她們之間的多年冷落和疏於溝通把母女已經變成兩個精神上完全陌生的人，雖然還同住在一個屋檐下，但已經是各懷心思了。

珍珠在激動了一陣子后突然冷靜下來，好像她已經想出了新的辦法似的說：「這也好了，什麼都沒有了也就什麼都不怕了。人家都說共產黨來了共產共妻。我們怕什麼？我們本來就沒有產可以共。要是共妻就讓他們共好了。」

就這樣，珍珠堅決了自己的想法，等待著共產黨來解放上海，把那些沒有逃走的有錢人清除掉。

       看到珍珠不走了，珍珠在上海的好多朋友都不想走了，大家報這就是死也死在自己家裡的念頭在上海圍城的炮聲中等待著最後的結局。珍珠還有幾個在國民黨空軍里工作的朋友，也想留在上海不動，不想跟著國民黨渡海去台灣，便到處找地方躲藏， 怕被抓走。珍珠的一個在空軍工作的乾弟弟本來已經藏起來了，後來又聽說他的老婆和孩子已經被國民黨空軍扣住，只好又出來跟著軍隊去了台灣。

珍珠和乾弟弟最後的一面匆忙而凄惶。「大姐，你自己保重了，我們日後再見。」 乾弟弟話語哽咽。珍珠眼睛里擎著淚花，完全不知說什麼好。日本人佔領上海前夕，很都人都冒著旅途艱辛和生命危險衝過封鎖線逃往重慶大後方，珍珠就有個朋友病死在去重慶的路上。如今，內戰當頭，大家再次逃亡，不知何日才能再見了，是否還可以活著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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