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的時代 《上海浮生若夢》（51）

七

婉榕是一個對政治一竅不通的人，從來對任何政治上的變遷不敢興趣。 但一九四八年的到來所帶來的政治上的變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卻是任何人都難以避免的。

一九四八年，國共兩黨內戰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在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兩黨內戰之中，國民黨軍隊一直佔上風，共產黨處於下風。然而，隨著一九四七年全國爆發的學運，尤其是「五•二〇」慘案后爆發的全國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國民黨統治區的民心開始動搖，中國老百姓對國民黨政府的堅決反共、堅決內戰做法深為不滿，同時也把因為內戰而導致的物資匾乏、飢荒四起責怪在當時的執政黨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的頭上，全國各大城市到處瀰漫著對國民黨不滿的情緒。

這種全國性的對國民黨執政黨的不滿就像開始蔓延的流行性感冒，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壓得住。全國性聲勢浩大的反美反蔣高潮有力地配合了共產黨軍隊的正面戰場，對國民黨政權的氣勢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九四八年以後，戰爭局勢完全改變，國民黨軍隊開始敗退，共產黨進入了節節進逼的狀態。轉眼之間，國民黨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開始退居長江以南，共產黨則開始挺進長江以北的各個省市，揮師直指北京。 很快，國共兩黨形成「隔江而治」的局面。

此時，隨著逃難的難民人流不斷從北方各地湧入上海，上海的社會秩序大亂，大家人心惶惶一片亂世之感。

那時國民黨在前線吃敗仗的敗兵，到了上海以後隨便私闖民居，要東西要錢，要是不給，他們就自己動手搶，便前邊罵：「老子在前線賣命，你們在後方享福，現在要一點東西都不捨得給，你們的良心給狗吃了？」上海的老百姓都被搶怕了，看到國民黨的敗兵傷兵就東躲西藏，生怕他們會做出什麼更糟糕的事情。上海的警察也加入了這種亂世之爭，勾結了上海的幫派流氓乘機佔便宜。他們每天手裡拿著警棍，挨家挨戶地向沿街的店家要錢，碰到不給錢的店家，警察就來流氓砸店。店家門沒有辦法，就只好乖乖地給錢。

一九四八年的盛夏，蔣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了「金圓券」，規定金圓券一元，摺合舊法幣三百萬元。相當美金0.25元，同時限期收兌金銀和法幣。老百姓不準私存黃金，抓到了槍斃，於是全國黃金盡入公有。金圓券最初發行的四十天內，蔣介石政府以紙易金，兌換到黃金美鈔逾三億美金。金圓券發行的同時，又實行限價，物價限以八月十九日為準，即所謂的「八一九限價」。為保限價成功，蔣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廣州派經濟管制大員督導，檢舉或查抄投機居奇，扣押或槍決奸商巨賈，雷厲風行，聳動中外；但是這種用警察力量推翻經濟定律，必無成功之理。「八一九限價」后，生活用品全面漲價，全國開始發生了搶購糧食和物資的風潮

上海的大街上到處是搶購的人流，糧店前面人山人海地，老人和孩子們你推我搡地在警察拉起的警戒線內大排長龍等著賣糧食。就連上海的四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里的物資都被搶購一空。這種人為地通貨膨脹引起金圓券高速貶值，貶得物價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時內都不同。市面商店本來掛上牌子，上寫「目下一言為定，早晚市價不同」，後來變動太大，價目表要隨時改貼。物價如此飛漲，上午還能買一斗米的錢，到了下午連半斗米都買不到了。國民黨的金圓券變得連手紙都不如。珍珠緊張到了上午一發了工資就趕緊打電話叫女兒拿去買米和其它生活必需品，要不然等她下班時，那點工資的價值就起碼要落一半，連米也買不起了。最滑稽的是上飯館飯，進門的時候菜單上是一個價錢， 吃完飯出門的時候菜單上的價格已經變了。前一次價目表上的墨汁還沒幹，新的價目又貼上去了。這種物價飛漲的局面就是在日本人統治的時候還都沒有這樣嚇人呢！

金圓券發行不到三個月，蔣介石政府就沒辦法控制局面了，只好重新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了，並同意以金圓券兌回，但是比率卻高於三個月前政府買進的五倍。 上海的老百姓沒有辦法即使吃虧也寧要黃金銀元，絕不在要金圓券。於是都跑到黃浦外灘的中央銀行擠兌黃金。

上海實行戒嚴宵禁，大家便在頭天晚上，想辦法在黃浦外灘四周過夜，有的人躲在陋巷裡，有的人藏在舢板里，只等每天清早五點解除宵禁。清早五點一過，黑壓壓的人山人海，就從四面八方蜂擁向中央銀行搶先兌換。 黃浦外灘上頓時萬頭攢動，擠得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銳部隊「飛行太保」，騎在馬上，揮動皮鞭打人都無濟於事，每天被擠死踩傷的隨處可見。

金圓券的兌換風潮讓國民黨政府完全喪失了人心，上海反政府的風潮四起，老百姓議論紛紛。面對國家的戰亂，整個中國的老百姓都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是支持共產黨幹革命呢，還是跟著國民黨政府走已經是每一個人都在問的問題。

婉榕對國民黨政府的強權統治已經深惡痛絕，對共產黨卻根本不了解。婉榕去問高樂民何去何從，高樂民告誡婉榕什麼都不要管，只要好好讀書，爭取畢業了以後去美國深造， 她會盡她所有的能力來幫助婉榕。假如那時候婉榕不認識思旅，她恐怕只好按照高樂民的話來做了。

思旅的爸爸胡叔異是美國留學生，國民黨員，又在國民黨政府里擔任要職，可是他並不知道他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思旅的叔叔胡昌治卻是一個長期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的秘密黨員。胡昌治在日本人統治時期，就開始秘密加入地下黨做地下工作。他表面上是出入上海日偽上流社會高級場合的高級知識分子，實際上卻利用這個機會為共產黨收集抗日情報。所有的親戚朋友們都不知道實情，還以為他真的做了漢奸，都背後罵他不與他往來。日本人投降，國民黨從重慶到了上海以後，他在哥哥胡叔異當校長的華東師範學院當了名教授，實際上乾的還是地下工作，為共產黨收集國民黨政府的各種情報並且從事在國統區的學運和工運活動，他的頂頭上司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海資本家，其實是地下黨的頭目的潘漢年。

胡昌治長的和他的哥哥完全不同，高高大大的滿有樣子。他那時三十多歲，正當男人最氣宇軒昂、風流倜儻的年華，穿著一件做工精緻的長衫，口袋上夾著一隻金筆。他的舉止瀟灑，氣態不凡，手上還帶著一隻碧綠色的翡翠金戒指。胡昌治看上去很有風度氣派的文人樣子，婉榕怎麼也想象不出他會是地下黨。

就在思旅養病期間，胡昌治也搬來和思旅同住，便開始對思旅進行革命熏陶，動員他侄子也加入共產黨為推翻國民黨政府在上海的統治作，迎接全國解放做鬥爭。在任何時代，熱血青年一向都是革命運動的盲目追隨者和獻身者，思旅也不例外。他在叔叔的動員和引導下，開始為革命作宣傳。

思旅並沒有告訴婉榕他和他叔叔為地下黨從事地下工作的事情，只是在似乎不經意之間淡淡地談了一些他對共產黨的正面看法，給婉榕看了許多當時共產黨在地下秘密傳遞的小冊子。婉榕以前對政治一竅不通，從來不看報不問政治，但是她在日本人統治下的經歷使她懂得愛國，不富有的家庭背景使她容易接受共產黨的宣傳。共產黨是為了窮人打天下，是為了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強大新中國而革命。 對於這種近於浪漫的革命野心，婉榕從心底里敬佩和擁護。婉榕從中學開始就嘗受到了出身貧苦而被歧視的感覺，初戀失敗和沒錢上大學的那些痛苦日子一一閃現在婉榕的面前，她發誓如果革命讓她有機會改變這些受苦受難的局面，她一定義無反顧地參加。共產黨是沒有錢的窮人組成的隊伍，提出的口號打富濟貧也深受婉榕的認同。上海動亂的局勢，貧富越發懸殊的殘酷的現實使她很容易相信共產主義的理論，認為只有共產黨才能將動亂的中國解救出來。

婉榕開始跟著思旅參加各種地下黨組織的活動，到處散發革命的宣傳品。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婉榕已經從一個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的女孩子成為了共產黨堅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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