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地工鄭浩燮 《上海浮生若夢》（26）

六

上海的這個早上和往日的任何一個早晨一樣靜悄悄的，蕭條灰暗。往日人聲鼎沸的馬力斯新村也沉靜在一片毫無生息的寂靜之中。天還沒有完全亮，就聽到臨陽台的街上有日本軍用大卡車的呼嘯聲。日本軍車的聲音在上海的街頭比比皆是，大家都司空見慣了。但這次，軍車的呼嘯聲在公寓樓前一聲急剎車停了下來。許多日本憲兵和中國便衣特務跳下了車，如臨大敵一樣地把公寓樓前前後後地圍得水泄不通。然後砰砰地大聲砸門，好像要把門砸下來一樣。全樓的人都被驚醒了，聽見是日本人的聲音都嚇得不敢出來。因為我媽家住最底層，不去開門不行。我媽只好硬著頭皮到了大門口，剛把門打開，一大群持槍的日本憲兵就沖了進來，一下子把我媽推到一邊，衝上樓去。幾個中國便衣特務進來后，便叫我媽回到自己家的房間里去。特務們就在裡面把住大門口，只准進不準出。然後，憲兵們一層一層地搜查，大聲地質問鄭浩燮住在那裡。珍珠和我媽此刻嚇得渾身顫抖地縮在房裡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不知到底有什麼大禍就要降臨了。

鄭浩燮是一個心寬體胖、開朗健談的四十多歲的高大男人，常到公寓樓上的二房東朱牧師的福建教堂做禮拜，有時也來樓里串門兒玩，久而久之和大家都混得很熟。鄭浩燮從來不穿西服，總是穿一件灰布長袍，戴一頂禮帽。他有一張布滿天花疤痕的胖臉，總是笑口常開，露出嘴裡鑲著兩顆金

此時， 整個樓靜悄悄地，什麼聲音都沒有，只聽到日本憲兵軍用大皮靴上上下下踩在木製樓梯上發出的噔噔的響聲，嘰哩哇啦的日語喊話聲和中國便衣的低聲盤問。很長時間過去了，我媽和珍珠的心吊在嗓子眼裡，一聲不響地躲在房裡，不敢有任何動靜。漸漸地，日本人的注意力似乎鬆弛了下來，好像在集中地審問朱牧師的兒子和女兒有關鄭浩燮的動向，問過了一會，日本人便把把朱牧師的兒子和女兒帶走了。

珍珠家的房門以外有一層玻璃門，裡面掛著灰藍色的薄綢帘子，從裡面可以偷窺到外面，外面的人隔著帘子卻看不到裡面。我媽在玻璃門裡面看到朱家兒子和女兒兩人戴著手銬被日本憲兵押走時面色慘白，神色倉皇。

日本憲兵似乎沒有什麼動靜了。 「喂， 你快別看了， 小心日本人看到你。快回來！」珍珠壓低聲音叫我媽回到床邊。她們兩個人便坐在床上，假裝在織毛衣來掩飾亂糟糟，七上八下的心境。兩個人手上在胡亂地織著毛衣，耳朵卻伸著，聽著外面的動靜。

突然， 有人在輕輕敲珍珠家的玻璃門，聲音很輕，不像是日本人。 我媽躡手躡腳地過去把門打開，看見鄭浩燮就站在她面前。

「鄭叔叔！」 我媽驚訝地張大嘴，看著他說不出話來。

「噓！」 鄭叔叔一邊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輕搖，示意我媽不要出聲， 一邊閃進了她家門。

珍珠看見鄭浩燮也嚇了一大跳，連聲問道：「你來這裡做什麼？你不知道小日本正在到處抓你嗎？」

「我知道。」鄭叔叔臉上戴著平靜地微笑說

「知道你還來！」珍珠一臉的焦慮。

「我要是不來，他們就會把這個樓里的人全抓走，這樣我就連累你們大家啦！」鄭叔叔一面解釋，一面把手錶從手腕上摘下來，把別在長袍衣襟上的鋼筆拿下來，又從長袍口袋裡把錢和其他雜物都掏出來，一併交給珍珠媽說：「把這些交給我老婆吧！」珍珠媽默默地接過東西，迅速地塞在一疊被底下。

鄭叔叔又悄悄地走了出去，我媽跟在他後面，去關上家裡的玻璃門。剛要關門的功夫， 就聽見日本兵的皮靴聲噔噔地從樓上下來。我媽緊張地趕緊關上門，從帘子縫隙里向外偷看。只見鄭叔叔一邊迎著正樓上下來的兩個便衣往樓上走，一邊神態平靜地對他們說：「我是鄭浩燮，就是你們要抓的人。」倆個便衣一聽就趕緊撲過來抓住他的一隻手，拷上手銬，同時急火火地用日語向樓上的人哇哇地喊叫。幾秒鐘的功夫，樓上的日本憲兵都跟緊急集合似的稀里嘩啦地全下來了。一大堆人架著鄭叔叔兩輛卡車上了呼嘯而去。整個樓頓時安靜下來，一片死寂。

一整天，樓里沒有一個人走動，也沒有人出來打探消息。第二天，珍珠媽帶著宛如到樓上朱牧師家，告訴朱牧師說她們要去看看鄭太太，把鄭先生託付的錢和東西都交給她。朱牧師忙說：「別去，別去，他們家也許還有便衣在把守著呢！鄭浩燮做地下抗日工作，他們可能還想抓跟他有聯絡的人呢！」

過了不久，朱牧師的兒子女兒給放回來了。兩個人都瘦了一大圈，了沉默寡言什麼話也不肯說。將近一個月以後，珍珠與我媽在福建教堂做禮拜的時候，聽朱牧師說鄭浩燮被日本人放回來了。原來，鄭浩燮所在的地下組織知道他被捕了，便想盡辦法通過各種渠道要把他贖出來。朱牧師的福建教堂也幫忙設法疏通關係，朱牧師本人甚至親自到住在六樓的一個給日本人做事的房客，請他去求情。

鄭浩燮自從被捕后，被日本人上了很多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電刑，什麼都嘗過了。鄭浩燮的腿被打斷了，肚子里的內臟也全壞了，身體喪失了很多功能，但他卻什麼也沒有向日本人透露，日本人也已經放棄了從鄭浩燮身上取得任何情報的希望。 原本， 像鄭浩燮這樣的抗日死硬派的結果就是死路一條，槍斃或活埋。但各種渠道送過去的金錢使日本人做了順水推舟的人情，把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鄭浩燮給放了回來。反正，他也快死了，不如讓他死在外面。鄭浩燮出來時，已經根本不能走路了，他是朋友們用擔架抬回來的。

聽說鄭浩燮被送進了一家美國教會醫院，我媽就跟著珍珠就一起去看他，打算把他的錢和東西還給他。母女倆趕到時醫院后，才知道他已經不行了。他老婆神色疲憊而哀傷，兩眼發直，已經哀大末於心死，欲哭無淚了。當珍珠與我媽走進他的病房時， 眼前看到的情景把我媽嚇了一大跳，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鄭浩燮躺在病床上，已經不成人形。 原本高大魁梧的的身軀已經縮得又干又癟，連原來的一半都不到。 他的整個腦袋腫得發紫，像一個大號的西瓜撐在一根竹竿上。鄭浩燮臉色死灰，沒有一點活人的跡象，兩個眼睛更是腫得就只剩下剩了一條縫了。只不過一個月的功夫，一個曾經精明強幹，活龍活現的人就被折磨成這副慘不忍睹的模樣，來看望的人們都禁不住淚流滿面。我媽轉過頭去，無法忍受眼前看到的慘景，任憑無聲的淚水成串地順著臉頰奔涌。

珍珠一邊擦著眼淚， 一邊輕輕地對鄭叔叔說：「我們是來看你，把錢和東西還給你的。你在裡面一定受了很多苦吧？」鄭叔叔那腫脹的臉上露出淺淺的一絲笑容，嗡動著嘴唇似乎想說些什麼，但已經虛弱得根本說不出話了。

珍珠嘆息著把錢和東西遞給了他太太，說了一些寬慰的話，便和我媽走了。回家的路上，母女倆個默默無言，難以相信鄭浩燮就這麼完了，真是人死如燈滅呀。在她們看望鄭浩燮兩天以後，他就去世了，沒有留下任何話。聽說了鄭浩燮的死訊，淚水再一次充盈了我媽的眼眶。她似乎一閉眼就能看到他那乾癟的身子和腫漲的臉，我媽難以相信，一個曾經是那麼樂觀快樂的一個人說沒就沒了。

鄭浩燮是我媽認識的第一個抗日地下工作者，也是最令她終生難忘的人。面對兇殘無比，令人心驚膽顫的日本憲兵，鄭浩燮的勇敢和頑強給我媽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後，每當想起鄭浩燮， 她的眼眶都會再次濕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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