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橋樑毀於一旦的深層原因

　　《中日缺乏的不是理解而是信任和感情》

　　這次釣魚島事件在中國所觸發的強烈反日情緒使兩個國家多年小心修築的友好橋樑幾乎毀於一旦。在中國發生的多起民眾砸日貨，攻擊日本人、攻擊使用日本貨的中國人的非理性事件使大多數日本人感到不解。

　　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為什麼會有如此的魔力？唐辛子認為，中日之間還是缺乏理解；加藤嘉一的觀點在日本可能很有代表性，他認為，中日之間缺乏溝通，日本政府真正意圖幾乎完全沒有傳達給中國。日本做出「國有化」的決定是為了不讓日本極右分子攪局，維護中日關係。由於日本實際支配著釣魚島，所以改變的只是島嶼所有關係。對如此簡單的問題，中國居然「一直不理解，在『國有化』一詞上鑽牛角尖」。

　　唐辛子和加藤嘉一評論的核心詞是理解。按他們的觀點，如果能理解、溝通，目前的局面就可以避免。他們自然沒有說錯，但問題是，理解是一個動態過程，涉及主體間關係，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它需要認知框架，需要具體的語境條件，需要基本的信任和情緒。

　　在日本的認知框架里，日本政府在釣魚島的所作所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個人所有權轉為國家所有，所涉及的只是所有權轉移罷了。野田的動機更多的是政治選舉的考慮，其領土主張不一定是野心。雖然也有日本人對野田的溝通方法提出異議，但對事件本身一般都認為無可厚非。

　　但在中國，這個問題卻不是這麼被認知的。在中國，國家是一個被強化了的概念，國家所有和私人所有的含義大相徑庭。再者，所有權轉讓的前提是所有權擁有的正當性。由於中國認為日本佔有釣魚島是不正當《馬關條約》的屈辱結果，而中國一開始就不承認日本政府與古賀辰四郎的第一筆轉讓交易，這次的所有權轉讓交易在中國人看來是不正當的。這就好像搶了別人的戒指不還，後來拿出去拍賣給政府，這種拍賣難道正當么？

　　就語境而言，極右翼分子為政府製造了很大的麻煩，釣魚島事件可能是他們在外交上難為政府的一個陰謀。野田將其實現「國有」，因而也就剝奪了他們製造麻煩的機會。根據這個語境看，野田的做法也有其道理。但問題是，這個語境條件，中國能接受么？

　　中國也進入了換屆年，也進入了一個相對敏感的時期。野田為了選舉所採取的舉措對其選擇有利，但對中國是否有利呢？日本堅持認為釣魚島是日本的，因而不會歸還該島。在中國文化里，國家是被強化的概念，國有化自然也就意味著所有權或者說主權的強化。

　　野田的貌似息事寧人的舉措在這個語境里就會被解讀為強硬主義的邀功加分表現。退一步說，野田能永遠執政么？誰能保證他的所謂「權宜之計」不會是以後強化主權的有力步驟？根據不同的語境對該問題做分析，自然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理解是一個主體間的關係，涉事雙方必須有基本的信任、合適的情緒和心情。

　　中日兩國的交流史在近代很沉重。甲午之戰和以後的抗日戰爭在兩國的關係上投下了深深的陰影，作為受害國，中國人有著無比的情感傷痛。其實，中日雙方都沒能擺脫戰爭傷痛。釣魚島與《馬關條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馬關條約》與中國歷史上的屈辱有著千絲萬縷的瓜葛。

　　作為曾受到屈辱的一方，這種聯繫自然很難忘卻，這種聯繫自然會觸動強烈的情緒。不願正視中日這段沉重歷史的日本政府或部分日本人自然不願意帶著歷史的情緒看釣魚島。他們試圖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去處理問題。他們忘了一點，釣魚島不是普通房地產，對於中國人來說，它是歷史的，它象徵著太多的情愫。

　　我說中日兩國「小心修築」的友好橋樑，這是因為從中日關係恢復一開始，橫隔在中日修好的最大障礙並沒有得到解決。老一代政治家實用主義地把它們擱置到一邊。然而，由於歷史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清算，外加不同的教育後果，兩國政治制度差異，文化習俗不同，民間的不信任並沒有隨著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而消弭。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強大，雙方間的猜忌和不信任反而被強化了。不幸的是，日本政府並沒有像德國那樣把自己和當時的軍國主義分子區分開來，他們對歷史雖然有反省，但他們的情感認同還在。戰犯和戰爭英雄被一併供奉，這更讓中國人很難把軍國主義分子和日本人區分開來。於是一小撮歷史罪人的罪孽被加在了整個日本民族頭上。因為一小撮罪犯的罪孽沒有得到清算，整個民族成了仇恨的對象。

　　在不同的認知框架和語境里，外加那麼沉重的情緒，雙方沒有基本的信任和心情，談所謂的理解，可能么？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代修好，這荒唐的民族仇恨是必須要踏過去的檻。實用主義只能解決表層之難，但它無助於信任和情感的建立，深層的問題是需要兩國人民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去解決的。

人物簡介：

    曲衛國，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院長，英語系教授。哈佛大學富布賴特訪問學者（2004-2005），曾多次應邀在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香港等地講學。主要研究方向是語用學、話語分析、社會語言學、修辭學等，已出版著作十多部，在國內外刊物發表論文幾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