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年輕人想要什麼未來？

作者: 張廣昭，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國即將召開十八大，領導層行將換屆。此時，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多個方面面臨挑戰。這些挑戰縱然有國際因素，但其本質上是中國內部問題。

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政治專家安德魯·莫薩(Andrew Mertha)最近在《亞洲政策》(Asia Policy)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面臨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經濟關係調整、創建多種渠道滿足社會預期（尤其是1989年後的那一代人的預期）等重大挑戰。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9月8日在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第二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表示，中國今後將在著力推動包容性增長等方面努力。並承諾，中國將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促進人人平等獲得發展機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越來越好，人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如今中國面臨一個或許是最為重要的問題，即中國要往哪裡走，中國領導人要帶領中國百姓過上一個什麼樣的生活。這對於年輕人來說，尤其重要。

筆者作為一個中國的「80后」，無論是從自身感觸還是對身邊同齡人的觀察，都強烈感受到國家當前面臨的一個最為急切的挑戰，即是如何滿足年輕人的社會預期以及消除其不滿情緒。

對於「80后」「90后」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極度渴望擁有公平的機會，藉以自己的努力而改變命運。對他們而言，只有社會向上流動的渠道是暢通的，未來才是充滿希望的。然而他們面對的現實，卻恰恰相反。筆者這一代年輕人，曾經被認為是「垮掉的一代」：不能吃苦、缺乏責任感等等。但事實證明，他們不是。他們能吃苦，更不缺乏責任感（近幾起群體抗爭事件中年輕人的積極參與便證明了這一點）。他們最不滿的是，當這個國家提供的機會越來越少的時候，還有那麼多的不公平、不公正。

對於大學生群體來講，尤其是草根階層的大學生，當他們邁出校門走向社會時，發現很多機會不會因為你更聰明更勤奮而選擇你，競爭對手或許學歷不如你，能力不如你，勤奮度也不如你，但他（她）卻有一個有錢或有權的家長或親戚，不出意外的話，就是自己競爭失敗出局。一開始，他們還會覺得苦悶想不通，後來發現這個社會就是這樣，也就不再四處抱怨。但造成的結果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對社會的不滿情緒開始一點一點的積聚，對國家的失望情緒也在不斷的蔓延，甚至有一部分人覺得看不到什麼希望。然而，當這個國家最有朝氣、最有活力的人群對未來不再充滿希望時，將是極度可怕的。

這裡有兩個典型的領域讓他們不滿。一是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企業，已經形成事實上中國目前最大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開放性嚴重不足，利益的自我封閉分配嚴重。即使是從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畢業，都很有可能被排斥在外。另一個是公務員考試。首先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對公務員如此熱衷的現象是不正常的，這個問題暫且不說。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問題是，本來一個公平的稀缺資源競爭機會，如今卻充滿不公正。對於一些平民子弟而言，成績好不一定進的去，而對於一些具有特殊家庭背景的人來說，考得不好也照樣能進去。

筆者的校友，曾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的黃紅在今年的國家公務員考試中，順利通過筆試、面試和體檢，面試成績和總成績均排在她報考的青海保監局「專業監督崗位」第一名。她本以為自己的辛勤付出終於得到了回報，結果卻是該局人事處以「性格內向」為由將其拒之門外。黃紅的大學老師和單位同事都為其鳴不平，「她一點也不內向」。然而，留給黃紅的是無奈與失望：「我不相信考試了，完全不信任，這次，我傷透了。」

還有，廣東中山市人社局紀委書記梁國影通過其他官員「配合」，篡改其兒子成績助其考取公務員。其實，像這樣被曝光的事件只佔到總體違規案例的很小一部分，事實上存在大量不為人知的不公正案例。或許，只有那些同樣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年輕人，才能體會他們內心的憤怒感。以至於，現在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大家都相互「忠告」，報考職位時盡量避開只招錄一人的職位，不僅是因為競爭可能會激烈，更大的原因是在於這個職位或已經「內定」。

其實，以筆試為主的初試是基本公平的，在這一環節，個人背景作用幾乎為零。不公正的地方往往在面試環節以及最終錄取環節，因為這兩個環節沒有可以量化的標準，主觀性嚴重。所以，針對於此，可以採取一些更為公平公開的機制手段。例如，面試、錄取環節徹底公開化。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屬地親屬的庇護。當前的大量不公源自屬地有背景親屬的庇護，所以，可以探索建立公考迴避制度。

可以說，中國的「80后」、「90后」年輕人正在經歷著中國大轉型帶來的巨大陣痛，在面對前所未有的社會、家庭壓力時，他們至少渴望這個國家給他們一個真正公平公正的機會，如何滿足他們的這份期待是未來執政者繞不開的課題。

對於「70后」這樣稍年長的人來說，他們渴望生活得有尊嚴，權利不會被隨意踐踏，年老退休時可以享受良好的社會保障。然而現實是怎樣的呢？網路一度熱傳「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給女兒的一封信」的博文，信中這位北大博士痛陳自己無能，給自己剛出生的女兒上個戶口都這麼難。心酸之餘，如果這樣的精英都不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何論普通大眾。

包括年輕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深為不滿的是，國家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平等。中國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的，是人為拉大的差距。這就要求執政者敢於打破利益格局，敢於挑戰已有分配秩序，使分配製度更加科學公正。

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執政黨內部日益形成一種寡頭政治：一個強有力的官僚集團控制了國家大部分的資源和財富。美國商業智庫「戰略預測」(Stratfor)在今年2月份的一個報告里披露，大約0.2%的中國政治、經濟精英控制著國家70%的財富。根據國家統計局最近的一次統計，中國在2004年的基尼係數是0.47；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在2010-2011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會上指出，基尼係數目前在0.5左右（按照國際標準，基尼係數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於危險狀態）。

這種不平等導致了社會矛盾，強化了本已緊密的政治和經濟聯繫網路。造成的最重大後果是，即便中國領導人個人由衷地想要政治改革，體制性障礙也成為改革進程中的最大阻力。然而，讓大多數人共享國家發展帶來的繁榮，而不是讓少數人攫取國家的大部分財富，已經成為執政者繞不開的執政課題.

中共從十四大開始，逐漸形成了制度化的領導集體。但另一個事實是，領導人受到了權力制約的同時，決策的權威性與有效性漸趨弱化。過去的經驗證明，很多正確的改革舉措，最終的有效性受到各種特權形式的削弱，甚至異化了這些改革。

但是，經濟增長放緩、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以及公權力的濫用正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構成嚴峻考驗。當今的黨情民心，任何上台執政的領導人都不能輕視。這是中國改革的機會，也是動力。中國目前最需要一個勇於重建包容性政治、經濟體系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體系裡，每一個公民都不會被遺忘，可以生活得幸福、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