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六四的「遺囑執行人」

蘇曉康，著名報告文學家，電視政論片《河殤》的總撰稿人，1989年六四命運后被中國政府通緝，流亡國外，現旅居美國。

二十多年來紀念六四都延續著悲傷的、正義未得伸張的含義，除此之外，它對中國政治進程的作用微乎其微，在「阿拉伯之春」震驚世界的映照之下，這一點就更強烈，由此人們懷疑六四的意義，也就不奇怪了。但是人們也忽略了另一個向度：六四被泯滅的、不甘的遺願，在冥冥中搜尋她的「遺囑執行人」。

　　　　　蘇曉康2011年3月在達蘭薩拉。

對此，我們回顧天安門學潮的初衷就很清楚了。當時學生們以悼念胡耀邦而聚眾於紀念碑下，訴求直指執政黨的貪污腐敗，那麼二十年下來，中共的體制性腐敗，今天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無可救藥的地步，不是證明了當年學潮的訴求極為準確嗎？顯然，鄧小平拒絕了這次和平抗議，使得當初頗輕微的貪腐，伴隨「高增長」而瘋狂發展，以至於中國今日居然有了新三座大山：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或曰：苦了十億老百姓，富了一群白眼狼。

「經濟奇迹」變成官府無人不貪、裸官捲款外逃的奇迹，「快速增長」的另一個含義是貧富差距的急劇增長，「大國崛起」居然是維穩費超過國防經費，這麼一個對內嚴酷壓制的政權，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對國際社會是禍是福，一目了然。但是，中國人已經不關心這些，六四以後他們皆政治冷淡，先是大練氣功，北京舊皇城之內的那座景山公園裡，香功、中功、鶴翔庄等各流派麇集；如今又變成唱「紅歌」的時髦場所，動輒千人合唱「洪湖水、浪打浪」，那是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之際非常流行的電影插曲，此氛圍的歷史含義不是昭然若揭嗎？

「紅歌」來自大西南，對首都北京乃是一種政治進口。薄熙來輸掉了第四代接班人競爭之後，負氣到重慶大鬧動靜，「唱紅打黑」，殺掉惡貫滿盈的司法局長文強，據說「廣大勞動人民無不拍手稱快，這不僅有力地打擊了帶血資本的囂張氣焰，也極大地鼓舞了革命群眾的鬥爭意志」——對洶洶民情的描述雖然使用了文革話語，不也多少反映了政局和人心向背嗎？薄熙來野心勃勃，用「招魂術」令中國毛派崛起於道德淪喪、世風日下之間，輕易摘下「救世主」之冠，是誰成就了他呢？是腐敗，和治理腐敗無能的胡溫體制。

「重慶模式」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唯獨中南海沉默。十年動亂結束三十多年之後，其鼓動方式、文化樣式居然可以死灰復燃，乃是一種比文革更野蠻的統治模式失敗的結果。崇尚自由主義的人們對此非常厭惡，直嘆「復辟倒退」，卻也無可若何。社會不公、民眾哭號，政治就會去搜尋中國土壤里儲存的原始資源，但在經濟單一暴富、社會其他元素都停留於「前現代」的當今中國，對民眾具有號召魔力的，恐怕還是當初「共產革命」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m）意識形態，只要你喚醒了它，它就會自覺充當六四的遺囑執行人。鄧小平的改革不敢「砍旗」「非毛化」，當初沒有清理這土壤，到頭來革命幽靈找上門來跟他算賬。

這並不是說，中國只剩下復辟文革一途，而是說政治博弈恐難避開毛派的復辟了。《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有說偽造的）曾預言：「那時候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梟雄還真是料事如神。這樣廝殺一番之後，我們大概才稍微看到中國未來的一點眉目。八九學運首倡的反貪污被淹沒在血泊里，它末了竟要借文革遺產來執行，當然是一種悲哀，但獨裁體制浸淫於權力控制和爭奪，又令其不自覺地要當六四的遺囑執行人，中國就不會一條道走到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