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地方債務是一粒氫彈，引爆之後。。。

4月9日，針對前財政部長項懷誠在博鰲論壇上給出的政府負債30萬億的數字，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在上海發表觀點指出，這個數字只能說是下限。他說：「國外的研究機構估計，各級政府一共算在內有可能高達GDP的100%，這個估計不是很離譜，去年GDP達50萬億，如項部長給出30萬億的數字，就是占GDP的60-70%，但還有地方政府擔保的負債還沒算。」2010年底，國家審計總署公布的地方政府在各類融資平台負債是10萬億，許小年認為在經濟和財政狀況較好的東南沿海，地方政府負債要兩倍於全年的財政收入，就是還本付息負擔在當年財政開支中佔到10-20%。

許小年先生所說的國外的研究機構對中國政府債務的估計，也僅僅是公開賬面所能看到的數據的推算。實際上，其中權利之下花樣翻新的政府債務衍生品存在著更大 更可怕的黑洞。足以達到原子彈當量的水平。如果計算進去引爆后的非理性連鎖反應，更是不可想象的毀滅。所以，許小年先生對政府債務下限的問題還是保守和低 估了。

許小年表示，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金融體系發展處於一種倒退狀態，2009年的「四萬億」刺激計劃和後來的寬鬆政策給金融業造成系列壞賬，這將給本屆政府帶來巨大的挑戰。他認為，本屆政府如要推進金融改革，首先要處理的便是歷史遺留問題(金融壞賬)。

正相反，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金融體系發展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繁榮」狀態，當然這種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前提是建立在2009年的「四萬億」刺激計劃的錯誤經濟政策下的「正確成長」，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在加上為了推動維持四萬億政策，後來又補充的金融寬鬆政策，更加劇了造成系列壞賬的政策保障。

是的，四萬億培養出的壞賬所帶來的威脅對於本屆政府來說，這絕對是巨大的生死存亡的挑戰。所以，本屆政府所能實施金融政策的迴旋餘地幾乎沒有，只能對不能錯。對歷史遺留的金融壞賬問題的態度問題，是本屆政府對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選擇。

許小年表示，地方政府擔保債務在統計時都作為優良資產，一旦地方政府財政出問題，壞賬立刻上升。

非常正確，這是盡人皆知的恐怖，會產生一連串的資金鏈斷裂后的非理性毀滅。

他抨擊那種在「4萬 億」刺激計劃執行過程中，有政府官員居然公開提出要提高對壞賬容忍度。「怎麼能夠這樣提法呢，這是鼓勵金融機構放壞賬，就像你們家孩子做了壞事一樣，你說 不要批評，要提高對做壞事的容忍度，有這道理嗎？這是超短期行為。」他還強調對目前看到的銀行壞賬數字都是不敢相信的。

知錯必改，對壞賬零容忍這是道德的高標和回歸。管教犯錯的孩子，是為了孩子漫漫人生健康成長。同樣，因為孩子做了「壞事」，家長的態度就決定孩子的生死。有多少花季小孩在家長的嚴厲管教下高樓跳下，這一跳毀了一個家庭。如果家長給孩子一點時間，不要相煎太急，孩子可以活下來，活下來才可以謀划未來。

     在金融全球化白熱化的當代，中國管教「孩子」必須要考慮鄰居的利益和想法，在共同的生存空間中有限的資源下，幾乎沒有國家能做到犧牲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給別國。比如我們的鄰居日本

自從1989年，日本央行錯誤的緊縮貨幣政策，引發了當時日本股市的崩盤。當時這種災難，迫使日本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財政擴張，來解決日本經濟的極速度地下降的問題。為此，日本經濟付出了產能嚴重過剩，和房地產泡沫進一步放大的慘痛代價。

隨後，日本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失靈，一直無法形成有效的共同力量，可以推動日本經濟運行起來。日本災難性大通貨緊縮的結構始終走不出來。這樣1989以來的漫長日子裡，日本經濟一直保持著年平均0.3%的增長速度，維持到2008年。本來一直以來，日本經濟長期處於結構性通貨緊縮，和老齡化問題飛速惡化的大環境中。

2008年世界性大蕭條爆發了，在遭遇到2008年世界性大蕭條的衝擊下，日本經濟陷入大幅衰退的狀態，衰退的程度要遠高於美國經濟和歐洲經濟。2008年和2009年，日本GDP分別陷入負增長；2010年日本GDP恢復至正增長。以前，日本對中國是擁有大量貿易盈餘，現在開始大幅度下降，這是結構性的。所以，導致日本經濟陷入日元匯率的大幅度貶值的情況。

進入2011年3月，日本本土遭遇到9級大地震的強烈衝擊。同時，也引發了日本福島核危機的爆發。日本福島核危機正如「壓垮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樣，開始毀滅性打擊到日本經濟製造業的最核心的支柱部分。

日本一錯再錯的經濟政策已經自己把自己推下了懸崖。生死就取決於急跌和慢跌，這個「急」和「慢」就取決於日本政府債務和中國政府債務的失血速度，誰的政府債務先倒下就是延緩對方生命的時間，生命還在就是一切。

因為，如果地方債務爆了影子銀行倒了，必然造成大量資本瘋狂撤離所帶來的經濟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