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與暴力革命-----作者實際想說的是新時代革命的新解：言論暴力革命 ...

2013-02-28 13:45:01

吳思先生是當今大陸學界最著名的思想者之一，他的著作《潛規則》和《血酬定律》不僅熱賣，提出的這兩個概念也成為觀察傳統和當代中國社會的有效工具。同時，作為《炎黃春秋》雜誌的總編輯，他對輿論管制有深切感受。在紀念1982年憲法頒布30周年的研討會上，吳思先生以房屋面積為比喻，通俗地形容了當今中國大陸言論自由的現狀。

長 久以來，中國大陸媒體究竟有沒有言論自由？在官方和民間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官方喉舌的宣傳中，當今媒體享有真正的、充分的言論自由；而在反對者看來，官 方宣傳部門的控制像一塊鐵幕，極大程度地扼殺了輿論的生機。作為《炎黃春秋》的總編輯，吳思先生，經常要面對言論的管制。在他看來，中國的言論自由實際上 至少可以分為五個層次。

第一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的美好圖景，其中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一條款被稱為「六大自由」，沒有做任何限制，看上去很美，如果用房屋面積來比喻，可以比作100平方米。但是實際上有沒有100平方米呢？沒有。

原因就在於第二層：法律。吳思先生詳細解釋了這一層級上的複雜運作。中國的《新聞法》經過多次波折仍然不能出台，所以第二層空缺，填補空缺的則是行政法規，它一方面直接規定什麼人可以進入出版界，什麼人有出版權，另一方面行政法規還規定你可以說什麼。

最 重要的兩個行政法規，一是市場准入制度，但事實上是由「主管主辦單位制度」來替代的。什麼是主管主辦單位制度？創辦一個媒體，必須要由主管主辦單位申請才 能批准。一定是省部級單位才能作為主管單位，由省部級單位向新聞出版總署遞交辦刊辦報申請，才能被受理並考慮批准。如果只是公民個人，而不是某個省部級單 位的下屬機構，就無權遞交申請。通過這種方式，每個公民的出版自由事實上就消失了，變成了單位的權利。

另 一方面，可以說什麼。對於出版界來說，直接管理言論空間的法規，是「重大選題備案制度」？要說影響重大的話，必須上報備案。什麼是重大選題？重大的黨史問 題、國史問題、軍史問題、涉及到「四副兩高」（副主席，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以上的歷屆領導人問題， 注意是「歷屆」——從陳獨秀開始一直到現在。民族問題、宗教問題、與蘇聯東歐和國際共運有關的問題、以及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對於辦報辦刊來說，如果 不討論風花雪月而討論國事的話，那幾乎每篇文章都屬於重大選題，這樣一來，在理論上都應該報備。

「報 備」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名義上中國沒有新聞審查制度，不允許審查，那怎麼辦呢？就是「報備」。「報備」的意思是打個招呼說要發稿了，就拉倒，不須經過批 准。可中國的「報備」制度下，不經過批準是不能發表的，於是在「報備」的名義之下，實際上是審批制度。但執行得又不那麼嚴格，所以是個比較模糊的地帶。之 所以模糊，是因為我們開頭有個相當不錯的憲法第35條。第35條說，中國公民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如果沒有這一規定，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之為審批制度；但既然有這一條，就不能叫審批制度，稱之為報備制度。所以，憲法那100平方米的言論空間不是空話，是有意義的。如果沒有這個承諾，下面的東西會變得更加直截了當、不加遮掩。在執行中，憲法規定起到了抑制行政法規的作用，從審批制變成了報備制。

在第二層中，除了談風花雪月可以談到七八十平方米，如果要談國事，實際的言論空間可能就從憲法的100平方米縮小到10平方米。

言 論自由的第三層，則是「行政命令」，吳思先生解釋說：辦網路或報刊的會經常接到一些電話，「打招呼」，這就是行政命令。規定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一般來 說，如果上述「重大選題」範圍中的問題，提到一下就要報備，事實上是沒法操作的，實際上也沒法管。所以你說了也就說了，碰了也就碰了。如果你說的與黨和政 府的方針口徑一致，一般不會有人找麻煩；口徑不一致，才會有人和你打招呼，下行政命令。如果大家都老老實實，心裡知道言論邊界在哪裡，當一個聽話的好總 編、好編輯、好記者，雙方相安無事。這種情況下，我們享受到的言論自由就不像第二層行政法規所規定的10平方米那麼慘，大概能有20平方米。

另外兩個層次，則要歸功於敢言媒體人和廣大公民的作用：

第 四層，有些雜誌和報紙比較「猛」，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撤了一個主編再換一個，前赴後繼還那麼「猛」，就拿他不好辦。還有些雜誌，比如《財 經》，還不屬於某一個行政體制之中的某一個部門來管，它的准入身份比較模糊，有公司性質，管起來也不那麼順暢。另外有些雜誌可能後台還挺硬，而且前台也比 較硬。前後都比較硬的話，就可能把言論空間從20平方米撐到30平方米，甚至有50平方米。這就是我們在面對一個不那麼循規蹈矩的主編時，可能享受到的言論空間。

第 五層。本來作為準入制度，必須要有主管主辦單位。但諸位開一個微博，誰是主管主辦單位？我們開一個研討會，誰是主管主辦單位？飯桌上你「胡說八道」，誰又 管的了你？於是就又產生一個言論空間。你辦一個微博，不需要批准，當然，有可能「被跨省」等等，或者如浦志強律師關注的勞教，這些問題還是有的。但是總體 來說，沒有準入制度了，這就是一個大空間。幾千萬人發微博，管不勝管，於是又產生了第五層的自由，這種自由又比剛才四層都寬鬆一點。在剛才說的比較「猛」 的雜誌主編的30到50平方米基礎上，諸位可能能衝到60到70平方米。

因此，在吳思先生看來，中國言論空間的結構是相對複雜的，言論自由既不是「全有」，也不是「全無」，而是至少包含這五種層次。言論自由從100平方米縮水到10平方米，再擴展到60、70平方米，並不是來自於書面規定或官方恩賜，而是媒體人和普通公民抗爭的結果。

中 國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不久前在荷蘭海牙的中國經濟峰會上預測，由於中國的房產泡沫與隱性財政赤字，中國的經濟危機幾乎無法避免，於是茅於軾告訴荷蘭在 線，根本的解決出路在於要實施政改，而政改的首步應該是放開言論自由。但他認為，新領導人之間的意見分歧，將使政改十分緩慢。

「言 論自由是呼聲最強的，而且可以得到很多贊成和鼓勵，讓人覺得這個政府不錯，所以它的影響很廣。」茅於軾說，放開言論自由，其實對執政黨沒有多大害處，影響 最大是貪污分子，「共產黨也不喜歡貪污，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還存在」；茅於軾介紹說，中國在經濟上的貧富分化加劇，已成為一大政治問題。作為自由派經濟 大師，茅於軾也大方地承認，市場機制會造成貧富分化。但他指出，中國的狀況並非如此；「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是機會不平等的問題。農民不能賣土地；但很多壟 斷行業（石油、銀行、通訊、電力等國有企業）的工資特別高，利潤大得嚇死人，你進不去。民眾的怨氣很大。」

茅於軾告訴荷蘭在線，解決中國貧富分化問題，首先是要「讓機會平等」。「但這點很難，因為它涉及到特權。高幹子弟要白手起家很容易，可以向銀行借到錢，可以向土地規劃局要到土地……只要有關係就行了，這就是一個機會不平等。」茅於軾同時指出，在中國GDP分配中，投資的比重過大，造成結構性扭曲。中國2011年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中國投資占GDP的49%。茅於軾指出，其中很多並不是為了促進未來的消費，而是為了拉動短期GDP指標。

投資比重過大造成的一個後果是，中國的生產力過剩，但消費不足。2011年中國GDP收入分配的結構中，消費所佔的比重僅為48%，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70-80%）。其中，家庭消費所佔的比重僅為35%。另一個後果是市場上貨幣泛濫。李劍芒指出，貨幣泛濫也讓許多富人感覺不安全，為了尋求對財產與未來的確定性，其中許多人有意向移民海外。他引用數據說，大約有300萬中國人有移民海外的意向。茅於軾分析說，造成GDP結果扭曲的原因是，政府權力太大。他指出，在1996年-2008年間，在中國財富分配上，中國家庭的平均收入縮減了12%。這12%分別被政府與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所佔有。要改變，就必須進行政改。

荷蘭華人企業家、著名博主李劍芒對此表示贊同。他引用中國官方數據說，中國超過半數人口為農村人口，但他們的收入僅為城市人口的1/3。同時，在急速老年化的中國社會中，老年人的收入增長與社會其他人群的收入增長不對稱。他說：「中國面臨的經濟問題主要原因是壟斷，尤其是政治壟斷。經濟調節幾乎已經窮途末路、無能為力了，要解決就必須政改。」

但茅於軾指出，中國政改的步伐將十分緩慢。因為領導層對中國未來的走向沒有統一的觀點，每人都有各自的動機和願望；同時，任何政改也都將受到利益集團（鐵路、通信、石油、銀行等壟斷行業）的抵制。

他說，新領導在接班後會進行「小改小革」，但「最根本的是中國要變成一個法制的、人權的、民主的社會，這點不可能」。

從 中國歷史來看，歷次的朝代更替，都是以暴力革命為主的方式，用武力推翻一個舊政權，然後建立一個新的政權。兵爭天下，王者治國，是人間常道。從世界歷史來 看，政權的更替也主要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完成。但是，現代共產主義國家政權的解體，和目前中東等地的民主運動，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因民眾的覺醒而迫使政權 和平轉型的。而中國大陸不僅僅是暴力，而更主要的是有其一整套理論體系，即黨文化。暴力只能侵犯到人的肉身，可是強加的文化體系，卻能侵入人的靈魂。這個 體系，能將好的說成壞的，壞的說成好的，正的說成邪的，邪的說成正的，並將它們的歪理通過它無所不在的權力，強加到每個中國人的思想裡面去，現在的中國人 基本上都被洗了腦。

現在的中國人，被洗了腦後認為，哪個朝代都壞，當官的全都只為自己得好處，誰當官都一樣全都是貪，上級都欺負下級，當官的都欺負百姓，還不如不換。

暴 力革命得有暴力革命的勇氣，暴力革命得有暴力革命的環境，在當今中國，第一，沒有暴力革命的勇氣，第二，沒有暴力革命的環境。被洗了腦的中國人，如果不是 因為沒吃、沒喝，生存不下去了，是絕對不會為了什麼事業而去暴力革命的，是絕對不會為了什麼正義而去獻身的。只有生存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才會為生存而 暴力革命；只要還有一條活路，都不會團結起來用暴力推翻政權。

當 今科技的發達，加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國出現全面餓死人的事情可能性很小，中國出現全面生存不下去的事情可能性也很小，局部地區餓死人，也不會造成全局 性的暴力革命。由於現在交通與通訊的發達，任何一個地區出現大的群體事件，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平息，所以當今中國，用武力推翻政權的可能性是小之又小， 應該說基本上沒有可能。

這 樣，就只剩下通過喚醒中國民眾走和平轉型之路。通過已經覺醒的中國人，再去喚醒還沒有覺醒的中國人，就這樣以人傳人的方式，不斷的告訴中國民眾，人正常的 思維是什麼，正常的人是什麼樣的，正常的社會是什麼樣的，人應該正常做的是什麼事情。一個個覺醒了的中國人，認清真相后，才能解開被黨文化的欺騙和黨文化 的思維方式，就會將權貴孤立起來。

其 實，現在的權貴們，也非常清楚中國是怎麼回事。他們非常知道：在中國甚至在全世界，誰也不可能用武力來推翻中國權貴政權。權貴政權不缺少武力，不缺少金 錢，不缺少輿論，只缺少道義，只缺少人心。在權貴政權里的人，是無官不貪，充滿著大量的庸官，淫官，利用這樣腐敗的體系，是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義的事情出 來的。

打鐵還需自身硬，可是自己如何硬得起來呢？！

不換政權換腦子，這就是中國民眾和平覺醒運動。

這也是當今中國唯一可行之路。

權貴們最怕的就是中國人的清醒。可是防又防不住，越封殺越有人去聽，越抹黑越有人去了解。……

顏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