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但為什麼會發生？ ...

2013-02-03 22:52:03

由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在中國賣斷市。「當改革開始之後，舊制度剩下的部份就更讓人難以忍受。」這是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讓兩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與當今的中國聯繫了起來。

「那是最美好的時期；那是最墮落的時期；那是智慧的歲月；那是沒有開化的歲月；那是信仰堅定的時代；那是懷疑一切的時代；那是陽光明媚的季節；那是黑夜深重的季節；那是滿懷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絕望的冬天；人們擁有一切，人們一無所有；人們直入天堂，人們直墮地獄……」

這 是英國作家狄更斯《雙城記》全書開篇首句。每次談到法國大革命，這段文字便不由自主地從記憶中浮現出來。《雙城記》寫的正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故事，它描寫 了大革命時期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兩個城市的貴族們和平民們之間的故事，他們的精心算計、暗室策劃的陰謀、血腥的暴力運動，以及人類無私的愛。

托克維爾沒有狄更斯那麼藝術和文學，這位學者型的貴族官員研究了法國的大量文獻，寫出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該書在一百多年之後才被世人重視起來，而尤其是在當今的中國。

托 克維爾在書中告訴人們，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是改革走得最遠的歐洲國家，舊的封建貴族制度只剩下一具空殼，新的「中央集權體制」已經漸漸取代了中世紀的國家 結構。法國平民，尤其是農民，不但比歐洲其它地方的民眾生活更好，也有更多的政治權利（比如有三級議會），和更受保護的私人產權（比如平民土地繼承權）。 同時，法國平民還承受了更少的貴族壓迫，有更少的賦役和更多的人身自由（比如可以自由遷移到巴黎）。但法國人終於比他們的歐洲鄰居們更早開始了暴烈的革 命，他們顛覆了政府，剷除了貴族和僧侶的特權，甚至還砍掉了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瑪麗的頭顱。

托克維爾告訴人們，路易十六可能是當時歐洲最開明的帝王，他不但凡事親歷親為（很象崇禎皇帝），而且對公共輿論十分在意和關心，也往往會向民意低頭讓步。但他終於還是掉了腦袋，而比他血腥和暴虐百倍的普魯士君主卻沒有。

法國是歐洲文藝復興的中心之一，也是現代人文主義的搖籃。法國最著名的科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幾乎都是在波旁王朝時期出現。印刷技術的發展，到18世紀初已經導致書籍和報刊的蓬勃發展，法國人急切地要實踐他們的理想，夢想建立一個更為完美的社會。法國公知們儼然取代了教會，成為新興中產階級（以及下層民眾）的精神核心，他們的片言隻語被廣為傳遞。

無論從什麼角度考量，人們都不得不把那時候的法國與現在的中國進行比較。共產主義在中國實踐的前30年， 建立了一個類似中世紀歐洲的社會模式。平民缺乏私有產權、迷信權威、缺乏個人自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對這種模式進行了部份的改良，中國經濟成長，個人自 由有限增加。但中國的改革，並未帶來全中國人民的感恩戴德。近年以來，中國人痛恨共產體制的表現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無法忍受尚未改革的那部份舊體制的內 容。不遠處黑沉沉的烏雲，預示著一場中國大革命即將來臨。

中 國共產黨中的極左派人物，認為中國現行的制度是一種「完美體制」的退化版本，他們拒絕任何繼續的改革。而開明人物，則認為改革必須繼續，最後完善過渡。他 們稱這種過渡是「中國特色」。但中國民眾卻和當年的法國人一樣，已經無法忍受。最關鍵的，是中國民眾已經失去了對當局的信心，正像當年路易十六和他的波旁 王朝開明專制一樣，官方的任何政策、任何言論都被中國民眾以最大的惡意加以猜度。

「不改革比改革風險更大」，中共18大之後的新領導層這樣警告黨內同僚。人們大概可以翻譯成為「左派的政策比右派的政策風險更大」。但這種風險的差別不到百分之一，因為積惡難返，正如江湖上的流行語，「出來混，總是要還的」。過去60多年官方的種種行跡，無論改革還是不改革，最後必然會被清算和償還。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說，中共的努力最後必然感動天神，這天神就是全中國的老百姓。而現在，天神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托克維爾19世紀撰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在探討1789年至1799年 的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托克維爾提出，路易十六的統治要比路易十四寬鬆得多，人們也覺得自由得多，甚至該時期還是法國最繁榮時期，並已開始改革，可是偏偏爆 發了大革命。他的另一本更著名的書《論美國民主》引人深思，在西方各國走入民主的過程中，為何唯獨法國大革命來得慘烈？自1791年至1794年，巴黎設置斷頭台，被斬首的「反革命」份子達六萬至七萬人之多（維基百科數據）。托克維爾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革命的發生並非總來自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會爆發。

這種「法國大革命熱」是否反映了高層的某種共識，中國也有著類似「法國大革命」的前兆？2013年1月18日， 《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當前中國社會背景複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國都處於最繁榮的時期，催促了人 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敏感，對特權、腐敗、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而《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來一些啟示。報導說，事實上，在革命來臨之前，法國政府已開 始進行改革，然而，「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一向毫無怨言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會猛力拋棄舊體制。 報導說，毫無疑問，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改革風險很大，但不改革風險更大。改革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尤其那些依靠權力尋租、依賴特權致富的人 群。但是停滯、不改革、忽視社會公平正義，只會增加群眾的不滿，甚至使社會陷入動蕩的危險境地。《人民日報》公開承認「改革」正處於兩難，舉步維艱的境 地。

外界對中國大陸的「改革」也多有評論。《紐約時報》日前發表資深媒體人西堯的文章表示，王岐山向全黨推薦《舊制度和大革命》一書，正是官方對局面強烈不安和焦慮的流露，也是中共第五代對當前改革局勢憂慮所在。

托 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提到的「經濟的繁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無疑是官方當前的噩夢。改革一定程度上已經變成了「排雷」，在目前官方體制內，由妥 協換取穩定的空間已經日益逼窄，力度拿捏稍有不慎，就會被炸得粉身碎骨。文章表示，過去十年，眾多事關社會整體利益的改革幾乎變成官僚體制內部的閉門分 肥，民眾對這種改革已經演變出反感和抵制，強烈暗示改革的社會凝聚力和共識正在大面積坍塌。《華爾街日報》則評論，在維持改革和保守主義之間微妙的平衡 時，新的最高領導人可能將發現，他真正的敵人不是那些呼籲更大開放和自由的人，而是他的同事小圈子。

但中國人民要求「言論自由」的呼聲越來越高漲。當今中國，不論是高層官員，或底層的工人農民，或中層的教師公務員等，幾乎沒有人對現狀滿意，都在呼籲變革；不管哪個領域的「醜聞」一曝光，網上一呼百應，瞬間掀起風暴，官方不得不很快妥協處理民怨太大的事件。

自2012年2月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爆發，上層的政治黑箱如潘多拉盒子打開，像好萊塢肥皂劇，叛逃、追捕、放毒、謀殺、焚屍、政變等一幕幕，紛呈於國家高層的舞台上，展現給老百姓看，其無恥、無德等惡劣本質令人膛目結舌；而中國政府，「摸石頭過河」已經30多年了，何處是「岸」？人們早已不耐煩，民怨沸騰，一點火星能引燃衝天大火，突發性偶發事變的概率大增。

看看近期爆發的「群體事件」：據民眾統計，僅1月21日，中國各地共有30起群體事件發生。自1月20日 開始，連續兩日，廣州越秀區四百多名環衛工人集會罷工，要求提高工資；河北省秦皇島市文化北路市政府門口，市民堵路示威；廣州市越秀區數百環衛工人連續兩 天罷工，在人民公園集會要求加薪；天津市衛國道武警指揮學院門口，拆遷戶堵路維權；浙江省樂清市政府門口，市民集會維權……。此外還有：1月18日，逾千名上海日資神明電機公司的工人進行大罷工，抗議該公司強推49條「霸王條款」，工人包圍了廠區，並軟禁了10多名日本籍及中國籍的管理層人員；18日，三亞市鳳凰鎮林家村村民抗議政府強挖數千座祖墳和偷走屍骨，村民維權上訪無果，數百村民上街堵路；1月12日晚因醫患糾紛，湖北荊州市監利縣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事件。數千民眾和警察「激戰」，憤怒的民眾將警車掀翻……。這當中，哪一個事件都可能引爆更大的風波；而官方走在的鋼絲上試圖平衡，難免會「擦槍走火」。

而 在中國大陸體制中，歷來的總書記什麼變革也做不成，下場也很慘。從早期的陳獨秀，到近期的胡耀邦、趙紫陽。對照前蘇聯的崩潰，前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也是從 「保黨」的願望出發，改革最先從道德及意識形態領域的開放討論開始，然而卻觸發了共產黨體制的徹底崩潰，沒有一個「凝聚民心的道德力量」支持他的所謂改 革。因此，中國大陸在體制內的「改革」，已很少人相信會給民眾帶來希望和光明。若薄黨殘餘更加沒有道德底線地「出牌」來挑戰民意，屆時火山爆發，再分辨真 假「黃四郎」對民眾也已經沒有意義了。

法 國大革命被西方認為是迄今為止最激烈的革命，在它爆發前夜，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前洞察到它必然降臨於世。就連被托克維爾認為是大革命先行者和代理者的德國弗 里德里希大帝，在大革命迫近時，也沒有辨認出來；而歐洲其他國家的君主和大臣們，普遍認為革命只不過是一場周期性疾病，是一次轉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他 們的準備可謂面面俱到，唯獨沒有料到即將發生的事情。」即使在革命結束之後，革命呈現出來的各種清晰可見的後果，也沒有讓人們得以準確地把握到革命何以爆 發的因素。托克維爾對此寫道：「偉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產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於本身的成功，反而變得不可理解了。」

一 般認為，革命爆發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起來鬧革命。然而法國不是這麼回事。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 最繁榮時期。托克維爾的判斷是：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 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流弊被消除，使得人們更容易覺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伴隨著社會繁榮，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國家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內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

托 克維爾說，「對一切舊體制的仇恨在增長。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會將它（指舊體制）猛烈的拋 棄。經驗告訴人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國民明顯地走向革命。」托克維爾描述，「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 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令人焦慮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最終造成了前所未有 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

通 常人們認為革命開天闢地，迎來一個更好的社會。但法國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了更加專制和強大的中央政權，雖然革命后的專制制度比舊的專制制度更合邏輯， 更加平等，也更加全面。托克維爾認為，這是從羅馬帝國崩潰以來，世界上還沒有過一個與此相似的政權。中央集權專製作為舊制度的遺產，在大革命以後則又得到 前所未有的發展，最後在拿破崙帝國中達到頂峰。

現在，值奧巴馬第二任期拉開序幕之際，華府智庫直言提醒美國總統：諸多跡象顯示，未來的中國可能發生重大危機，美國必須事先擬好因應對策。華 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學者李成在給奧巴馬總統的備忘錄中指出，中國可能發生重大危機，且可能因此引燃國內革命或外部戰爭。這篇文章是布魯金斯研究所發表的 「大賭注和黑天鵝：給總統的簡報」全書中的一部份。文中探討了幾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面臨什麼挑戰？為什麼中國民眾對中國大陸統治階層感到怨恨？美國如何避 免中國大陸統治階層使用武力？文章認為，對美國而言，針對目前的中國擬定政策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主要是因為其內政的轉變與外交關係變因太多，難以預測。一 直以來，大眾將大部份的注意力放在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與逐漸增加的國際影響力上，卻忽略了兩個重要的層面：中國國內的革命及其與外國的爭戰。

中 國有許多嚴重問題可能觸發重大危機，包括放緩的經濟增長、廣泛的社會動蕩、猖獗的官員腐敗、惡性的高層內鬥，以及因為東海和南海領土紛爭而高漲的民族主 義。文章表示，白宮的施政不應該忽略中國革命或戰爭的可能性。只要其中任何一種真的發生，都具有高度的破壞性，將嚴重損害全球經濟發展和亞太地區安全；若 這兩者並肩遝至的話，將構成奧巴馬第二任期最複雜的外交政策問題之一。所以，預先因應這兩種可能狀況的最好方式是與中國新的最高領導團隊建立更深入的關 系，儘可能在各個領域進行建設性的合作。因此，美國不僅應充份了解新的中國最高領導層面臨的國內外艱鉅挑戰，還應深入認識影響新的最高領導層施政的不確定 性，以及中國民眾對於新的領導人的輿論。

有 兩個情況是人們特別不願意看到：一個是絕大多數中國民眾既反共又反美；另一個是新的最高領導層通過強烈支持中國軍國主義而贏得人氣。為了避免第一種情況， 白宮應該在與中國領導人接觸的同時，更加明確的向中國人民闡述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的友善，對民主、人權、媒體自由和法治的堅定支持，以及美國認為這些是任 何國家長期穩定的基礎之信念。

為了減少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亞太地區的衝突可能直接讓美國捲入其中，白宮應該持續對亞太地區的美國同盟或夥伴（包括中國）運用影響力，防止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此外，最重要的應是促進與中國軍方新領導階層的對等聯繫。

文 章說，由於高官後代掌握政經大權的情況為有史以來最烈，已經招致了更多的民怨。大量的領導人及其家人使用政治權力把國家資產轉化為私人財富，包括轉移給那 些在美國生活、工作和學習的家人。紅色貴族在新領導層中的主導地位不僅損害了高層的凝聚力和派系權力平衡，也導致中國民眾對官方打擊腐敗的任何承諾冷嘲熱 諷，而且更加讓民眾以為「美國給中國貪官提供避風港」是確有其事的。

從 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若發生國內革命，可能是新的最高領導層未能採取有效的政治改革阻止危機。而白宮可能需要注意警示信號，特別是中國在官方媒體和外交管 道上日益增高的反美言論。新的最高領導曾在對美國的態度上可能會很強勢。更重要的是，白宮的施政需要注意中國大陸軍國主義的抬頭，這樣將可能增加中國大陸 的軍隊干預內政與外交軍事衝突的風險。

中國是否會突然發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國領導層的擔憂和焦慮似乎是有充足理由的，因為他們面臨了嚴峻的挑戰：2012年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目標7.5％是1990年以來最低。這次下挫不僅僅是因為歐洲危機導致出口疲軟，也是中國本身面臨了政治瓶頸的結果。這次放緩反而進一步透露出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缺陷，以及可能因此觸發政治危機。經濟不平等越來越嚴重。基尼係數在2009年升高到0.47，然後在2010年升高到0.61，遠超過普遍認為預示潛在社會不穩定的預設值0.44。中國官方數據透露，每年有大約18萬起群體抗議，或大約每天500起事件。根據中國官方媒體，這些抗議近年已變得日益暴力，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腐敗已到了失控地步。最近華盛頓的全球金融誠信（GFI）報告顯示，從2000～2011年，中國的非法資金外流（主要是來自於貪腐官員）累計達到3.8萬億美元。……

中國人恐懼即將到來的革命，還不僅僅是高級官員，甚至不只是官方內部。過去兩年中國出現大量的資本家移民以及資金外逃，其實也正是中國中產階級嗅到了暴風的前鋒。而且他們認為，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必定會比法國大革命暴烈百倍。這一點，必須歸功於中國大陸60年的教育，唯物主義加唯力主義，使得中國人崇尚強權和力量，迷信暴力可以解決天下所有問題。

吉拉斯在《新階級》中說過，共產黨這個新階級，「既缺乏中世紀貴族的高雅和寬容，也缺乏資本家的勤儉。」共產黨階級的特點，因此可以這樣發過來描述：低俗、小氣，卻又懶惰和奢侈。這樣的統治群體，如何可能走出風暴？

狄 更斯生活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他厭惡蔑視貴族的欺詐，同時也痛恨絕不寬容的革命暴力。在潛意識中，狄更斯以為只有比物質更高級的東西才能救度人類。在《雙城 記》中，卡爾頓愛慕查爾斯的妻子露西。但當查爾斯被大革命法庭判處死刑被處決的前夜，卡爾頓偷入巴士底獄把查爾斯替換出來，讓他偷渡到英國和妻子團聚，而 自己代替查爾斯上了斷頭台。

在西方世界，「愛」是一個既世俗又超越的概念，很多時候，「愛」更接近中文語境中的仁義和慈悲。中國人想要走出惡性革命循環，恐怕也必須從形而上的境界找到支點。但這卻是很難很難很難的事情。

中國人為什麼恐懼「法國大革命」？

顏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