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一說革命就害怕，來了解一下改革、改良與革命

本文較長。如果你有心了解祖國未來的可能走向，請你耐心讀完，保你受益匪淺。


來源: 共識網

   作者:黃卧雲


    關 於改革的討論如火如荼。討論改革，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改革的目標和概念內涵是什麼，否則討論一開始就會是自說自話，並陷入邏輯混亂。如果改革還是為了維 護、鞏固、完善現有體制，那方法就只能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因為它能最大限度地滿足穩妥、不損害既得利益的需要，這種改革需要複雜的外在設計，但終究 是維持現狀。如果改革是為了實現人民的民主權利，那方法就是放權，把社會的權力歸還社會，把公民的權利歸還公民，這樣的改革要簡單得多，但它事實上是一場 革命，它需要當權者在競爭中獲得領導權，改革的動力可能十分微小。

    由於人們習慣上在談論改良即體制的自我完善時也使用改革的概 念，就普遍產生概念上和事實上的混淆，把完全不同的事實都冠以改革之名。「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這是托克維爾關於法 國大革命最著名的結論之一。「不改革死路一條。」這是人們在談及改革的緊迫性時常用的一句話，它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雪崩式垮台和中東強人政治在一個春天裡 接二連三的失敗為證。那麼，真是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嗎？不然。兩處改革，所指顯然大不相同，前一處改革指的是統治者進行自救的改良，價值取向是改革者的 自我利益，后一句中的改革實際上說的是當局主動地進行革命，價值取向是公民的整體利益。它們都以改革名之，實質卻完全不同。

    改革是一場低成本的革命

    革 命不是洪水猛獸，改良也非美若天仙。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改革，不可能是體制的自我完善，一定是對原有體制的革命。離開革命談論改革，或者把改革與革 命截然區分開來對待，就不能真正把握改革的真諦。威權體制是一種已經完全過時的政治制度，它不會自動地滑向民主政體。經過改良的威權體制仍然是威權體制。 威權體制向民主制度的轉換本身就是革命，如果這個轉換過程是自上而下地完成，一般稱為改革，如果自下而上地完成，通常就說是革命。兩種類型的革命目標相 同，只是途徑有別，因而付出的社會成本有高有低。

    一場本質上是革命的改革，不僅相對於自下而上的革命是低成本的，而且相對於改良或所謂漸進改革也是低成本的。

    人 們經常以英國作為範例論證點滴改良的意義。的確，英國政治制度的發展史展示了政治制度改良和演化的具體過程，可人們也經常忽略一些關鍵的因素。首先，英國 從來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自由是這個國家悠久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特殊的社會結構有利於改良成果的保存和鞏固。它的貴族對於王權既是合作的力量，又 是抗衡的力量，貴族的合作減少武力衝突，貴族的抗衡促進王權不斷改良，同時也限制了王權的倒退，每當國王想要爭脫束縛、推翻已有的改良成果時，貴族就會形 成強有力的抵制。沒有這種有效的抵制力量就會大不一樣，比如法國的專制君主自1614年的巴黎會議后就取消了國會即三級會議，一百多年間沒有召開國會會 議，直到1789年爆發革命前夕才重新召開。第二，英國從專制到憲政，再到民主，歷經漫長的進化過程，這在現代社會是不可能的，民主思想最廣泛的傳播把人 民推到社會變革的第一線，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會完全被動地無限期待地等待統治者的改良，願意再經過一次從頭開始的憲政進化過程。第三，也是容易被人忽視的 一點是，革命是英國的憲政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英國最終完成了國王統治向議會統治的轉變。它的「光榮革命」沒有流血，但在它之前，國會同專制國王查里的 鬥爭最終導致國會的軍隊與國王的軍隊之間的戰爭，反叛者舉起了弒君之斧，這對隨後的那場不流血的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改 良不是沒有代價，不是沒有風險。改革和改良往往肇始於危機，可能是統治集團的內部危機，也可能是社會危機，但改良的目的都是維護原有體制。統治者往往會認 為，體制的問題是由於不適應新的情況出現的，只要適當做些調整，體制就能重新適應社會。但實際情況複雜得多。改良使社會釋放出更大的活力，激活了社會各種 創造性力量，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也日趨活躍和多元化，它們都對原有秩序造成威脅。

    現代社會無法控制的民主思想的傳播無時 無刻不在侵蝕威權制度的基礎--權威，這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改革的難度增大，風險增加，這時，改良的步伐就會放慢，甚至停滯倒退。當局的改良可以 收回，可以倒退，但已經釋放出來的社會力量不會倒退，社會已不再是改良之前的社會，維持統治只能越來越依靠軍隊和暴力，執政者忙於撲滅群眾反抗的火種。當 局已無法從眼前緊張的局勢抽身，更不可能具有長遠的治國戰略。當社會危機深化到一定程度后，統治當局再次走到改還是不改的十字路口，這時，他們會發現，無 論是繼續改良還是不進行改良，都將冒很大的風險：改良可能釋放和放大壓抑已久的社會對立情緒，推動社會往革命方向發展，而不改則可能致使社會壓力突然釋 放，爆發革命。當局的困境就像傑弗遜曾經形容當時的美國之於爆炸性極強的奴隸制那樣，是「揪住了狼的耳朵」，既無法制服它，又不能鬆手。最後，狼還是掙脫 了美國人的控制，在經歷一次長達4年的內戰後並以北方獲勝告終，美國才制服了奴隸制。

    把改良當作消除革命的良方，註定不能消除革 命。對當局來說，改良的最大風險就是革命。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點滴的改良經過日積月累就會形成一個增量，每一次改良都是向民主目標的一次接近，最後總 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達到民主的彼岸。用直線的思維方式在頭腦中構建的社會進步圖樣，沒有歷史作依據，也不顧現實的無限多樣化，它假設整個社會一直處在靜止 狀態，在當局改良時，民眾就全力配合，支持，當局若是不打算改良，民眾就等待，觀望。但社會是一個各種群體的多重利益博弈的場所，時刻都處於運動之中，如 果各利益群體的博弈越來越經常地越出現有規則，可控性也就越來越差，最後的結果不僅是改良的失敗，也是革命的開始。革命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是社會運動 過程中一次性的能量集中大釋放，就像地球內部的運動以地震的方式釋放能量一樣。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有能力預測地震的準確發生時期，同樣人類至今也沒有能力 預測革命的準確發生時間，人類所能做的就是通過改革和民主不斷釋放社會能量，減少革命的烈度。民主社會由於隨時都在釋放它的能量，一般不會集中地以革命的 形式釋放，而專制社會和威權社會以強力手段保持外表的穩定，在外表之下，各種社會勢力不斷衝撞，互動，聯合，分化，終於在某個時刻，革命來臨，情形就如一 場烈度極大的地震，又像是決堤的洪水，所有力量都同時往決口處衝擊，勢不可擋。

    在科學的發展中，革命打破舊的範式，又建立起新的 範式，科學由此登上一個個新的台階。社會發展也是如此，革命是社會向前發展的一次突破。但革命存在許多不可預知的因素和難以控制的後果。在當代，既有風平 浪靜的革命，如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大規模武裝衝突的革命，如利比亞、敘利亞。歷史上還曾有過恐怖的革命，過程非常暴力，非常血腥，革命的結果令 人絕望，新建立的政權不但沒有帶來民主，而且是變本加厲的專制。暴力革命既有可能來自統治集團的暴力鎮壓，也有可能來自民眾的報復性反抗。對既得利益者和 更希望穩定的人們來說，不確定性的和可能要付出很高代價的革命應該儘力加以避免，加以阻止。

    改良的成本真的就很小嗎？它比人們一 般想象的要大得多，甚至可能超過暴力革命的成本。這涉及到如何看待成本的問題。成本一定是指全部的社會成本，而不只是統治者的成本，包括統治者付出的成 本，也包括被統治者付出的成本。改良導致的長期停滯和人民遭受持久的壓迫引起的痛苦，是最主要的社會成本，而非暴力革命或者只有有限暴力的革命，一方面不 會增加實質性的社會成本，一方面能快速地建立起民主制度，這樣，革命比改良的總成本就會少得多。

    消除暴力革命的方法只有革命，不可能是改良。以自上而下的革命消除自下而上的革命，相對於自下而上的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結果更容易預測，引起衝突的可能性更小，能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好的結果。

    革命是改良的宿命

    威 權體制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國家人口中占絕對多數、在政治上很少要求的農民，他們的需求是物質的，是糧食和麵包，是具體的和現實的利益。管理農業社會的重要 手段之一，是不斷向人民描繪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好處的發展前景，如共產主義社會、四個現代化、小康社會、幸福中國等等。

    威權體制改 良會首選經濟改革。強國是一面最受威權統治者喜愛的政治旗號，在他們看來，政治上遲鈍的人們不但將因為獲得經濟上的利益而增加幸福感，而且將因為建設強大 國家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理想而深感自豪。清政府以「自強」為目標開展洋務改革運動，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搞新農業革命，韓國朴正熙通過軍事政變推翻民 選政府上台，把經濟現代化作為「壓倒一切的大事」。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經濟進步與政治穩定之間存在著明確的聯繫。朴正熙就是靠一邊致力於經濟建設一邊壓制 民眾的民主化運動，從1961年到1979年被暗殺身亡，維持了長達18年的獨裁統治。但是，經濟發展的政治紅利是不會長久的，它的政治邊際效益呈遞減趨 勢。更重要的是，經濟活動在一個不健康的政治體制下將產生種種新的問題，不但有經濟自身的發展問題，如畸形化發展，也導致許多新的社會矛盾，比如貧富差距 擴大，官員腐敗嚴重。經濟問題引發政治問題，政治痼疾加深經濟上的困境。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施的改良再一次證明了托克維爾定律。 他企圖用人道社會主義來解放被蘇聯共產黨長期蹂躪的人民，使蘇共的領導權獲得必不可少的正當性，它卻直接瓦解了蘇聯。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率先鬧起了獨 立，雖然蘇聯政府出於政治考慮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上了不少優惠項目，使這裡的生產和生活水平高於蘇聯其他地區，但蘇共的領導還是在改革的立陶宛很快就喪失 了效力。蘇共很多高級領導人至死也不明白依靠物質籠絡民心的局限性。這個社會主義聯盟的悲哀在於，在它存在了數十年後，立陶宛人卻感到「還沒有真正在聯盟 下生活過」。蘇聯解體不是戈爾巴喬夫造成的，而是蘇共造成的。人民從來都把逃離作為擺脫專制和苦難的方式，移民，偷渡，越界--「誓將去女，適彼樂土」， 就像東德人冒著生命危險逃向西德，朝鮮「脫北者」不顧一切逃往韓國一樣，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獨立不過是一次集體逃離，一國人民的整體逃離。

    戈 爾巴喬夫原本希望他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在競爭中鍛煉其嚴重退化的肌體，以體面競爭證明和獲得執政權，但由於它的肌體完全萎縮，完全失去了競爭能力，以致多黨 競爭一開始就全線潰敗。沙皇的改良同樣如此，它因為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我們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改良引導革命的全過程。

    在所 有的歐洲列強中，19世紀的沙皇俄國是最專制的。它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敗給英法聯軍，使沙皇感到有廣泛改革改革的必要，1861年廢除了農奴制是它的一個重 大改革舉措，1864年俄國的歐洲部分設立了地方自治會，但總的看來，國家並沒有因為改革而出現新氣象，特權階層依然把持國家利益，官僚機構沒有被觸動， 貧富差距懸殊。俄國知識分子成為現實的尖銳批評者，思想也越來越激進，到70年代初期，革命思想在知識界已非常盛行，許多知識分子鼓動「到民間去」，向農 民宣傳革命。政府被迫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對付持不同政見者、鎮壓革命和維護穩定的各項鬥爭中，對社會實行更加嚴厲的管制，加強出版檢查制度，嚴厲禁止罷工和 一切勞工組織，盡量限制地方自治會發揮作用。政府在改良和停滯的反覆中迎來了1905年革命，蘇維埃作為在革命中從社會底層湧現出來的力量--各工廠代表 的組織，成為一個對抗政府的有力組織--它將在12年後的革命中發揮重大作用。這次革命迫使沙皇頒布詔書，答應實行憲政，給予人民以公民權利，在普選基礎 上成立國家杜馬。但沙皇並不打算把權力交給杜馬，第一屆杜馬在1906年成立不久就被解散。

    從表面上看，專制政權獲得了勝利，但 沙皇政府的危險性仍在與日俱增。新組建的斯托雷平政府為了穩定局勢，一方面無情地鎮壓和消滅反政府力量，一方面著手經濟改革，實行有利於農民的土地政策， 目的是擴大有產階級的力量，造就一個有利於現存秩序穩定的階級。但是，他無法改革既有的權力格局和分配格局，沒能解決民眾的普遍貧困，而他自身也被刺殞 命。政府的對抗力量有增無已，過去在政府改革中出現的地方自治會、國家杜馬，都成為反對它的中心（在清政府最後的立憲改良中，各省成立的咨議局同樣也成為 辛亥革命的一個方面軍）。政府每次政治改良不是半途而廢，就是隨後把獲得的有限成果否定掉。1917年3月彼得堡的家庭主婦們要求麵包走上街頭，成為葬送 沙皇政府的大革命的開場鑼鼓。革命形式在此後的數月中以令人眩目的速度變化、發展，堅持立憲主義的溫和派組成的臨時政府，在迎合大眾胃口方面，絕不是極端 主義的布爾什維克的對手。滿懷激情、對舊政權深惡痛絕的民眾要求徹底告別過去，要求一切重新開始，政治敏銳、思想激進、手段老練的列寧施展出他迎合大眾需 求的獨門絕技。「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列寧號召它奪權。在蘇維埃奪取權力后，列寧的黨又從蘇維埃手中接管了權力，然後把蘇維埃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區區4 萬之眾的布爾什維克不但成了蘇維埃的主人，也成了國家的主人。

    戈爾巴喬夫的改良和沙皇政府後期的改良存在著重大差別，因此結局也 大不一樣。前者是自覺地改變，改革者以民主作為價值取向，在統治者的利益與公民利益發生根本對立的時候，戈爾巴喬夫站在公民利益一邊，絕對拒絕以武力解決 政治問題。他的改良接近一場革命，所以為社會的順利轉型奠定了基礎，使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人民在寶貴的和平中獲得了寶貴的自由。沙皇政府的改良是為了消除 革命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它始終堅持帝國根本法將「不可動搖地予以維護」，對被統治者既實行懷柔政策，也進行恐嚇和使用暴力，加速了革命的到來。1917年 前的20多年中，俄國社會在急速地激進化，當年民粹派號召農民起而革命，應者寥寥，但到1905年前後，工人騷亂更為頻繁，而城市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為 革命提供了一支爆炸性的力量。沙皇為自己極力守護權力付出的代價不只是失去政權，更是一家老少的生命，俄國人民為革命付出的代價是，在此後的70多年中要 被迫生活在恐怖政治的陰影下，遭受極權統治的奴役。

    對於改革，不做什麼比做什麼更重要

    中國社會在過去的 30年中發生了極大變化。80年代的人們沉浸在突然而至的物質豐裕所帶來的滿意之中，政治上的寬鬆氣氛讓人們普遍有了解放感，民眾已經不用擔心因為一句對 領袖不敬的話語而引致牢獄之災。經濟改革的成果和經濟發展惠及每一個普通人，社會保持著對政治領導人的高度認同和傳統敬畏。進入90年代后，大眾對政治權 威的認同迅速削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治國策略得到強化，其政治目標是讓民眾獲得更多經濟實惠，提高民眾對政治領導的認同度，消除遺留在民眾心中的政治 敏感問題。在沒有政治改革的情況下，經濟的止痛膏只是一種暫時麻痹，接下來的權力亂象產生了更大的政治麻煩。在一個仍然是典型的農業社會裡，農民成為權力 索取的主要對象，對農民的盤剝重征（號稱「三亂」，即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引起了強烈不滿，進入了農民反抗的十年，反抗對象是基層政府，反抗方式主要 是集體上訪。這時的城市是平靜的，打工的打工，爭錢的爭錢，娛樂的娛樂。到21世紀，跨國公司潮水般地湧入，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地方政府強勢介入經濟 活動，政府收入年年大幅攀高，官員的腐敗活動異常活躍，大部分社會財富加速集中到政府和少數人手中。民眾反抗從農村移到城市邊緣地區，農民為保衛土地同地 方政府展開鬥爭，他們把被政府徵用的承包地作為反抗據點，阻止政府施工。反抗的烈度超過農民對「三亂」的抵制。這個時期，網際網路為大眾提供了一個無法被有 效控制的傳播信息和表達思想的平台，公民權利意識大為普及，對官員的仇恨情緒迅速擴散蔓延，雖然權力依舊強勢，但權威已經不在。民眾的反抗從城市邊緣轉到 城市中心，反抗主角由農民轉為工人和市民，反抗方式由上訪轉為上街。啟東民眾衝進市委大院從官員辦公室搜出高檔煙酒和安全套向世界展示，具有強烈的挑戰權 力的性質。

    世界新一波民主浪潮有力地衝擊著這個古老的國家。經濟形式的大逆轉使普通大眾，尤其是青年，對現實充滿焦慮，對未來充 滿不確定感。薄熙來事件引起了劇烈的政治震蕩，暴露出權力內部的變化。革命的幽靈開始徘徊。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關於改革的建議、 主張、設計，各式各樣，紛至沓來。有的認為要從黨內民主開始突破，有的呼籲政治強人啟動改革，有的提出重回80年代的改革，有的認為必須漸進，有的卻提出 必須激進。無論是黨內民主還是回到80年代的政策和思路，其可行性的諸多疑問暫且不提，只說一點，它們實行的前提都必須依靠權力階層特別是權力高層形成共 識。80年代的經濟改革完全是上層推動的，它在中央獲得了一致認同，即使那些被人們認為是「保守的」官員也不反對在經濟方面進行「調整」。但在政治改革 上，內部分歧很大，並在1989年暴露無遺，此後，不是在改革上取得共識，而是在「穩定壓倒一切」上取得了共識。至於黨內民主，由於是一場在溫室里進行的 內部人的民主實驗，更加依靠內部人在民主上達成共識，只要稍有現實感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 時代的問題、實情，也有每一個時代的對策和處理方式。80年代的經驗和做法基於那個時代的問題，不適用今天的時代。80年代最突出的問題是解決溫飽，今天 這個時代最突出的問題是落實憲法規定的所有公民權利。在政治強人消失后，改革只有在大眾層面上進行、獲得大眾的支持才能順利推進，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阻 力。

    民眾的改革共識早已形成，政治現實最有力地證明了民主憲政的絕對必要性。這些共識包括了現代政治的基本原理--它們已成為簡 單的政治常識為人們所熟知，他們知道，國家權力屬於人民，政府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的意志和意願只有通過自由選舉才能有效表達。他們知道，每個人都平等 地擁有政治權利，選票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政治權利，一人一票理所當然，任何人，任何精英，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他人的選票。他們還知道，法律治理優越於人的 治理，再優秀的統治者和精英，哪怕他們都是天使，也不能像法律那樣公平公正，那樣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在當代國家20多年內的民主化轉型中，除了個別國家，其他國家都實現了和平變革，根本原因是全社會形成了民主共識。

    要 不要民主改革與治理的成效沒有關係。國民黨在台灣經過蔣氏父子兩代人的治理，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特別是小蔣，施政仁慈，作風親切，堪稱 明君。緬甸軍政府也不是承認自己治理失敗才同意交出權力。每一個政府都可以宣揚自己的治理成就，但那些存在的和不存在的成就，不能成為反對和抗拒民主的理 由。

    要不要民主改革也與文化沒有關係。民主僅僅是對政治制度作出的符合政治正義安排，它不是文化的全部內容，它能被每一種文化所 吸納和包容，事實證明，無論是儒家文化，印度文化，還是伊斯蘭文化，都能容納民主政治。阻礙民主實現的從來不是文化，不是歷史，而是現實中的既得利益。

    抵 抗民主的理由可以有一百個一千個，而堅持民主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實現政治正義，目前還沒有一種現實中的政治制度比民主制度更能體現和實現政治正義。在蔣 經國決心放棄國民黨壟斷政權的制度時，黨內反對的人有很多理由表示擔憂，蔣經國堅持的理由只有一句話：「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改 革的目標其實是明確的，改革在技術上也是簡單的，就是放權。這個技術經過全球政治市場的反覆檢驗，甄別，是一種完全成熟的技術，就像中國承接跨國公司成熟 的生產技術一樣有效可靠。這個技術被台灣的蔣經國、最近又被緬甸總統吳登勝成功地使用過。蔣經國的民主改革最關鍵的步驟就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緬 甸在2011年實現了軍政府向民選的文官政府交權，新政府很快大步邁開了改革了步伐，重大改革措施一個接一個，釋放政治犯，開放網路信息傳播，昂山素季領 導的反對黨參加議會補選，不久前又取消了新聞檢查制度。在民主共識下，政府同國內少數民族武裝的和談也取得進展，有報道稱，緬甸三年內有可能實現「全面持 久的國內和平」。

    從人治到法治，樹立法律權威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清除人治，撤消人治的各種制度，撤除不利於公民權利落實、與公民權利相衝突的各種藩籬，必須放棄使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堅持用法律方法解決所有的利益衝突。

    一 些人推崇改良，是因為它不會觸動現有的利益格局，能最好地照顧既得利益，但對注重單方面的利益保證並必然忽視其他重要利益。改革不一樣。任何改革都會對既 得利益提供保護，但它不保護特權利益，它恰好要革除特權利益，沒有對特權利益和特權制度的真正清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改革對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只限於 對一個公民利益的保護，對正當利益的保護。台灣的民主改革就是要取消國民黨對國家權力的壟斷，但保護它作為正常政黨的利益，享有通過競爭獲得執政權的權 利。國民黨在失去了壟斷地位后，依靠自我革新，在黨派競爭中重新煥發出活力，再度獲得執政權。

    沒有自上而下的革命，就會有自下而 上的革命。社會大眾的覺醒對改革具有決定性的約束作用。改良意義上的改革已經沒有出路，是死的改革，革命意義上的改革也就是生的改革必須出場，必須全面和 全速推進。全面改革是落實公民權利的內在要求，一項權利的落實必定會引出其他權利要求，全速改革是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條件，它能有效地形成改革聲勢，利用 人民的力量推進改革順利進行。

    來源: 共識網

    作者:黃卧雲

    2012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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