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妓----為政治服務的「于丹現象」

錢理群：    于丹的《〈論語〉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為「激進的社會批評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評性傳統」，在面對中國現實的巨大矛盾時避而不談政府的責任，而一味誘惑百姓逃避社會，退回內心，她實際是倡導安於現狀的，是為政治服務的，具有尖銳的政治性。　　
  
     于丹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講《論語》引起了中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界、學界的反應。有著名學者公開表示支持和讚賞，認為「她在新的社會 條件下講生活快樂，安貧樂道，普及了《論語》等經典，使國人有了類似《聖經》、佛經和其他宗教讀物一樣的東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 有許多學者持「寬容」態度，認為儒學的普及與通俗化也自有意義。但也有尖銳的批評，主要是指其對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識性錯誤，其中「十博士」的申討，更是 引人注目。

　　隨著討論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識，而在思想。」（吳迪《笑談于丹》，《中國方域》，2007年第2期） 也就是說，于丹通過她對《論語》的講解，要向中國的普通觀眾、讀者普及什麼樣的思想、觀念，而這樣的思想灌輸在當今中國的現實中又會起到什麼作用，這才是 關鍵所在。

　　於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對《論語》的一個總體性的理解和評介：「說白了，《論語》就是教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個人坐標。」這大概也是她的《〈論語〉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揚什麼樣的快樂觀、幸福觀呢？于丹說：我們之所以不快樂，就是因為「我們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靈太少」，並由此告誡人們：「幸福只是一種感 覺，與貧富無關，同內心相連。」——如一位批評者所說：「這就當然與社會的公正與否無關」，「與政府的清明與腐敗無關」，「只要多向內看『心靈』，不要看 外界太多」，「為柴米油鹽的缺少而憂心的弱勢群體就會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裡去？！》，《書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說 教並不為中國老百姓所接受。據零點公司調查，「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學者指出，「國民幸福總 值由六類要素——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構成」（轉引自吳迪《笑談于丹》），所有這些更帶根本性的本應由政府承 擔、提供的幸福指標現在都被于丹一句「與內心相連」輕而易舉地消解了。

　　還有，她要勸說人們怎樣去「適應」她所說的「日常秩序」，找到 怎樣的「個人坐標」呢？于丹說：「生活中會有許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許憑我們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但我們卻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情和態度。」怎樣改變？于丹 說：一要「學會克制」，「該放下時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抱怨社會不公，抱怨處世艱難。其實，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不是苛責外在世界」，而要「苛責內心」，「那麼那些煩惱也就沒有了」，「平靜應對」現實一切社會不公和處世艱難，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這也正是于丹 為中國老百姓設計的「個人坐標」。——這又是怎樣一種「秩序」呢？這正是魯迅早已描述過的「好地獄」：「一切鬼魂的叫喚無不低微，然有秩序，與火焰的怒 吼、油的沸騰、鋼叉的震顫相和鳴，造成醉心的大樂，布告三界：地下太平。」這樣，一切煩惱都自動地在內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於是無不 平、無不滿、無抱怨、也就無反抗的四無「太平」世界。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論語〉心得》其實就是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里所說的「為了治民眾 者，即權勢者所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卻偏要向民眾灌輸，其作用就是「叫賣精神安慰劑」（吳迪《笑談于丹》）。而且在為當權者著想的程 度和力度上是超過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學者所說，孔夫子雖也為統治者著想，但他的立足點是要求統治者對老百姓讓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論的重心是向統治者施 加壓力，時有尖銳的批評。他之所以不為各國統治者所容，最後成為「喪家狗」，原因就在於此。而于丹的《〈論語〉心得》卻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為「激進的社 會批評家」的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評性傳統」，在面對中國現實的巨大矛盾時避而不談政府的責任，「弱化社會和政治承諾的重要性」，而一味誘惑老百姓 「逃避社會，退回內心」，就「實際上轉移了造成人們痛苦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她實際是「倡導安於現狀」，「支持現狀」的。這樣，于丹的解說從表面上看似乎 是把《論語》「去政治化」，但「她的闡釋並非像表面是那樣與政治毫無干係」（貝淡林《〈論語〉的去政治化》），也是為政治服務的。

　　因 此，于丹現象絕不僅僅是一個商業化現象，也不單是一個思想文化現象，而同時具有尖銳的政治性。也就是說，這是通過媒體的炒作，實現的商業、文化與政治的結 合，這本身就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就媒體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國家所有制賦予的政治優勢，在市場上獲取經濟收人，又用市場上賺取的經濟收入完成意識形態 領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務」（胡正榮《媒介尋租、產業整合與媒介制度變遷的分析》，轉引自吳迪《笑談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紅大紫」是有一個過程的：開 始只是紅極於媒體，具有更多的商業化色彩；以後，就逐漸為各級政府所關注，也就是逐漸地政治化了。

　　我們在考察2007年所出現的有關 孔夫子的當下命運的各種高論中，都發現了知識分子和體制的曖昧關係，於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識分子在現行權力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就禁不住要像魯迅那 樣對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帶頭羊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要把中國老百姓引「往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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