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貧富之爭中蘊藏著危險的思維方式，美國這邊也適用。 ...

2012-11-09 08:12:57

近年來，圍繞富人和窮人的爭論一輪接著一輪。參與其中的不論是普通網民還是知名學者，多有不冷靜、非理性的成分。評價他們不冷靜不理性是因為參與各方經常將腐敗和體制之疾導致的社會對立，簡單地轉移話題為貧富之爭。一種危險的思維方式由此滋生。

這種思維方式便是不論事情的本源，選擇一個簡單的類分為標籤（比如以財富多寡）；不是謀求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而是轉移於貧富階層的相互對立和取代。中國歷史上一直有「均貧富」、「劫富濟貧」的傳統，近代也有「打土豪」的實踐。

這種思維給中國留下的歷史創痛僅從企業壽命上就能看出來。走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那些櫛次麟比的所謂中華老字號，大多只有幾十年到一百多年的歷史。而且所有的老字號除了招牌名稱依舊以外，與原商號看不出有多少真實的歷史脈絡。

反觀西方，據美國《家族企業》2006年發布的全球最古老的100家企業榜單，歷史最長的企業是日本的施工企業金剛組，創立於1400年前，即便排行最末的第100名企業，也是一家225年的美國公司。這100企業中的90家在歐美。所有這些老爺型企業，不僅商號依舊，而且都是家族私有的企業，產權關係跨十幾代、延續成百上千年。

兩 廂對比反差巨大。把中國富戶「富不過三代」的原因，傳統性地歸之於出了敗家子和競爭失敗是說不過去的。中國富戶的破落，很大程度是因為在歷史的轉折關頭， 他們往往成為直接打擊的對象，代代積累起來的財富、財富的所有權以及商業智慧被一遍又一遍地連根剷除。這種事情在每一個王朝更迭的時候就會發生一次，而僅 僅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就整體性地經歷了兩輪。

在這一點上，西方人是幸運的。這一方面是源於歐洲歷史上的大多數商業城市與政治統治中心相脫離，在歷次政治動蕩和社會革命中擺脫了被順帶摧毀的命運；另一方面也源於20世紀以前，歐洲基本未發生過直接以「土豪」和「資本家」為目標的，以掠奪富人財富、剝奪富人產權為宗旨的革命。

相信西方富人有這份幸運，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原罪較少，在現代憲政制度建立和完善以前，他們不可能清白。但西方的歷史進程有幸充滿了理性和共和的精神，人們的頭腦沒有被標籤化的革命鬥爭哲學所充斥。公元前500年左右，古羅馬的貴族和平民間曾暴發過尖銳的對立，最後理性和妥協精神促使雙方訂立了一份神聖的契約，以平民推舉「護民官」的形式實現了羅馬的共和，避免了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屠戳；公元1215年，因戰爭而大肆搜刮的英王激起貴族們的聯手反抗，最後同樣以理性和契約精神，著眼於稅收和財產權這樣的具體問題，形成了一份傳世的大憲章，避免了東方式的王朝更迭與殺戳。

胡 適曾倡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這個充滿理性精神的建議，曾因為相當不吻合中國傳統思維而被嘲笑了數十年。如今在涉及貧富這類問題上動輒上綱上 線、意氣紛爭的雙方，應該多想想胡適的建議和西方的智慧，把那些貌似大是大非的標籤式問題擱下，就事論事於背後的具體問題。這才是建設性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