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2009年莫言在德國法蘭克福的演講,才驚覺,在劉曉波尚未因《零八憲章》,吃上中共牢飯時,莫言就早已決定,用自己的方式,推進中國社會的進步。
他早已立意,走和劉曉波不一樣的道路,用自己的筆,用文學的方式,喚醒國人。過於直白的表達政治觀點,在莫言看來,不是個好的作家應該採取的方式,他認為那樣不夠「文學」。三年後,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不是諾貝爾和平獎,難道是天意?讓兩個熱愛那片土地的人,殊途同歸,得到世間最高榮譽?
莫言:
「作家對社會上存在的黑暗現象,對人性的丑和惡當然要有強烈的義憤和批評,但是我們不能讓所有的作家用統一的方式表現正義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號,表達他對社會上不公正的現象的看法,但是我們也要容許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說或者詩歌或者其他文學的樣式來表現他對社會上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評,而且我想說對於文學來講,有個巨大的禁忌就是過於直露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作家的政治觀點應該是用文學的、形象化的方式來呈現出來。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學的方式,那麼我們的小說就會變成口號,變成宣傳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態度,他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確實跟政治家、社會學家的表現方式不一樣的,即便是作家隊伍裡面也應該有很多差異。我們確實沒有必要強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樣。最終我還是認為,歸根結底,一個作家還是要用作品來說話,因為作家的職業決定了寫作才是他最神聖的職責。如果一個人只有作家的名號,沒有小說、詩歌,沒有其他的文學作品,那麼算個什麼作家呢?什麼叫作家?因為他寫了作品;什麼叫著名作家?因為他寫了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品;什麼是偉大作家?因為他寫出了能夠影響全人類的偉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號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礎之上的。沒有作品,那麼你這個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當然我想每個人都不徹底,我也不徹底。如果我徹底的話,那麼我就應該像我的名字一樣不要說話。所以我也不徹底,我也要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