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並不普通 　　　　　　　　　　　　　　　　·楊　明·

中國的方言多得不可勝數，而所謂普通話最初不過是方言的一種，也就是北京話和北方漢語發音為基礎，為了便於全國各地居民用語言溝通交往，普及漢語文化教育所用的語言，這裡還沒有強調五十幾個生活在中國境內的其它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方言。

少數民族中的少數，為了和漢人交往上的便利，也要學說漢語普通話，全世界其它國家其它民族的外國人，為了和中國人交往，也要學說普通話，也就是中國的標準漢語。但事實上，普通話的推廣遠遠沒有漢字在中國推廣普及那樣成功，儘管存在著繁體字和簡體字二種不同文本。

漢字的廣泛應用，涵蓋幾乎全中國各省份以這種文字書寫閱讀的人口。這或許得益於最初秦始皇在統一中國文字時所做的強行規定，焚書坑儒也一定包括制裁不贊成使用統一文字的人，試看燕太子丹派遣荊軻刺殺秦王，就知道保護和保存一個王國的制度和文化有多麼大的抵抗力量，「風蕭蕭兮易出塞，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隨之被葬送的還包括六國不同文字的簡牘，後來楚漢相爭，依然形成的是大一統局面，當時的知識分子逐漸地接受了統一文字的書寫，不管是先前的秦篆還是後來的漢隸。但是鴻門宴上的一場明爭暗鬥，項羽和劉邦的對話一定是南腔北調，絕非以悲歌慷慨的燕趙方言，那時還沒有一種普通話，西北的秦腔斷然不是漢代的官話。畢竟閱讀與書寫僅僅是少數知識分子的專列，試想從漢代向前推溯到夏商周三代，用作卜筮的甲骨文更是卜祝醫巫少數人掌握的技藝而已。

如此看來，讓一部分文人也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掌握幾千個常用字，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是對當時舟棋車馬並不便利，山川阻隔，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對於一方耕作土地的農民來說，鄰里鄉村的交往只是世世代代的鄉語村言而已。

中國各地的方言生命力如此強大，以至於幾千年來改朝換代都沒有形成一種普通認可廣為傳說的語言，除了歷代皇帝所用近親皆為方言的原因，語言本身存在的條件制約了選用一種廣泛接受使用的標準中國話。因為就某一個地區特殊群體和居民說來，其它語言無異於一種外語，因而對之予以排斥，世代相襲沿用的本地語言足矣，一個村落，一個縣區都是如此。

以往的生活，男耕女織，有限的商品交換也是在一個村落的集市，走街竄巷的商販吆喝的都是當地的方言，娛樂所用的地方戲曲，也是如此。因而有了地方戲曲皆以某一地方語言為特色。令人感到奇異的是中國最後一個朝代的滿清旗人，最後講的京話最標準，最後連滿語滿族文字也近乎絕跡，一個少數民族要統治全中國絕大多數說漢語的民眾，最後只有同化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除了其它各個少數民族以外，全國各地尤其是南方各省多的不可勝數的方言，卻始終保持了強大的生命力，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地方的人講一種地方話，這絕不能僅僅用多數農民子弟文化程度不高加以解釋，儘管這是重要原因之一，就以大上海為例，高等教育、中學教育相當普及，交通高度發達，但是上海人聚在一起，還是要講講當地話，並以此為榮，讓外邦人士怒火中燒七竅生煙也白搭。廣東人也是一樣，在廣州在香港最方便最有表現力的語言難道不是粵語嗎？

如果到了臨近的福建，那就少不了閩方言，包括閩南話以至於台灣人講的閩南台灣方言，福建各地幾乎每個縣都有自己的方言，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以方言往來。世世代代不離故土的農民，以鄰里鄉村為交往對象和活動範圍，最多不超過縣太爺的管轄範圍，若以縣中山為區劃，像福建莆田這樣的地方，也就有了自己慣用的方言，這恐怕不是幾百年的歷史了，即使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停止了內戰，逐步由北向南推廣普通話，千山萬水，山高皇帝遠，東南沿海的莆田、福清一代五六十歲以上的農民多數不會講或講不好普通話，他們和子女交談必須用方言，年輕人與老鄉之間聊天也是方言，只有和外省人外地人，才不得已用普通話交談，水平參差不一，有的還帶濃重的方言，現在四十多歲，三十多歲以下的年輕人，可以講普通話，不像他們父母那一代難於和外界溝通。在莆田和福清交界的地方，一河之隔或一橋之隔，男男女女還可以用方言交談，也就是他們講的也是江口江兜一帶的方言，但是那裡的福清年輕若去市中心福清行政機構辦事，就不會和年長的人講福清話了，就會被當地操以主導方言的長輩加以白眼，因為結結巴巴的年輕人只能補之以普通話。中國南方諸省山界何其多也，上述情況在其它省份也一定是這樣的，以一個縣城為中心而向四方輻射的範圍有限的很，但是方言正是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極其頑固地一代又一代承襲下來。說來也無可厚非，人才濟濟的北京城，鐵打的衙門流水的話，幾十年來甚至上百年來，那些從南方走馬上任的京官，有幾個可以字正圓腔說出地道的北京普通話呢？大概只有可以從末代皇族的言談話語中可以窺視到有清以來和華夏漢民族徹底同化的滿族王公貴族講的是地地道道的漢語普通話。所以福建各地還是盛行自己的方言，鄰近的廣東、浙江亦復如此，過了長江以北到了孔夫子家鄉山東，何嘗不是齊魯風範，流傳了幾千年的地方腔調和地方飲食一樣，充滿自己的特色，只有五湖四海的學生共聚一個課堂時，如北京或其它城市的大學里，從教師到學生，都力爭講普通話以便於溝通。

到了國外也是如此，從南到北華人如果要打交道，總要用彼此聽得懂的話交談，出生在國外的新一代，普通話尚且有問題，家鄉語就越發不會說了，有見識的年輕父母為了讓孩子與更多的人溝通，除了督促他們學好外國當地的語言，還要小孩子們學好普通話，筆者熟悉的人們當中，有一家孩子講普通話，沒有學老家福建方言，而另一家同齡孩子則沒有學說普通話而是講家鄉福建方言。兩個孩子見面時，只能講通行於比利時的法語。而另外和我熟悉的同胞當中有一位，他的父親是漢人，母親是西藏人，與之交談只能用英語。

在比利時，中國各地的華僑和其它國度一樣，以沿海的南方省份移民為多，他們也開始認識到讓出生在國外的一代學習漢語普通話的重要性，也興辦華語學校，而當地熱愛中國文化的外國人也在孔夫子學院學習中國話，以便於和中國交往。但是像比利時這樣的西歐小國，一個國家就有法語荷蘭語以及德語三種官方語言，以語言為區分的族群在政治上產生嚴重分歧是日常生活的正常現象，這裡沒有一種叫做普通話的東西，三種官方語言都重要，但由於狹隘的歧見，以語言為主產生了排它性的立場，這是一種很可悲的現像。他們又無法用英語溝通，因為講法語的人通常講不好英語，他們更不可能用普通話漢語溝通，漢語在這個世界遠沒有那麼重要，中國又極其遙遠，中文之讀，無異於史書。雖然漢語也是聯合國的工作語言，但是英語才是目前全世界商業旅遊和文化教育的主要語言工具，有文化的世界各國人士的國際聚會是斷然少不了英語這門實用工具的。過去東歐集團以俄語為主那是他們間的普通話，蘇聯垮台之後，大多數東歐小國已加入歐盟，歐盟現在有二十七個成員國，從理論上講，各國不分大小，語言一律平等，但主宰歐盟會議的語言是英語、法語還有德語，可以說是官方的普通話，儘管大會小會都有同聲傳譯，並且這些國家的人口加到一塊兒不過幾億之數，而方言在各地的頑強生命力和中國各地是一樣的，像歐盟創始國的袖珍國家盧森堡，人口不過幾十萬，居民多會講盧森堡語、德語、法語還有英語，這個和比利時一樣是歐洲走廊十字路口上的國家，又以國際金融業為主，英語是不能不講的，英語的廣泛應用在於十八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強盛，以及後來主宰世界的美國文化和經濟軍事的國防影響力，英語可以說無處不在，昔日英倫之島上的方言，成了全世界的普通話，但也僅限於國際交往的需要。生活美國東、西兩岸的華人移民，世世代代都有隻講家鄉話的傳統，有的人甚至連中國普通話也不用，英語也可以不用。在比利時這樣講法語或荷蘭語的華人當然也不少，一日三餐不誤，生活圈子在鄉親華人中之故也，這樣的情形也反映在中國各地，即使飛機和高速鐵路公路已縮短了城鄉之間的各省份的距離，生活在窮鄉僻壤的山民，依然可以對普通話不聞不問，北方內地的方言有時也會讓一般人想像不到，外人是全然聽不懂的，更不用說其它各種少數民族的語言了。如此看來，人們對於語言工具的選擇，完全是一種實用主義態度，和所有習慣一樣，只要方便就會沿襲下去，像碗筷的使用一樣，和刀叉的使用一樣，積習難改，只要生活環境和大的語言環境沒有改變，即使是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大多數居民除了度假之外，每天活動範圍和中國的山民一樣，每天見的人大體相同，所用語言語彙不會超出二千個，如此而已。

所以做為方言一種的北京話選作中國人的普通話，只有國人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覺得必要時才用一用。方言流行範圍有限，尤如出國必須兌換通行的美元歐元和其它貨幣，中國基本實行了二千年以上的文字的統一，現在也實現了貨幣的基本通一，但是普通話在相當長時間內能成為全國民眾普遍應用的語言，改變這種現狀可能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　寄自比利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