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唐納 ---呂恩

這是一張絕了版的照片。照片上四女三男，左起：王楓(王崑崙妹妹，吳茂蓀夫人)、唐納、敝人、錢辛波(新民報記者)、女畫家郁風、夏衍、鄧季惺(新民報老闆)。攝相者吳茂蓀(李濟深先生秘書，曾任民革中央秘書長)，攝於1948年冬季，香港淺水灣海濱，暮色之中。

記得當時是夏衍同志請剛從上海來香港不久又要出國赴美的唐納，在淺水灣大酒店大堂里喝午時茶。我們是約來作陪的，都是老朋友、老熟人。唐納為人正派，頭腦敏捷，工作勤奮，過了快20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席捲而來，我和我的朋友無一倖免。這時我想到了這張照片。

「文革」後期，美其名曰發還抄家物資，還給我一箱破爛貨。我在亂七八糟、殘缺不全的紙堆里，忽然發現這張照片，它安然無恙，重新回到了我的手裡。這使我想起「文革」中多次批鬥和「提審」都沒有涉及唐納，是那些年輕的造反派不認識唐納？是照片上光線暗淡，認不出來？還是我戴了太陽鏡，以為是別人送給我的一張無關緊要的照片？

唐納，大家都很熟悉，蘇州人尤其知道他。當初一段風流事鬧得沸沸揚揚。杭州六和塔前留下過三對電影明星集體結婚的倩影：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唐納和藍蘋(以後的江青)。可惜這三對伉儷，後來由於各種原因都沒有白頭偕老。

抗日戰爭時期，唐納在重慶《時事新報》工作，和夏衍、葉以群、郁風、馮亦代、鄧季惺、陳銘德等報人來往甚密。日本投降不久，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江青從延安秘密到重慶治牙，住在市郊紅岩新村。此時她已是延安的「第一夫人」了，自不能輕舉妄動，但她不甘寂寞，吵著鬧著要找老朋友敘舊，並且指名要見唐納。負責照料她的總理，當然不能同意，最後只允許她進城去枇杷山郁風家做客。郁風和江青30年代在上海一起從事救亡工作，還在同一劇社呆過，可以說是老朋友了。她們這次會見完全是秘密的，我也是在「文革」后才聽郁風講起。

唐納聽說江青要找他后，機智地找出那件藍蘋和他結婚時穿的旗袍，請郁風轉交，稱藍蘋為江青女士，以示過去的一切瓜葛徹底斬斷。這就是唐納的過人之處。

我是抗戰勝利后第二年在上海，由郁風而認識唐納的。那時，大批文化人複員回上海，唐納在《文匯報》當副總編。

「文革」期間，我被專政，編入勞改大軍。一天，我拉了板車運磚，走街串巷，發現一張小報上有唐納的消息。「唐納在法國巴黎開餐館，室內招貼前妻的明星照片招攬顧客，罪該萬死！」我立刻記起一本經典著作上的名言(大意)：當資本家能獲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潤時，寧願上斷頭台。唐納開飯館當老闆，自然是資本家了，他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染缸里浸了幾十年，以此推理，他當然會做出這種無恥之事，真是罪責難逃。

不過，我總算知道了唐納的近況，他躲避了這場災難。十年浩劫，雖比八年抗戰還長，終究烏雲散盡，換來了晴朗的天空。劫后重逢，老友們的談話內容豐富多彩，自然也要談到唐納。唐納確實在巴黎和一位陳女士結了婚，經營一家餐館。他在粉碎「四人幫」后曾兩次回國，第一次見到趙丹，第二次見過夏衍、郁風等人。80年代後期，吳作人、郁風訪問法國到了巴黎，唐納專程約了郁風去了他的餐廳，介紹了他的夫人。餐廳很雅，充滿文化氣息。談到「文革」中對他的傳聞時，唐納平靜地對郁風說：「你是我的老朋友，相信我唐納再窮也不會去做有傷自己人格，並且有傷國體的事；再說我一人隻身赴美，走時匆匆，哪會帶她的照片？真是無稽之談！」

唐納已經謝世了，要全面地認識他，不是我力所能及，我只是從一張照片想起，說說我知道的一鱗半爪而已。

　　摘自《老照片》呂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