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希望中共走到要被別人革命的一天,因為我覺得中共的缺點幾乎都來自革命黨特徵:
武斷、實用主義、看重結果勝於尊重規則、看重效率勝於尊重人性、看重統治權威勝於尊重公義。
而正是這些特性最容易導致不民主,或形成不尊守規則不尊重他人利益、只崇拜多數的偽民主。
如果新秩序要由新革命來得到,那麼新政黨也很可能會帶上以上特性。
人民的幸福,應該來自能團結共識、尊重不同訴求的政治,公平、公正、公開的政治,這需要憲政和法治來約束政府權力僅用於服務社會而非壓榨社會,更需要穩健的國民來實現。
如果國民思想進步,則國家自然進步,就象袁世凱不能復辟;如果國民思想不尊重規則,則國家自然腐化,就象新中國由土改開始不用講道理的全民盛宴。
僅僅推翻一個專制政權並不能保證人民幸福,僅僅靠投票也不帶來民主治國;
相反,如果能有逐步的政治改良,讓更多人民在參與、鬥爭、思考中理解民主原則,比起由激進者領導轟轟烈烈的急劇變革來,更能讓人理解推己及人的民主精神本身,而非「投票式」多數派「民主」。
比如這次關閉烏有之鄉,一下子就讓某些人理解了言論自由、憲法權利之可貴。
就不知他們能否學會推己及人。
所以說推翻專制都不是「目的」,減少社會動蕩也會是「心愿」,可是我們無法一廂情願。
社會動蕩是否來臨,取決於中共是否爭氣,在它尚有一些民意基礎的時候決心變革。
我不喜歡詛咒或預言,只是最近的宮廷戲,一下把很多問題暴露出來,我黨不面對已經不行了。
我黨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就是人民日益增強的探尋真相的能力和願望,這從近年由網路推動的幾次改變政府官員命運和事件結果的例子可以看出。
從最近我黨暫關3天微博的可笑行為更能看出政府的怯懦和進退失據。
為啥不敢象以前專政時期一刀切和肉體消滅?民意的力量不同了,退不回去了。
在這個政府違規越來越多、民眾維權越來越緊迫的時代,如何正視言論與信息自由、與適度保障人民對我黨的信心,是第一個挑戰。
正是由於追尋真相的執著,外界消息無法屏蔽,所以這次宮廷戲正逐漸大白天下。這大概是更急迫的挑戰。
一時間,面紗揭開,各種齷齪在闢謠后再跟著外電變成新聞,中國大陸的右派們從中更諷刺絕對權力的弊端、不受制約的罪惡;左派們深受傷害地要求言論自由、信息透明、憲法權利;而即使不關心政治,也不關心洋人死活真假的中國普通民眾,至少也你無法懷疑中共自己潑髒水用計謀杜撰80億資金外逃吧?
那可是中國人財富的80個億,誰會沒有點想法?就這樣被共產黨好乾部貪走了?
在這一瞬間人人都發現專制是如此容易導致和隱瞞腐敗的時候,如何再對中國大眾解釋中共治國的合法性,這是我黨面臨的第二個挑戰。
第三個挑戰不那麼直接,卻更加根源:中國社會的失血。
這個失血是我對社會活力枯竭的感受,特別是2005年後大學生畢業首選工作是公務員,這在以前的畢業生是難以想象的,以前最無能的同學才去當公務員。
這背後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可以看出中國普遍的企業經營艱難。
國家稅收過高,地方官員貪腐嚴重之餘、官員人數還暴漲,這些最終都必然加劇政府以各種名目的稅費、包括層層關卡過路費增加物流成本,來從社會吸血,可是卻不可能永遠浮華繁榮。
中國強大了這麼多年了,卻沒有產生多少有活力有生機、能良性擴張盈利的企業。
企業盈利能力萎縮,與中國官僚階層的吸血胃口飢餓,只會惡性循環。
靠圈地抬房價從社會大規模吸血也逐漸難以為繼,再賣墓地也不夠。
但這個挑戰觸動共產黨幹部們的層層利益,不知他們是否選擇吸血到大家同歸於盡,還是吸到改朝換代夠本。
另外的挑戰還很多,比如籠統地說:虛偽理論與實際脫節導致的社會畸態。
基本上是因言論禁忌導致的。比如不承認中國就是在實行資本主義。
中國的理論基礎還在講資本家剝削,而不是明白地講資本運作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須。
其實只要明白社會化大生產的先進設備與高效率為必須,那麼剩下的問題只不過是由私人牽頭(資本家)還是政府牽頭(計劃經濟)而已。
被政府「剝削勞動價值」是不是剝削?這個問題可以先不論,重點是之前幾十年計劃經濟已經證明走不通,社會財富越高度集中給政府掌握,小疏忽導致大問題的幾率越大,而且計劃經濟下幾乎輕工業和服務業一定短板,因為垂直式的政府不可能體貼周到。這還沒算容易滋生特權和等級社會的問題。
30年前的中國,是一個連勞動骨幹都上買不起電視、下用不上塑料袋的社會。
那麼既然計劃經濟不現實,短缺經濟與特權社會比資本主義更不可接受,而社會化大生產又必須,則民營就是必須,則所謂資本家剝削就是偽命題。
這樣的宣揚階級仇恨的教育不消除,中國優秀的企業家就會想著跑路。
更何況重慶式不講道理、無視法律程序的「打黑」野蠻侵奪民營資產的惡例一開,中國社會的精英人才和他們的資本都可能加速撤離中國。
如何消除錯誤教育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如何讓人才為中國所用,資本家的外逃、原罪與階級仇恨問題又是緊迫而必須解決的一個挑戰。
中共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不知道。以法治入手,也許是個辦法。
但也必須是正視黨國危機的高度痛下決心來真的才行。
依法,才能公正,才能安撫人民的不信任感;
依法限制和監督政府權力,才能治理貪腐;
同樣靠法律限制和監督,把權力裝進籠子,逐步消除官本位諸多特權,才有可能真正給政府瘦身,給企業鬆綁。
我不知道中共還有沒有時間。
我也不知道這次在法律框架解決薄谷問題是不是一種決心和信號。
也許不是,不是18大有歷史性轉折,只是再次維持穩定,那我真沒啥好說的了。
有位朋友說這種新聞稿方式給薄谷定罪本身就不合法治,這個問題見仁見智。
我覺得,在一個政治掛帥的國度,能用法律框架解決問題至少是好事。
因為法律框架下一定比宮廷政治要透明公開那麼一些些,開封府總比紫禁城明亮些,但要說指望包拯推動君主立憲制,則期望過高。
那是要靠逐漸覺醒的人民來推動的,沒人能等著賜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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