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未晚（二）

 摘自克斌文選 《秋水長天》

美國的大部分學校都採用季期制，即一年有兩個學期，中間有個稍短的寒假和較長的暑假。位於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學則採用季期制，即每個季節是一個學期。一年有四個學期，每兩個季節間有短暫的休整。夏季對大部分學生來說是暑假，研究生在暑期原則上也要工作，雖然不必選修課程。季度學期制，像一個滾動的鐵桶，剛上了兩個月的課就要期末考試，比學期制要緊張。只有夏季稍事放鬆。  

開學前按照學校的要求，我花了 7 美元在校醫院了照了張 X 光的胸部膠片存檔。出國前北京尚未普及膠片，檢查肺部時靠醫生的肉眼觀察，病人和醫生都會受到較高的輻射劑量。此外申請學校前得交30 元的報名費。由於校方註明緩交，現在人到了美國，需要補交。

按照系秘書凡妮的指引，我到牛津街的政府部門領了社會保險（SSC）號，這個號有9 位數字，相當於中國後來的身份證號碼。開工資，辦駕照，填稅表都離不開這個號碼。沒多久，我就把 SSC 號記在心裡了。我到大學信用銀行（Credit Union）開了帳號，把手頭餘下的百十元錢存了進去，並且辦理了直接儲蓄手續。今後，物理系可以直接把我的工資打入到我的帳號。沒幾天我就領到一摞支票本。在中國只有政府部門或企業單位才能使用支票。如今，我靠手裡的這丁點現金居然也有了開支票的權利。由於支票本免費，後來我到商場購物時經常使用支票。我身上平時只帶10 來塊現金。  

1981 年的秋季學期在10 月初開始，新學生大部分都在秋季入學。這時，有上千學生要到體育館辦理註冊手續。辦事員按學生姓氏的頭一個字母分成不同的小組，我站到了上面寫著 W 的隊里。把事先填好的註冊表格交上去，還要交 10 幾元的醫療保險費和學生會活動經費。你如果不想支持學生會的這些活動，開學后可以把錢索回。在填寫班級一欄時，表上印著「CLASS」。事先沒人告訴我應當屬於第幾個 CLASS，我記得學校寄給我材料的信封上，總印著「一班」（FIRST CLASS）。於是我就填寫了1 班。註冊了幾個學期后，我才知道，研究生應當算第5 班。辦事人員從來也沒有跟我計較過：「你填寫錯嘞！ 」我也知道了信封上的FIRST CLASS 是郵局普通郵件的標記，和大學註冊班級完全無關。   

開學的頭一天，物理系的研究新生集中到一個教室，相互介紹。這一年物理系有20 幾個學生，大多數在二十一二歲，年紀輕輕。我當時已經37 歲，比他們要大上15 歲。有六個來自外國，南韓一個，台灣一個，中國兩個，英國 一個，希臘一個。來自美國各州的有三個黑人學生，白種人佔了大約70%。女學生有五 人。

自我介紹后，我隨即認識了幾個美國小夥子，他們和我成了朋友。允內•昂來自密西根大學，說話時聲音豪放。知道我來自中國后，對我很感興趣。不久我知道他是個混血兒。他父親是印度尼西亞華人的後代，在美國大學里教書，已經去世；母親是白人。保羅•柔茲畢業於哈佛大學，大眼睛，高個子，兩道濃眉在鼻樑上幾乎連到一起，但是稍微有點羅圈腿。肯特•豪恩包色爾是紐約人，畢業於杜克大學。嘴上留著一撮金色的鬍鬚，有兩條長腿，看上去就是一位盎格羅—薩克森的紳士。海瑞•耐爾森身材消瘦，頭髮顏色較淡，聰明，對人熱情。  

第一年的課程主要有三門，德克•瓦力西卡教授講量子力學，理論核物理學家瓦力西卡教授身兼系主任，畢業於 MIT。他開創了QHD（量子流體動力學），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教材採用已故的斯坦福大學教授希夫的課本。阿萊克斯•非特爾教授講電動力學，用的是傑克森的課本。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是固體理論專家。他和瓦力西卡合作過兩本書，一本是連續介質的經典力學，一本是非相對論的多體場論。這兩本書都做過我們的教材。理論天體物理學家魏共納教授講授經典力學。 

非特爾講課時說話很快。一下子面對面聽美國人講課，還要作筆記，感到十分忙亂。他右手拿著板擦，左手拿著粉筆，一邊擦，一邊寫，中間沒有停頓，許多重要公式都在黑板上推導。遇到繁縟之處，他一邊寫板書一邊嘟囔著 Tedious（乏味）。有一次我在聽課時不曉得一個詞的意思，心裡一急，歪過頭去問肯特：「什麼意思？」肯特無奈地搖了搖頭。我才意識到，這是在美國的教室而我在用漢語問他。至少你得說：「What？」  

非特爾喜歡運動，每天騎自行車上班，精明幹練。瓦力西卡也重視板書，如果把黑板上寫的內容全部記下，基本上就有了完整的筆記。有時為了活躍氣氛，他向大家提個小問題，要是有誰能答出來，他就扔一枚一角的硬幣作為鼓勵。聽課的學生主要來自物理系、應用物理系和電子工程系的研究生。每次課後都留作業，習題難度較大。夜裡同學們常常埋頭在物理系圖書館的長桌上，看書、做題，直到凌晨兩三點鐘。   

物理系的學生大部分都能獲得系裡的資助，但需要每周 20 小時的工作。其中10 個小時作TA（教學助理），10 個小時 RA（研究助理）。教學助理要協助輔導大學生（under）普通物理課，以哈立德的課本為教材。這項工作有三部分，即給10 幾人的小組講習題課；在規定時間值班答疑；還有改作業。負責整個TA 工作的教授是梅耶霍夫，實驗原子物理學家。他在物理系的地下室里有個實驗室，裡邊有一台范德格拉夫加速器。  

斯坦福和 UC 伯克利大學之間相距50 英里，一個是私立，一個是州立大學。兩校之間關係密切，每天都有班車往來，學生可以跨校聽課。每年秋季，兩個學校之間要舉辦一場橄欖球（foot ball）比賽。1981 年按次序該在斯坦福舉行。同班的耐爾森夫婦多買了兩張票，邀請允內和我一起去觀賞。我只看見場上兩個隊的隊員相互衝撞，爭來搶去，可是對規則一竅不通，看不出什麼名堂。雖然他們不斷向我解釋，但在亂鬨哄的場所怎麼也聽不清楚。  

我倒是挺喜歡中間休息時兩個樂隊風格迥異的精彩表演。伯克利的樂隊像軍樂團，身穿儀仗制服、頭戴大沿帽。演奏過程中，陣容雖然不斷改變，但始終保持齊整的方陣。斯坦福樂隊的穿戴卻像馬戲團。樂隊上場時，他們一窩蜂地向球場撲散而來，好像一桶可口可樂灑進清水池中。樂隊指揮是個女學生，在前面跳來跳去。對應伯克利的嚴肅緊張，斯坦福更顯得生動活潑。那個周末，耐爾森夫婦請我和允內到他位於伯克利的家去吃晚飯。第一次在晚上乘車馳騁在高速公路，前後左右都是車群。往南開的汽車照耀如同白晝，往北行駛的尾燈又烘托出一片殷紅。叫人眼花繚亂。  

第一次到同學家裡做客，我穿上花130 元國內訂做的毛料中山裝，還帶了一張榮寶齋絹裱國畫作為禮物。海瑞的哥哥和母親見到一個來自紅色中國的老學生也感到新奇，問了我許多大洋彼岸的事情。我用洋涇浜英語一一回答。海瑞是他們家第一個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在他5 年後完成畢業答辯的下午，他母親花了上千美元請了20 幾個同學開個晚餐帕提（Party）。大家來到埃姆巴卡德羅大街街口的一個法式餐廳，每人脖子上套著一張餐巾，分享著牛排大餐。我有幸應邀前往。  

研究生在第一年沒有固定的專業，在四個學季（Quar-ter）里，每個學季都可以找一個科研小組，一邊學習，一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時根據各人的興趣為選擇課題做準備。RA 每周大約佔去10 個小時。我來自高能所，所以先選了一個位於斯拉克實驗室的高能物理小組，組長是莫色雷教授。當時實驗室里有不少來自北京的訪問學者。考慮到語言障礙，教授讓我和高能所的一位訪問學者一起工作，安裝一個真空系統 。多少學到一點東西。到斯拉克實驗室工作的研究生，每月還有20 美元車馬補帖。領津貼的時候，一個女秘書對我說：「夠你喝幾杯咖啡的了。」  

一天下午，我去圖書館看書，閱覽室里擠滿了人，每人手裡拿著一個塑料酒杯，邊飲香檳邊交談。原來物理系的曬勞教授獲得了1981 年的諾貝爾獎，大家為他舉杯祝賀。曬勞教授是激光的創始人之一，本來有可能與唐斯一起獲獎。這次頒獎考慮到他在物理學中的綜合貢獻。獲獎以後，在星期五下午的學術報告會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諾貝爾獎章。他說，星期天上午，一個學生打電話向他提問題。他說：「我很忙，我得了諾貝爾獎了。」那個學生用遲疑的口吻問：「誰？你嗎？」後來有人問曬勞他的獎金是如何支配的，他說他全都用到他的兒子身上。原來，他有個患精神病的兒子。可見一個著名教授對兒子的一片愛心。當時物理系的諾貝爾獎得主還有普勞赫（核磁共振）、霍夫斯塔特（電子散射）和里克特（J/ψ 粒子）。霍夫斯塔特教授還發明了用於核輻射探測的碘化鈉晶體。   

在法律系宿舍住了不到一個月，房管處把我轉住多層 HIGH RISE 學生公寓，布萊克威爾德， 意譯為黑焊工。我住在2 層，和工程系的一個印度學生在一起。他住裡屋，我住在外間。這裡條件比法律系宿舍要好，每個單元都有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洗澡時不必到樓道的公共浴室，做飯也不要到另一座樓的公共廚房。印度學生出身貴族家庭，和一位空姐交了朋友，但門戶不對，家裡不同意。為此，他有時向我發些牢騷。他好乾凈，每當我飲茶后洗杯子時，他都把舌尖頂著上牙床，叫著「替，替」。我問他什麼「替」，他說有幾片茶葉還沒清理掉，過後就不容易擦了。印度人的英語幾乎是第一語言，比中國學生嫻熟。但是他們的舌頭好像短 了 1 厘米，每個音都從牙縫裡擠出，不大好懂。兩個月後，他搬到一個平房公寓去了，我倒落得清靜，一個一人住一個單元，房租不變。 

一天下午，我正要離開圖書館回家去做飯，高個的保羅邀我和他一起出去。我坐上他的汽車來到學校附近埃爾卡閔諾大街旁的中餐館。他叫了兩個菜，一人一瓶啤酒。一邊吃飯，一邊聊天。他說他上學時，他父親給了他一些錢。在班上他可算個富翁了。幾周后，他和他的女朋友戴妍請我一起去看電影，《Whose life is it any way》（不管什麼樣的生活，活下去）。這是我在美國觀看的第一個電影，演員說話很快，基本上聽不懂。靠看圖聽音，能猜個八九。一位畫家出了車禍，成了殘廢，在醫院裡樂觀豁朗，連女大夫對他都有了好感。我在校內看的第一個電影是 007 系列《帶金槍的人》，從此喜歡上詹姆斯•邦德的影片。  

我在美國的第一個感恩節也是在保羅的校外公寓里過的。他叫了同班的幾個同學一起吃烤火雞 。一年後保羅拿個碩士文憑退學了，做起房地產生意。他和我通過兩次信，還表示願做我的移民發起人，儘管我當時沒有那樣的打算。後來失去聯繫。 

圖 556 在保羅家過的第一個感恩節。由左至右，羅伯特、迪克、允內、保羅

我花了30 元從高能所的顧以藩老師手裡買了一輛半舊的鳳頭牌三速自行車，作為交通工具。每星期有兩天要騎到斯拉克實驗室。一天下午，我用實驗室的高壓氣泵給自行車打氣。突然一聲巨響震耳欲聾。原來氣壓過高，輪胎爆破。只好讓允內幫我把車放到他的汽車上，拉了回去，換上新的輪胎。  

一天上午，我正要要騎車去實驗室，允內叫我坐他的汽車一起去，下班時再把我帶回來。到了下午四點，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他。於是徒步走了半個多小時回到物理系。正好見到允內，他恍然大悟，忘了把我給捎回來，向我道歉。我說沒什麼，在中國常常要走很長的距離，這點路算不了什麼。過了會兒，允內帶著我和一位希臘學生斯塔夫柔茲一起到門羅公園的湖南餐館吃晚飯。結賬的時候，他對斯塔夫柔茲說，他的那份要他自己付。我的那份由允內付，作為忘記把我帶回的補償。  

1981 年夏，中美建交不到兩年，剛剛開始科學與教育的交流，我的官派普通護照的號碼在４萬上，大概派往世界各國人員的總數在４萬左右。斯坦福大學的中國人以年齡較大的訪問學者為主，而年紀較輕的留學生比例較小，整個校區的中國人不過三五十個。物以稀為貴，因為中美文化交流剛剛開始不久，人數又不多，故而引起了各界對這批大陸人的關照。經常有人借各種機會召開Party，有吃有喝，讓大家感到賓至如歸，忘記寂寞。在校園裡，美中友好協會的人組織過活動，中國學者和美國朋友一起交談，友好相處。  

那年的中秋節忙壞了一些當地華僑，他們有的早期來自大陸，有的來自台灣，對來自大陸的同胞十分友善。在離大學不遠的Food hill 公園，他們舉辦了中秋佳節聚會。由於大部分大陸學者和學生都沒有汽車，他們就一趟接一趟地往返把我們分批送到公園。在小山頂上，各種食品、飲料，包括月餅，擺滿了幾個長桌。讓我們這些剛來不久的國人在每逢佳節必思親的時候，找到節日的感覺。化解了對鄉土的思念。我個人覺得台灣人對大陸同胞比香港人更加友善。和台灣人在一起時，你會感到他們不僅是中國人，而且他們身上的民族傳統比我們還多。相對而言，香港人和我在一起時，總讓我感到他們是英國人。  

每逢十一、春節，舊金山的總領館成了留學人員的娘家，大家乘坐7F 公共汽車，花１美元就可以到40 英裡外的舊金山市中心。然後步行20 幾分鐘就到了位於吉瑞和拉古納街角的領事館。領館里備有米飯、炒菜、肉包子，大家熱熱鬧鬧吃一頓香噴噴的家鄉飯。參加聚會的以來自斯坦福和 UC 伯克利的人員為主。春節時有文藝表演，我還上台自拉自唱過《二進宮》選段。 

有時我們要去領館聽宣講中央文件。聽過一次趙紫陽的講話錄音，他指出了華國鋒主席的六條罪狀。晚上在小禮堂放電影，我看過《大鵬英雄傳》和《射鵰英雄傳》。電影過後，乘公共汽車盡興而歸。那時候，學生和領館之間關係密切，來來往往。在某種程度上，領館成了留學人員之家。 

圖 557  80年代初舊金山領館工作人員在訪問斯坦福時與部分中國留學生的合影。我在前排左二。 

緊張的學習和頻繁的活動，讓兩個多月的學季不知不覺地就過去了。首先是TA 工作。梅耶霍夫教授把20 幾個TA 聚集到一個教室，按照預先設定的標準，集體批閱普通物理的試卷。從下午要干到晚上11 點，中間派人去買晚飯。一個叫大衛的學生不到21 歲，他要我陪他一起去。買了好多裝在硬紙盒裡的比薩餅，然後又到超級市場買飲料、啤酒。美國有嚴格規定，21 歲以下的不能飲酒。他叫我陪他一起去就是為了這個原因。大家一邊吃比薩，一邊喝啤酒，一邊改考卷。那個工作環境與氣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期末，研究生的Final 習題數量和難度都很大，我在宿舍里要連續工作一個多星期，時間並不充裕。每頓飯都用速食麵湊合。由於長時間坐在書桌旁，沒空運動，兩腿都有了麻木的感覺。研究生這碗飯還真不大好吃。最後，總算完成作業，輕鬆地出了口氣。 

物理系的研究生的津貼每月500 美元。按每周20 小時工作算，相當於每小時的工資為6 美元。屬於低收入階層。我在國內的工資當時是56 元，按照 1 比1.5 的兌換率，這 500 美元相當於國內工資的14 倍。我每月拿出150 塊錢交房租，還剩350 元。超市裡的蘋果、桔子一塊錢四磅，牛奶8 毛錢一大桶，豬肉1 塊多一斤，蔬菜也都是幾毛錢一斤。往自動售貨機里扔3 個兩毛五的鋼崩就可彈出一盒香煙。

這樣每個星期一個人有25 元的生活費就足夠了，每月還能剩下250 美元。我必須把錢攢起來，回北京時好為家裡置上八大件。 

年底崔象宗老師期滿回國，我從Kmart 給孩子們買了幾件小衣服、書包托他帶回。還讓他給我母親稍上100 美金，讓老人家高興。 

聖誕節的前一天，我收到學校寄來的一張170 元的支票，說我多交了房租，退還給我。可是我每月都交150 元，沒錯過。我知道他們的計算出了偏差。按照家父「外財不付命窮人」的教誨，大過節的我怕算錯帳的同志著急，立即騎著自行車把支票退到胡佛塔旁邊的財務處。俗話說，與人方便，與己方便。沒想到，下一學季註冊時卻遇到了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