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未晚 （一）

               摘自克斌文選 《秋水長天》

小序

1940后這代人從懂事那天就趕上了運動。土改鎮反、抗美援朝、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四清。對這代人影響最大的還是文革，有人利用了我們的天真和狂熱，讓我們陷進一場喪失理性摧毀文化的運動。從20多歲開始，我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不管是上了大學的，還是老三屆，都被處理到農場、工地、邊疆、荒野。當我們一覺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偏西。然而，「東隅已逝，桑榆未晚」。當機遇到來的時候，我們又發奮回爐，考研，讀學位。把夾生的米飯再煮一回，把失去的歲月再奪回來。我是這些奮鬥者中的一員，故而想在《桑榆未晚》的標題下填寫這段經歷，求學美利堅的經歷，和同齡人分享。

我這一生參加過兩次大串聯。一次是在大二的時候，受了文革的蠱惑，四處煽風點火。到了秋後算賬的時候，我們又被當作階級敵人往死里批鬥，有人入獄，有人自殘。

另一次大串聯就是借改革開放之風，我們以老知青的身份，負笈跨海。這次大串聯改變了我的命運。不光在核物理學界找個安身之處，養家糊口，老有所依。還讓我深刻地領悟到一個富有生氣的民主制度，看穿了獨裁者的自私與虛偽。

科學工作和奧運會類似，得獎牌的畢竟是少數。對多數人來說，重要的在於過程和參與，在於持續不斷的努力。我參加過小組秘書馬蕾•哈瑞森家的Party，她丈夫見了我就問：「你是物理系的教授吧？」我從容地回答：「我是個研究生。」 是的，美國同事在這個年齡已經是Faculty了，而頭髮灰白的我卻還是個學生。

幾年後，我通過了論文答辯。馬蕾從新墨西哥州寄給我一張賀卡，她讚揚了我的determination和perseverance。是的，從龍鬚溝畔走出的我，在家境貧寒和政治險惡的雙重壓力下，居然沒有自暴自棄，還要奮起直追。靠的就是堅韌和毅力。這些年的努力雖然沒有值得誇耀的成果，但是到了這把年紀，重要的在於我經歷了一個完整的過程。還能以全新的思想，跨上一條全新的道路。

1981 年 8 月 12 日上午，CA981 航班順利在舊金山國際機場著陸，我第一次踏上了這塊陌生的土地。我們一行 10 幾位學子拎著行李，出了機場，在路邊見到中國駐舊金山領館的白色麵包車。工作人員把行李放到車上，然後把我們帶到當時的中國留學生之家，領事館。舊金山總領館坐落在吉瑞和拉古納大街相交的街角上。領館後院有個招待所，接待過往的留學或訪問的公派人員。每天房費5 元，飯費2 元。一個大房間里擺著10 幾張單人床，乾淨整齊，衛生條件也不錯。食堂供應長粒米飯、炒菜和湯，很適合中國人的口味，讓我們覺得就像回家一樣。晚上可以看電視新聞，有時小禮堂還放映國語電影。  

下午，我們幾個同學走出領館，參觀了吉瑞大街另一側的日本城。一個商業中心，街上有幾家中餐館。再往前走二十幾分鐘，就到了金門橋。久仰大名，今日一見，果然氣勢不凡。金門橋是舊金山的象徵，整個大橋被塗成桔紅色。兩座高聳入雲的橋塔佇立於海灣的兩岸，把兩條粗大的鋼纜支成ʍ形，鋼纜下邊的無數垂直繩索把橋體拉住。大橋全長 2.7 公里，上有多通道雙向公路，往來奔駛的汽車讓我們感到眼花繚亂。橋下則是千帆馳過，海鳥飛翔。岸邊的岩石上，還保留著古老的岸炮。我見到金門橋了！這是我在美國第一天留下的美好記憶。   

第二天，和我同去斯坦福的女同學被一位台灣學長接走，去衣阿華和普渡的同學也先後拿到機票飛離舊金山。我一下子感到孤單寂寥，只好耐心等待領館的安排。那幾天我一個人不敢走遠，只在領館附近轉悠。參觀了領館後邊的聖瑪麗天主大教堂，據說這座教堂出自著名設計師貝聿銘先生之手。教堂頂部是五光十色的玻璃點綴，下邊是一排排的長椅(pew)，肅穆莊嚴。由於中國只信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說宗教是人們精神的枷鎖。我當時還弄不清天主和基督兩教的區別。   

第四天，總算盼到了一位貴人，高能所的工程師傳凱同志。聽說我是所里的研究生，他願意幫我。他告訴我明日有人接他到斯拉克實驗室，可以把我順便帶走。 

第五天上午，傳凱同志帶著我和一位路過的訪問學者去了中國城，看見了眾多的中國商店和飯館。街口有一座牌樓，上面是孫中山先生的題字「天下為公」。然後又坐了一段纜車，纜車在坡度起伏的路面上悠閑地挪動著，不時地發出丁丁當當的清脆響聲。下午，斯拉克同步輻射實驗室的美籍華人約翰•楊來接傳凱同志，於是我終於被帶到該去的地方。 

8 月17 號下午，我來到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先生在《基本粒子》里提到的斯臘克（SLAC）實驗室，那裡有世界最長的電子直線加速器。令我高興的是，一下車就遇到清華同學，物 603 的王聚文學長，他當時是研究加速器的訪問學者。在他的熱情幫助下，我借到一輛自行車。趁著天色未晚，他連忙把我帶到斯坦福大學的國際學生中心，說明我是來自中國的新學生。辦事人員查了花名冊，找到接收我的那個美國家庭。她讓我下午5 點，在格林圖書館前等他們。原來，斯坦福（Stanford）大學對初來的外國學生，會安排一次入鄉教育（ Home Stay）。學校為他們聯繫一個美國家庭，提供大約一周的住宿和飯食。留學生住到當地老鄉家裡，入鄉隨俗，學習適應美國的生活方式。  

 5 點鐘，一對美國夫婦開車來接我。他們把我的兩個箱子放進後車箱，離開學校，來到位於20 英裡外的塞挼陶嘎（Saratoga）住所。謝天謝地，我總算臨時有了落腳之處。兩位老人年齡在60 上下，姓斯蒂芬森（Stephenson）。男的叫保羅（Paul），頭上稍有灰發。他戴副眼鏡，任克拉克（Crocker）銀行的副總裁；女的叫塞挼（Sara），在斯坦福大學的調解辦公室（Ombudsman）工作。  

他們兩個成了我在美國最先認識的美國人和美國家庭。兩位老人慈眉善目，和氣可親，對一個來自紅色中國的學生感到十分新奇。他們向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家裡都有什麼人，去沒去過海灘，等等。我一一作答，還給他們看了我一家人的照片。  

在一個靜謐的小區中，他們有一套單層別墅，內有三間卧室，一間寬綽的客廳。房子後邊有個 小院，地上鋪滿薄薄的一層綠草。

他們講好，每天下午五點，把我接回來；上午八點，把我送到斯坦福校園，熟悉環境，找房子。為了表示感謝，我送給他們一張榮寶齋絹裱的國畫和一套中國風景的明信片。    

頭天晚上，我睡在他們小兒子的卧室。裡面有一張大水床。我只知道花果山有個水簾洞，從來沒聽說過人間還有水床。睡慣了平板炕，一下子躺在水床上有點惴惴不安。腳稍微往下一瞪，床面就凹了下去；輕輕一抬，它又鼓了起來。初到人家，生怕一不小心把大水袋擠破。要是半夜裡唱一出《水漫金山寺》，那還了得。於是我縮作一團，回歸到1971 年抓五一六反革命的日子。只能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那一夜基本無眠。  

第二天起床后，先在餐廳吃早飯。乾的有麵包、白蘭瓜、香蕉；稀的有牛奶和桔汁。這種套餐比豆漿油餅顯得清淡新鮮。我第一次喝了涼奶似乎也沒什麼不良反應。保羅和塞挼把我放到學校后就各自上班去了。我騎著高能所過亞南老師的自行車，到國際中心的布告欄去找房子。房租從每月100 到200 多元不等。學校的公寓每月150 元，但離開學還有一個多月，不能入住。中午花一元多錢買包餅乾，就著物理系館的沙濾水，算是一頓午飯。直到小布希總統被噎住那天，我才知道我吃的那種東西叫Pretzel。回想起來還真有點后怕呢。生活儉樸的原因很簡單，離開學還有一個多月，手裡錢不多。身在異國，舉目無親，一旦花虧就麻煩了。  

第二天下午五點，老人又接來一位來自韓國姓金的工程系留學生。原來他們這次要了兩個外國學生，都是東方人，我還有了個夥伴。相比之下，金年輕，比較自在隨便。我則有點拘束。畢竟素不相識，挺大一個人在老鄉家裡白吃白住，不好意思。 晚上老人入睡，金一人在客廳喝啤酒，我過去和他搭話。他借花獻佛，也順手給我開了一瓶。他和我開始了幾天的友好相處，我們似乎忘記了抗美援朝留下的那段國際階級仇恨。   

周末，老人帶我們出去體驗戶外活動。星期六，保羅驅車往南，經17 號公路到三塔克如茲海灘。80 年代加州鬧病蟲害，天上要灑藥水，地上沿途設崗盤查，嚴禁攜帶水果。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汪洋的大海，只不過是在太平洋的彼岸。碧藍碧藍的海水一望無際，海浪一層壓著一層橫推過來，氣勢磅礴，令人驚嘆。雖然時維八月，但海水溫度太低，鮮見有人游泳。  

海灘上有過山車、娛樂場、音樂會及各種遊樂活動。後來我去過許多海灘，唯獨這三塔克如茲令我永遠留戀。從海灘的一條幾十米長的碼頭（wharf）上，可以看到成群的海豹自由自在地遊玩嬉戲。碩大的海鳥一絲不動地站在欄桿上，任人拍照。讓我越看越痴，流連忘返。  

那天晚上，我們四人在聖荷西的一個中國餐館吃飯。早期來美的華人里，大部分來自台灣和廣東。有個台灣籍的服務員問我從何處來，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說中華共和國挺好聽的，幹嗎非要加上人民兩字，似有挑釁之意。可我初來乍到，又是人家請我們到這兒用膳，沒心思去同他計較。畢竟，在這種大是大非問題上，他和我說的都不算數。 

星期天，保羅驅車北上，來到舊金山。我們遊覽了中國城，參觀了馬可尼中心。我看到水池邊緣連續溢出的水簾，像一塊均勻透明的薄布。接著，我們又到泛美大廈最高層的旋轉餐廳喝飲料。我和金每人要了一瓶荷蘭啤酒，漢尼根。一邊喝酒，一邊欣賞四周的景色，興趣盎然。情隨物遷，心裡不免叨念起范老先生的佳句，「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也。」回來的路上，金問保羅：「啤酒多少錢一瓶？」保羅說：「啤酒6 元」。那是1981 年的價錢。傍晚，我們又去了舊金山附近的紅木公園。   

星期一，保羅帶我們兩個參加一個「扶輪」俱樂部（Rotary Club）午餐聚會。參加這個俱樂部的有銀行總裁、保險公司經理和教授等。那天做午餐報告的是斯坦福大學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霍夫斯塔特先生。他剛剛訪問中國回來，向會友們介紹異國見聞。   

一周以後，金找到了住處，搬了出去。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找房。有一天，我騎著自行車去找住處。憑著一張地圖和地址，半個小時后，好不容易找到學院街108 號。按了門鈴，我向主人說明來意，出示了手中的地址。他說我要找的地址沒錯，但城市不對，好多地方都有學院街。他讓我進到房內，遞給我一杯咖啡。然後說：「你要找的地方很遠，我得送你。」於是，他把我的自行車架到汽車上，開著車來到我要找的帕羅阿托市的學院街。放下自行車后，他就走了。交談中，我得知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心理科醫生。這突如其來意想不到的事令我感到暈頭轉腦，好像還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他就過去了。這是美國的陌生人給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原來在這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居然也有雷鋒，可能還是一位不愛寫日記的雷鋒。我要找的那個房子離學校很近，租金每月才80 美金，總算有了下榻的地方。  

找到房子時，我在斯蒂芬森家已經住了 11 天。幾個月後，我又搬進了學校的高層公寓布萊克威爾德（Blackwelder）。在新住處安頓好后，我邀請兩位老人來到公寓，在幾個中國同學的幫助下，請他們吃了一頓純正的中國飯，色香味俱全。老人後來一直與我保持聯繫，有時我還到他們家裡做客，直到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去了麻省。他們是我認識的第一批美國人，友善的美國人，把我引進美國的美國人。如今，保羅已經去世，塞挼在一家敬老院安享晚年。我衷心地祝願她長壽，幸福，平安。 

    圖 551保羅、塞挼和我在斯坦福商城的合影。                                                                                                                           

       圖 552保羅、塞挼和我在中餐館。

     開學前事情不多。白天， 我常騎著車到斯拉克實驗室，找王聚文和科技大學的王德發同學聊天，聽取他們在美國的經驗。有一次，正好遇到從高能所來美訪問的唐孝威先生。他是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師。他見我無事可做，要我幫他在圖書館里做了幾個小時的複印工作，時間總算沒有浪費。 

有時我也到斯坦福的校園裡轉悠，見了不少來自國內的名人。那時來美國的大部分人是訪問學者，研究生不多。這些名人中有北京大學經濟系的洪教授，後來才知道，他就是章含之女士的前夫，洪晃女士的生父； 馮其庸教授，後來才知道他是有名的紅學專家；火箭專家華棣，後來才知道他回國後進了監獄；還有教育系學生閔維方等。閔本人在門頭溝當過工人，公派留學。據說閔維方先生曾說，他們這些人將來是副部長的材料。真讓他說著了，後來他做了北京大學黨委書記，與部長同級。此外，還認識了一些學者，如黃朝恩、嚴武光、顧以藩、崔化傳、崔像宗等。      

      圖 553  在斯蒂芬森家。

經斯蒂芬森夫婦介紹，我認識了一組帕洛阿托的美國綠色青年。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不同的職業，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他們倡導生態平衡，主張素食。養一頭牛或一頭豬要消耗大量的糧食，這些糧食可以使許多人免於飢餓。他們不喜歡開汽車，那會污染環境，增加熱力學定義的熵。不管是到北面的舊金山，還是南面的三塔克如茲，翻山越嶺，40 英里的路程，他們都騎自行車去。他們經常到大學後邊的山丘上去種植橡樹，並為樹苗澆水。他們的伙食簡單，頓頓是涼拌菜葉和麵包。有時，還會加上一些瓜果，如阿佛嘎朵（牛油果）、哈密瓜等。他們為人謙和，待人誠懇。 

初到美國，朋友不多，離綠色青年的住處又挺近，我常常在周末成為他們的座上客。有時，還同他們一起用餐。那時，中美建交不久，他們見到我這個來自紅色中國的學生，覺得新鮮，有興趣跟我做朋友。願意聽我用蹩腳的英語講述鐵幕另一邊的故事。憑著我當時那點愛國主義精神，我講了毛主席領導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我講了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式裝備的蔣介石，我講了在中國上大學不要學費，我還介紹了毛主席的唯物辯證的哲學思想。他們有時會糾正我的發音，我有時也會討教說不出來的英語單詞。比如我用了 naive后覺得不確切，他們就糾正我說應當是innocent 。

為了舉個例子，我對一個小夥子丹尼爾說，按一分為二的原理，你也有缺點。他猛然一愣，我也吃了一驚。大概美國人不喜歡別人說自己不好，還沒掌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思想武器。為了介紹東方文化，我帶來京胡給他們自拉自唱了一段《提籃小賣》，講述了李玉和烈士一家英勇抗日的故事。他們覺著新奇，高興不已。                                           

                 圖 554 我與綠色青年的合影。

     圖 555 我在綠色青年面前雲山霧罩。

這個小組的領頭人叫大衛，金髮碧眼，英俊和藹，耶魯大學法律系畢業。本來他可以當個律師或法官，他卻願意做一個環境保護的志願者，他們是一群有信仰的進步青年。猶太裔的艾瑞卡畢業於心理系，父親是斯坦福醫院的神經科主任。放著家裡寬大舒適的房子不住，卻寧願擠在閣樓上。愛蘭是哈佛大學的高能物理研究生，他在這裡完成了博士論文。可瑞妍是位按摩師，她的父母在北邊的斯陶克頓有一處莊園。馬林是位個子不高的姑娘，正在斯坦佛醫學院學習，會說流利的日語和漢話。傑夫的專業是計算機，有時會出差到新加坡等地。丹尼爾畢業於化學系，個子最高腳也最大。未曾說話，先開笑臉，他負責小組的一日三餐。此外還經常有不少流動的客人，有的來自紐約，有的來自英國。 

到了美國幾個星期以後，開始覺得生活中少了點什麼。來了這麼多天，居然沒人找我談話做思想工作，也沒人作形勢報告，給我撥雲見日。1964 年剛進清華的時候，輔導員、分團委、政治老師三管齊下，找我談心，抓我的活思想，幫我樹立起革命的學習目標。在這裡，沒有一個政治工作的系統和部門，連政工組宣傳科都不存在。沒人會來管誰，大家都處於平等互尊的地位。我像《法門寺》里站慣了的賈桂，一旦坐下來還真有點不大自在。 

於是我忍不住向一個先來的中國學生髮問：「這兒怎麼沒有個集體呀？」 他說：「沒人跟你集體。」一個曾經被別人管慣了的人，現在卻像一粒從活塞縫裡溜出來的氣體分子。一下子置身於無限廣闊的空間，自由地漂浮，卻感到不知所措。好在時間一長，也就適應了。然而讓我奇怪的是，雖然這裡的學校沒有政治工作，但是美國的學生卻也十分愛國，為他們的自由民主而驕傲。 

剛到美國，天天懷念著自己的親人、家鄉和祖國。我的手錶一直保留著北京時間，直到開學后怕耽誤事，才調成了相差 9 個小時的西部時間。在這裡，到處是金髮碧眼的白種人，或是皮膚黝黑的非洲人後裔，跟他們講話必須在腦子裡先把普通話轉換為英語，然後再吐出來，覺得很不輕鬆。小時候在北京街上見到外國人，總覺得怪異。現在，我的周圍對我來說都是外國人了，但實際上我對他們來說才是真正的 Foreigner。 

由於我算公派生，身上擔負著為祖國學習的光榮任務。在思想上也和祖國密切地連在一起。我遇到的台灣人，大部分都很敦厚友好。可有時也會有個別學生對北京懷有政治偏見。每到此時，我都要跟他們爭論幾句。我驕傲地告訴他們，中國人有吃有喝，窮人的孩子也能上大學。那個台灣的小夥子反駁說：「我在台灣可以競選總統，你們成嗎？」我則用台灣父傳子的封建繼承來駁斥他。有時候，還會摻進幾位左翼青年，裡邊有不會說中國話的華裔，他們把讓一部分人先富的改革開放說成是修正主義路線。我還得轉過身來面對來自左翼的挑戰，忙得不亦樂乎。看來出國前語言學院的學習班沒有白辦。  

開學前閑來無事，我到舊貨店買了一本小說。開始時每看一頁，都得查 10 幾次字典。看到後來，辭彙量有所增加。一個月走走看看的生活很快就過去了。我臨時住處的房東老太太死了，她把整個房子捐給學院路街口的教堂。於是我不得不到學校申請宿舍。開學那天，我被臨時安排到法學院學生宿舍，卡挼澤公寓。兩人共用一個房間，房租每月 150 美元。和我住在一起的是一個猶太人的孩子，叫愛德華，他將用三年的時間獲得 JD 學位，去做法官或者律師。卡挼澤公寓像北京的筒子樓，廁所和澡房都是公用的，做飯還得到旁邊公寓的地下室，那裡有公用廚房，很不方便。幾個月後，我終於搬到一座高層公寓。分裡外屋，有單獨的衛生間和廚房。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