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主義制下的中國

                                      

1988年夏天的一個早晨，天高氣爽。我走進羅切斯特大學的帝王號重離子加速器實驗室，看見控制員湯姆正在啟動加速器。出於好奇，我問他：「啟動時你第一步要做的是什麼？」湯姆簡單地回答：「我要讓所有的儀錶的指針都指到中間。」 湯姆簡單的一句話，卻道出了一個大道理：凡事不能走向極端。小致一台加速器，大致一個國家，極端主義往往會把事情辦砸。可是，中國卻有個愛好，凡事都愛走向極端。獨裁專政好使，我就全面禁止自由空間。房子能賺錢，我就一下子把價格增加到200萬，茅台酒賺錢，我一下子就把它推升到一瓶幾百美元。玉石能賺錢，我就到新疆把地刨個遍。這些新時代的倒爺們像一群Vampires， 只要聞見血味兒，就會跑過去，一口吸干。

極端性又可分作靜態極端與動態極端。靜態極端用俗話說就是針尖對著麥芒，各不退讓。10幾年前，某省某公路段上只能有一輛汽車通過。兩輛車相向駛來，誰也不願謙讓，最後，成百上千輛的車子被堵塞在公路兩邊。誰都不願意付出好處的結果是誰也不能得到好處。再看看我們的政府對待不同的政見，也是採取了靜態極端的做法，只要你發表於政府相抵觸的思想觀點，我就把你抓起來；只要在網上常用個敏感字句，我就把你封殺；我把你的地圈了，還不許你告狀。河南愛滋病蔓延，還不許你去張揚。

動態極端的特點是辦任何事情，只要覺著痛快，就把他推向極端，或者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毛澤東說了，「人多，熱氣高，幹勁大」， 再加上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於是就多生孩子，還把提出人口建議的馬寅初批判。等到了人多為患的時候，又走到另一個極端，懷孕7 個月的孩子都得掏出來做掉。衛生站像獸醫一樣，追著給人包紮， 強行避孕。毛對中國人口反常增長的兩個極端政策，給國家經濟與社會造成了無法扭轉的長遠危害。以至於現在不得不鼓勵生三胎。政府憑什麼剝奪公民生孩子與不生孩子的自由。美國前總統里根在就職演說時，曾引用了中國古人的名言，「治大國若烹小蝦」，不能翻騰。可是我們中國人卻不認可，只要能吃上窩窩頭了，就的搞個運動，折騰折騰。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是個極端主義者。在國際上採取了一邊倒的政策，與蘇俄稱兄道弟，把對中國有深情厚誼的司徒雷登趕回了美國。和10幾個共產國家鰾在一起，鼓吹東風壓倒西風，在外交政策上 失去了迴旋的餘地。好景不長，不到十年，毛和蘇聯老大哥就翻了臉。打了10多年的口水仗，最後不得不去深挖洞，廣積糧，不得不如陳毅所說，「一個屁股，兩個拳頭。」既要對付美帝，又得提防蘇修。 毛的極端主義把中國的外交帶進了兩面楚歌的孤立窘境，然而他的喉舌人民日報卻還在高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在50年代，經過了三反五反和反右運動，毛澤東從肉體上消滅了私有，又從意識形態上消滅了「資產階級」，1958年，他又走向了極端，在中國颳起了共產大風，提出了大躍進、總路線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企圖在一夜之間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畝產萬斤，砸鍋煉鐵，焚林種糧，圍湖造田。折騰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造成了連續多年的「自然」災害，老百姓個個食不果腹，面帶菜色，甚至有數千萬人死於飢餓。大自然無情地懲罰了與天斗、與地斗的極端主義者。遺憾的是，這種懲罰得由無辜的百姓來承擔。毛澤東和他的高官們照樣四菜一湯。

老百姓好不容易才吃上幾頓飽飯，毛澤東又坐不住了，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文藝、教育戰線把中國推向了極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除一切封建迷信。把科學家、教授、藝術家和作家統統關進了牛棚。放出了江青、姚文元、康生這些鷹犬，上跳下躥，唯恐天下不亂。讓幾千年流傳下來的中華文化全面遭到否定滅絕，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變成了歷史虛無主義。最後，正如他的副統帥林彪所薦言，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科學教育青黃不接。歷史又一次對極端主義做出了無情的宣判。 

四人幫倒台以後，人們經過十年的精神上被壓抑的苦痛，終於看見了自由的希望。於是他們再70年代後期，通過民主牆，積極熱情地探討著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未來，可惜，中國的政治形勢又被極端主義壟斷，導致了西單民主牆的取締和對眾多異議人士的搜捕。10年後，在64事件中，時任總理的李鵬先生在開始時候，低估了事態的嚴重性，對學生蠻橫無理，粗暴回絕；當事件進一步擴大后，政治局又亂了手腳，動用了機槍、坦克，和野戰軍， 一下子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不惜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留下了一片鮮紅的屠殺無辜的血跡。讓國民政府在12-9運動中的水龍頭黯然失色。

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本來或許是個能讓中國擺脫貧困的好的辦法。可是，剛一開始，黨的領導人，領導人的子女和家屬，就像一群貪婪的猛獸，把改革開放的政策推向了極端。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圈佔土地，變賣工廠，買空賣空，哄抬物價。扯去了中國人蒙在臉上幾千年的仁義道德的面紗，把中國變成了一個赤裸裸地不擇手段、追逐金錢的名利場。無官不貪，無商不騙，把中國社會一下子推到了不見道義，不知恥辱的災難邊緣。極端主義正在毀滅著中國，極端主義還在泛濫。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建設也蒙上了極端主義的陰影。無視環境惡化，片面追求高GDP。不經過認真聽取不同意見，不經過生態平衡的仔細論斷，一意孤行，建了三峽和南水北調。接著，又建了世界上最高的大樓，最長的橋樑，以及最快的鐵路。把巨額的資金投入到未經考驗、未經驗證的、帶有風險性的項目上。在國內外尚無先例的高鐵項目中，又一次搞了大躍進。讓中國成為高鐵最快、高鐵最長的國家。

這次發生在浙江的追尾事故，表明了技術和管理的缺陷，把一個不大成熟的高鐵一下子推廣到全國各地，一旦有誤，將給國民經濟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像58年的大躍進一樣，還得由13億老百姓買單承受。 在短短的20年裡，蓋了那麼多高層建築和居民大樓，無論在工程設計，施工技術或者建材質量上，難以層層把關，一旦某個地區發生了地震，會有多少老百姓遭殃落難。 在短短的20年裡，蓋了那麼多高層建築和居民大樓。假設建築壽命可以長達100年，就會給後人留下100年躍進一次的周期函數，成為他們的沉重負擔。中國在鋼材、水泥等建材的需求屆時會出現一個高峰。如果那時候的國民經濟適逢低谷，沒有能力修補或重建，那將是後人居住問題的一場災難。

從毛澤東在外交、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全方位的極端主義，以及改革開放后在經濟建設中的極端主義，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違背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夜郎自大，主觀臆斷，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極端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辦暢通無阻，危害不斷，是因為執政黨的至高無上，權力無限。他們只考慮如何鞏固和加強手中的權力，或者為實現某種左傾冒進的理念，不會評估國家和人民可能會承受的損失。他們企圖用高GDP當成一黨專政的雄厚資本，他們企圖用經濟崛起來證明政權的合法，證明黨的偉大。但是因為他們違背了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必定無法避免失敗的結局。可憐的是那13億百姓，本來想歡歡喜喜地進入共產主義，結果卻帶來了3年的飢餓。本來想看到一個崛起的中國，結果卻不得不為資源的耗盡與環境的污染而集體買單。

毛澤東早在1927年是就已經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了，他提出過：「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說過：「 矯枉必須過正  不過正則不能矯枉。」這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他主張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都要擁護。」也是極端的典型。

其實， 革命就是一個極端的過程，用極端的手段達到極端的目的。正如毛所津津樂道的「槍杆子裡邊出政權」。革命的結果就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是一場你死我活，真刀真槍的搏鬥。但一般說來，也總是怨怨相報，惡性循環。革命的結果很難使國家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因為要革命就要有一個強權的領袖，這個領袖在成功的時候會順理成章地把他自己當成國家的獨一無二的主宰者。遺憾的是，一山不容二虎。妥協和讓步不是咱中國人的習慣。

革命對國家、對人民都是極大的破壞，其結果是從一個獨裁的政權演變成另一個獨裁的政權，老百姓所面臨的還是被奴役，被剝奪，被宰割。革命不是最好的政權交替的手段。如今，人類已進入了21世紀，進入了信息的時代、網路的時代，中國應當學會通過和平的辦法，平等協商，改善國家的體制，逐步走向民主自由。

然而，執政黨偏激的權力觀念以及對不同意見的極端壓制，會使和平過渡的希望變得渺茫。這些愚昧頑固的獨裁者似乎又在重複著前人的腳步，逼迫著反對者走上革命的道路，讓不愉快的歷史重演，讓中國再受創傷，這是誰也不願見到的結局。

在儒學克己復禮君臣父子的熏陶下，中國百姓幾千年來，溫順得像一群羔羊，但是極端暴孽的統治者利令智昏，卻總要把他們逼向絕境，最終會把國家帶到災難的邊緣。多黨制的民主社會體制是克服極端主義、折衷糾偏的妥善辦法，值得借鑒。讓我們虔誠地禱告吧，願上帝賜給我們一位脫俗的高人，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到首位，帶領中國建成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國強民富，仁愛平等，消滅特權 。遺憾的是，那個小學水平的博士正在正在與民主背道而馳，讓中國重回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