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特點、選擇與貢獻

古人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舟指的就是皇家；廣義上說，這水就是人民。狹義地講，在中國人民就是農民。

中國農民是個怪異的群體，他們人數眾多，但是通常沒有自己的主張，不愛講話，只知道面朝黃土背朝天，祖祖輩輩成年累月地在田裡耕作。他們養活了皇家、政府和那些非農業的人口，可他們自己卻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更可貴的是，他們很少發牢騷出怨語。即使在中華崛起后的今天，牢騷太盛的還是那些城裡人，房價高了，買車難了，看病貴了。可是農民根本沒有資格去考慮這樣奢侈的問題。

農民的歷史貢獻

幾千年的大多數日子裡，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就象一池平靜的春水，無聲無息，無風無浪。但是這種平靜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他們必須有塊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必須留下養活一家老小的口糧。然而這樣一個最基本的要求也常常得不到滿足。遇到一個不爭氣的皇帝，遇到一群貪得無厭的官吏，遇到大旱大澇的災荒，農民不得不吃糠咽菜，甚至用樹皮和白土充饑。這時他們超強的忍耐力已經被推到極限之外。於是他們高舉義旗，揭竿而起。平靜的水面開始興風作浪，皇家和政府的安樂船開始搖動。

秦朝的陳勝、吳廣，西漢的赤眉、綠林，東漢的黃巾，隋末的十八路反王，唐代的黃巢，宋代的梁山和方臘，元朝的紅巾軍，明末的李自成和張獻忠，清朝的太平天國和捻軍，幾乎此伏彼起接連不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幾百年就會發生一次。雖然這些義軍難逃被剿滅的下場，但是他們在相當大程度上動搖了封建統治者的基礎，促進了一個朝代的滅亡。奇怪的是最終滅亡的只是一個朝代，並不是那個惡性循環的制度。

雖然在改朝換代中貢獻最大的是農民，但是通過農民起義而獲得政權的平民領袖在中國歷史上只有三位，他們是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還有我們近代的毛澤東先生。歷史表明農民起義的最後成功離不開一位厲害的領袖。

不管新朝的皇帝來自擁兵自重的權臣，還是平民百姓，他們上台之後都會給農民一點喘息的時間，醫治戰亂的創傷，恢復戰前的生活水平。於是農民重新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大中華的池水又恢復了平靜。

因為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是對農民的盤剝，農民又是國家人數最多的群體。儘管他們很窮，但是只要從他們每人身上索取一兩銀子，集中到國庫，就是幾千萬兩甚至幾億兩。於是農民在新朝建立后還得承受著苛捐重賦，沒過上幾天的好日子便開始按照負指數規律衰減。過了幾個半衰期后，他們實在受不了了，又把鋤頭和鐵耙當成武器，跟厚顏無恥的政府叫板。

農民經濟地位和文化水平

農民們費了不少力氣把政府動搖或推翻，可是他們為什麼不能建立一個捍衛自身利益的政府？他們為什麼不能開創一個不要皇帝的制度？這關係到農民的經濟條件和教育水平。

首先中國農民是以家庭為中心的個體經濟，他們只要有幾畝地種莊稼，打下的糧食夠一年的口糧，基本生活條件就會滿足。最多用幾個雞蛋到集市上換一盒火柴或二兩燈油。他們有菜園子，有白薯窖，有幹活兒的牲畜，甚至有碾有磨，可以自己做豆腐。這樣一個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細胞就象周期表上外圍滿殼層的元素，諸如氦、氖、氬、氪，呈現惰性。他們可以各掃門前雪，老死不相往來。因此只要社會動蕩沒有衝擊到他們家裡，他們就會默默無聞地耕作，重複著生兒育女的循環。

其次，中國農民的生產力低下，除了能夠養活一家人外，他們沒有多少結餘。除了少數地主富農，多數農民不會有隔年的儲備。因此他們和孩子不能懈怠，必須早起晚睡，包括餵豬養雞，播種保墒，秋收揚場，沒有一點閑空。因此，他們沒有學習文化的機會。於是無知導致了愚昧。他們以為只要自食其力，安分守己，就會有飯吃。他們不去考慮如何提高產量，他們不知道培育新品種，他們也不想知道什麼叫科學技術。愚昧無知的結果是一代一代重複著清貧的日子。

農民由於世世代代被拴在土地上，鄉土觀念很重，如俗話說的故土難離。最多也就是每年去幾次集市。因此農民思想保守，因循守舊，不思進取，不求發展。抱守殘缺和目光短淺使他們不想關注社會制度這樣的基本問題。只要皇家給我喘氣的機會，我可以按時交租，寧願過著踏實的日子。所以他們不會問責官府，不會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張。農民的這種與世無爭的處事哲學助長了統治階級胡作非為貪污腐敗的行為。直到腐敗程度超出了他們的容忍。

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使得農民群體養成了自私自利的習慣。他們主張各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他們信念著無利不起早，他們提倡好屎不落外人田。象華盛頓建立民主制度，象愛迪生髮明燈泡，象開普勒研究天體運行，那都是造福於他人的事情。他們關心的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他們努力的目標是給兒子蓋一套瓦房，娶妻生子。至於革命，那是為別人掉腦袋的蠢事。他們不關心秋瑾被殺，他們想要的只是一塊沾血的饅頭，給兒子治病。基於農民的這種習性，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的大革命很難再中國發生。如果說中國是沉睡的獅子，這獅子就是慣於沉睡的農民。

新朝統治者，不管是來自皇室貴胄還是市井平民，他們的根基也都農民，他們成長的社會環境也離不開農村，因此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執政綱領也都受著農民意識的左右。首先是自私，他們必須堅持血統因襲，政權不落外姓，把自己的兄弟子女各個分封，同享榮華，永傳富貴。為了保住江山，就要建立龐大的政府和軍隊，這些開支都必須均攤在農民的頭上。他們雖然來自農民，但是還得繼續剝奪農民。不這樣做，他們就不是農民了。因此新的朝代建立之後，農民期盼的利益又石沉江底。

農民的選擇

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光碟機逐了韃虜恢復了中華。更重要的是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為了完成這一神聖的使命，以孫中山先生為領導的仁人志士前赴後繼，英勇頑強，為了民族大業坦然就義。那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遺憾的是，中國的資產階還不夠成熟，甚至非常軟弱，無法把這場革命繼續下去。

接踵而來的是軍閥混戰，爭奪地盤。這些人不過是拿著槍杆子的一群農民，他們不管國家的前途，他們不管民族、民權和民生，他們所要的就是佔據山頭，就是從農民身上繼續壓榨出錢糧俸祿，維持自己和家族糜爛的生活。躋身於總統要職的袁世凱還鬼迷心竅要當皇帝，辛亥革命的果實岌岌可危。可惜孫先生不幸於1925年早逝，使三民主義的發揚光大失去了舵手。

恰恰在這個時候，蘇俄的十月革命送來一股東風，使得不少激進的知識分子走上了另一條共產救國的道路，和三民主義分庭抗禮。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來對付共產黨這個小兄弟。從1927年開始，國共之爭便提上日程。國軍的五次圍剿迫使紅軍北上長征，另闢根據地。

1937年，日本軍隊從華北開始，在不長的時間裡佔領了半個中國。國共兩黨又一次合作，聯手抗日。中國在八年的抗戰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國土淪陷，軍民死傷千萬。原本弱小的共產黨在八年裡獲得了成長壯大的機會，以至於在抗戰勝利之後可以和國軍逐鹿中原。

在國共開始對峙的時候，國民黨方面號稱大軍四百三十萬，共方只有一百二十八萬。且不說各自地盤的大小，僅國軍的力量已經是共軍的三倍多。然而從1946到1949僅四年的時間，國軍被共軍打得落花流水，退踞小島台灣。為什麼共產黨的軍隊能夠以弱勝強，扭轉乾坤呢？其主要原因就是農民的盲目選擇。

三民主義雖然提到民生，提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但由於國內的混亂局面，很難付諸實施。而另一個黨的口號卻很簡單，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把一場嚴肅的政治革命演繹成暴動，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從西方的角度，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革命，這些革命者不過是一群暴徒。你憑什麼要打人家土豪，你憑什麼要斗人家地主，你憑什麼剝奪人家資本家，難道就因為你窮？窮得進步？窮得光榮？

但是，這種口號正好適應了農民的口味和需求。他們無力通過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富裕起來，他們仇恨那些富人。似乎他們之所以窮就是因為那些地主、資本家們富。而且農民在爭取權益的時候往往崇尚暴力，用棍棒刀槍解決問題，用鮮血和廝殺來壓倒對方。共產黨的口號無論從思想還是準則都博得了農民的贊同。因此他們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把解放軍看作自己的子弟兵，，希望從此改變自身的處境。他們沒有仔細地計算，把一個地主的財產分給100個貧農，他們最多也只能當0.01個地主。因此革命的成功還不能把農民從貧困中解放。

農民的參與

在撈到一點好處的強烈願望下，農民為解放軍提供了兵員、後勤、給養，甚至擔架隊。他們成群結隊地推著小車，挑著扁擔去戰地服務，希望通過這場戰爭贏得永遠的利益。而此刻的國民黨卻代表了懦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利益，顯然站到了農民的對立面。中國的農民占人口總數的90%以上。共產黨的口號激發了農民這頭睡獅，於是農民的積極參與與支持促進了戰局的反轉。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可以說成沒有農民就沒有共產黨。

遺憾的是農民們的目的還是沒有達到。革命勝利之後，雖然地主富農被掃地出門，雖然資本家被公私合營，農民們並沒有站立起來。相反他沒被農村戶口世世代代束縛在黃土地上。他們生產了糧食，但是他們無權使用他們生產的商品糧。他們雖然有了幾畝田地，但是五六年後又回歸國家所有，他們又恢復了赤貧。

原因很簡單，取得政權的那些人也是農民。這些新型的官吏從農民之中脫穎而出后，職責還是管理農民，讓他們埋頭種地，讓他們上繳公糧。農民推動了革命的成功，卻享受不到革命的成果。不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又讓農民組成了集體，連他們一向陶醉的小農經濟也無法繼續。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也是農民，在中國農民無疑是最可憐的群體，可是這個群體卻不知道如何解放自己。因為他們身上有著幾千年遺留下來的那些弱點，無法自我解脫。

文化革命的那幾年裡，學生停課，工人停產，為什麼國家照常運轉？除了周恩來總理的廢寢忘食日理萬機，還有農民的貢獻。他們勤勤懇懇地在田間勞作，為城裡的那些職業革命家們提供了口糧，使那些文攻武衛的戰士能填飽肚子。紅衛兵們要是餓癟了肚子也就沒力氣去煽風點火四處串聯，沒力氣斗走資派，更沒力氣火燒科學館。

改革開放以後，中華崛起了。貢獻最大的不是黑貓、白貓，不是銀行的總管，不是國土局的領導，也不是腰纏億貫的地產商們，而是為上億的農民工。沒有他們的汗水，就不會有高樓大廈，就不會有公路橋樑。可是他們的工資最低，他們的生活條件最差，他們的福利最少。他們幹了一年卻領不到工錢，他們幹了一年卻買不到回家的車票。他們在城裡是二等公民，買不起房子，進不起學校。中國的大樓越建越高，中國農民的地位卻還是最低。因為一盤散沙的他們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因為本校小康的市民沒人為他們說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必然結果就是，讓多數的農民繼續窮下去。

農民的思想意識

在中國雖然農民的地位低，但是農民意識和思維對社會的影響最大。即使GDP高到世界第二，即使高速鐵路延綿萬里，從文化素質和修養看，這個國家基本上還是個農民的國家。我們可以從中找出許多農民的特點。

第一就是強烈的家族意識。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個人有了權力，兄弟姐妹、兒女子孫都要撈到好處。或是做官，或是經商，個個有權有勢，靠的只是一位得道的大人物。以周永康、徐才厚二家為例，他們的子女親友撈到了多少官位和錢財。這些行為與共產黨的馬列主義信念完全對立。他們身上充斥的不過是小農意識，好屎不落外人田。

第二是狹隘自私。因為他們窮了幾十輩子，幾百輩子，窮怕了。所以以周永康委代表的貪官們一旦手握大權，就要監守自盜，賣官鬻爵，貪污受賄。越貪胃口越大，從百萬到千萬，從千萬到億萬，貪婪成性，沒有止境。這些農民意識強烈的官員不喜歡制度的約束，因為有了制度，他們就不能再公飽私囊為非作歹。

第三缺乏遠見，好大喜功。為了挖掘財富，不惜破壞環境。農民意識使得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子孫，為了子孫萬代永不受窮，寧願竭澤而魚焚林為田，從而為他們自己堆起一座金山。可是他們不考慮別人子孫的利益，水源、空氣遭到污染，後人如何生存？當然他們也有他們的辦法，在環境遭到破壞之後，拿著大把的鈔票為自己的家人在國外築窩。既有了錢，又有了良好的環境。把多數不能富裕的同胞撂在霧霾里生活。

第四，他們寧可花大把的鈔票把孩子送到歐美貴族學校，也不願意把財富捐給國家的教育事業，興建中國人自己的哈佛、建橋，讓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先進的知識。這同各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一個道理。這些人里不乏大款、大腕，還有政府官員。讓自己的孩子不輸起跑線上，就是把別人的孩子遠遠地拋到後邊。大家都想從這個國家拿到好處，卻不願為這個國家做些奉獻。他們不能像西方的富人那樣把賺取的財富回報社會，捐贈給福利事業、大學、圖書館或博物館。這些農民暴發戶們還沒樹立起讓大家都能分一杯羹的進步觀念。

第五，有了錢就醉生夢死，缺乏創業和進取精神。有了錢首先想到的是吃喝玩樂恣意享受。在糧食定量剛剛取消不久，北京城裡的酒店、飯館如雨後春筍，比比皆是。電視欄目里的一個亮點就是吃，就是口感。他們過了多年貧寒的日子，有了錢自然會想到吃喝，甚至嫖賭。歷史上的洪秀全、李自成都是如此。在這方面，政府官員也不甘落後，三公消費大吃大喝，貪污腐化，烏煙瘴氣。

第六，農民的個體經營使他們不需要一個健全的制度，不願接受制度的約束。制度會捆住他們的手腳，不能謀求私利。不受法律約束的國家在本質上就是個農民的政府。除了制度的守舊，農民們做買賣也缺乏長遠的打算，為了謀取一時的利益，不惜坑蒙拐騙，不講信譽，喜歡一鎚子的交易。相對而言，注重商業的西方則需要契約的保護，這種相互約束的精神推動著他們去建立一種相對公平的商務交易。

第六，農民意識壓制了人的創造性和思想的解放。和西方相比，中國的經濟模式注重房地產、加工和炒作。即使是香港的富豪，多數人也是靠房地產發家。農民意識使得他們缺乏開發實業、創造品牌的精神。日本和韓國在起飛二三十年後能在汽車、電子儀器等領域和歐美平分秋色。中國的房價已經增長了十倍，可是還有沒幾樣譽滿全球的商號和品牌。這些短處最終將限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

社會在前進

不管你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和思想方法上，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國家。要徹底改變中國的現狀還需要幾代人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農民加入到工商的行列，需要農民自身的機械化和現代化，需要一個嶄新的教育制度，培育新人，培育有知識的農民。當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中國的社會必將一步一步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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