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四維：特朗普2.0會不會變成胡佛2.0 ZT

當今世界，混亂與不確定性正在加劇。俄烏衝突愈演愈烈，能源價格波動不斷衝擊全球供應鏈，通脹壓力日漸升溫，極端民粹思潮在西方世界抬頭。很多人將目光投向歷史，試圖在過去的經驗中尋找答案。有人說，「1929年的大蕭條最終導致了二戰」，似乎經濟災難必然引向世界大戰。然而，若我們仔細梳理1929年至1939年這十年間的關鍵因素，便會發現真正讓世界滑向全面戰爭深淵的，並非股市崩盤本身，而是一套將世界貿易體系徹底破壞的關稅政策——這就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

歷史往往驚人地相似。當年，「胡佛總統」在大蕭條背景下，為了把美國從經濟低谷中拯救出來，不惜以鄰為壑，通過極端保護主義來宣稱「讓美國再次繁榮」。然而結果，卻是一場席捲全球的貿易戰、極端主義盛行和全面戰爭的爆發。而今天，在美國國內，某些政客同樣在鼓吹關稅壁壘、高舉「逆全球化」大旗，並且在全球舞台上以強硬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行事。「特朗普2.0」會不會變成「胡佛2.0」？美國會否再次重蹈《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覆轍，把世界推向不可預測的深淵？

貿易保護主義才是禍源

1929年10月24日，美國股市爆發了著名的「黑色星期四」。道瓊斯指數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從363點暴跌到220點，投資者一片恐慌，銀行和工廠的倒閉潮接踵而至。人們常常把這一年標記為「大蕭條」的開端，但要注意，儘管1929年的崩盤驚心動魄，真正讓全球經濟陷入長達數年的低迷泥潭的，卻並不單單是股災，而是後續的一系列保護主義政策所導致的全球貿易枯竭。

就在股災發生后的幾個月，美國的工廠開工率從原先的滿負荷快速下降到80%，經濟學家們擔心的「工業滑坡」苗頭已經出現。然而，美國國內卻瀰漫著一種聲音：美國經濟困難，是因為來自歐洲的商品「搶」走了美國市場，國內的商品和農產品不能順利銷出去。

1929年底，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斯穆特（Reed Smoot）和眾議員霍利（Willis C. Hawley）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方案：以大規模提升關稅為手段，保護美國國內市場。他們斷言，只要讓外國商品無法輕易進入美國，美國經濟就會恢復繁榮。斯穆特和霍利堅稱：「美國經濟之所以下滑，就是因為關稅太低，大量歐洲商品湧入，擠佔了本土市場；要想實現繁榮，必須提高關稅！」

這一主張得到眾多農場主的鼎力支持。對於農場主而言，他們無法接受「糧食賣不出去」的事實，他們傾向於把所有問題歸咎於「外國農產品競爭」。而美國國內許多工業企業也認為，通過加征關稅封鎖進口，可以保持本土市場的「純凈」，重振國內生產。反對者不在少數，他們擔心美國若率先提高關稅，其他國家必然會進行報復性關稅提升，結果只會導致全面的貿易戰爭。但在群情激昂的氛圍下，持反對意見的人士要麼被冠以「賣國」、「不顧本土製造死活」的帽子，要麼迫於輿論壓力選擇沉默。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得到了國會的支持。超過2000種商品被列入了關稅清單。1930年4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雙雙通過。接下來，只等時任總統赫伯特·胡佛簽字。

明眼人其實並不少。來自經濟、金融界以及工業界的大佬們紛紛聯名上書，極力反對這一法案。1930年5月4日，1028位美國經濟學家聯名要求胡佛總統拒絕簽署，他們的理由只有一個：「不要作死！」

福特創始人亨利·福特親自拜訪胡佛，勸說總統一定要謹慎行事；J.P.摩根的總裁托馬斯·拉蒙特甚至形容自己「恨不得跪下來求胡佛」，因為他深知這條法案所帶來的破壞力遠大於幫助。拉蒙特反覆警示說，保護主義會打擊經濟復甦，造成全球的極端主義勢力抬頭，最終可能引發戰爭。

然而，在強烈的民粹氛圍與國會壓力之下，胡佛還是選擇了簽字。1930年，美國政府將進口關稅大幅提高到驚人的50%。美國商界一片歡騰，彷彿一夜之間，美國的經濟就將「再次繁榮」，美國人民彷彿就要「再一次偉大」了。可事實證明，這一步，正是把世界推向深淵的一腳。

當美國率先舉起保護主義大旗時，其他各國自然不可能束手就擒。你加稅，我也加稅；你封鎖，我也封鎖。一場全面的貿易戰迅速爆發。

加拿大首當其衝地作出回應，迅速採取同等幅度的關稅報復；英國、德國、義大利緊隨其後，也紛紛把關稅提升到50%上下；法國更是把一些美國商品的關稅提高到400%，相當於「我根本不跟你玩了」。德國在此基礎上不斷深化，尤其是在小鬍子上台後，提出「自給自足」的閉關鎖國式經濟體系，極端主義由此在歐洲大陸急速蔓延。

對美國而言，這場保護主義火焰並沒有如想象中那樣帶來「再次繁榮」，反而令美國外貿陷入冰點。1929年，美國出口總額尚有54億美元；到1930年驟降至21億美元；1931年跌至13億美元；1932年僅剩7.8億美元，短短三四年時間裡，美國出口總量萎縮超過85%。

美國國內尤其以汽車產業的下滑最為慘烈——對外出口同比下滑了95%。許多美國企業這才意識到：原來全球市場的互通並非可有可無，一旦把自己與世界隔絕，對方也會把你拒之門外。滿心歡喜的國會議員們恍然發現，1929年他們以為的經濟谷底，其實並不是終點。隨著貿易戰大幕拉開，全球市場封閉和經濟衰退才真正進入「至暗時刻」。

經濟學家們在幾十年後回顧這段歷史時普遍認為，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不僅加劇了全球貿易萎縮，更直接助長了歐洲各國極端勢力的崛起。民眾在經濟蕭條和失業潮的重壓下，對現行體制失去信心，轉而投向極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這一變化最終演化為1939年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說到底，1929年股災之所以在後面演化為全球經濟大蕭條，不僅僅是市場自身的修正，更是各國瘋狂築起關稅壁壘、開啟「零和思維」導致的結果。從1930年至1932年的短短兩年間，世界貿易總量萎縮達七成，全球經濟陷入低谷。讓人痛心的是，這場「保護」演變成的「自殺式博弈」，最終將人類帶向了更大規模的衝突與浩劫。

從「讓美國再次繁榮」到「讓美國再次偉大」

1931年，胡佛喊出了三個響亮的口號，用來面對深重的經濟危機：驅逐移民，把工作機會留給美國人；增加關稅，把外國商品擋在國門之外；國內減稅，以重振工商業。他將這三項措施視作救國良方，信誓旦旦要把美國從蕭條里「撈」出來。但結果我們都知道：美國經濟並沒有「再次繁榮」，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更深的深淵。直到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之後，通過新政以及與世界的漸進合作，才讓美國經濟逐漸走出泥潭。歷史對胡佛的評價極差，甚至有不少史學家將他列為「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之一。

歷史常常諷刺地重複。和當年的胡佛一樣，特朗普在就任美國總統之初，就喊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他同樣認為，美國經濟表現不佳要怪國外競爭，進而向全球多個國家加征關稅，其中中美貿易戰更是愈演愈烈。

與此同時，特朗普的政策也帶有極強的民粹色彩。他強調把移民趕出去，以「保證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他多次威脅「退群」、強調美國優先，對多邊貿易體制和國際機構持懷疑態度。縱觀胡佛的「三板斧」，與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策居然驚人相似：打擊非法移民、嚴控移民政策；發動全球貿易戰，對歐洲、亞洲多個國家加征關稅；宣布大規模減稅計劃，以期激發美國企業投資。

美國主流經濟學界對特朗普的「貿易戰」同樣非常恐慌，警示這會推高通脹、破壞全球供應鏈，進而損害美國自身利益。但正如當年的胡佛時代一樣，民粹式的輿論常常佔據上風，美國決策層依舊在「作死」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美國的保護主義、大規模加稅減稅等政策，會進一步推高美國內部的通脹和貧富差距，也會進一步破壞全球供應鏈。特別是在當今高度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下，「關門造車」並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

更嚴重的是，在經濟預期黯淡的情況下，民眾生活水平持續下降，往往會刺激社會的怨氣。這種民怨又會被右翼政治勢力所利用，繼續製造「閉關鎖國」的輿論氛圍。一來二去，就形成了一個危險的惡性循環：經濟不好——民粹上台——再對外升級對抗——經濟更糟糕——極端勢力更加坐大。歷史上的1930年代，也正是在這樣的循環里一步步走向了戰爭。

由於全球生產深度協同，任何大規模的「關稅戰」「封鎖戰」都會對供應鏈造成巨大的衝擊。美國「再工業化」的口號喊了多年，卻遲遲無法大規模重建完整的製造體系。硬要逆著全球化的潮流「自給自足」，意味著必須承受長期的高通脹和低效率生產成本。

特朗普口口聲聲要把製造業拉回美國，但對企業來說，過高的生產成本和人力成本都無異於自斷生路；即使政府通過補貼和減稅，企業也依然難以構建起從零部件到終端產品的全流程體系，短時間內更是難上加難。美國的貿易保護風潮一旦捲土重來，歐洲右翼勢力只會更加興奮。他們對歐盟內部的移民、難民、經濟福利問題早已怨聲載道，不斷呼籲歐洲關上大門「各過各的」。然而歐盟內部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想要在歐洲內部建立「全面替代供應鏈」也是困難重重，再加上俄烏衝突引發的能源危機，歐洲自主工業成本已經飆升，想要「短期關門自保」根本難以實現。結果很可能是全球貿易體系進一步碎片化，形成彼此敵對的「經濟小圈子」，各方各懷鬼胎，世界格局更加動蕩。

從1929年到1939年，看似十年漫長，但實際上，戰爭的陰影在前五六年裡就已若隱若現。對比今天，許多人擔憂：俄烏衝突、台海局勢、中東動蕩，這些可能成為新的「火藥桶」。如果美國在經濟衰退下再度極端化，走胡佛的老路，對內驅逐移民、對外強行加稅、強行封鎖，那麼世界會否重蹈1930年代的覆轍？

只不過，在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民粹主義更容易通過碎片化的社交平台散播，反制也更難。很多時候，學者、媒體發出的專業警告都被人淹沒在「愛國」「立場正確」的口號里。一旦美國政府陷入盲目的「保護主義狂潮」，真的會像當年的胡佛一樣，把自己和世界都帶入險境。

人類距離1945年二戰結束已經過去了80年。回首1945年以來的歲月，世界主要大國在歷經冷戰對峙與全球化繁榮之後，原本有機會通過和平競爭與合作，來面對經濟轉型和氣候危機等重大問題。然而，如今的現實，卻讓人不由得生出憂慮——世界似乎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彷彿邁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門檻前。

正如那些前車之鑒：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各國競相築起貿易壁壘，再加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極端政權的此起彼伏，足以引爆一場全球危機。在信息傳播速度遠勝於上世紀30年代的今天，任何「局部衝突」都可能在極短時間內演化成全球風暴。

從歷史的教訓中尋求理性

1929年的崩盤和隨後簽署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是世界經濟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也可以說，「黑色星期四」只是引爆的火花，而真正的「導火索」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惡性循環。它帶來了對外貿易的崩潰，將世界經濟推向谷底，又為極端主義提供了滋長土壤。1939年的二戰全面爆發，只是這場危機的遲到結局。

今天，我們再度看到美國國內的民粹和「再工業化」口號，看到某些政客試圖用關稅大棒封鎖對手，或者通過「技術脫鉤」來達成所謂的「絕對安全」。然而，世界早已不同於上世紀30年代的面貌：中國擁有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鏈，美國與歐洲都對中國市場和供應鏈有深層次依賴，再加上全球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要在世界範圍內重新建起一個完全與外隔絕的「高牆」，幾乎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可是，政治決策的危險就蘊含在這種「可能和不可能」之間：如果出現戰略誤判，或極端民粹勢力在關鍵時刻掌握話語權，那麼歷史就可能用另一種方式再度重演。

經濟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各國「不合作」的集體選擇。胡佛的悲劇在於，他有機會採納專家和企業家的意見，採取對外溝通合作的方式緩和危機，可他偏偏認為「關稅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結果，當關稅壁壘成為各國的政治籌碼時，世界就走向了割裂，也為戰爭埋下了伏筆。

而特朗普等政治人物，如今複製的正是當年胡佛式的邏輯：將外部世界視作「失業」「通脹」「經濟衰退」的主要根源，通過孤立、圍堵和制裁來獲得國內民眾的選票。然而，事實會一再證明，這種方法治標不治本，最終只能讓本國企業失去全球市場，也讓外部國家在應對「美國霸凌」時選擇報復性措施。結果，世界經濟再次步入「失序」狀態，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再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大門」也便悄然敞開。

當然，歷史從來不會簡單地重複。我們看到全球化的時代紅利，看到新興技術的巨大潛力，也看到越來越多國家願意通過多邊合作來對衝風險。人類社會畢竟已經走過了幾十年沒有世界大戰的大體和平期，這些積累下來的互利共生關係，或許還能遏制戰爭的進一步爆發。然而，在關鍵時刻，任何一個大國只要做出錯誤的選擇，就足以點燃全球「火藥桶」。

2025年是二戰結束80周年，也是下一個時代的分水嶺。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全球化的脆弱之處，需要理性與溝通來替代情緒與偏見，更需要深刻反思美國國內政治和全球貿易的結構性矛盾。倘若任由「胡佛2.0」的民粹狂潮在華盛頓掌握權柄，那麼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悲劇難免會以新的形式重演，正如歷史這面鏡子一次又一次所警示的那樣。

如今，世界有可能從「二戰後」邁入「三戰前」。倘若美國繼續在貿易和外交領域採取極端措施，繼續高舉「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旗幟，忽視全球合作和相互依存的現實，那麼歷史證明的那個最危險的門檻或許已經被跨過。而這一次，如果真要爆發新的世界級衝突，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恐怕會比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更為可怕。

世界各國，尤其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美國，必須從歷史教訓中汲取智慧。任何一國想要獨善其身，或者幻想以關稅和封鎖來「讓本國再次繁榮」，都難逃「作繭自縛」的命運。希望所有熱愛和平、推崇開放合作的人們，都能加強警惕，一旦「特朗普2.0」的保護主義大幕完全拉開，全球必將陷入更深層的動蕩與衝突之中。這不僅關乎政治家們的選擇，也關乎每一個普通人的前途和命運。

（本文在寫作中引用李克《我對這個世界的恐懼與希望》的數據和觀點，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