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踞狼牙：晉察冀一分區的那些事（一一零）ZT

前面說過，中央工委的主要領導有兩個人，一個是朱德，另一個是劉少奇。如果看地位排名的話，劉少奇還比朱德要高得多。朱德呆在晉察冀，解決了一直委靡的軍事問題，劉少奇自然要更上一層樓，解決更加複雜的政治問題。 

雖然四七年初的時候，晉察冀根據地在政治上，並沒有出什麼問題，但是劉少奇卻認為，有問題要解決問題，沒有問題的時候，自然是製造出問題來解決。只要態度夠端正，雞蛋里不僅能挑出骨頭，還能挑出中國特色的馬列主義，關鍵看你能不能找對下手的方向。

劉少奇找的方向，就是土改。 

聶榮臻軍事上不夠出色，這一點很多人心中都有數，但當他的下屬，其實還是很舒心的。聶司令性格寬厚平和，經常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而且很少記仇，左葉當眾打死他的狗，他也只是吵一會而已。儘管在朱遵斌、郭天民等事情上他做得有點激烈，不過比起同時期的其他將領，聶老總真算是個老好人。 

事實上，聶榮臻最擅長的不是軍事，而是民政。在他的領導下，晉察冀根據地的社會秩序一直非常穩定，極少主動折騰老百姓，軍民關係如魚似水，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抗戰勝利后搞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標，晉察冀也做得很認真，盡量不激化社會矛盾，同時對軍屬、抗屬或烈屬進行一定的照顧，效果非常好。 

聶榮臻打仗可能不太行，但政治能力很到位，地主的覺悟也沒有後來宣傳得那麼低。不流血不死人，老百姓照樣可以翻身致富，即使是在大軍退出張家口的最低谷，仍然有三四萬農民加入八路軍，成為野戰縱隊的新鮮血液。 

一切平靜，都在四七年戛然而止，因為劉少奇和彭真來了。 

此時的毛澤東剛從延安撤出，正在山溝里跟胡宗南周旋，能保持軍事指揮已經很不容易，無法面面俱到。身為黨內的二號人物，劉少奇在晉察冀可以說是萬人之上、一言九鼎，直接代表黨發號施令，領導聶榮臻的工作。 

彭真是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在延安整風時就是劉少奇的副手，劉少奇同康生聯手製造冤案的時候，第一打手就是他。這位仁兄本來是去東北開拓局面的，無奈林彪做事比他更有霸氣，大權獨攬根本不讓他有發揮空間，最後只能以開土改會議為名，回晉察冀找劉少奇。 

兩個都是整人專家，而且位置數一數二，晉察冀的領導們馬上感覺到了不妙。 

第一個不妙的信號，是劉少奇認為，晉察冀的土改搞得不好，應該學習晉冀魯豫根據地先進的「太行經驗」，搞「徹底的」革命行動。 

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土改，是鄧小平帶頭搞的。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運動起來從不手軟，不管對敵人還是對老百姓，土改尤其不例外。劉少奇沒有檢討他們濫打濫殺的錯誤，反而當成經驗推廣，已經很能說明問題。 

所謂太行經驗，就是把地主的財產搶得乾乾淨淨，還要讓他「要飯七天、挑糞三擔」，從人格上折磨到底，等他以為活不成了后，再把該分的土地給他一份，這樣他就不敢反抗了，只會感激涕零地老實馴服。對那些政策上值得照顧的地主家庭（軍屬、烈屬等），也要隨便讓人去斗，讓群眾「自願」照顧被斗的人，反正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肯定會分清好人壞人。 

劉少奇給晉察冀的指示，就是推廣這個無比荒唐的經驗。先前已經土改的地方都要複查，各地成立所謂農會，所有事情交給農會解決，凡是農民不同意的就不能通過，甚至可以隨意罷免縣長。不管什麼意見，只要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同意，就可以通過執行，所有政策都可以隨便修改，沒有任何人的權益能受保障。 

當然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劉少奇還是有界限的。他認為，運動不能超過一個限度，否則就是過火。這個限度就是：第一，對地主不留最後生活，不留一畝地，通通殺掉；二，侵犯中農利益，中農反對，只有貧農僱農，使群眾分裂；第三，侵犯富農到消滅富農經濟的地步。 

事實證明，劉少奇執起法來，跟天朝某些部門頗有神似，都是規定一套執行一套，辦事的人可以無法無天，碰到弱勢群體需要權益保障的時候，就只剩下寫在紙面上的幾句空話，根本不會認真落實。很快各地開始了對地主的瘋狂迫害，隨處打殺地主富農，甚至連中農的財產也被搶得乾乾淨淨，真正做到了比鬼子還兇殘。 

從表面上講，劉少奇的說法好象沒有錯。把權力都交給群眾，由群眾決定別人的生死和財產歸屬，就是實現了普遍民主，跟革命的最終目標走到了一起。 

但是，無情的事實證明，結果根本不是這樣。 

單純從宣傳上看，貧農應該是個很正義的概念，他們勤勞善良，靠自己的雙手吃飯，擁有樸實的階級感情，而且受到地主的殘酷壓榨，個個都苦大仇深，只要稍加教育引導，立刻就能對革命事業無比支持。 

然而事實上，貧農只代表一個農民財產的多少，絕不是道德覺悟的評判標準。最簡單的事實是，八路軍裡面貧農子弟固然很多，偽軍漢奸出身貧農的也有不少，甚至當年一分區反掃蕩，跟蹤楊成武司令部的姦細論起成分來，也是貧農。 

抗戰時期，往往是地主富戶人家，在八路軍居於弱勢時，始終堅持和八路軍站在一起，不離不棄。究其原因，富家子弟大都受過文化教育，抗戰時以愛國大義參加八路軍的，不在少數，他們對家庭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舉幾個例子，五一大掃蕩中，十分區白洋淀東四十八村一帶最有影響的高氏兄弟，始終堅決支持共產黨，土改后依然如此；雄縣小河崗地主士紳王新，在十分區地區變質后仍支持抗日，四三年曾斷指寫血書，給十分區抗聯主任馬健民（楊沫丈夫、老鬼父親），表示堅決抗日到底；孤庄頭地主劉樹英，在地區變質后還一直是八路軍的「堡壘戶」，多次掩護抗日工作人員；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地主老財門對寄養在家的八路軍幹部、傷員格外盡心，絕沒有中途扔掉不管的事例，同後來的階級教育根本相反。 

窮不窮，絕對不是人品的標準，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老爺子是明白人，因為他有一個名詞，叫流氓無產階級。而在當年的解放區，敢在共產黨統治下作威作福、把農民往死里逼的地主幾乎不存在，最窮的都是些遊手好閒的流氓，他們從不踏踏實實幹活，只知道吃喝嫖賭，把一點家產敗得乾乾淨淨，四處欺負老實人佔便宜。抗日戰爭中，這些好吃懶做的閑人大都參加了偽軍，再見風轉舵地投降八路，甚至抗戰勝利後晉察冀軍隊複員，率先回家的也是這種人。老實巴交的農民們雖然不懂馬列，卻十分形象地給他們起了個外號，叫「胎里壞」。 

平時沒有事情，大家都努力種田，這些流氓閑漢沒有市場，全都處在社會邊緣。現在搞土改複查，要發動積極分子組織農會，這些窮得叮鐺響的流氓、偽軍、地痞們聞風而動，第一時間跳出來投機，成為光榮的「貧下中農」領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