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事情並非吳法憲是唯一的當事人！ 
- 游西湖還是遊人頭？ [2013/10]
- 邱會作和吳法憲回憶錄比較 [2012/07]
- 餓死數千萬人是個反科學的大謊言！ [2015/10]
- 勸君遇事多思考，勤用腦 (1) [2011/12]
- 李天一被判10年冤嗎 [2013/09]
- 不要買 Extended Warranty! [2011/11]
- 「毛澤東承認長津湖之戰慘痛失敗的親筆信」是偽造的 [2021/10]
- 西雅圖一夫婦住豪宅領補助 [2011/12]
- 愚蠢的 AT&T [2011/12]
- 「百魚宴」 記實 [2010/11]
- 63的幸福生活 5 [2012/03]
- 中醫憑什麼一枝獨秀？ [2011/12]
- 63的幸福生活 [2012/03]
- 大多數人的權益哪裡去了？ [2012/05]
- 貝殼村裡的夜藍宮（外傳） [2011/10]
- 「百魚宴」 後記 2 [2011/01]
- 大牌的63 [2011/08]
- 63的幸福生活 3 [2012/03]
- 63的幸福生活 4 [2012/03]
轉帖者按：兩本回憶錄的電子文本，均可在網路上比較容易地找到。
轉帖：邱會作和吳法憲回憶錄比較
作者：余汝信
《邱會作回憶錄》無論思想認識的深刻度抑或史料的準確度諸方面，均較《吳法憲回憶錄》為優。
對於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來說，邱會作並非一個陌生的名字。文革前，他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文革中，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層，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辦事組成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九一三事件後身陷囹圄，又被指稱為「林彪反黨集團(後上升為『林彪反革命集團』) 主要成員」。上月底，文革中的經歷占其篇幅二分之一強的《邱會作回憶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面世，這應該是文革研究領域中一件十分值得關注的大事。
筆者近日閱讀了這部傾注了邱會作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受益匪淺。前幾年《吳法憲回憶錄》出版，對文革史的研究是一個突破，但對史實的把握和認識尚有探討之 處。近日筆者將《邱會作回憶錄》與當年地位與其不相上下的吳法憲的回憶錄作了若干比對，覺得它無論在思想認識的深刻度抑或史料的準確度諸方面，均較《吳法 憲回憶錄》為優。以下數例，僅為一己之見，尚請識者不吝賜教。
一、關於羅瑞卿問題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以解決羅瑞卿的問題，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重要戰略部署。對於毛澤東解決羅瑞卿問題的手法和途徑，吳法憲與邱會作的回憶差異頗大。
吳法憲稱，羅瑞卿問題，是葉群遲至1965年11月末才告訴他的：「回到蘇州后，葉群用保密電話告訴我，她下午見到了毛澤東，她把林彪對羅瑞卿的一些意 見，全部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彙報完，她還把一些單位反映羅瑞卿『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給了毛澤東，彙報完時，天已經黑了。毛澤東要她當晚就返回蘇州，並 告知林彪，說他要考慮一下怎麼處理，要林彪在蘇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葉群的這些話讓我當時非常吃驚，我完全沒有想到林彪同羅瑞卿之間的關係，已經壞到了這種地步!我想不出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可在電話上也不好問。」(《吳法憲回憶錄》，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頁956-557)
吳法憲似乎將羅瑞卿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歸結於「林彪同羅瑞卿之間的關係，已經壞到了這種地步」。言下之意，是林彪主動向毛告了羅的狀，毛聽了之後還要 「說他要考慮一下怎麼處理」!而邱會作則稱，1965年5、6月間，葉劍英、聶榮臻已就羅瑞卿問題向他打過招呼，而且，「這樣的意見如不是來自毛主席那 里，他們是不會亂說的」：
「一九六五年，大約是五、六月間，軍委常委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前，葉、聶兩帥在休息室談羅的問題。我進去時他們還在談，我欲退出，他們卻招手讓我坐下， 我聽到葉帥說：『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腳長、手也長!』聶帥說：『壞就壞在手長上!』雖然他們說的那些話未指出人來，我的腦子一轉，也就知道是指誰 了。葉帥還對我說：『我們談的問題，你是懂得的，將來你會知道更多的問題，估計你已經知道我們是說誰了。我們還要給一些同志打招呼。』關於羅瑞卿的問題， 葉、聶不僅僅是打招呼的問題，而是教導我們要與羅的錯誤作鬥爭。
「我當時就想，葉、聶議論羅的問題決不是犯自由主義，葉、聶都是原則性很強、修養很深的人，這樣的意見如不是來自毛主席那裡，他們是不會亂說的。這也說明 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給主席寫信之前，早在主席召葉群去談話之前，主席對羅瑞卿已有打算了。葉劍英、聶榮臻、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等對主席的意圖 早已心知肚明了。因為主席找葉、蕭、楊他們談話可以說是了解軍隊的情況，但叫謝富治去了解公安部的情況，就和軍隊的問題、林羅之間的關係問題毫不相干了， 所以，葉、聶二帥向軍隊高級幹部打招呼，應當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決定的，比如不給賀龍打招呼，這麼 大的事，葉、聶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卻沒有聽說林彪給誰打過招呼，林也從來沒有找我談過話，講羅的問題。」(《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 月版，頁377-378)
邱會作還認為，拿掉羅，「這是主席的決定，這是主席端掉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戰略部署」，而《吳法憲回憶錄》通篇都達不到這樣的認識水平，還是在林、羅關係上繞圈子。邱會作稱：
「主席六二年開始就想扳倒劉少奇，並在準備條件，等待時機，到六五年時，毛倒劉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劉要依靠軍隊，但軍隊在賀、羅手上，你羅瑞卿把軍隊搞 成這個局面，能依靠得上嗎?!再說，老帥的『狀』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羅等於他自己也支持縱容了羅，這樣會得罪一大批老資格，毛主席也意識到這 個問題必須解決。而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羅，這是主席的決定，這是主席端掉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戰略部署。要端掉劉、鄧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書記處中 的幹將拿掉，拿住軍權又是首當其衝的，因而，羅瑞卿的倒台也是道當其沖的，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況的自有人在，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羅瑞卿的問題，主席自己對羅有所警惕了。對羅的問題，主席的確是有打算和安排的。
……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各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主席已經在吹風，所以，整羅、整楊尚昆， 及以後整彭真、陸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盤考慮的，把他們當成修正主義，把他們看成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成員來考慮的。並不是像外面所說的：林要整羅，主席要拉 林一起搞文化大革命，違心地支持了林。」(《邱會作回憶錄》，頁380)
吳法憲強調，葉群是上海會議的主角，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甚知情：「葉群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當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組會議的周恩來向中央常委會作了 彙報。當天晚上，周恩來就找我談話。我剛到周恩來住房的門口，正好碰到雷英夫從裡面出來。我一進去，周恩來就問我：『羅瑞卿是怎麼反對林彪的?』我很驚 訝，反問他：『你也不知道嗎?』他說他也不了解情況。……
「第二天上午，劉少奇又找我談話，我又照樣把葉群告訴我的話說了一遍。……
「這個時候，我對這次會議產生了一些疑問：像這樣一個會議，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知道什麼情況，這是怎麼搞的呢?」(《吳法憲回憶錄》，頁559-560)
吳法憲的話，應有違史實。眾所周知，上海會議雖是毛澤東建議並主持召開的，惟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是上海會議的小組負責人，羅瑞卿從昆明一抵上海軟禁地點，是周恩來、鄧小平與其談的話，交代政策，不了解羅的問題，如何召集會議，如何與羅談話?
筆者認為，邱會作對上海會議的敘述是到位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由毛主席主持，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批判了羅瑞卿，會後他就下台了。這次會議是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他們主事的，軍隊是蕭華、劉志堅在管會議的事。
「參加上海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之外，還有軍委常委、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軍隊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總部主要首長。中央機關少數人參加了會議，吳冷西就分在我們組，記得梁必業、王新亭是後補上來的，會議開始后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才來的。
「大會召開之前，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統彙報了羅瑞卿的問題。毛主席聽了彙報之後說：『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 並同林彪同志說過，這個人渾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問題了。我們告訴林彪同志注意身體，『長子』的問題由中央來解決。』毛主席最後叫了葉群，林寫信向毛主 席報告羅的問題時，已經離上海會議沒幾天了。毛認為林都反感羅了，那麼，倒羅的條件和時間已經成熟了。」(《邱會作回憶錄》，頁393)
吳法憲在羅瑞卿問題上有很重的負罪感。他在上海會議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組會議上均有發言，惟他稱，兩次都是在葉群威逼下不得不說的。在上海，「鄧小平這一點 名，我只好硬著頭皮，把葉群告訴我的情況在會議上說了一遍，主要講羅瑞卿是折衷主義。由於講這些話本來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說話聲音比較小。」(《吳法憲回 憶錄》，頁559)在北京，「就這樣，經過一夜的準備，我和余立金都於三月十二日在會上發了言。我們發言之後的幾天里，大家紛紛發言批判這『四條』，幾乎 是一面倒地批判羅瑞卿的『野心』。這一來，就使得羅瑞卿的問題更加嚴重了。」(《吳法憲回憶錄》，頁565)
在這裡，吳法憲似乎將自己擺放在批羅主角的位置上了。故而，「聽到羅瑞卿跳樓的消息，我心裡十分內疚，但已經無法再挽回了。」(《吳法憲回憶錄》，頁 566)「在羅瑞卿的問題上，我始終都感到十分內疚，當初審理我問題的時候，我也作了如實的交代。」(《吳法憲回憶錄》，頁566)
吳法憲果真是批羅的主角?據邱會作的說法，不是。邱會作稱：
「會議上衝鋒陷陣的還是去杭州給主席彙報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以及總政的一幫人，如李曼村、唐平鑄等人。我從一九五九年就是軍委辦 公會議成員，天天和羅在一起辦公，羅對我有拉也有打，但對我的工作支持還是多的，我當然怕把我劃在羅的一邊，我也積極發了言。當時，積極發言批評羅是很風 光的事，但是還輪不上我風光，比如三總部的發言，總參、總政都是由楊成武、蕭華髮言單列的，只有總後沒有單獨向中央的書面報告。參加會議的人都發了言，地 方幹部也發了言，我還沒有聽說參加了會議而沒有發言的人。羅的秘書也在會上做了揭發。」(《邱會作回憶錄》，頁399)
邱會作在批羅問題上不僅沒有吳法憲般的「內疚」感，而且他認為：
「葉、蕭、楊、謝的發言，在中央下發《中央工作小組報告》時作為附件也同時下發了。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見他們的發言分量之重，對毛主席向劉、鄧司 令部開火是多麼重要。當時，自己的發言能上簡報，甚至上文件，是很風光的事情，這樣風光的事當時還輪不到我們。後來，『兩案』公審的時候，整羅的大幹將們 對此隻字不提，我們這些跑龍套的人卻成了犯有大罪，天下豈有此理?!」(《邱會作回憶錄》，頁411)
「現在一些報刊上，甚至公審的時候，說我們迫害了羅瑞卿，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要說打倒羅瑞卿是對的，這個功勞還輪不上我們搶;如果說打倒羅瑞卿是錯的，這 個主要責任也不該我們擔。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組的會議上發言的都是錯誤的，那人人有份。」(《邱會作回憶錄》，頁 413)
二、關於「五一三」事件
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是軍內文化大革命的一件大事，《吳法憲回憶錄》與《邱會作回憶錄》均有所提及。
王年一在多年前即已指出：「五一三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發生在北京展覽館禮堂的一場小型武鬥。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萬場武鬥中，它似乎算不上什 么了不起的事件，其實不然。這場軍內兩派群眾組織的爭鬥，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與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有著直接關聯，是『文化大革命』發展變化的 一個轉折點。『無產階級司令部』以此為契機，開始依靠『三軍黨委』和所謂『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來左右文革的進程。」(王年一：《五一三事件——一場大 有來頭的小型武鬥》)
「五一三」事件的關鍵人物，是與毛澤東有著特殊關係的劉素媛。由於她向毛「告御狀」，毛由支持、傾向軍內造反派(即「新三軍」，后又稱「沖派」，得到蕭 華、楊成武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轉而支持軍內保守派(即「老三軍」，保空軍吳法憲、海軍李、王、張及總後邱會作，后稱「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這問題 上，《吳法憲回憶錄》語焉不詳，而《邱會作回憶錄》觸及了問題的實質。
吳法憲稱：「在『老三軍』這邊，有一些演員是能夠直接『通天』的。於是，她們把演出的問題直接彙報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聽了說：『你們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澤東的這句話，林彪就說：『你們演出吧。』」(《吳法憲回憶錄》，頁673)
吳的所謂「有一些演員」，指的就是空政文工團的劉素媛。據直接接觸此事的林辦秘書張雲生的回憶，毛並非說「你們去找林彪同志」(毛知道林彪是斷不會親自接 見劉素媛等女流之輩的)，而是讓徐業夫向葉群傳「一組」(即毛)的話「讓葉群找她們談談」。劉素媛是空政文工團的保守派，王年一認為，毛「讓葉群找她們談 談」的真正含義，是要葉群支持她們。
劉素媛可以說是吳法憲的間接下級。她與毛的關係，吳法憲是心知肚明的。吳本應是可以將問題講透一點的——為什麼毛一句話，就可以扭轉軍內兩派鬥爭的局面?惟吳法憲沒有能講清楚的，反倒被邱會作講清楚了。
邱會作稱：「當時，空政文工團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務，該團的演員劉素媛，有機會同毛主席說話，她把為慶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 年，在京的部隊各文工團想聯合演出的事對毛主席說了。毛對劉說：『你可以找葉群談談。』並叫秘書徐業夫給『林辦』打招呼，把此事告訴葉群。
「這件事葉群報告了林總，林總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一下就抓住了機會。什麼機會呢?林總和軍委不是通過髮指示的方式，而是通過支持誰搞文藝演出的方式表明林 總和軍委的態度，支持革命派，打擊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領率機關迅速穩定下來，從而使各大軍區及全軍部隊迅速穩定下來。這是林總的高棋，也是險棋，因為在文 革中直接打擊造反派還是第一次。事後，葉群跟我們說過：『林總反覆掂量，主席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林總最後說：『主席要軍隊，但對打擊造反派也不會太高 興。』林總抓住了這個機會，徹底扭轉了軍隊的局勢，為黨、國家、軍隊立了大功，這也是『五一三』能夠取勝的主客觀條件。
「葉群馬上答應約見劉素媛等人。劉素媛說起她們想搞慶祝《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的文藝演出，並表示要聯合各派共同演出。葉群明確表示不要聯合軍隊內搞造反 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可以聯合北京軍區、海軍、二炮等其它軍兵種文工團的革命派組織共同演出。葉群說：『林彪同志和你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要怕當『老 保』，只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應該大膽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葉群還說：『軍隊和地方不同，地方衝擊的是劉鄧司令部，軍隊衝擊的是無產階 級司令部，即使有壞人也不許亂衝擊。』葉群的話等於林總已經對軍隊的大局亮相了。」(《邱會作回憶錄》，頁527-528)
邱會作認為，林彪、葉群這樣做，其實是存在一定的政治風險的：
「當時，毛主席還是支持造反派的，還是相信造反派的力量的。展覽館『激戰』時，劉素媛在毛主席處，她告訴主席說革命派勝利了，主席說：『你高興個屁!過一 會造反派還會翻過來。』但毛主席是支持劉素媛的，幸好劉素媛是個革命派，是擁護空軍黨委和吳法憲的。如果劉素媛是個造反派，毛主席也會支持她，那軍隊的情 況就會更複雜、更惡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確是一步險棋。」(《邱會作回憶錄》，頁528-529)
毛澤東本人從未就「五一三」事件公開表過態。邱會作稱：
「在文革中，每一步大的行動都是在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下進行的，『五一三』卻不是。毛主席對『五一三』的態度，並不是作為黨的指示由總理下達的，而是 通過一個能與主席接近的文工團員劉素媛傳到了總理和林彪的耳朵里……『五一三』事件是海、空軍機關和三總部、各軍兵種廣大幹部群眾站出來反對打砸搶，反對 造反奪權的結果，當然從本質上也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結果，但這又是有悖當時毛主席『造反有理』路線的。在『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對造反派的態度也亮相 了，林彪是支持這一行動的，因為『五一三』是打擊軍隊造反派的，打擊了軍隊搞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軍隊才能穩定下來。
「在『五一三』事件后，軍隊廣大高級幹部對造反派的態度也明朗了。換句話說，在地方上領導幹部支持造反派，毛主席認為是支持他，可是在軍隊，廣大高級幹部 認為，打擊造反派、穩定軍隊才是擁護毛主席。軍隊和軍隊造反派誰重要，毛主席心裡清楚，但『五一三』事件又和他『造反有理』的路線格格不入，『五一三』事 件后也使江青不能帶著『造反有理』的『路條』插手軍隊。兩個月後，武漢的『七二○』事件，毛主席本人也對造反派有了新的看法。」(《邱會作回憶錄》，頁 530-531)
三、關於「七二○」事件
邱會作是1967年7月武漢「七二○」事件的親歷者，是「七二○」事件發生當天從北京飛武漢將林彪(有說是江青)的一封信親手交給毛的帶信人。他關於此一經過的回憶，應比吳法憲或其他人(如陳再道)的回憶更具權威性。
吳法憲關於此一經過有兩段話：
「江青聽了林彪的話，去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說：『林副主席的意見是對的，你不能去。可以寫封信。派個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來的意見，江青立即給毛 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上的詳細內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勸毛澤東儘快離開武漢到上海去。同時，江青又給張春橋打電話，要張春橋立即趕到上海，親自安排毛主席到上 海的一切事情。
「信寫好了以後，江青請示林彪派誰去，林彪說：「派邱會作同志去吧。」於是我立即準備飛機，把邱會作送到武漢。飛機是七月二十日下午兩點多鐘到的武漢，之 后邱會作由劉豐帶往東湖賓館，見到了汪東興，然後再由汪東興帶著去面見毛澤東，當面把信交給毛澤東，送信的任務完成後，邱會作馬上又乘飛機回到了北京。」 (《吳法憲回憶錄》，頁687)
筆者有理由懷疑，吳法憲的「回憶」脫胎於早些年已出版的《陳再道回憶錄》。只不過陳再道的「回憶」繪聲繪色，比吳法憲的「精彩」：
「經過林彪、江青的一番策劃，決定派邱會作、張春橋分別乘專機飛往武漢、上海。在邱會作臨行前，江青向他交代說：『你的腦袋在，這封信就要在!』邱會作聽 了江青的話，為了防止萬一出現情況，把這封信放在貼身的汗衫內，於下午兩點十分趕到武漢，乘另一架專機的張春橋，也於下午四點二十分趕到上海，精心安排了 如何『迎接』毛澤東。
「邱會作趕到武漢之後，立即展開了『外圍戰』。他先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商量毛澤東轉移到哪裡最合適。由於邱會作早已胸有成竹，商量的結果自然是把毛澤東轉移到上海最安全。
「下午五點多鐘，邱會作見到了毛澤東，說明來意，他把那封信交給了毛澤東。他還告訴毛澤東，外面形勢不好，林彪、江青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請毛澤東轉移到別的地方去。
「毛澤東打開那封信，一邊看信一邊笑了。顯然，毛澤東是將信將疑的，對於是否立即由武漢轉移，一時沒有拿定主意。如果走，到哪裡去?是到長沙?是到上海?還是到南昌?
「一直拖延到晚上八點多鐘，毛澤東才同意去上海。
「翌日凌晨兩點鐘，毛澤東坐著武漢空軍的汽車，在武空劉豐等人的秘密護送下，離開了東湖賓館梅嶺一號，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在即將離開武漢前，毛澤東又問邱會作，為什麼從武漢轉移?想到長江去游泳，現在也游不成了……
「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毛澤東是不情願離開武漢的。」(《陳再道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7月版，頁341)
陳再道與吳法憲的「回憶」，都說的是邱會作7月20日下午2時多到武漢(時間有誤，但這並非很重要)。邱會作是到位於武昌的東湖賓館見到了毛澤東(地點有 誤，這點卻十分重要)。換言之，毛澤東在見到這封北京來信之前一刻，尚未有意轉移到外地。按陳再道的意思，毛是看了這封信，又經過邱會作的動員，才最終決 定轉移的。言下之意，毛不是因「七二○」事件，不是他陳再道逼走的，毛是不情願離開武漢的，是被林彪、江青哄騙走的。吳法憲上了陳再道的圈套。他在回憶錄 中聲稱「晚上八點鐘，毛澤東終於決定離開武漢，轉移到上海」(陳再道說：「一直拖到晚上八點多鐘，毛澤東才同意去上海。」)「凌晨兩點，毛澤東等人坐的飛 機從王家墩機場起飛」(陳再道說：「翌日凌晨兩點鐘，……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而據邱會作的回憶，他是7月20日晚上11時左右才抵達武漢王家墩機場(位於漢口)的，到后他一直在機場待命。他是7月21日凌晨3時多在機場鐵路專線停 放的毛的專列上見到毛的，他將林彪的信交給毛之前，毛已從東湖賓館轉移到了王家墩機場並已決意離開武漢。換言之，林彪這封信對毛是否離開武漢並沒有起到決 定性作用(也可以說根本沒有作用!)毛的專機是21日上午才起飛的，在此之前，邱會作根本不知道毛要去上海。
邱會作如此敘述他的武漢之行：
「當天晚上六時左右，我帶著秘書吳瑞雲、警衛員蔣平安從總後出發，路過三○一醫院時帶上外科主任陸維善和一個有工作經驗的護士，到了西郊機場，吳法憲還為 我們派了空軍門診部主任和兩名護士，我們乘伊爾十八專機夜航，於二十日晚十一時左右到達了武漢王家墩機場。我到了之後，來接我們到場部的竟是一輛帆布篷有 多處彈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總理打通了電話，總理高興地說：『好!你在機場待命，過一會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間的沙發上抽煙待命。大約二十一日的凌晨三點多鐘，楊成武來了，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我聽到楊成武的話后，估計主席已經安全 轉移出來了， 心裡也很高興!我坐上楊成武的伏爾加車，開往主席在機場的專列。毛主席火車上召見了我。主席見到我時，心情還平靜，他同以前一樣，首先就 說：『『興國佬』來了。你那個總後勤部的人現在聽你的話嗎?文革是個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自己表演的。』接著，我把林總的信及林總要我轉告主席的關心他老人 家的話都向主席做了簡要彙報，主席一邊抽煙，一邊聽我說。待我說完之後，主席說：『我要先睡一會覺了，待一會給他們寫幾個字。』我即回到機場宿舍休息去 了。
「天剛蒙蒙亮，汪東興又來了，說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專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見到我就說：『太疲勞了，又睡不著，我也沒有寫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說， 我完全同意他對全國形勢的看法。有一點他沒有提到的就是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談完話，楊成武來到主席房間，記得他們在商量 主席去那裡，正在給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給主席敬了禮，回到機場住處。這時，我即向林辦打電話彙報了情況，並給吳法憲打了一個電話。
「大約七點半左右，停機坪上三架伊爾十八同時發動，接著主席坐楊成武的伏爾加來了，到了停機坪，主席下車和我們握手，也和工作人員握手，主席上了飛機，我 和楊成武、余立金他們說幾了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楊成武摟著我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當時也很激動，我對他說：『你無限忠於毛主席，我要向 你學習!』說完他又拉著我上飛機去看主席。實話說，楊成武對我是很關心的，他讓我能多見毛主席。我一下飛機，飛機就起飛了，警衛部隊上了另外的飛機。這裡 還有一個故事，就是誰開主席專機的問題，本來執行任務的是飛行團的團長王進忠，余立金不放心，最後他選中副團長潘景寅，團長王進忠改為副駕駛。這個潘景寅 就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為林彪開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飛行員。」(《邱會作回憶錄》，頁534—535)
四、關於江青召集會議攻擊周恩來一事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黃、吳、李、邱以及李德生、姚文元到她住處釣魚台十一樓，聽她講「歷史」。江青在談話中除了吹噓自己之外，還談及了周恩來 歷史上所犯的一些錯誤。據邱會作稱：「江青上來就說：『總理也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好人，有兩次大的路線錯誤，一次是把蘇區的百分之九十搞沒了;第二次是喊 蔣介石萬歲，一切經過蔣介石，跟蔣介石搞統一戰線。另外，解放后還有一個馬鞍形，就是經濟建設的『兩高一下』。江青就這樣說了一串一串的事情。」(《邱會 作回憶錄》，頁682)
江青這天的談話，對黃、吳、李、邱來說應是記憶猶新的。但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卻把這次談話的時間向前移了一年：「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葉群突然通知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四個人，到江青住處開會。」(《吳法憲回憶錄》，頁753)吳法憲顯然是記錯了。
聽到江青如此攻擊周恩來，黃、吳、李、邱均覺得事態嚴重，當天即向林彪作了彙報。邱作會說：「林總很生氣，他說：『江青攻擊過中央常委大多數，今天是直接攻擊總理，這個事情你們應當向毛主席報告清楚。』」(《邱會作回憶錄》，頁682)
經毛澤東同意，黃、吳到了毛處。據吳法憲回憶，毛並沒有說什麼有份量的話，而且，「臨走時，毛澤東又對我們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裡來告江青的狀，如果 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了。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裡來過。』說完，毛澤東還囑咐張玉鳳，叫她不要對江青說我們到他這裡來過。
「我和黃永勝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對我們彙報不感興趣。……在當時，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別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澤東在聽了我們的彙報后卻若無 其事，如像江青這樣做並沒有什麼錯似的。可以說，毛澤東當時的這一態度，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吳法憲回憶錄》，頁755-755)
邱會作與吳法憲說的則不大相同。邱稱：「不久，黃、吳就回到三座門來了。黃永勝傳達了毛主席對他們所說的幾句話，當黃永勝向主席彙報了江青攻擊總理的事情 后，毛主席說的第一句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一些問題是可以的。』第二句話是：『你們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話是：『你們今天同我 說的這些問題，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說。她要是知道了，你們就不好混了。』這幾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話，黃永勝的熱臉蛋貼到毛主席的涼屁股上，主席對江 青攻擊總理不以為然。現在想起來，總理告誡的中央政治，我們還沒有入門。」(《邱會作回憶錄》，頁682-683)
從「現在想起來，總理告誡的中央政治，我們還沒有入門」一句話可以看出，同為軍人，邱會作的政治敏感度比吳法憲略勝一籌。
關於向周恩來報告此事，吳法憲稱：「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完政治局的會議后，我們又把上午的情況報告了周恩來。也許是因為這中間涉及到他自己的問題，不好表態，周恩來在聽了我們的報告以後，也是一笑了之。」(《吳法憲回憶錄》，頁683)
邱會作是向周恩來報告的當事人，他的回憶與吳法憲則有所不同。邱稱：「大概七點多鐘，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廳總理的家裡，我把整個過程都向總理說了。總理對 江青的話、主席的話都不吃驚，但聽我的話時很激動，眼眶都是濕潤的，總理拉著我的手連說了兩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著總理又說：『老同志是能夠理解 大事的!』我望著總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憊的雙眼心理也是很激動的。」(《邱會作回憶錄》，頁683)
邱會作更具政治敏感度的是如下一段話：「過去我總是把這件事孤立地看，並總以為是江青目中無人，口出狂言。現在看來，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則江 青沒有這麼大的膽量。另外，這也是主席通過江青在拉我們，主席希望我們按照他的意圖來進行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主席不是沒有拉動我們，而是 我們腦子裡根本沒有這根弦。」(《邱會作回憶錄》，頁683)
黃永勝、吳法憲在毛澤東處碰了一個軟釘子，心裡一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黃、吳在各自的檢討中同時主動提及幾乎一年前的這件向毛告 狀而不予受理的往事。黃永勝在檢討中稱：「第三、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個同志一起談了一些問題，涉及的人和問題較多。當時，我們感到問題較大;所以 法憲、作鵬、會作同志和我曾兩次在一塊商量，一致意見要向主席報告。當天晚上，我和法憲同志便到主席那裡去彙報。結果乾擾了主席，問題也沒有說清楚。兩次 四個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沒有參加，這實際是一種宗派主義的情緒。」(《黃永勝同志的檢討》，1971年3月21日)吳法憲在檢討中稱：「四、去年 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個同志在一起談了一些問題，永勝、作鵬、會作同志和我兩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見，要向主席報告。當天晚上，永勝同志和我一起向 主席作了彙報，結果乾擾了主席。」(《吳法憲同志的檢討》，1971年4月9日)
以上吳法憲這一次檢討的內容，在他本人回憶錄中並沒有提及。
五、關於中共中央得知林彪專機失事的準確時間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發生后，中共中央是什麼時候得知林彪乘坐的256號專機在蒙古失事的?《邱作會回憶錄》與《吳法憲回憶錄》記載有所不同。
吳法憲的回憶，是1971年9月15日的下午。吳稱：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點我起床以後，空司來電話報告說，禁航的命令已經全部得到貫徹落實，沒有發生什麼問題。我要他們繼續檢查，防止發生飛機、人員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點，我和黃永勝來到周恩來那裡辦公。我們進去時，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在那裡。接著，周恩來帶領我們集體了解『九一三事件』發生時的情況和研究問題，包括查詢三叉戟飛機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點，周恩來告訴我們，外交部已經報告，證實有一架中國的大型軍用飛機，於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這個地方失事，飛機上的人 員全部死亡。周恩來說，他已經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館派人去察看情況，並設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點鐘，周恩來又告訴我們，三叉戟飛機確實已經燒毀，林彪和葉群、林立果全部燒死，飛機殘骸散布在溫都爾汗附近大約八百米的範圍內。蒙古人民共 和國在這件事上向我們表示友好姿態，外交部已經電告駐蒙使館，將死亡人員和飛機殘骸拍攝照片送回國內，最好能將遺體也運送回國。
「周恩來又問我三叉戟飛機的情況，我說，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轉賣給我們三架三叉戟飛機中的一架，剛剛改裝出來，準備作專機用的。看樣子飛機是想在溫都爾汗迫 降而沒有成功，起火燒毀的。飛機上沒有領航員、副駕駛和通訊員，只有潘景寅一個人，他沒有飛過蒙古的機場，又是個政治幹部，平時飛夜航少，缺乏經驗，所以 飛機必然會摔掉。
「周恩來說：『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查清，明天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處理這個問題。』說完，周恩來就準備去向毛澤東彙報，我們也就休息去了。」(《吳法憲回憶錄》，頁868-869)
邱會作的回憶，則是在1971年9月14日上午。邱稱：
「九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八時時就起來了，一個人坐在家中辦公室苦思。腦子裡好像裝滿了雜貨的箱子一樣，好像什麼都有，但又好像一個空箱子，裡面什麼也沒有，真的不是滋味。下午我把林彪出逃事，同胡敏和路光說了一下。他們聽了之後，除了震驚之外，要說的話很少。
「我同往常一樣在家裡的辦公室一一翻閱文件，我在《三部要報》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通報，昨凌晨一時許，中國一大型運輸機入侵，在肯特省溫都爾汗墜毀……』
「我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總理，總理說：『很好。我已經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沒有開會。晚上開會時，周總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外蒙古溫都爾汗墮毀了，機毀人亡，飛機上九個人都死了。
「張春橋聽到周總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後，親自到外間服務台拿出一瓶茅台酒和數個杯子。他手拿著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說：『今天，我自己花錢請大家干一杯!』他 給每人斟了一杯酒，並說：『我們今後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好工作。』當他走到吳法憲面前時，還特別說：『我們誠心共事合作!』他走到總理跟前時，也說了一句什 么話，但我聽沒聽清楚，總理沒有站起來同張春橋碰杯。張走到我跟前要碰杯，我說了一句雙關語：『我要再喝就更迷糊了。』我沒有同張碰杯，張也沒有再去和 黃、李及其他人碰杯。總理宣布完林彪的死訊后，就叫汪東興立即到中南海去。不久，汪又回來了，他向大家說：『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興!還與我們碰了杯。 並且說了『感謝林彪幫了一個大忙。』』此時，張春橋自己哈哈大笑了好一陣子。
「散會後，我又到京西賓館去同李作鵬閑談。剛說話不久，李的秘書送來海軍政治部保衛部發回來他們對扣押在山海關機場人員的審問記錄。李一頁一頁地看，並一 頁一頁的遞給我看，記錄稿很長。在一張記錄稿上有兩點：一是被審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們交回空軍，以免被殺人滅口：二是，被審的人交待：他們聽林立果說，在 空軍學院開過一次會，會上決定李作鵬、邱會作的任務是解決釣魚台，要抓住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務。我看完那頁記錄之後，李作鵬問：『你害 怕不?』
「我說：『說得越邪乎越好，沒有什麼好害怕的。現在不是害怕的問題，是主席怎樣對待我們的問題了。』
「我說：『我們現在是在下地獄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以我的估計是非下去不可的!我們軍委辦事組已經垮了。中央軍委已經由葉帥接管了，空軍由李德生接管了，北京軍區由紀登奎控制了，黃、吳、李、邱都成了閑人。」(《邱會作回憶錄》，頁797-798)
根據多種資料佐證，邱作會說的時間是正確的。如《周恩來年譜》1971年9月14日條記載：「9月14日 下午連續工作達五十個小時后剛休息，即接到來自 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特急報告，獲知林彪等機毀人亡的確切消息。隨即，親往毛澤東處報告情況，並代外交部起草致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許文益特急電文，要求轉告蒙 方：對中國失事飛機墜入蒙境表示遺憾，請蒙方協助中國使館人員前往失事現場視察，交還死者骨骸及其他遺物。
「傍晚，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會議，通報林彪等人機毀人亡的消息，並在會上分發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頁482-483)
據時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的符浩回憶：9月14日中午，外交部即收到中國駐蒙大使館用中蘇關係惡化后已封閉兩年多的從烏蘭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頻專線電話傳來的 報告，得知一架中國噴氣式軍用飛機於13日凌晨2時左右墜毀在蒙古首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十公里處，機上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報告即送達毛澤東和周恩 來處。下午2時，周恩來來電話，對外交部的工作感到滿意並指示：一、將今天收到的我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用三號鉛字列印十八份，下午6時由符浩親自送到人民 大會堂北門內，交中央辦公廳王良恩副主任;二、從現在起，指定專人譯辦我駐蒙使館來的電報，由符浩親自密封後送總理親啟;三、今天的報告，凡經辦和知道的 人都要打招呼，要絕對保密。(符浩：《林彪之死》，載《60個瞬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9月版)
類似這樣明顯的時間性錯誤，在回憶錄類的史料中實難以完全避免。《邱會作回憶錄》在此問題上也並非白璧無瑕。如1971年3月底去向林彪彙報的北戴河之 行，邱會作回憶離開北京的時間無誤，但向林彪彙報的時間(邱記載為4月1日)錯了(《邱會作回憶錄》，頁757-758)。根據《周恩來年譜》，彙報的時 間應為3月30日、31日。31日晚，周恩來等一行已返回北京。(《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47-448)不過，類似這樣的錯誤， 在《邱會作回憶錄》中較難發現，而《吳法憲回憶錄》中所在多有就是了。(2011年2月)
轉帖：邱會作和吳法憲回憶錄比較
作者：余汝信
《邱會作回憶錄》無論思想認識的深刻度抑或史料的準確度諸方面，均較《吳法憲回憶錄》為優。
對於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來說，邱會作並非一個陌生的名字。文革前，他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文革中，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層，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辦事組成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九一三事件後身陷囹圄，又被指稱為「林彪反黨集團(後上升為『林彪反革命集團』) 主要成員」。上月底，文革中的經歷占其篇幅二分之一強的《邱會作回憶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面世，這應該是文革研究領域中一件十分值得關注的大事。
筆者近日閱讀了這部傾注了邱會作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受益匪淺。前幾年《吳法憲回憶錄》出版，對文革史的研究是一個突破，但對史實的把握和認識尚有探討之 處。近日筆者將《邱會作回憶錄》與當年地位與其不相上下的吳法憲的回憶錄作了若干比對，覺得它無論在思想認識的深刻度抑或史料的準確度諸方面，均較《吳法 憲回憶錄》為優。以下數例，僅為一己之見，尚請識者不吝賜教。
一、關於羅瑞卿問題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以解決羅瑞卿的問題，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重要戰略部署。對於毛澤東解決羅瑞卿問題的手法和途徑，吳法憲與邱會作的回憶差異頗大。
吳法憲稱，羅瑞卿問題，是葉群遲至1965年11月末才告訴他的：「回到蘇州后，葉群用保密電話告訴我，她下午見到了毛澤東，她把林彪對羅瑞卿的一些意 見，全部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彙報完，她還把一些單位反映羅瑞卿『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給了毛澤東，彙報完時，天已經黑了。毛澤東要她當晚就返回蘇州，並 告知林彪，說他要考慮一下怎麼處理，要林彪在蘇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葉群的這些話讓我當時非常吃驚，我完全沒有想到林彪同羅瑞卿之間的關係，已經壞到了這種地步!我想不出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可在電話上也不好問。」(《吳法憲回憶錄》，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頁956-557)
吳法憲似乎將羅瑞卿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歸結於「林彪同羅瑞卿之間的關係，已經壞到了這種地步」。言下之意，是林彪主動向毛告了羅的狀，毛聽了之後還要 「說他要考慮一下怎麼處理」!而邱會作則稱，1965年5、6月間，葉劍英、聶榮臻已就羅瑞卿問題向他打過招呼，而且，「這樣的意見如不是來自毛主席那 里，他們是不會亂說的」：
「一九六五年，大約是五、六月間，軍委常委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前，葉、聶兩帥在休息室談羅的問題。我進去時他們還在談，我欲退出，他們卻招手讓我坐下， 我聽到葉帥說：『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腳長、手也長!』聶帥說：『壞就壞在手長上!』雖然他們說的那些話未指出人來，我的腦子一轉，也就知道是指誰 了。葉帥還對我說：『我們談的問題，你是懂得的，將來你會知道更多的問題，估計你已經知道我們是說誰了。我們還要給一些同志打招呼。』關於羅瑞卿的問題， 葉、聶不僅僅是打招呼的問題，而是教導我們要與羅的錯誤作鬥爭。
「我當時就想，葉、聶議論羅的問題決不是犯自由主義，葉、聶都是原則性很強、修養很深的人，這樣的意見如不是來自毛主席那裡，他們是不會亂說的。這也說明 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給主席寫信之前，早在主席召葉群去談話之前，主席對羅瑞卿已有打算了。葉劍英、聶榮臻、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等對主席的意圖 早已心知肚明了。因為主席找葉、蕭、楊他們談話可以說是了解軍隊的情況，但叫謝富治去了解公安部的情況，就和軍隊的問題、林羅之間的關係問題毫不相干了， 所以，葉、聶二帥向軍隊高級幹部打招呼，應當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決定的，比如不給賀龍打招呼，這麼 大的事，葉、聶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卻沒有聽說林彪給誰打過招呼，林也從來沒有找我談過話，講羅的問題。」(《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 月版，頁377-378)
邱會作還認為，拿掉羅，「這是主席的決定，這是主席端掉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戰略部署」，而《吳法憲回憶錄》通篇都達不到這樣的認識水平，還是在林、羅關係上繞圈子。邱會作稱：
「主席六二年開始就想扳倒劉少奇，並在準備條件，等待時機，到六五年時，毛倒劉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劉要依靠軍隊，但軍隊在賀、羅手上，你羅瑞卿把軍隊搞 成這個局面，能依靠得上嗎?!再說，老帥的『狀』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羅等於他自己也支持縱容了羅，這樣會得罪一大批老資格，毛主席也意識到這 個問題必須解決。而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羅，這是主席的決定，這是主席端掉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戰略部署。要端掉劉、鄧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書記處中 的幹將拿掉，拿住軍權又是首當其衝的，因而，羅瑞卿的倒台也是道當其沖的，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況的自有人在，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羅瑞卿的問題，主席自己對羅有所警惕了。對羅的問題，主席的確是有打算和安排的。
……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各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主席已經在吹風，所以，整羅、整楊尚昆， 及以後整彭真、陸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盤考慮的，把他們當成修正主義，把他們看成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成員來考慮的。並不是像外面所說的：林要整羅，主席要拉 林一起搞文化大革命，違心地支持了林。」(《邱會作回憶錄》，頁380)
吳法憲強調，葉群是上海會議的主角，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甚知情：「葉群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當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組會議的周恩來向中央常委會作了 彙報。當天晚上，周恩來就找我談話。我剛到周恩來住房的門口，正好碰到雷英夫從裡面出來。我一進去，周恩來就問我：『羅瑞卿是怎麼反對林彪的?』我很驚 訝，反問他：『你也不知道嗎?』他說他也不了解情況。……
「第二天上午，劉少奇又找我談話，我又照樣把葉群告訴我的話說了一遍。……
「這個時候，我對這次會議產生了一些疑問：像這樣一個會議，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知道什麼情況，這是怎麼搞的呢?」(《吳法憲回憶錄》，頁559-560)
吳法憲的話，應有違史實。眾所周知，上海會議雖是毛澤東建議並主持召開的，惟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是上海會議的小組負責人，羅瑞卿從昆明一抵上海軟禁地點，是周恩來、鄧小平與其談的話，交代政策，不了解羅的問題，如何召集會議，如何與羅談話?
筆者認為，邱會作對上海會議的敘述是到位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由毛主席主持，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批判了羅瑞卿，會後他就下台了。這次會議是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他們主事的，軍隊是蕭華、劉志堅在管會議的事。
「參加上海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之外，還有軍委常委、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軍隊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總部主要首長。中央機關少數人參加了會議，吳冷西就分在我們組，記得梁必業、王新亭是後補上來的，會議開始后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才來的。
「大會召開之前，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統彙報了羅瑞卿的問題。毛主席聽了彙報之後說：『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 並同林彪同志說過，這個人渾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問題了。我們告訴林彪同志注意身體，『長子』的問題由中央來解決。』毛主席最後叫了葉群，林寫信向毛主 席報告羅的問題時，已經離上海會議沒幾天了。毛認為林都反感羅了，那麼，倒羅的條件和時間已經成熟了。」(《邱會作回憶錄》，頁393)
吳法憲在羅瑞卿問題上有很重的負罪感。他在上海會議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組會議上均有發言，惟他稱，兩次都是在葉群威逼下不得不說的。在上海，「鄧小平這一點 名，我只好硬著頭皮，把葉群告訴我的情況在會議上說了一遍，主要講羅瑞卿是折衷主義。由於講這些話本來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說話聲音比較小。」(《吳法憲回 憶錄》，頁559)在北京，「就這樣，經過一夜的準備，我和余立金都於三月十二日在會上發了言。我們發言之後的幾天里，大家紛紛發言批判這『四條』，幾乎 是一面倒地批判羅瑞卿的『野心』。這一來，就使得羅瑞卿的問題更加嚴重了。」(《吳法憲回憶錄》，頁565)
在這裡，吳法憲似乎將自己擺放在批羅主角的位置上了。故而，「聽到羅瑞卿跳樓的消息，我心裡十分內疚，但已經無法再挽回了。」(《吳法憲回憶錄》，頁 566)「在羅瑞卿的問題上，我始終都感到十分內疚，當初審理我問題的時候，我也作了如實的交代。」(《吳法憲回憶錄》，頁566)
吳法憲果真是批羅的主角?據邱會作的說法，不是。邱會作稱：
「會議上衝鋒陷陣的還是去杭州給主席彙報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以及總政的一幫人，如李曼村、唐平鑄等人。我從一九五九年就是軍委辦 公會議成員，天天和羅在一起辦公，羅對我有拉也有打，但對我的工作支持還是多的，我當然怕把我劃在羅的一邊，我也積極發了言。當時，積極發言批評羅是很風 光的事，但是還輪不上我風光，比如三總部的發言，總參、總政都是由楊成武、蕭華髮言單列的，只有總後沒有單獨向中央的書面報告。參加會議的人都發了言，地 方幹部也發了言，我還沒有聽說參加了會議而沒有發言的人。羅的秘書也在會上做了揭發。」(《邱會作回憶錄》，頁399)
邱會作在批羅問題上不僅沒有吳法憲般的「內疚」感，而且他認為：
「葉、蕭、楊、謝的發言，在中央下發《中央工作小組報告》時作為附件也同時下發了。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見他們的發言分量之重，對毛主席向劉、鄧司 令部開火是多麼重要。當時，自己的發言能上簡報，甚至上文件，是很風光的事情，這樣風光的事當時還輪不到我們。後來，『兩案』公審的時候，整羅的大幹將們 對此隻字不提，我們這些跑龍套的人卻成了犯有大罪，天下豈有此理?!」(《邱會作回憶錄》，頁411)
「現在一些報刊上，甚至公審的時候，說我們迫害了羅瑞卿，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要說打倒羅瑞卿是對的，這個功勞還輪不上我們搶;如果說打倒羅瑞卿是錯的，這 個主要責任也不該我們擔。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組的會議上發言的都是錯誤的，那人人有份。」(《邱會作回憶錄》，頁 413)
二、關於「五一三」事件
1967年5月的「五一三」事件，是軍內文化大革命的一件大事，《吳法憲回憶錄》與《邱會作回憶錄》均有所提及。
王年一在多年前即已指出：「五一三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發生在北京展覽館禮堂的一場小型武鬥。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萬場武鬥中，它似乎算不上什 么了不起的事件，其實不然。這場軍內兩派群眾組織的爭鬥，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與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有著直接關聯，是『文化大革命』發展變化的 一個轉折點。『無產階級司令部』以此為契機，開始依靠『三軍黨委』和所謂『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來左右文革的進程。」(王年一：《五一三事件——一場大 有來頭的小型武鬥》)
「五一三」事件的關鍵人物，是與毛澤東有著特殊關係的劉素媛。由於她向毛「告御狀」，毛由支持、傾向軍內造反派(即「新三軍」，后又稱「沖派」，得到蕭 華、楊成武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轉而支持軍內保守派(即「老三軍」，保空軍吳法憲、海軍李、王、張及總後邱會作，后稱「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這問題 上，《吳法憲回憶錄》語焉不詳，而《邱會作回憶錄》觸及了問題的實質。
吳法憲稱：「在『老三軍』這邊，有一些演員是能夠直接『通天』的。於是，她們把演出的問題直接彙報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聽了說：『你們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澤東的這句話，林彪就說：『你們演出吧。』」(《吳法憲回憶錄》，頁673)
吳的所謂「有一些演員」，指的就是空政文工團的劉素媛。據直接接觸此事的林辦秘書張雲生的回憶，毛並非說「你們去找林彪同志」(毛知道林彪是斷不會親自接 見劉素媛等女流之輩的)，而是讓徐業夫向葉群傳「一組」(即毛)的話「讓葉群找她們談談」。劉素媛是空政文工團的保守派，王年一認為，毛「讓葉群找她們談 談」的真正含義，是要葉群支持她們。
劉素媛可以說是吳法憲的間接下級。她與毛的關係，吳法憲是心知肚明的。吳本應是可以將問題講透一點的——為什麼毛一句話，就可以扭轉軍內兩派鬥爭的局面?惟吳法憲沒有能講清楚的，反倒被邱會作講清楚了。
邱會作稱：「當時，空政文工團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務，該團的演員劉素媛，有機會同毛主席說話，她把為慶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 年，在京的部隊各文工團想聯合演出的事對毛主席說了。毛對劉說：『你可以找葉群談談。』並叫秘書徐業夫給『林辦』打招呼，把此事告訴葉群。
「這件事葉群報告了林總，林總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一下就抓住了機會。什麼機會呢?林總和軍委不是通過髮指示的方式，而是通過支持誰搞文藝演出的方式表明林 總和軍委的態度，支持革命派，打擊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領率機關迅速穩定下來，從而使各大軍區及全軍部隊迅速穩定下來。這是林總的高棋，也是險棋，因為在文 革中直接打擊造反派還是第一次。事後，葉群跟我們說過：『林總反覆掂量，主席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林總最後說：『主席要軍隊，但對打擊造反派也不會太高 興。』林總抓住了這個機會，徹底扭轉了軍隊的局勢，為黨、國家、軍隊立了大功，這也是『五一三』能夠取勝的主客觀條件。
「葉群馬上答應約見劉素媛等人。劉素媛說起她們想搞慶祝《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的文藝演出，並表示要聯合各派共同演出。葉群明確表示不要聯合軍隊內搞造反 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可以聯合北京軍區、海軍、二炮等其它軍兵種文工團的革命派組織共同演出。葉群說：『林彪同志和你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要怕當『老 保』，只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應該大膽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葉群還說：『軍隊和地方不同，地方衝擊的是劉鄧司令部，軍隊衝擊的是無產階 級司令部，即使有壞人也不許亂衝擊。』葉群的話等於林總已經對軍隊的大局亮相了。」(《邱會作回憶錄》，頁527-528)
邱會作認為，林彪、葉群這樣做，其實是存在一定的政治風險的：
「當時，毛主席還是支持造反派的，還是相信造反派的力量的。展覽館『激戰』時，劉素媛在毛主席處，她告訴主席說革命派勝利了，主席說：『你高興個屁!過一 會造反派還會翻過來。』但毛主席是支持劉素媛的，幸好劉素媛是個革命派，是擁護空軍黨委和吳法憲的。如果劉素媛是個造反派，毛主席也會支持她，那軍隊的情 況就會更複雜、更惡化了。所以林彪支持革命派的確是一步險棋。」(《邱會作回憶錄》，頁528-529)
毛澤東本人從未就「五一三」事件公開表過態。邱會作稱：
「在文革中，每一步大的行動都是在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下進行的，『五一三』卻不是。毛主席對『五一三』的態度，並不是作為黨的指示由總理下達的，而是 通過一個能與主席接近的文工團員劉素媛傳到了總理和林彪的耳朵里……『五一三』事件是海、空軍機關和三總部、各軍兵種廣大幹部群眾站出來反對打砸搶，反對 造反奪權的結果，當然從本質上也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結果，但這又是有悖當時毛主席『造反有理』路線的。在『五一三』事件中，林彪對造反派的態度也亮相 了，林彪是支持這一行動的，因為『五一三』是打擊軍隊造反派的，打擊了軍隊搞造反奪權、打砸搶的造反派，軍隊才能穩定下來。
「在『五一三』事件后，軍隊廣大高級幹部對造反派的態度也明朗了。換句話說，在地方上領導幹部支持造反派，毛主席認為是支持他，可是在軍隊，廣大高級幹部 認為，打擊造反派、穩定軍隊才是擁護毛主席。軍隊和軍隊造反派誰重要，毛主席心裡清楚，但『五一三』事件又和他『造反有理』的路線格格不入，『五一三』事 件后也使江青不能帶著『造反有理』的『路條』插手軍隊。兩個月後，武漢的『七二○』事件，毛主席本人也對造反派有了新的看法。」(《邱會作回憶錄》，頁 530-531)
三、關於「七二○」事件
邱會作是1967年7月武漢「七二○」事件的親歷者，是「七二○」事件發生當天從北京飛武漢將林彪(有說是江青)的一封信親手交給毛的帶信人。他關於此一經過的回憶，應比吳法憲或其他人(如陳再道)的回憶更具權威性。
吳法憲關於此一經過有兩段話：
「江青聽了林彪的話，去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說：『林副主席的意見是對的，你不能去。可以寫封信。派個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來的意見，江青立即給毛 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上的詳細內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勸毛澤東儘快離開武漢到上海去。同時，江青又給張春橋打電話，要張春橋立即趕到上海，親自安排毛主席到上 海的一切事情。
「信寫好了以後，江青請示林彪派誰去，林彪說：「派邱會作同志去吧。」於是我立即準備飛機，把邱會作送到武漢。飛機是七月二十日下午兩點多鐘到的武漢，之 后邱會作由劉豐帶往東湖賓館，見到了汪東興，然後再由汪東興帶著去面見毛澤東，當面把信交給毛澤東，送信的任務完成後，邱會作馬上又乘飛機回到了北京。」 (《吳法憲回憶錄》，頁687)
筆者有理由懷疑，吳法憲的「回憶」脫胎於早些年已出版的《陳再道回憶錄》。只不過陳再道的「回憶」繪聲繪色，比吳法憲的「精彩」：
「經過林彪、江青的一番策劃，決定派邱會作、張春橋分別乘專機飛往武漢、上海。在邱會作臨行前，江青向他交代說：『你的腦袋在，這封信就要在!』邱會作聽 了江青的話，為了防止萬一出現情況，把這封信放在貼身的汗衫內，於下午兩點十分趕到武漢，乘另一架專機的張春橋，也於下午四點二十分趕到上海，精心安排了 如何『迎接』毛澤東。
「邱會作趕到武漢之後，立即展開了『外圍戰』。他先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商量毛澤東轉移到哪裡最合適。由於邱會作早已胸有成竹，商量的結果自然是把毛澤東轉移到上海最安全。
「下午五點多鐘，邱會作見到了毛澤東，說明來意，他把那封信交給了毛澤東。他還告訴毛澤東，外面形勢不好，林彪、江青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請毛澤東轉移到別的地方去。
「毛澤東打開那封信，一邊看信一邊笑了。顯然，毛澤東是將信將疑的，對於是否立即由武漢轉移，一時沒有拿定主意。如果走，到哪裡去?是到長沙?是到上海?還是到南昌?
「一直拖延到晚上八點多鐘，毛澤東才同意去上海。
「翌日凌晨兩點鐘，毛澤東坐著武漢空軍的汽車，在武空劉豐等人的秘密護送下，離開了東湖賓館梅嶺一號，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在即將離開武漢前，毛澤東又問邱會作，為什麼從武漢轉移?想到長江去游泳，現在也游不成了……
「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毛澤東是不情願離開武漢的。」(《陳再道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7月版，頁341)
陳再道與吳法憲的「回憶」，都說的是邱會作7月20日下午2時多到武漢(時間有誤，但這並非很重要)。邱會作是到位於武昌的東湖賓館見到了毛澤東(地點有 誤，這點卻十分重要)。換言之，毛澤東在見到這封北京來信之前一刻，尚未有意轉移到外地。按陳再道的意思，毛是看了這封信，又經過邱會作的動員，才最終決 定轉移的。言下之意，毛不是因「七二○」事件，不是他陳再道逼走的，毛是不情願離開武漢的，是被林彪、江青哄騙走的。吳法憲上了陳再道的圈套。他在回憶錄 中聲稱「晚上八點鐘，毛澤東終於決定離開武漢，轉移到上海」(陳再道說：「一直拖到晚上八點多鐘，毛澤東才同意去上海。」)「凌晨兩點，毛澤東等人坐的飛 機從王家墩機場起飛」(陳再道說：「翌日凌晨兩點鐘，……踏上了赴上海的行程。」)
而據邱會作的回憶，他是7月20日晚上11時左右才抵達武漢王家墩機場(位於漢口)的，到后他一直在機場待命。他是7月21日凌晨3時多在機場鐵路專線停 放的毛的專列上見到毛的，他將林彪的信交給毛之前，毛已從東湖賓館轉移到了王家墩機場並已決意離開武漢。換言之，林彪這封信對毛是否離開武漢並沒有起到決 定性作用(也可以說根本沒有作用!)毛的專機是21日上午才起飛的，在此之前，邱會作根本不知道毛要去上海。
邱會作如此敘述他的武漢之行：
「當天晚上六時左右，我帶著秘書吳瑞雲、警衛員蔣平安從總後出發，路過三○一醫院時帶上外科主任陸維善和一個有工作經驗的護士，到了西郊機場，吳法憲還為 我們派了空軍門診部主任和兩名護士，我們乘伊爾十八專機夜航，於二十日晚十一時左右到達了武漢王家墩機場。我到了之後，來接我們到場部的竟是一輛帆布篷有 多處彈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總理打通了電話，總理高興地說：『好!你在機場待命，過一會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間的沙發上抽煙待命。大約二十一日的凌晨三點多鐘，楊成武來了，第一句話就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我聽到楊成武的話后，估計主席已經安全 轉移出來了， 心裡也很高興!我坐上楊成武的伏爾加車，開往主席在機場的專列。毛主席火車上召見了我。主席見到我時，心情還平靜，他同以前一樣，首先就 說：『『興國佬』來了。你那個總後勤部的人現在聽你的話嗎?文革是個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自己表演的。』接著，我把林總的信及林總要我轉告主席的關心他老人 家的話都向主席做了簡要彙報，主席一邊抽煙，一邊聽我說。待我說完之後，主席說：『我要先睡一會覺了，待一會給他們寫幾個字。』我即回到機場宿舍休息去 了。
「天剛蒙蒙亮，汪東興又來了，說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專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見到我就說：『太疲勞了，又睡不著，我也沒有寫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說， 我完全同意他對全國形勢的看法。有一點他沒有提到的就是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談完話，楊成武來到主席房間，記得他們在商量 主席去那裡，正在給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給主席敬了禮，回到機場住處。這時，我即向林辦打電話彙報了情況，並給吳法憲打了一個電話。
「大約七點半左右，停機坪上三架伊爾十八同時發動，接著主席坐楊成武的伏爾加來了，到了停機坪，主席下車和我們握手，也和工作人員握手，主席上了飛機，我 和楊成武、余立金他們說幾了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楊成武摟著我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當時也很激動，我對他說：『你無限忠於毛主席，我要向 你學習!』說完他又拉著我上飛機去看主席。實話說，楊成武對我是很關心的，他讓我能多見毛主席。我一下飛機，飛機就起飛了，警衛部隊上了另外的飛機。這裡 還有一個故事，就是誰開主席專機的問題，本來執行任務的是飛行團的團長王進忠，余立金不放心，最後他選中副團長潘景寅，團長王進忠改為副駕駛。這個潘景寅 就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為林彪開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飛行員。」(《邱會作回憶錄》，頁534—535)
四、關於江青召集會議攻擊周恩來一事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黃、吳、李、邱以及李德生、姚文元到她住處釣魚台十一樓，聽她講「歷史」。江青在談話中除了吹噓自己之外，還談及了周恩來 歷史上所犯的一些錯誤。據邱會作稱：「江青上來就說：『總理也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好人，有兩次大的路線錯誤，一次是把蘇區的百分之九十搞沒了;第二次是喊 蔣介石萬歲，一切經過蔣介石，跟蔣介石搞統一戰線。另外，解放后還有一個馬鞍形，就是經濟建設的『兩高一下』。江青就這樣說了一串一串的事情。」(《邱會 作回憶錄》，頁682)
江青這天的談話，對黃、吳、李、邱來說應是記憶猶新的。但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卻把這次談話的時間向前移了一年：「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葉群突然通知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四個人，到江青住處開會。」(《吳法憲回憶錄》，頁753)吳法憲顯然是記錯了。
聽到江青如此攻擊周恩來，黃、吳、李、邱均覺得事態嚴重，當天即向林彪作了彙報。邱作會說：「林總很生氣，他說：『江青攻擊過中央常委大多數，今天是直接攻擊總理，這個事情你們應當向毛主席報告清楚。』」(《邱會作回憶錄》，頁682)
經毛澤東同意，黃、吳到了毛處。據吳法憲回憶，毛並沒有說什麼有份量的話，而且，「臨走時，毛澤東又對我們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裡來告江青的狀，如果 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了。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裡來過。』說完，毛澤東還囑咐張玉鳳，叫她不要對江青說我們到他這裡來過。
「我和黃永勝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對我們彙報不感興趣。……在當時，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別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澤東在聽了我們的彙報后卻若無 其事，如像江青這樣做並沒有什麼錯似的。可以說，毛澤東當時的這一態度，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吳法憲回憶錄》，頁755-755)
邱會作與吳法憲說的則不大相同。邱稱：「不久，黃、吳就回到三座門來了。黃永勝傳達了毛主席對他們所說的幾句話，當黃永勝向主席彙報了江青攻擊總理的事情 后，毛主席說的第一句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一些問題是可以的。』第二句話是：『你們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話是：『你們今天同我 說的這些問題，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說。她要是知道了，你們就不好混了。』這幾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話，黃永勝的熱臉蛋貼到毛主席的涼屁股上，主席對江 青攻擊總理不以為然。現在想起來，總理告誡的中央政治，我們還沒有入門。」(《邱會作回憶錄》，頁682-683)
從「現在想起來，總理告誡的中央政治，我們還沒有入門」一句話可以看出，同為軍人，邱會作的政治敏感度比吳法憲略勝一籌。
關於向周恩來報告此事，吳法憲稱：「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完政治局的會議后，我們又把上午的情況報告了周恩來。也許是因為這中間涉及到他自己的問題，不好表態，周恩來在聽了我們的報告以後，也是一笑了之。」(《吳法憲回憶錄》，頁683)
邱會作是向周恩來報告的當事人，他的回憶與吳法憲則有所不同。邱稱：「大概七點多鐘，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廳總理的家裡，我把整個過程都向總理說了。總理對 江青的話、主席的話都不吃驚，但聽我的話時很激動，眼眶都是濕潤的，總理拉著我的手連說了兩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著總理又說：『老同志是能夠理解 大事的!』我望著總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憊的雙眼心理也是很激動的。」(《邱會作回憶錄》，頁683)
邱會作更具政治敏感度的是如下一段話：「過去我總是把這件事孤立地看，並總以為是江青目中無人，口出狂言。現在看來，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則江 青沒有這麼大的膽量。另外，這也是主席通過江青在拉我們，主席希望我們按照他的意圖來進行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主席不是沒有拉動我們，而是 我們腦子裡根本沒有這根弦。」(《邱會作回憶錄》，頁683)
黃永勝、吳法憲在毛澤東處碰了一個軟釘子，心裡一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黃、吳在各自的檢討中同時主動提及幾乎一年前的這件向毛告 狀而不予受理的往事。黃永勝在檢討中稱：「第三、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個同志一起談了一些問題，涉及的人和問題較多。當時，我們感到問題較大;所以 法憲、作鵬、會作同志和我曾兩次在一塊商量，一致意見要向主席報告。當天晚上，我和法憲同志便到主席那裡去彙報。結果乾擾了主席，問題也沒有說清楚。兩次 四個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沒有參加，這實際是一種宗派主義的情緒。」(《黃永勝同志的檢討》，1971年3月21日)吳法憲在檢討中稱：「四、去年 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個同志在一起談了一些問題，永勝、作鵬、會作同志和我兩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見，要向主席報告。當天晚上，永勝同志和我一起向 主席作了彙報，結果乾擾了主席。」(《吳法憲同志的檢討》，1971年4月9日)
以上吳法憲這一次檢討的內容，在他本人回憶錄中並沒有提及。
五、關於中共中央得知林彪專機失事的準確時間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發生后，中共中央是什麼時候得知林彪乘坐的256號專機在蒙古失事的?《邱作會回憶錄》與《吳法憲回憶錄》記載有所不同。
吳法憲的回憶，是1971年9月15日的下午。吳稱：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點我起床以後，空司來電話報告說，禁航的命令已經全部得到貫徹落實，沒有發生什麼問題。我要他們繼續檢查，防止發生飛機、人員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點，我和黃永勝來到周恩來那裡辦公。我們進去時，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在那裡。接著，周恩來帶領我們集體了解『九一三事件』發生時的情況和研究問題，包括查詢三叉戟飛機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點，周恩來告訴我們，外交部已經報告，證實有一架中國的大型軍用飛機，於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這個地方失事，飛機上的人 員全部死亡。周恩來說，他已經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館派人去察看情況，並設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點鐘，周恩來又告訴我們，三叉戟飛機確實已經燒毀，林彪和葉群、林立果全部燒死，飛機殘骸散布在溫都爾汗附近大約八百米的範圍內。蒙古人民共 和國在這件事上向我們表示友好姿態，外交部已經電告駐蒙使館，將死亡人員和飛機殘骸拍攝照片送回國內，最好能將遺體也運送回國。
「周恩來又問我三叉戟飛機的情況，我說，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轉賣給我們三架三叉戟飛機中的一架，剛剛改裝出來，準備作專機用的。看樣子飛機是想在溫都爾汗迫 降而沒有成功，起火燒毀的。飛機上沒有領航員、副駕駛和通訊員，只有潘景寅一個人，他沒有飛過蒙古的機場，又是個政治幹部，平時飛夜航少，缺乏經驗，所以 飛機必然會摔掉。
「周恩來說：『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查清，明天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處理這個問題。』說完，周恩來就準備去向毛澤東彙報，我們也就休息去了。」(《吳法憲回憶錄》，頁868-869)
邱會作的回憶，則是在1971年9月14日上午。邱稱：
「九月十四日 今天上午八時時就起來了，一個人坐在家中辦公室苦思。腦子裡好像裝滿了雜貨的箱子一樣，好像什麼都有，但又好像一個空箱子，裡面什麼也沒有，真的不是滋味。下午我把林彪出逃事，同胡敏和路光說了一下。他們聽了之後，除了震驚之外，要說的話很少。
「我同往常一樣在家裡的辦公室一一翻閱文件，我在《三部要報》中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通報，昨凌晨一時許，中國一大型運輸機入侵，在肯特省溫都爾汗墜毀……』
「我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總理，總理說：『很好。我已經知道了。』
「今天下午中央政治局沒有開會。晚上開會時，周總理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外蒙古溫都爾汗墮毀了，機毀人亡，飛機上九個人都死了。
「張春橋聽到周總理宣布林彪死了之後，親自到外間服務台拿出一瓶茅台酒和數個杯子。他手拿著酒和杯子，笑嘻嘻地說：『今天，我自己花錢請大家干一杯!』他 給每人斟了一杯酒，並說：『我們今後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好工作。』當他走到吳法憲面前時，還特別說：『我們誠心共事合作!』他走到總理跟前時，也說了一句什 么話，但我聽沒聽清楚，總理沒有站起來同張春橋碰杯。張走到我跟前要碰杯，我說了一句雙關語：『我要再喝就更迷糊了。』我沒有同張碰杯，張也沒有再去和 黃、李及其他人碰杯。總理宣布完林彪的死訊后，就叫汪東興立即到中南海去。不久，汪又回來了，他向大家說：『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興!還與我們碰了杯。 並且說了『感謝林彪幫了一個大忙。』』此時，張春橋自己哈哈大笑了好一陣子。
「散會後，我又到京西賓館去同李作鵬閑談。剛說話不久，李的秘書送來海軍政治部保衛部發回來他們對扣押在山海關機場人員的審問記錄。李一頁一頁地看，並一 頁一頁的遞給我看，記錄稿很長。在一張記錄稿上有兩點：一是被審查的人要求不要把他們交回空軍，以免被殺人滅口：二是，被審的人交待：他們聽林立果說，在 空軍學院開過一次會，會上決定李作鵬、邱會作的任務是解決釣魚台，要抓住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務。我看完那頁記錄之後，李作鵬問：『你害 怕不?』
「我說：『說得越邪乎越好，沒有什麼好害怕的。現在不是害怕的問題，是主席怎樣對待我們的問題了。』
「我說：『我們現在是在下地獄的口子上，可以下去，也可以不下去。以我的估計是非下去不可的!我們軍委辦事組已經垮了。中央軍委已經由葉帥接管了，空軍由李德生接管了，北京軍區由紀登奎控制了，黃、吳、李、邱都成了閑人。」(《邱會作回憶錄》，頁797-798)
根據多種資料佐證，邱作會說的時間是正確的。如《周恩來年譜》1971年9月14日條記載：「9月14日 下午連續工作達五十個小時后剛休息，即接到來自 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特急報告，獲知林彪等機毀人亡的確切消息。隨即，親往毛澤東處報告情況，並代外交部起草致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許文益特急電文，要求轉告蒙 方：對中國失事飛機墜入蒙境表示遺憾，請蒙方協助中國使館人員前往失事現場視察，交還死者骨骸及其他遺物。
「傍晚，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會議，通報林彪等人機毀人亡的消息，並在會上分發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頁482-483)
據時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的符浩回憶：9月14日中午，外交部即收到中國駐蒙大使館用中蘇關係惡化后已封閉兩年多的從烏蘭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頻專線電話傳來的 報告，得知一架中國噴氣式軍用飛機於13日凌晨2時左右墜毀在蒙古首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十公里處，機上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報告即送達毛澤東和周恩 來處。下午2時，周恩來來電話，對外交部的工作感到滿意並指示：一、將今天收到的我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用三號鉛字列印十八份，下午6時由符浩親自送到人民 大會堂北門內，交中央辦公廳王良恩副主任;二、從現在起，指定專人譯辦我駐蒙使館來的電報，由符浩親自密封後送總理親啟;三、今天的報告，凡經辦和知道的 人都要打招呼，要絕對保密。(符浩：《林彪之死》，載《60個瞬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9月版)
類似這樣明顯的時間性錯誤，在回憶錄類的史料中實難以完全避免。《邱會作回憶錄》在此問題上也並非白璧無瑕。如1971年3月底去向林彪彙報的北戴河之 行，邱會作回憶離開北京的時間無誤，但向林彪彙報的時間(邱記載為4月1日)錯了(《邱會作回憶錄》，頁757-758)。根據《周恩來年譜》，彙報的時 間應為3月30日、31日。31日晚，周恩來等一行已返回北京。(《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47-448)不過，類似這樣的錯誤， 在《邱會作回憶錄》中較難發現，而《吳法憲回憶錄》中所在多有就是了。(2011年2月)
- [07/20]看美國人是如何評價抗戰前的中國
- [07/21]農業生產互助組
- [07/22]農業生產合作社
- [07/22]談談槍支管制
- [07/25]《吳法憲回憶錄》真是沒法看 zt
- [07/25] 邱會作和吳法憲回憶錄比較
- [07/25]請問你買了什麼樣的房屋保險？
- [07/29]北京開幕式實際耗資8.31億 花費150億美元屬虛構 zt
- [07/30]審計署：08年北京奧運會收支結餘超10億 zt
- [07/31]倫敦奧運拾遺 zt
- [07/31]葉詩文通過WADA嚴格葯檢 英奧委會主席力證清白 zt
- [07/31]贊一下倫敦奧運會開幕式
- [08/02]南昌起義中朱德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zt
- 查看：[wcat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熱點雜談]
wcat最受歡迎的博文
其它[熱點雜談]博文更多
- wcat：《吳法憲回憶錄》真是沒法看 zt
- 總裁判：不是專家勝似專家
- 總裁判：你不也在評毛澤東么？
- 海外憤青：為何美國社會不禁槍？因為利大於弊！
- fanlaifuqu：北京大雨
- awang9988：黃金十年
- kylelong：暴雨來臨，我們需要哪些準備？
- trunkzhao：現實版的排水問題
- 何岸泉：敬愛的胡主席，您在哪裡？
- 寒楓109：中華民國的歷史貢獻
- 劉小雨：我不愛國，我只愛自己的家人
- 平凡往事：經濟好壞，看來電話的內容就知道
- 飽暖思平等：中國民意為什麼天天在內澇？----痛擊四大惡人
- 瑋哥：二舅來貼: 你敢相信43年的新華日報怎樣說美國
- fanlaifuqu：WTO 稀土金屬案
- 藍天綠地：北京市採取了哪些暴雨避險措施？
- 佛也跳牆：看著這片城裡的海
- 冰雪一剪梅：假貨何時了？
- 信天由命：美國發生這種大規模槍擊案是不可避免的（原創）
- light12：錯誤的人到錯誤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