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新移民離國的原因和俺30年前差不多

「若非生活所迫，誰願背井離鄉」。這是我常愛說的一句話，最近又在一篇新移民故事的開頭讀到，心有戚戚。作為一名已經移民加拿大30年的老移民， 心底那根敏感的神經再次被撥動。

看到的文章是一位自稱江小草的IT男所寫。他生在吉林，從小幫父親運木頭，在大慶石油學院畢業後到北京闖蕩。看他所寫在北京的打拚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9年搬了9次家， 都是與別人合租房子， 直到結婚有了孩子，才咬牙單獨租房子住。可回老家給孩子上戶口遭到刁難，說不是常住人口不能上戶口， 北京當然更上不了。 用他的話說，上戶口比申請移民簽證都難。好在他多年堅持補習外語，最後幸運地趕上了新斯科舍省的省提名移民， 且被抽中，來到加拿大。幾年下來，已經買了獨立屋，又添了兩個孩子。可謂是「苦盡甘來」。

本來我還想，近幾年新來的移民大多在國內已有很好的事業發展和經濟基礎，只是受不了那種社會和政治環境，才想移民出來以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但看了這篇文章，我才明白，國內還有很多普通大學畢業生非常艱難。小草的文章幾次令我心酸淚目，也真的為他能在加拿大幸福落地高興。

雖然每一位移民的具體原因也許有所不同，但對大多數技術移民來說，選擇出走他國的原因與當年的我們仍然大同小異。與我30年前出國相比，中國的經濟是發展了，但當年促使我選擇背井離鄉的原因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在惡化。

我是屬於「蹉跎歲月」那一代， 上過山也下過鄉。1969年從北京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離中蘇邊界只300多公里。當時中蘇關係緊張，如果開戰俺就是炮灰。平時在採石場上幹活，冬天零下30多度，夏天氣溫有時達到零上40度， 都要掄大鎚，搬石頭。住的集體宿舍冬天窗戶上的冰有半尺厚。連里好幾位知青因放炮炸死，裝煤砸死，受傷的更多。我也兩次差點送了命。

4年多後父母託了不少人走後門，把我弄回到北京郊區插隊，乾的活是起豬圈， 挖水渠，在場院堆肥，餓極了就嚼玉米稈，也遭了不少罪。後來知青大批返城，俺終於也回到北京工作。

1978年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我根本沒敢想考大學的事，因為連初中都沒上完，自知底子潮。可看到身邊有人真考上了，才動了不妨一試的念頭。經過一年的複習準備，第二年勉強考上了。大學同學中，最小的剛高中畢業 18歲，最大的是老高三畢業生32歲，我在正中間25歲。上學機會難得，四年期間俺努力學習，戰天鬥地煉成的好眼神也成了近視。

四年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感覺相當幸運了。雖然那時工資不高，一個月百十元錢，可專業對口，師生融洽，住有老婆單位分的房子，孩子有雙方的父母幫忙照看，真是相當知足了。雖然那時學校里也很盛行考托福， 出國留學，可我並沒想，而是一心撲在備課，和實驗室，還當班主任。工作也得到了領導和同事的認可。

產生出國的想法是六四事件以後，最後決定移民則主要有3個原因。

首先是六四事件后的警醒。80年代初期，雖然國內也有文革的左傾回潮，像搞什麼「清除精神污染」、「整黨」，但大的氣候是開明向上的，令人感覺有希望。天安門鎮壓則徹底澆滅了人們的希望。六四期間，我曾參加教師支持學生的遊行，還帶頭喊口號。事件過後人人過關時，大多數教員都是避重就輕，敷衍了事，可我們系一位老教授卻在會上公開檢舉我。幸虧系裡的領導護著，我才逃過一劫。但也領教了有些老教授經過了多次政治運動，學會了以揭發別人來保護自己的醜惡。當時已開始擔心，以我憤世嫉俗的性格，說不定哪天就會因為說錯話被抓起來關進監獄。

第二個原因是我厭惡國內的政治環境。除了開會學習表態，也沒有學術自由。在學校工作期間，系裡有外教來訪，之後搞合作研究項目，我也參加了。項目的後半部分需要到美國完成。91年我收到了美國教授的邀請信，向國家教委提交了出國申請報告。但教委拖了很長時間后，以政治原因沒有批准。這讓我覺得很氣憤，於是又在不久後向國際學術會議提交了論文，希望能「曲線救國」。後來論文被會議接納，我再次以參會的理由打報告申請出國。這回得到了教委批准，並代為申請了護照和簽證。

辦理出國的過程中，社會上的以權謀私現象再次讓我憤慨， 也成了後來不想回國的第三個原因。我是一個特別不願求人的人。儘管在中國很多事沒有熟人就很難辦，我也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會去求人。話說拿到教委的批文後，離國際會議的召開只有一個多星期了，我得趕緊買飛美國的機票。可到西單民航大樓一問，經濟艙的票沒有了，只有商務艙。咱一個窮教師哪坐得起商務艙呀，趕緊找朋友看有沒有認識賣機票的。結果還真有一位認識在國貿大廈售票處的。我趕緊到國貿大廈找到這位姓王的售票員。結果他告訴我，不用著急，機票有的是，是他預留的，但要用外匯買。當時的機票記得是4600多人民幣。按官方匯率1美元換3.9人民幣。就是說，我得給他1240美元。第二天去送錢取票，他給我的票上寫的是4600人民幣。他還說，以後再買票就找他， 隨時都有。因為他們可在訂票網上預留很多機票，有外人買時一看都是滿的，只有找他們才能買到。他們便可以從中漁利。賣我機票的這位還利用官方匯率與黑市之間的差價大賺了一筆。當時外匯黑市的價格是一美元換9塊多人民幣。就是說，他把我付的美元拿到黑市可以換到1萬多人民幣，減去4600元支付機票款，他自己可以賺到5000多。而這售票員還是朋友介紹給我的，都這麼黑。這讓我再次領教了職業特權的泛濫，從教委那些申批出國審請的筆吏， 到賣機票的售票員，所有手中有點權力的人都會拿你開刀。所以還是能躲得遠點為好。

這些經歷使我開始產生能留在國外就不回國的想法。我聯繫了合作研究時的教授，他仍然希望我能去參與後半段的課題。於是我在參會後又留在美國一年，並利用這一年抓緊考托福，申請學校。後來在幾個錄取的學校中，我選擇了為我提供獎學金的加拿大大學。而留學期間，加拿大在94年開放了對中國大陸的技術移民申請。於是我就在畢業后申請了加拿大永久居民。

在移民后的一段時間由於沒找到專業工作前，也曾到農場、餐館打工，但這對曾上山下鄉的我來說，都能承受，比擔心被整挨坑容易多了。而且在北京一直體弱多病的女兒到了加拿大也不再生病，健康成長，最後成了一名牙醫。我在幾年後找到了很喜歡的專業工作， 一直干到退休。每次想起來都會覺得自己很幸運，移民很值得。心裡對加拿大充滿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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