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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史天健教授的文集

作者：網路遊戲於 2011-1-4 06:4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高山上|通用分類:流水日記

悼念史天健教授的文集

註：已經在明鏡發表的何頻王軍濤的文章就不重複了。

1，《好人史天健》—–張鳴 2，《他是傳奇：史天健教授的政治人生》—-吳強 3，《憶史天健：中國人需要有自己的大理論》—-劉宏斌

4，《懷念史天健老師上課的日子》—–潘科任 5，《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李連江

1，《好人史天健》—–張鳴

人到歲末，總聽噩耗。剛才聽說，史天健教授走了，真讓人難以相信。在醫療條件那麼好的美國，一個感冒，轉成肺炎，然後就走了。史天健不是病病怏怏的人，每次見他，第一個感覺就是他的身體怎麼那麼壯。可是，這樣一個健壯的漢子，一點看起來不足道的病，就給打到了。

說起來，我跟史天健並不熟。他是美國杜克大學的教授，我是中國本土的土鱉，做的研究也沒有多少交集。只是在政治學圈裡，混所謂中國研究的時候，在一些會上見過，當然，會下吃飯也多少聊過幾次。唯一的一次算是合作，是07年我在西南政法大學做演講，他給我做評議。記得我那天講的是50年代的合作化問題，講完之後，按照慣例，我們抬了一會兒的杠。其實我知道，在這個問題上，他跟我的意見並不一樣，但他卻一點刁難我的意思都沒有。對待當下的中國現實問題，我們好像也有許多的不同看法，他的態度更溫和，是一個溫和的幫忙派，而我則言辭更犀利一點，批評的火力更猛。
但是，跟某些歌德派學著不同，史天健從不主動往權勢者那邊靠，不顛倒黑白，變著法兒取悅某些人。其實，他是有資格這樣做的。跟許多海外學者一樣，他關心中國，關心中國的變化，一心希望中國變好，即使有批評，也是通過研究的方式表達，守著學者的本分。用過去的老話講，他是一個不熱中的人。
07年我跟我服務的學校領導爆發一場惡戰之後，再見到史天健，感覺他對我親切了許多，吃飯的時候，聊了好多過去的事。他是北大國政78級的畢業生，出去得相當早，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傳統上，哥大的畢業生，自胡適起，都有自由主義傳統，但態度卻比較溫和，史天健也是這樣。
在聊天中，我還知道，原來他是天津著名的資本家的後代，到現在我還有印象的固本牌肥皂，就是他家的產品。難怪，他待人處世，一股子世家子弟的風範，溫和，大方，得體。據我的朋友張小勁講，史天健教授其實已經跟清華大學簽約，馬上就要轉到清華政治學系工作了。這樣講話，是清華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學者。
這年頭，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佛家的因果報應，總也不兌現。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現實。

2，《他是傳奇：史天健教授的政治人生》—-吳強2010-12-29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重組一年多，不少前來開會的學界朋友總抱怨說，他們在學校里問路「政治系在哪裡？」，回答常常是「清華有政治系嗎？」。系裡同仁當然不以為笑話，都在各自地努力、奔忙、開會、寫文章、遊說各方，一派團結奮鬥的事業初創氣氛。其中，史天健老師年紀最長、資歷最深、人脈最廣，為了爭取更多的資源，幾乎整年都在世界各處飛來飛去。不曾想，才欲大展宏圖、振興政治學之際，就猝然而去。噩耗傳來，憶起史老師風塵僕僕、健步如飛的樣子，彷彿傳奇，猶在清華園中。

自1926年清華學校正式建立政治學系以來，清華政治學系曾經出了許多奇才、大家。1920年代第一代國人在北美學習政治學的，如張奚若、金岳霖、徐志摩等，就在美國政治學的發源地和大本營哥倫比亞大學習政治學。清華政治系興盛之初，很大程度上便依賴這批哥大的畢業生，如金岳霖、吳之椿、陳之邁等。史天健是哥大政治系的老校友，回清華參與政治學系的重組，很有「脊續」清華政治系的歷史感，感召了一批哥大的年輕博士會聚清華園。

而他的平日作派也是瀟灑不羈，堪為氣象日新的清華政治系的精神領袖。一日周末，系裡舉辦工作坊討論，史老師變戲法般從背包里拿出三瓶加州紅酒，我們從上午到傍晚一整天的討論，竟也將三瓶酒通通幹掉，各位同仁便醺醺然地學術精進。他甚至邀請大家，將來會獵北卡山中，打鹿、烤肉、喝酒，方顯得學問本色。那便是生活與學術之互通、接山地靈氣與城市人氣，從政治學介入政治社會生活的手藝。

這樣的手藝在史老師身上有很多，一個傳奇也就慢慢形成。史天健在農村插隊七年，養過豬，當過卡車司機，甚至還做過赤腳醫生，為當地婦女接生，走到哪裡都頗受歡迎，人緣極好。2003年夏，作為《上山下鄉》紀錄片主角之一回到插隊的河南鄉下，沒有獲得拍攝許可的攝製組遭遇刁難，還是他極耐心地與當地幹部一個個地談話，方才化解危機。在旁人眼裡非常佩服的此類事情對他似乎再自然不過。剛到紐約的時候，憑著插隊時練就的卡車技術，史天健邊上學邊當了幾年的計程車司機，駕著Yellow Cab在紐約城裡每日穿梭，與五湖四海、各種膚色的乘客聊天，不意間榮獲年度最佳服務獎，招來《聯合報》的記者採訪，然後成就一生的佳緣。

紐約的往事，彷彿電影《秋天裡的童話》主人公茶煲。留美20多年間，但凡華人學者過境紐約、哥大無論學術、家事、國難，總是古道熱腸的史天健到處奔走、安置、籌款，他的家彷彿永遠向大家開放的暖房，留下多少故事！今日想起，史老師生活世界的點點滴滴似乎早已政治化，根本無法區分，雖然他看上去只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普通人，永遠穿著樸素的帆布夾克，背著雙肩包，卻是行走在北美和中國土地上的傳奇。

早在國民政府時期，清華政治學人多有密切介入政治活動、參與民主建設的佳話與貢獻，而史天健老師自1990年代初起，率先在中國大陸做公民政治參與的大規模調查，開中國政治研究的先河；十年後再做了一次同樣規模的調查，在浮躁、空談的政治學界更顯難得與堅持。對他來說，經由了解普通大眾的政治思考，如同他的上山下鄉經歷、爾後繼續每天不知疲倦地與各色人等的交流和接觸，才可能把握政治發展與民主建設的方向。或許因此容易與已經慣於把經典理論視作當然的學界、政界人士發生爭論，卻是時下難得的學術誠實、徹底的經驗主義態度，因而受到幾乎每一位認識他的人或只讀過他著作的讀者發自內心的尊重。

可惜，辯論才剛剛開始，剛剛卸任卡內基基金會北京站主任之職未久，剛剛從北卡的杜克大學轉到清華，史老師就撇下一個美滿家庭、數本遺著、未竟的清華政治學事業猝然而去，一個傳奇嘎然而止，能不教英雄淚滿襟？

3，《憶史天健：中國人需要有自己的大理論》—-劉宏斌2010-12-29

驚聞史天健教授病逝的噩耗，心情異常沉痛。2010年初我到杜克大學政治系做訪問學者，認識了史老師。我到杜克的第一晚，我的一位朋友和史老師開車到 RDU(Raleigh Durham Airport)國際機場來接我，我當時十分過意不去，連說那如何使得，史老師卻一擺手，哈哈一笑說「這有什麼使不得，在國外，大家都是朋友。」一句話讓我立即明了他那平易近人、爽快豁達的個性。在他休學術年假之前，我們一幫訪問學者經常到他的寓所聚會，大家一邊吃著自己炒的家常菜，一邊向他請教和討論一些問題，包括政治科學的研究、國外學術評價機制、如何看待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等，無所不談;而他則不斷向我們問詢和求證他對國內發展所感興趣的一些情況。有時，我們難免會對國內一些腐敗現象大發激憤之語，他在沉默之後，總是說「我們應該幫政府出點好主意」。關切之情，溢於言表，令我們聞聲無語。

按常理，他很早就出國留學，在美國學術界摸爬滾打這麼多年，至少會對西方政治制度有一些基本的認同。但出乎我的意料，他對此持有高度的懷疑，也許是身處其中，深知西方民主制的病症所在。他反覆對我們說，中西國情不同、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不同，因而很難說中國社會可以實行西式民主，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民主模式。其結論之新穎、視角之獨特、論證之嚴密，都使我們領悟到一位學者的嚴謹與執著。他本人是從事政治科學實證研究的專家，但他總是熱切地鼓勵我繼續從事政治哲學的研究。在我看來，這並非是他不重視實證科學的研究，我私下想，這也許是因為在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對西方理論的話語霸權有更深切的體會，也或許是出自他對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無力解釋中國發展軌跡的失望。有鑒於此，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應有自己全新的政治哲學。他常對我說「中國人需要有自己的大理論」。何等睿智的觀察!而他學術研究的結論與他樸實的愛國情感交相輝應，和諧相融，作為學者，可謂幸甚!

2010年上半年，他為研究生和本科生各開有一門課，講當代中國的政治和外交關係。我在旁聽的過程中，發現國外學生對當代中國政治的了解驚人的貧乏，且其中還摻雜著大量被西方國家意識形態所扭曲的一些信息和判斷。他的課程以他的研究為支撐，能夠促進美國學生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全面了解和準確認識，從而矯正那些有關中國的不良形象，而這就決定了他在課堂上往往變成了被學生盤問和質疑的對象，學生或詫異、或深思，或悅服。我曾開玩笑地說「中國政府應該發工資給你」。有時一堂課下來，他會半帶狡黠半帶炫耀地微笑著對我說，「怎麼樣?問不倒我!」課堂上，他對學生們或是娓娓道來，或是唇槍舌劍，或是循循善誘。我彷彿看到了一位富於激情而又不失理性的戰士，但他所奮鬥的身影多了幾份孤單;而面對挑戰，他卻不乏頑強與自信!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探索，我所看到的史天健教授，就是這樣一位勇敢獨行的探索者。

有時在他正在緊張工作時，老母親會有一些事情打電話找他，經常一個電話要佔用大量時間，他態度溫婉，耐心傾聽和溝通，無半點不恭和怨色。孔子曾說侍奉父母，最不易是「色難」，他做到了。

他是美國和中國幾所名牌大學的教授，生活上足可以「有派頭」;但他簡樸、節儉，幾近吝嗇。他曾說他全身上下的衣服沒有一件名牌，全是農民工行頭;他說每年會借回國的機會理一次髮，到秀水街淘貨;他還說準備回國養老……

我想，他和我們都沒有料到人生的聚散是如此無常和無情，或者說沒想到這種無常和無情原來離我們是如此之近 !如今斯人已逝，但音容猶歷歷在目，不堪回首。願他在天之靈安息!願志同者勇敢前行!

4，《懷念史天健老師上課的日子》

謹以此文紀念史天健教授—–潘科任中央民族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驚聞史天健老師逝世的噩耗，真不敢相信、不願相信，悲痛中追憶史老師給我們上課的點點滴滴，不禁淚濕兩眶。

前兩年，史天健老師應邀給我們管院博士、碩士研究生上了兩個學期的課，講授政府體制比較研究，其中包括政治參與、學科動態、科研方法等。

史老師每次上課前都做好課件，課件都是英文，上課時用中文講解。長期在異國他鄉用異國語言思考和工作，絲毫沒有影響到他的母語表達。無論是講解理論知識，還是描述一般社會現象，他都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上課前，史老師也發給我們一些資料，比如比較政治學的一些經典著作的電子稿，叫我們先看看。上課時，史老師喜歡同學們提問、質疑和發表不同意見，用課堂討論、小組課題設計等方法，引導大家更好地走上科研之路。

那時，史老師的主要任務是在北京做項目研究，整天忙碌奔波。記得有一次，史老師匆匆走進教室，一邊說「不好意思，剛開完會，路上又堵車，還沒來得及吃晚飯」，一邊急忙鑽到講台底下連接他自帶的筆記本電腦。同學們都叫他先去吃東西再上課，他站了起來，笑了笑就開始上課了。課間休息時，不知是哪位同學給他買了一塊麵包和一瓶礦泉水，他客氣一番后，就在講台邊狼吞虎咽起來了。

史老師性格開朗，詼諧幽默，精力充沛，總給我們一種陽光的感覺。他老是一副樂呵呵的憨態，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毫無架子，也幾乎不提自己的學術成就。每當下課時，總有同學圍住他請教各種問題，或是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但是，史老師教學時卻是相當嚴謹，特別是講到科研方法時，對抽樣、變數控制等關鍵步驟講得非常細緻，並不斷強調科學方法的重要性。

史老師學貫中西，在西方生活、搞政治學研究和教學，諳熟各種政治問題，但他也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有獨到見解的學者，對國外一些政治理念、行為模式等等並不是照搬照抄。在談到民主和選舉時，史老師指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的問題，並強調文化在其背後的影響和作用，說我們要繼承、吸收和批判，探索和建立一種適合我們自己的模式。史老師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和看待問題，引導我們正確地思考。

偶爾，史老師也給我們講講他的過去，說以前下鄉養過豬、開過卡車、做過赤腳醫生之類的，說在北大和哥大學習的一些經歷。對於一生經歷過的許多坎坷，他談吐間絲毫沒有表露出「憤青」之情，反而是對過往經歷和磨難的一種感激之情。其豐富的人生閱歷，積極豁達的人生態度，以及對學術的執著追求，都深深地感染著我們，給我們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

史老師淡泊名利，生活樸實無華，從來沒見過他穿戴什麼名牌貨。記得有一次他跟我們講，在美國想賺錢的都到公司企業去，想發財就不在大學里教書。

每到期末課程快要結束時，同學們都問史老師下個學期還給不給我們開課，他總是狡黠一笑，說這個得問你們李院長去。同學們也都湧上講台，要和他合影留念，生怕下次再沒有他的課了。

5，《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痛別天健

作者：李連江

天健突然遠行，我失去了一個兄長。

第一次聽說天健是1990年。那年9月，我到美國留學。導師歐博文教授跟我介紹讀政治學的中國留學生，提到幾個傑出人物，天健是其中之一。開始我以為天健姓石，但對「天健」二字很肯定。1989年窮困近乎絕望時讀過《易經》，零星記得些許內容，其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健的一生，確實是自強不息的一生。他的傳奇經歷，他的學術成就，真切地告訴我們什麼是自強不息。我沒有資格評價天健的建樹，只想提到三個事實：他第一個在中國成功進行全國抽樣調查；他率先把論文發表在美國政治學頂級主流刊物上；三十年來，我國到美國讀政治學的留學生數以百計，在美國著名大學獲得終身教職的則寥若晨星，天健是其中之一。

天健的一生，還有更為難得的一面：「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德，首先是天健對民族的責任感。2001年，他召集幾位有興趣的同行，到廬山一個設施簡陋的旅館討論適合中國國情的選舉規則。旅館簡陋到什麼程度？只說兩個指標。一，沒有浴巾。亞偉兄在電話中說，洗完澡，才發現沒有浴巾，只好在浴室學狗跳。二，分配給杜克大學政治系主任John Aldrich教授的房間窗子沒有玻璃，幸虧發現得早，趕緊換了房。

只要與天健交往過，都會感到他無窮無盡的熱忱和善意。天健對我，始終是兄長。為了教給我抽樣方法，他花兩個多小時，在電話上細細講解原理和程序。我設計問卷不知道從何入手，他毫無保留地把他精心設計的問捲髮給我。他的名著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是我學習計量分析的教科書，我讀不懂時，總能從他那裡得到清晰簡明的解說。

天健長我11歲，但我們有一個共同點。他的大女兒與我的大女兒同年，他的小女兒與我的小女兒同年。天健對我的關照，自然延續到下一代。我的大女兒在紐約大學讀書，天健數次邀請她到家裡玩。遺憾的是，女兒太像父親，怵交往，如今永遠失去了拜訪這位父執的機會。但是，她實實在在地得到了天健的恩惠。去年暑假，她找實習機會，屢遭挫折。我在北京偶爾與天健提到此事，他奇迹般地給我女兒找到了實習位置。

天健與我同一年上大學，他在北大，我在南開。但在政治學領域，他長我一輩。我開始讀政治學時，他已經獲得博士學位，到University of Iowa任教了。天健的長兄品格很自然地體現在長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上。今年年初，我的一個博士生面臨謀職難題。在芝加哥開會時，天健主動問我是否有學生需要找工作。我自信天性不算涼薄，但比起天健的溫厚，著實自愧不如。

今年，四次見到天健。每次見到他，我都半開玩笑地說他白髮又多了。但他的眼裡總是透著笑意，那看一眼永遠忘不了的笑意。九月底在清華見到他，得知他正在籌劃一項大課題。他忙，沒時間閑談。我閑，但總不能拉住大忙人聊天。萬萬沒想到，這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留在記憶中的，是他起身匆匆離去，還有他對我耳語的一句俏皮話。

從看到亞偉的帖子到現在，心亂如麻，不能安定。耳邊一直響著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我找不到恰當的語言與天健兄告別，但他在天國一定能聽到我的心聲。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然而公義的靈魂乃是由上帝掌握，並再不會有悲傷，痛苦襲來。

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