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歷史三峽(一)
習總日記(2016,12,6)
歷史學家唐德剛有感於歷史上社會制度大轉型時「死人如麻,極其痛苦」,好比行舟長江三峽所遇的「驚濤駭浪」,故試名曰「歷史三峽」。
他在《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中預言,中國社會歷史轉型的第二個三峽,從郡縣帝制轉型為民治需200年左右時間。如果「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因為他已經看到,「蔣中正、毛澤東當政,基本還是照舊(秦漢帝制)」。此文脫稿於1996年。當時中國大陸正值鄧小平垂簾最後一年,第三代核心江澤民任中共總書記時期。
顯然唐德剛對大陸社會轉型前途憂心忡忡,「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續下去。」他對通過三峽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心中無數,「200年左右」只是猜測,或者說是希望。雖然他放言道,「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個是歷史的必然。」
「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個是歷史的必然」?不見得。我認為,就好比有了公路之後,不必一定要走三峽水路一樣,告別歷史三峽,對中國歷史說再見,才是那塊土地的人們早日實現自由民主的明智的選擇。當然,這個觀點可能要在中共垮台之後又一個本土專制政權誕生才能被接受。
中國被迫和日本主動轉型
唐德剛在《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中一句「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比他的「歷史三峽論」更值得仔細推敲研究琢磨。
按照唐德剛先生的中國史觀,第一次政治社會大轉型是從封建制轉為郡縣帝制。轉型過程恰似「九九歸一」,1800個封建主按叢林原則進行生存挑戰遊戲,最後贏家是秦王嬴政。既然贏得了天下,就不能再玩同樣的遊戲走回頭路,於是發明了郡縣帝制。中央集權和土地私有是不同於封建制度的兩大標誌。由於第一次大轉型過程不存在「挑戰」和「被迫」,而第二次大轉型因文明科技的發展,領先中華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突然出現,中國歷史不得不改寫。
這些問題值得思考。與第一次大轉型不同,第二次中國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是「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那麼,如果沒有挑戰和被迫,第二次大轉型是否會發生?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也至少會延後幾百年。第一次轉型之後的政治社會制度,是否比轉型之前的先進,郡縣帝制比封建制度更有利於社會文明發展嗎?如果拿中國歷史第一次大轉型后延續至今的郡縣帝制,對照西方誕生於1000年前的封建制度和誕生於500年前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是可以認為是一場錯誤的大轉型?今天擺著人們面前最重要也是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政治社會第二次大轉型,唐德剛口中的歷史三峽如何走過?即中國如何才能最快且代價最小完成從郡縣帝制向民治的轉型?
因為第二次轉型是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戰,不轉不行;而且也是被迫轉型,不得不轉,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包括文化和各社會階層對此次轉型是有抵觸的。一句話,中國和中國人民其實不想轉,他們或沒有做好準備,或仍然熱愛郡縣帝制政治社會制度。於是幾乎同時發生在東方國家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結果為何大不一樣就可以理解了。當時的日本同樣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戰,但他們是本著主動而不是被迫轉型的心態實現了西化和現代化。
2017年即將到來之際的中國,和中國統治者以及中國人民,是否轉變立場為主動要求實現第二次大轉型?答案是否定的。中國的專制統治者中國共產黨一百個不願意。中國人民的態度如何?如果推翻了中共,中國人民是否願意駛過歷史三峽,走向民治?深受千年郡縣帝制文化毒害有著嚴重明君情節的中國人民,選擇專制政權比選擇民主政權概率要大得多,中國的精英們建立又一個專制政權比建立一個民主政權的概率要大得多。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