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隨筆集

《或明或暗的關係》序


敬文東



三年前，在接受《鋒刃》雜誌的書面採訪時，我曾經說過，詩人搞詩歌批評是九十年代中國詩歌界的大事之一。我列舉了好幾位素為我看重的「詩人批評家」：歐陽江河、臧棣、西川、孫文波、肖開愚、王家新、鐘鳴、周倫佑、西渡等人。恕我不恭，作為一個詩歌的熱心觀察者（說旁觀者可能更準確），我認為中國的詩歌批評界十分糟糕，批評隊伍魚龍混雜，幾乎說不上有幾個人是真正懂行的。大多數人差不多都是錢鍾書所謂的「摸象派」。但正是這些人在那裡吆三喝四，頤指氣使，彷彿真成了得詩歌之道的高僧。正是基於這一點，詩人們乾脆越俎代庖，業餘搞起了詩歌批評，確實不是為了和誰搶飯碗。也正是基於這種實際情況，多年來，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喜歡讀詩人寫的詩歌批評文字；若非是迫不得已，若非是不懷好意地看他們如何丟人現眼，堅決不讀那些出自職業「批評家」之手的「詩歌批評」。在我看來，讀一篇被認為是「不周全」、「不嚴密」、「不客觀」的詩人的文章，勝過讀一打自稱「客觀」、「嚴密」、「全面」、「公正」、「周全」的詩歌批評家的高頭講章。理由很簡單：前者能給我提供對詩歌連骨帶皮的內行看法，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能貢獻出來的，不過是一些言不及義的概念組合。而老實說，他們使用的概念我不見得就不懂，所以我不希罕。
就是帶著這種意識，我讀完了劉春的文集《或明或暗的關係》。我要說，即使劉春的文章並沒有讓我特別激動、特別滿意，但讓我欣慰的是，他的文章確實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看法，對諸多「前輩」詩人——比如王家新、歐陽江河等——的理解也是精闢的，部分看法還堪稱準確。和大多數業餘從事「詩歌批評」的詩人一樣，劉春的批評文字也有些執拗，有時候甚至是過於執拗了。但我喜歡的就是這種略帶孩子氣的偏執。我從來不相信這個世上真的存在著某種不帶偏見的文學批評，除非有人能夠論證文學（或者詩歌）本身是公正的、不帶主觀色彩的客觀「事物」。在今天，有一點或許越來越清楚：詩歌是純粹個人化的「事業」。假如這一命題能夠坐實，我們完全可以下結論說：一種詩歌對另一種詩歌、一個人的詩歌對另一個人的詩歌就具有排斥性。劉春的執拗就體現在這裡：他為他認可的同行的詩作大聲叫好，也為他不認可的詩人的詩作大為不滿。但無論高聲叫好還是大為不滿，劉春基本上都是從「理解之同情」的角度出發。這實際上是在說，理解同行，只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批評同行，也是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和自己的寫作處境。一句話，理解與批評都是為了自我構造，都是為了自我的再生。儘管劉春對他提及的某些詩人詩作的看法，不能完全得到我的認同——實際上，得不得到我的認同一點都不重要——但我確實欣賞他的執拗勁頭。
對詩歌最公正的看法，就是要容忍任何人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礎上，對詩歌做出的不公正的看法。但這裡所謂的「不公正」，顯然要涉及到判斷力的問題。我十分讚賞歌德的話：知識淵博是一回事，判斷力又是一回事。知識淵博如歌德者之所以要這樣說話，無非是在暗示：判斷力和道德密切相干。本雅明更是一語破的：如果歌德錯誤地判斷了荷爾德林等人，那不是因為歌德的鑒賞力出了問題，一定是他的道德感出了毛病。不過，在我看來，真正的道德不是外在的約束，而是內心的律令。道德是內在的。道德是靈魂的事業。僅僅把道德處理成外在的約束，無異於給偽君子大開了方便之門。因此，對於詩人來說，這種道德就是在不斷提高自己境界的基礎上，對詩歌進行越來越廣闊的理解，從而提高自己的眼力和判斷力，為自己的寫作打下更牢固、更穩健的根基。在此，用「廣闊的理解」去限定執拗，或者說，將執拗建立在「廣闊的理解」之上，從而讓執拗不斷得到更新、得到重新發明或者再生，執拗也許才能越來越跡近精闢和正確的「不公正」，才能越來越廣闊和具有包容心。不能認為劉春現在的寫作已經很開闊了。從他的書里，我看得出來，儘管他已經具有相當優秀的理解力，能剖析、欣賞和解讀那麼多質地不同的詩人詩作，但作為一個詩歌的熱心人，我仍然祝願他能夠更加開闊一些，再開闊一些。因為從他的文章中，已經透露出了這樣的消息：他是一個在寫作上有「野心」的人（我當然非常欣賞這種野心）。不過，在我看來，任何一個完成了寫作「野心」的人，必定是一個視野開闊、理解力博大、包容心寬廣的人。
為了寫這篇短序，我又把劉春曾經寄給我的詩集——《運草車穿過城市》——讀了一遍。這部詩集很好的那方面、相當優秀的那方面我不說了——實際上他每一首詩都寫得不錯——限於題旨，只說一點我不太滿意的地方：整部詩集中的詩歌似乎顯得太清純了一些，太美了一些，太清澈了一些。也就是說，劉春的詩有一種水晶般的質地。我不認為這就是詩歌的上乘境界。在我看來，一個開闊的詩人，他的詩歌一定是長江入海處那樣泥沙俱下，絕不是長江的發源地那樣清澈見底得有如水晶。偉大的詩篇、偉大的詩人從來都是不純的。杜甫、但丁、歌德，也許還要加上蘇東坡，早已給我們的詩人做出了輝煌的榜樣。不能設想只有《登高》那樣的純詩，而沒有充滿「雜質」的《三吏》、《三別》和《北征》，杜甫會被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偉大的詩篇、偉大的詩人是交響樂，不是輕音樂，所以必須要有噪音；偉大的詩人、偉大的詩篇是一座山，所以必須有塵土、毛石、雜草。但我理解劉春。他還年輕，現在也不滿三十歲。而不足三十歲的年齡，顯然還不是一個可以隨心所欲就能泥沙俱下的年齡。他還需要繼續操練。但我想說的還不是這些。我更想說的是：把《運草車穿過城市》和《或明或暗的關係》放在一起觀察，人們或許可以看出，劉春有走向開闊的執拗。他也有這方面的潛質。他的某些詩作已經開始成功地、有機地使用噪音或塵土、毛石、雜草，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詩學效果。因此，我最想說的是：劉春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耐心、虔誠和內省——這些品德他似乎都具備——再仰仗一點不壞的運氣，他有機會走向開闊的境地。他的執拗或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