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做人,人們立馬就會感慨:做人難,難做人。可見人們對於做人,還是頗有苦水的。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儒家的「五常」之道,一直作為做人的道德準則,既是惟一的,也是至高的。即便在目下,一些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知識分子也依舊將「五常」作為他們安身立命的行為準則。
「五常」是什麼呢?「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
「仁、義、禮」,為孔子所提出,孟子將其延伸為「仁、義、禮、智」,到得董仲舒,又將其擴充為「仁、義、禮、智、信」。
何為仁?
仁者,仁義也。指在與另一個人相處時,能做到融洽和諧。有人簡而言之,說,能夠愛人,即為仁。
何為義?
義者,人字出頭,加一點。是說在別人有困難、有危險的時候能出手出頭,幫人一把,此即為義。
何為禮?
禮者,示人以曲也。己彎腰則人高,即為禮。簡單地講,敬人即為禮。
何為智?
智者,知也。把平常生活中的各種東西都琢磨透了,就叫智。
何為信?
信者,人言也。所謂信,就是「一諾千金」,就是「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五常」之道,說起來也沒甚複雜,可若身體力行,恐怕就沒幾個人做得到了。所以,「五常」之道,只在許多人的嘴巴上掛一掛,而已。
我從來不認為儒家的東西都是好東西。但這個「五常」之道,就規範做人而言,還是極有意義的。按說,在中國的文化里,有了這「五常」,中國人在做人方面應該
是很優秀的。可是,如果我們睜開眼睛說話,那我們就得承認,即便單就做人,中國人實在做得不夠好。為什麼會這樣子呢?有人給出的答案是:說現如今的中國人
誰還知道有個「五常」?即使一些讀書人知道,也僅是知道而已。
這話聽起來的確不那麼舒服!這樣大的事兒,這麼厚重久遠的文化,怎麼會不知道呢?即使普通百姓不知,那讀書人也不能不知啊!當然,僅僅做到知,並不起作
用。起作用的是,作為讀書人必須身體力行,作個表率,而不是掛在嘴巴上,作為知識來炫耀。讀書人只知不做,堪比犯罪,實在不可原諒。至於讀書人未能廣為傳
播,則未必算他的過失。畢竟他們只是個讀書人,而非一個教書人。教書的人是有這個責任的,可學校卻未必支持、鼓勵,甚至允許他這麼干。學校培養的孩子不是
教他們如何做人,而是培養會考試的機器人。
中國人做不好人,不只是因為遺失了「五常」,還有我們的學校和家庭都負有不可推卸的教育之責。
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古老未必完全地值得我們驕傲,可是其間的文化的確有很重要的部分,就像「五常」這樣的部分,被我們遺忘和丟失,真是不可饒恕。也許我
們可以再把它撿回來,可丟失容易,撿回則難。難就難在「人心不古」,難就難在「世風日下」。整個社會所瀰漫的都是這樣一股風氣,這樣一種人品,「眾人皆醉
我獨醒」,醒了也白醒,醒了也沒用。
如果儒家的「五常」,我們做不到,也做不好,那佛家的「五個基本條件」,恐怕就更不是我們所能做得到、做得好的了。
佛家做人的「五個基本條件」是:
不殺生
不偷盜
不淫邪
不妄語
不飲酒
佛家做人的「五個基本條件」,其實是對應著儒家的「五常」之道來的。
不殺生,是仁;
不偷盜,是義;
不淫邪,是禮;
不妄語,是信;
不飲酒,是智。
佛家將儒家的「五常」變成了不殺生、不偷盜、不淫邪、不妄語和不飲酒,實際是將「五常」更具體化了。更具體化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操作,更好地把握。可
是,當我面對這更為具體的佛家的「五條」時,我突然驚恐地發現:這同樣看似簡單的五條,其實是我們俗世之人更難以做得到的啊!
做不到會怎麼樣呢?
佛家可不像儒家那麼「溫良恭儉讓」,俗世之人倘若做不到這「五個基本條件」,他們就讓你「來生必墮三惡道」。
那何為「三惡道」?
即「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三道」又分上惡、中惡和下惡。
地獄屬上惡,餓鬼屬中惡,畜生屬下惡。
完全可以這樣理解:「五個基本條件」之中,只要有一條你做不到,都有墮入三惡道的可能,即便是最輕的處罰,也要入下惡道。
依照凈空法師在《地藏經》中所講的觀點,如果人毀犯了五戒,你就不是人,而是妖魔。
我的驚恐,也便在這裡。對照這「五個基本條件」或「五戒」,一條也不毀犯的,沒有一人做得到。做不到,不只是墮入三惡道,而且在你活著的時候便已不是人
了,而成了妖魔。——突然頓悟:為什麼我們做不好人呢?因為我們早已不是人了,我們是妖魔啊!而「五常」之道則是針對於人的。
我說過,宗教常能給我以心靈的慰藉。現在,我又要說,它還能時不時地幫我解疑釋惑,使我對許多苦惱之極的問題茅塞頓開。
如此,不由你不感嘆,儒家真是充滿了仁愛之心。他們苦口婆心地教你如何做人。你做得好了,他們為你高興;你做不好了,他們也不怪你,而是希望你繼續努力,
並相信你一定能把人做好。可惜,我們都辜負了儒家的這一片好心!我們都成了不聽話的孩子!也都成了不爭氣的孩子!在我們自感快要完蛋的時候,佛家站了出
來。他們知道若繼續採用儒家的那套一味遷就、甚至於嬌慣的教育方法,是根本不能將人類拯救出來的。所以,他們採用較為苛刻、恐怖的「五戒」來規範我們,教
導我們。實際上,單就這個層面來講,儒、佛原本一家,都是想讓我們把人做好。只是採用的教育方式不同罷了——前者總是慈善的,而後者不僅板起了臉孔,還威
脅要把做不好人的人送入「三惡道」,受苦受難。
其實,真正的感嘆,是人的頑固不化。儒家那麼溫情,我們卻視為軟弱,不理不睬。佛家很決絕,一點人情也不講,目的並不是要害人類,而是想拯救人類,想讓人
類少犯一些罪惡,將來死後能安穩些,不致於受另一個世界里那麼大的苦,可人類也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樣子。好像在說:「你說你的,我聽我的」。這樣的人類,在
凈空法師眼裡,也就只能是妖魔了。因為,只有妖魔,才會好歹不識,才會不聽規勸,才會一意孤行,才會把好心當成驢肝肺。
作為革命家的毛澤東,儘管他不那麼認可孔子,一併地不那麼認可儒家的一些東西,但奇巧的是,他卻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寫的一篇《紀念白求恩》的文章
里講過這樣一段話:「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
人。」
從中學時期開始,我便把毛澤東這「五個一個」看作是革命者所提出的一個革命性的期待或者願望。作為一個革命者,毛澤東完成了他的革命理想,創立了一個嶄新
的國家。但他關於做什麼樣的人的革命性期待,只在革命勝利后的某一個較為短暫的時期內出現過共鳴,然後隨著「文革」的暴發,這一期待完全地走向了另一個極
端。「文革」結束,中國開始了新的征程:改革開放!從這天起,佔據人們頭腦的,便只有一個錢字了。革命者的期待,如同儒家的「五常」,如同佛家的「五個基
本條件」,統統遭世人遺棄。
革命者可以用犧牲人的生命來推翻、打倒敵對的階級,換取革命的成功。可革命者卻無法將自己的某一個期待再以革命的方式——即犧牲人生命的方式來強制性達到
目的。「文革」固然也很腥風血雨,可它卻並未按革命者的意願行事,相反,卻走向了連革命者都不願看到的另外一種結局。實際上,通過這場革命,革命者也於下
意識里看清了人的本來面目——人原是醜陋的。
一場席捲整個國家,且長達10年
的「文革」,絲毫沒讓革命者樂觀地看到他的民眾變成了他期待的「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
人」,而是看到了「沒幾個高尚的人,沒幾個純粹的人,沒幾個有道德的人,沒幾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沒幾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晚年的革命者,是落寞的,沒有了年輕時的意氣風發。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是成功的。他完成了世界上最古老、最龐大的國家的革命,他實現了他的革命理想。但戰
爭性的革命勝利后,他又發動了一場文化性的革命。讓他痛心的是,他沒有贏得這場革命的勝利,相反,倒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污點。
我永遠敬佩毛澤東的骨氣與才氣。儘管他很知人,可他終究看不清真正的人性,就如同他看不清林彪之流一樣。儒家的「五常」,毛澤東未必放在眼裡,佛家的「五
個基本條件」,更令他不屑。作為一個勝利者,他堅信的是,一個國家他都能拿下,難道他制定的「五個一個」這樣區區的小目標,竟不能成功?竟不能變為現實?
有人一定坐不住了,說,發動「文革」的初衷並非因為毛澤東的「五個一個」啊!我也沒說,他發動「文革」的初衷就只為他這「五個一個」。我只是認為,既然是
一場文化革命,文化便是主要的。而革文化的命意味什麼呢?意味著要改造人。誰又能說「五個一個」不是他老人家發動革命的目的之一?事實上,毛澤東發動「文
革」的真實初衷若是為了全面落實他的「五個一個」,那這場「文革」即便偏離了方向,走向了極端,其過失也要比官方認定的革命性質要輕得多。——既然「文
革」已被認定為浩劫,那就應當容許我對「文革」作另番解讀。畢竟,我沒替「文革」翻案。
毛澤東試圖以一場文化革命來改造人,來完成他的「五個一個」的期待與願望,結果卻是那麼地不成功。佛家更為極端,以來生的大悲大苦脅迫活著的人們把人做好,同樣沒有什麼效果。至於儒家,他以那樣的溫情脈脈來勸化世人,就更不能打動世人了。
但是否表明,人類就沒救了呢?
我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所以,這樣嚴肅的、甚至有點哲學意味的問題還是留給樂觀的人來作答吧。我作為芸芸眾生的一員,能把自己把持好,就阿彌陀佛了,哪還能救得了別人?因此,我回答不了那樣的問題。
事實上,我深感糟糕的是,我時常迷糊:我,我們,究竟還算不算人?如果是人,緣何我們總做出一些不像是人乾的事?如果我們是妖魔,那我們為何還把自己稱作人?
儘管如此,我仍相信這世間還有人。只是,我們也要清醒:行走於這塵世間的,不一定都是人。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雨谷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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