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東方現代化的有益探索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東方現代化的有益探索

（2010-08-23）

《聯合早報網》

邱震海

觀海聽風

現有的「中國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續發展？中國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如何與世界對話和溝通？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國崛起，究竟將給人類帶來哪些正面的貢獻？這些都是30年前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進程時所沒有遇到，甚至也不可能預見的問題。

8月18日，是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發表30周年。30年前的這一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要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尤其提出黨政分開、黨委集體領導、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修改憲法和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等問題。

30年過去了，當年鄧小平提出的問題，依然是今天中國面臨的難題，而且當年鄧小平預言的矛盾和問題，今天都正以不同的方式一個個地呈現出來；而鄧小平八十年代指出的「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深入不下去」，今天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現實中，也正以不同的形式、相同的邏輯，然而卻是更為密集和激烈的形態呈現出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30周年的紀念日以及這個講話的許多精神，今天似乎有意無意地被人淡忘了，但中國改革的深層邏輯，以及由改革所帶來的成就、困境和更大的困惑，卻逼迫人們必須直面這個問題。不然，未來30年中國的道路將走得頗為艱難和茫然。

鄧小平沒有預見到的東西

在這個時刻，似乎不必再討論為什麼鄧小平30年前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依然是一道無解的方程式。只要是伴隨過去30年中國一路走來的人們，以及與今天的中國現實仍有接觸和感知的人們，都會深知其中的艱辛和無奈，也能對這份無奈抱有一份理解。

但問題是，當年鄧小平提出這一問題的時候，中國及其置身其中的世界格局與今天截然不同。當時中國面臨的問題，還只是文革結束后的百廢待興、改革開放；即便如此，當時鄧小平已敏銳意識到一旦開啟改革開放進程，必然面臨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匹配問題。但從本質上說，當年鄧小平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其關注焦點只是面臨改革開放的中國，以及如何使中國儘快追趕先進國家、實現國家現代化。

但30年後的今天，當中國經濟總量已超越德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的時候，尤其是當世界對日益崛起的中國感到疑慮、不安和警惕的時候，「中國模式」究竟將呈現何種面貌？現有的「中國模式」究竟是否可持續發展？中國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如何與世界對話和溝通？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國崛起，究竟將給人類帶來哪些正面的貢獻？這些都是30年前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進程時所沒有遇到，甚至也不可能預見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是個偉大的政治家，也是個必然受制於歷史時空背景的政治人物。他的偉大不但在於敏銳看到當時中國政經體制的弊端，並勇敢開啟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而且他還以和平與對外開放的手段，將改革開放的使命嫁接到自「洋務運動」開始的中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之中。無論是從他對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還是從他對香港「一國兩制」的設計中，人們都可以看到鄧小平在他的愛國情懷、國際視野背後的歷史高度和良苦用心。

但鄧小平畢竟在13年前就離開了人世，他沒能親眼看到由他開啟的改革開放進程，在21世紀頭十年結出了中國崛起的果實，也沒有看到中國崛起所面臨的全新的國際背景，以及在這一背景之下的中國自身改革的戰略重要性。

現代化政治框架：東方能貢獻些什麼？

30年前的鄧小平預見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必然深化不下去。這一現實不幸被言中。但他無法預見，30年後崛起的中國，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由中國現代化為代表的整體東方現代化，也將遇到一系列深層的困惑。

必須承認，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土地上，凡是物質現代化都需要有一個政治框架的保障。在過去數百年西方現代化的歷史上，法治、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被證明為是適合西方現代化的政治框架。在東方文化土壤上，中國的現代化是迄今對東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唯一產生深刻衝擊的趨勢。因此，東方的現代化究竟能為人類貢獻些什麼？這是隨著中國崛起，東西方人們都在同時思考的問題。

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曾說過：「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21世紀初的今天，毛澤東當年的這句話，似乎又可以有一些新的詮釋和註解。

九十多年前「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知識分子曾提出「器物、制度、文化」的命題。過去30年改革開放，中國基本上還只是在「器物」領域裡探索；所謂的公平正義和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是在「器物」和「制度」兩個領域之間游移和尋找新的支撐點。未來若干年，中國現代化能否在制度層面找到可持續的支撐點，既保證中國現代化的持續成功，同時又逐漸向「文化」層面過渡，亦即東方現代化對人類在制度和價值層面的貢獻，這將是一個更為艱巨的挑戰。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人們也許可以有另一些的思考。

作者為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