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一百年中三個最重要的年份

論一百年中三個最重要的年份

民主日記（19）

武振榮

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這三個年份分別是：

◇1911年；

◇1949年；

◇1966年。

對於那些吵吵嚷嚷地說要紀念民主革命一百周年的民運人士來說，以上三個年份里的事情如果被割裂開來的話，我想是搞不出名堂的。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我們先要弄清楚誰都搞紀念？然後再看一下自己的紀念和人家有什麼不同？其次，你自己搞一百周年紀念想得到什麼？達到什麼目的？

迄今為止，有三個團體聲稱搞紀念：一是台灣的國民黨，二是大陸的共產黨，三是中國民運人士團體（其中某些組織）。

在以上三個團體中，唯有國民黨搞一百周年是一樁慶幸的活動。眾所周知，在國民黨那裡，民主革命的成果早在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和平實現之後，由國民黨發起的民主革命（那時共產黨「未出娘胎」）的「果子」就完全「成熟」了，以至於我說它是亞洲乃至全人類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樣板「成果」一點都不過分。就此，我以為此一次紀念活動的性質具有節日的意義，完全是喜慶式的，如果說也有一點「遺憾」的話，那麼，也是「歷史」的。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它也搞一百周年紀念一點都不奇怪，無論怎麼說，共產黨的政治種子是在辛亥革命的犁頭所犁過的土地里發芽的、生長的，所以，即使有了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而沒有此一種土壤，共產黨的革命的「種子」也許會幹死的；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土壤，所以共產黨在其上面種下了從「國外引種」的「種子」后，它才瘋長起來，到1949年，竟然把「老革命」的國民黨給「攆跑了」……。所以，此後的共產黨認為自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者」也有一點道理，因為，早在延安時代，「毛澤東思想」就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枝葉」接到了「三民主義」的根上，承認自己是「三民主義的」繼承人，用「革命沒有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孫文遺言來宣傳自己的事業，於是，共產黨革命的「性質」就由「無產階級」變成了「資產階級」，馬、列的門廳掛上了孫中山的遺像，共產主義的「大紅旗」，變成了「三民主義」的「杏黃旗」，「蘇維埃」割據地變成了「新三民主義」的經驗基地。所以，當共產黨需要有自己的歷史時，它不會扔掉辛亥革命的。

其實呢？民主革命在共產黨那裡已經停頓了至少有40年，從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理論」被宣布為「錯誤」后，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同民主革命「脫節」了，但是，它搞要「專政」，所以，不能不把已經「干物」化了的革命拿來騙人。今天的共產黨已經由「叫花子」變成為世界的「第二富翁」了。它搞一百周年紀念，在沒有意義可拿到的情況下，就只有大把大把地撒錢了，光修了個黎元洪的墓就摔出2800萬人民幣，文化街區改造4個億，不用提主體紀念工程花有多少錢了？

除了國民黨、共產黨外，民運人士也要搞紀念。民運人士是搞民主的人，而民主始於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他們無法否認的歷史，因此，他們必須搞。和上述兩大黨比較起來，他們顯得很尷尬，大陸現在不民主，所以不能像國民黨那樣的搞慶祝、狂歡；他們沒有錢，不能想共產黨那樣的花錢，能不狼狽嗎？不過這是外頭的現象，裡頭的東西就更吃緊了，怎麼說都沒有內容。也就是說，搞紀念只有兩頭，沒有中間。面對1911年，他們可以高談闊論，面對今天的現實，也可以評頭品足，唯獨對於1949年，1966年出現的意義他們摸不著，因此，他們的紀念活動搞得再好，「60年」空白是沒有辦法填充的，職此之故，他們的紀念可以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啊！

好，我先談一談國民黨的紀念吧？

我以為，國民黨是紀念辛亥革命的「正頭香主」，而共產黨和民運團體都是「插隊生」，但是，民主革命這樣的事物有一種開放的性質，它不可能拒絕那些要求革命的政黨和團體，哪怕它們的革命是「假」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革命就擺脫不了中國的傳統：「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唯高才捷足者得之也」。

也就是說，國民黨1911年辛亥革命的功勞和榮譽，在1949年被共產黨「奪取」了，它被趕到了台灣，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但是，正因為有這樣的一種「徹底」的失敗，國民黨才在自身的反省中遇到了重新認識民主的機會，而這個機會在50年代的冷戰時代里，因為它站在了「自由世界」一邊而誒放大了。可見，在2000年的那一次民主化變更中，國民黨先前就已經就做了準備，在面對著要「國民黨政權」還是要「國民黨革命」的權衡中，它選擇了後者而拋棄了前者。於是，它再一次的失敗才完成了自己的革命。1949年它丟失了大陸政權，2000年丟失了台灣政權，一個強大的革命政黨在面臨兩次大失敗的時候才好像遇到了民主的福音。在這裡，我發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所有以革命起家的、具有革命歷史的政黨，要民主化，都得經歷自我失敗的嚴重考驗，也就是說對他們而言，沒有失敗就沒有民主。為什麼會這樣呢？連我自己也納悶，但是，我在前蘇聯、東歐的巨變和台灣的政治實踐中，看到的實事也是如此。民主革命是這樣的一個過程，革命政黨力量強大制服了所有不革命後者反革命的人和團體，但是，如果它制服了革命本身，就不完成它自己的任務，可見，革命的劇本，對於革命的人民來講，有可能是喜劇，對於革命政黨來講，它卻具有悲劇的內容。

對比地看，中國共產黨1949年的勝利也它是失敗的起點，關於這個一點，毛澤東在共產黨還沒有奪取大陸政權時，就已經強調了（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但是，勝利對於勝利者來講，誘惑是巨大的，因此，到1966年，當毛澤東個人判斷共產黨已經不是革命的，它「蛻化」成為一個「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政黨時，毛的判斷是對的，而不是錯誤，也就是說1966年共產黨人實際上遇到了有利於自身民主化的失敗，可是呢？和1949年的國民黨失敗可以形成對比。只是毛澤東和共產黨沒有準備應付失敗。

問題就在於，國民黨在1949年的失敗是一個自身無法挽回的事件，而共產黨在1966年的失敗卻是自身可以挽回的，因此，當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理論」對失敗了共產黨悲劇做了一種喜劇式的解讀時（通過「文化大革命」共產黨可以恢復革命性），它就喪失了民主化的機會。毛澤東死後，共產黨年內出現的「全面復辟」局面徹底破壞了共產黨最後得到民主的機會，它以「受害者」的面目來報「文化大革命」自己失敗的一箭之仇。於是，它就徹底地「退」出了革命。今天，共產黨其所以用大把花錢的方式來紀念革命，原因在於，革命對它已經沒有意義了，所以，它是用「錢」買了一群「鬼」來推革命的「磨子」，俗話說：「有錢能買鬼推磨」啊！

1989年共產黨面臨著又一次失敗的可能，鄧小平怕了（他說「我們會被軟禁起來」），就用反革命的方式「鎮壓」了人民，於是，人民失敗了，大學生失敗了，他們（共產黨高層）「勝利」了，正是這樣的一種「勝利」才最終地把共產黨變成了「反革命」政黨。說實在的，共產黨在1966年和1989年，都面臨著自己失敗、人民勝利的局面，但是，他們把失敗和「完蛋」混為一談，就走上了「完蛋」的道路而不可挽回了。國民黨因為失敗而得益的事情，他們今天都沒有看透，這說明了他們自己才是一批「要戴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的人，別看他們第四代已經羽毛豐滿，也別看剛剛要從蛋殼裡孵化出來的第五代嘴尖爪利，過不了多久，他們都就會「完蛋」。

上面我說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一般情況，現在就說一說人民的問題吧。人民和共產黨與國民黨都是「離皮」的——這是歷史的真實，但是，任何一個政黨要取得勝利都得縮短與人民的距離，因此，1949年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勝利都可以用兩大政黨和人民距離的尺寸來解讀。因此，我對1949共產黨的勝利採取承認的態度，我不對它作「壞人得勝」的解讀，誰叫那時的中國人民擁護共產黨而厭惡國民黨呢？

無論怎麼說，1949年，共產黨和人民的距離是很近的，國民黨遠，所以，共產黨的勝利不能解讀成為「陰謀詭計」的勝利，人類歷史上所有革命性質的事件中都沒有那一回事情。只是，革命的後果里包括著勝利了的共產黨有可能「因為勝利」而脫離人民因素。就此分析，17年後（1949-1966）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已經把共產黨置之於「人民的對立面」是一個不容否定的實事，可是，鄧小平以後的共產黨就是要「否定」它，「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徹底否定」它，於是，共產黨沿著革命之道路總結經驗與教訓的機會就徹底失掉了。於此相關的是，它自然就卸載了以前對人民進行「革命教育」的機制，相反，他用「一切向錢看」的政策把人要引導「革命前」狀態。

在「革命前」狀態中，人民中間的「革命」也就隨著消沉了，特別是經歷了1966年的失敗和1989年失敗后，人民的「革命」的筋骨被打碎了，出現了人民革命的死機現象。

在上面的日記中，我說到了「重新啟動」的問題，卻沒有說明要「恢復」的是什麼？在這一篇日記里，我明確無誤地說：「要恢復1911年、1949年和1966年的價值」：「人民享有對政府的權利」。人民在1991年造清王朝的反，1949年造國民黨的反和1966年造共產黨政府的反——才是中國民運之正路，偏離了它，民主就失敗。如果在以上的時間裡，人民的造反與時俱進，那麼，在前兩次造反中，人民使用「槍杆子」，而在後一次造反中使用「筆杆子」是其中的關鍵，就此，所有欲維護民主第一價值為人民造反行為提供理論辯護的人，若是看不到「槍杆子」在40年前已經被人民拋棄的實事，就不是明哲的人。

1966年，人民的最大發現是：對共產黨「造反有理」，可是在鄧小平之後，這個被發現了的偉大價值遭到了人民自己的「肢解」，人民用「動亂」解讀了它，於是，在一個「非革命」的時代里，1966事件和1949年、1911年事件的關係就被割裂開來了，三個年份中的價值沒有辦法保持統一了，於是，「卸載」革命就成為一個自然的事件了。近20、30年一來的民主運動其所以有氣無力，根本的原因在哪裡呢？

「重新啟動」是在當下時間裡的行為，但是，我個人和許多人看法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認為時間裡有一種歷史的因素，所以，當下時間裡發生的事件往往會「演繹」出過去事件的痕迹，甚至有時候使過去時間裡的事件「重新出現」，所以，搞民運的人如果沒有歷史的概念，沒有一個對於中國歷史的直覺，沒有對以往的勾連，那麼，他們就是「干物人」，怎麼可以勝任中國民主化的大任呢？

朋友們，我的全部的意思是：在策略上，民主運動並非一定要戴上「反政府」的面具不可，有的時候打出擁護政府的旗號，甚至拿政府里的人物做「幌子」（1966年的毛澤東，1989年的趙紫陽）都是可以的，但是，在今天不民主的條件下，民主運動的「骨子」里一定要是「反政府」的，這叫內強而外弱。那些不通此一竅，在中國一再提倡要搞「甘地式的非暴力運動」的人，都是些書生議論，不值得我一駁！

《民主論壇》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