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獎為什麼不獎「08憲章」卻屬「六四亡靈」?
民主日記(17)
武振榮
2010年11月14日 星期日
劉曉波先生在獄中知道自己獲獎的消息后,意味深長地說到:「這個和平獎是屬於六四亡靈」。在民主日記(7)中,我對此做了「良心」的解讀,在本篇中,我想在「良心」之外解讀出其它意義。
眾所周知,導致劉曉波先生牢獄之災的直接原因是他發起了「08憲章運動」,那麼他為什麼不認為和平獎是獎勵「08憲章」,偏要說是「屬於六四亡靈」呢?我在分析這句話時,不推測曉波先生的本意,僅僅分析他用如此肯定語氣說出的句子的本義,得出了劉曉波先生想「重新啟動」六四運動的結論(民主日記(10))。
簽署「08憲章」的人可能有一個大致一樣的心態,那就是他們認為這個運動是效仿前東歐的「77憲章」的,是一個知識分子要求民主變革的和平運動,不需要流血,也不需要犧牲,可是,事出意外,劉曉波先生作為它的主導者和首創者在憲章發布的當日就失去了自由。所以,邏輯推理是:如果沒有「08憲章運動」劉曉波不會坐牢,也不會被重判11年徒刑,也許獲不了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是,正因為有了《08憲章》,才有了劉曉波坐牢,11年徒刑與接踵而來的和平獎,因此,這個獎是獎勵「08憲章」的——應該是沒有多大問題啊!但是,真實情況卻是,當劉曉波先生說出了「和平獎屬於六四亡靈」的話之後,沒有一個「08憲章」的簽名者表示異議,大家都好像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在這裡,不是說「08憲章」運動不應該獲獎,而是說更有資格獲獎的是「六四亡靈」,於是,人們潛意識裡的東西(百年民主革命的歷史成功造就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心理)就被劉曉波一語道破了。
「六四亡靈」如果是一個群體的話,那麼,它不僅僅是死亡了的大學生(在死亡者名單中,大學生絕不會佔多數,完全可能是少數),還有中學生(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犧牲時只有17歲)、抗暴的市民、無辜的圍觀者;其中不都是北京市人,還有外地人,所以,就死亡者的名單(它現在是「秘密」的)構成斷言,「六四亡靈」是一個「人民」的群體,而不是大學生群體,更不是知識分子群體,如果它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那麼,劉曉波的這一句話的價值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在獲獎后,不提「08憲章」而說「六四亡靈」,顯然是他在牢獄中思考的一個結果;如果牢獄之災給劉曉波一次精神上升華之機會,那麼,「08憲章」運動的本質現在就很清楚了,它不是照抄東歐的民主模式,而是要「重新啟動」中國傳統里的六四運動。因此,對於那些把「08憲章」看成是「步」東歐民主運動「後塵」的人來說,劉曉波此言具有矯正的作用,它就是它,是中國1989年六四運動的再起;如果說此種「再起」在外表上採取了知識分子運動的外觀,其意圖是要在現實中國社會裡尋找到一個「合法」的出口,即「政策」允許「精英」逞能,而知識分子是公認的「社會精英」。
如果不是劉曉波的提醒,和平獎屬於「08憲章」沒有任何爭議,只是因他的提醒,「六四亡靈」才被認為是得主,可見劉曉波把自己的榮譽沒有看成是個人的(和平獎是授予他個人的),而是由此拽出了一個官方千方百計地要予以抹殺的六四運動的意義,顯然他是利用和平獎花落中國一事,欲再一次啟動全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對於失敗的六四運動的記憶,而此一種記憶是由「08憲章」運動的發起而被激活的,由此,就形成了到目前為止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最大的話題和話語。
《08憲章》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和平運動,這樣的運動是不需要流血的,因此,設計它的劉曉波先生不可能在《憲章》發布時提出死人的事情,也根本不存在「亡靈」的問題,無論怎麼說,當時中國社會上那一批公共知識分子激烈反對中國百年革命歷史中的「血酬原則」是它的大背景,可是,在劉曉波身陷囹圄之後,獄中的思考使他把《08憲章》和六四運動給聯繫起來了,眾所周知,「六四」這一天是中國民主運動流血的日子,既然如此,一個發起和平運動的旗手,雖然沒有放棄「和平」的信念,對21年前升天的「六四亡靈」的懷念卻給和平運動拽來了一種敢於犧牲,不怕流血的精神,明確的告訴人們:即使百分之百的和平運動也是需要準備流血犧牲的。情況如果是這樣,那麼用「六四亡靈」的精神來推動《08憲章》運動——就是我解讀出來的意義。
依我之見,《08憲章》運動可以分為劉曉波獲獎前和獲獎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運動的設計者和策劃人沒有想到犧牲和流血,所以,不需要運動的參與者們要有「流血犧牲」的準備;后一階段,劉曉波對「六四亡靈」的呼喚就不是這樣了,他在獄中所說的這一句話,是對事實上還沒有結束的《08憲章》運動的一種指導:和平運動的參與者們也應當吸取六四流血犧牲的教訓,克服」民主不需要付出」的和平幻想。
人一死,不是變成神,就是變成鬼,21年過去了,「六四亡靈」是鬼還是神呢?
要回答上述問題,我認為牽扯到目前中國民主理論中的一個大問題,如果說在此前,中國社會裡的那種一批「公共知識分子」(劉曉波是其中的一員),對於中國百年民主革命沒有一種積極的評價,認為革命是建立在「血酬原則」的基礎上,犯了浪費了人寶貴生命的錯誤,中了「黨文化」(劉曉波曾經說「孫中山是黨文化的始作俑者」,毛澤東是「黨文化」的繼承者)的「毒」,因此,百年革命中,革命者們的流血犧牲是一種不必要的「付出」,以此推論,「六四亡靈」也不值得紀念,是生命的多餘的「付出」,誰叫六四運動者們不「見好就收」呢?
我對入獄后的劉曉波身心上發生的變化並不了解,但是,我通過對劉曉波獲獎時所說的話的分析,認為他和人類上那許多傑出人物一樣,在牢獄中實現了精神的升華,無論怎麼說,對「六四亡靈」的深切懷念使曉波先生有意或者無意地回到百年民主革命的傳統中來了,可不是嗎?別說在一百年前,中國人為追求民主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就是在21年前的六四運動中生命之代價不也是同樣地「付出」了嗎?
就語詞而言,「六四亡靈」是一個中性詞,是指在六四時期死亡了的人,但是,「和平獎屬於」他們,卻是一個道德的判斷,正因為如此,我的看法是:此一判斷把「六四亡靈」推到了百年民主革命「犧牲者」的「祭壇」上去了,於是,「孤魂野鬼」就變成了「革命烈士」!
《民主論壇》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