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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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塗人」與「錯誤人」

作者：武振榮於 2010-11-14 07:0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糊塗人」與「錯誤人」

民主日記(16)

武振榮

2010年11月12日星期五（雨）

就在我寫作這一組文章的前幾天，《民主論壇》主編洪哲勝先生在《獨立評論》上推出了一篇短文《為什麼我一再宣稱"誰反共，誰就糊塗》，文章雖然短，但是說出來的話卻很有價值，對於中國民運之現況具有指導的意義。因此，我在寫作此篇文章時，無妨就此說事。洪先生在文章中明確指出「"反共"是一件"糊塗"事，」可是，在我們中國民運人士中就有相當一部分人樂於干「糊塗」的事，這也沒辦法啊！

干「糊塗事」的人，不就是「糊塗人」嗎？百年民主革命的歷史到今天還沒有結出民主的「果子」??這也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

我得說明，中國共產黨雖然和中國國民黨一樣，都是「革命的政黨」，都曾經掌握了「革命的政權」，但是，在近20-30年的時間中，共產黨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像話了，它已經完全地喪失或者背叛了它原初的「革命目標」，成為21的反動政黨；而國民黨呢？卻與時俱進（江澤民吹了「與時俱進」的牛，而蔣經國卻開了「與時俱進」的頭），在世紀之交，和平地交出政權，完成了自己「革命」的「使命」，自己也因此變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民主」政黨。就此而言，在中國大陸搞民主的人，把「冷戰時期」的「反共」繼續作為民主的目標，倒也是情有可原，無論如何，民主在大陸是卸不掉一個「反」字。可是呢？對於這樣的事情的處理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的技術」（武振榮論《論民主的技術》）來把握，那麼，我們就被自己圈在了「民主=反共」的錯誤之中了。

值得說明的是：我這一組文章是為研究民主而寫作的，因此，發表出來也不外是一個網上的帖子，即使這樣，我是以寫作嚴肅理論文章的態度寫它的，因此，對於那種構不成「理論」的東西，我就不寫。我一般不寫作那種專門批判共產黨錯誤的文章，因為此種錯誤在今天，中國人對它之認識已經是「洞若觀火」的了，所以，就用不著我使用共產黨過去常常用的「揭露法」了，退一步說，不是此一法不可用，而是共產黨的錯誤是「禿子頭上的虱??明擺著的」，你不揭，它也是「露」的，因此，當前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人如何把自己在百年時間裡所經歷過的民主的東西「修訂成冊」，以表明我們自己也有歷史。也就是說，我們雖然生活在一個不民主的時代里，可我們有著不屈不撓的、可歌可泣的爭取民主的歷史。

你已經有了上面的歷史，你就在此歷史中出生、成長，而你的感受卻是如此異樣，把那些在你的感受中連十分之一份額都占不到的東西，當成了主要的感受。所以，你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在「錯誤」中摸爬滾打的人，而渾然不知自己的歷史並非「錯誤」。

民主往往是「我」在個人肯定自我的過程中，迫不得已地對於當時否定我的人和事以「錯誤」的「定位」，至於被「定位」了的人和事之「錯誤」到底怎樣（性質如何？程度如何），民主的方式不會過於的糾纏；這樣，民主的人就避免犯馬克思、毛澤東的那種錯誤，即非得要對「資產階級」的東西刨根問底，窮追猛打不可，到最後，民主的事情好像變成了對於「錯誤」的批判和聲討。

說到「錯誤」，人可能就是錯誤的產物，只是，這個哲學上的問題不應該被我們搬到「民運問題」中來。因此，我假設我們單個人有許多的錯誤，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百出，可民主??這樣的東西對於人的行為有著另外的計算方式，就是說，在民主演算過程中，錯誤若是可以作為計量的東西，它寧可採用「減法」，也不肯使用「加法」。所以，在民主理論中，人們若是置身於一個「錯誤」的環境（如「不民主」），人對之的認知和處理也不應當是「錯誤」的。

上述的話需要一個實事的支持的話，那麼，我提出一個美國的例子，以減少某些不必要的爭論。

在上一個世紀60年代，如果一個生長美國的黑人說「我要當總統」，誰不笑掉大牙呢？在某些州的憲法中，黑人和白人是在被「隔離」狀態下生活的，黑人不但享受不了世界上第一部民主憲法所應當賦予的人權，而且是明文規定的法律條款實事上把他們當成「物」（而不是人）對待，就此，對於黑人來說美國「不民主」，可是，誰可以因而由此斷定60年代前的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呢？站在黑人的觀點上，不民主是一個實事，不是他們瞎編造的，可是對於一個白人居多數的美國來講，美國是民主的；非但民主，就比較而言，它的民主程度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把上面的「美國」換成「中國」，把美國處於不民主境況中的黑人換成中國的「五類分子」，我的意思就出來了。因此，我的觀點是，對於過去受到過「制度性」迫害的「五類」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來說，不民主意味著「無民主」那是自不待言的，因此，他們認為自己生活在「錯誤」之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別以為我是一個「但書」的作者??如果中國人都這樣看，這樣說，事情就糟了。而今天，我們遇到的就是這種「糟事」，幾乎許多人都認為自己在近一百年的時間裡，是單純的「受害者」，而中國的民主文本也就是一個「受害者的文本」了。

在我們中國，一個適度的「受害者」感受是「民主」的，沒有問題，可是一種過度的「受害者」感受卻可以窒息民主的發展空間，對此，我們只意識到第一點，而沒有意味到第二點。德國學者魏格林在「文革」40周年之際發表了《如何面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一書，其中有一個見解非常深刻，我很贊同，他說：「正如美國學者弗里德曼指出的，中國人自1840年一來一直把自己當作受害者來看待，這是最不應該有的觀念。因為受害者把自己的這種觀念一代一代傳下去，就變成了對下一代的加害者。如果每一個人把自己看做犧牲品，那麼這個民族會喪失對歷史的主體性認識於能力」。

其實，我從青年時代起就開始了對於中國民主和中國民主運動的獨立研究。在研究中，我通過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歷史的「回憶與理解」建立了我自己的「解放文本」，凡了解我那本書（《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理解》）的人，就會發現，我在整理自己的歷史的時候，和大家一樣，是從「受害」的故事開始的，因此，在那個運動的第一階段中，我當時同絕大多數同學一樣，是以「17年資產階級教育制度的受害者」身份從事造反的，可問題是當「造反」行為無意識地給我自己建立了一個「解放」的新文本時，「受害者」那一頁的歷史就被我「揭」過去了，直到今天，它僅僅是我的「解放」的「收藏夾」中的一頁，其價值服務於「解放」。

在上面，我已經說了，中國民主運動是一個強力運動，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解放自己的運動不是一個四平八穩，文質彬彬的行為，它需要解放者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它需要自己不斷在政治上、精神上「強化」自己，可「強化」自己的行為沒有一個適可而止的地點，它必須被推至於極端處才見精神，而在六六運動（文化大革命）中，數以千萬計的文紅衛兵和數以億計的造反派人民都曾經站在那個極端點上；那點上寫著「老子天下第一」幾個大字。

吃了「洋飯」不得克化的人，近40年來一直在批評六六運動中的人的錯誤，認為那是一個把人縱壞了的運動，使人「不知天高地厚」，結果壞了事。但是對於這種人，我實在沒有更好的話來回答他們，所以，我抓住他們「好洋」的特徵，就引用最近在中國又一次走紅的一位美國學者的話，也許他們可以聽進去：「每一個蒼生都可以說：真正的我是永恆的，真正的我就是一切。我臉上線條是法界巨蛋的裂痕，超級新星在我心中運轉，銀河在我的血管中脈動，繁星照亮了我夜晚的神經元……誰能為這一切歌頌呢？」（《一味》中譯本（美）肯·威爾伯）。

也就是說，在40前，我們普通中國人做了正確的事情，「歌頌」了我們自己，但是，我們卻沒有解讀出它的價值，於是，我們就變成了糊塗人，錯誤人，這樣的人是搞不了民主的。

我的文章旨在呼籲更多的人尋找和認識在一百年、六十年、四十年、二十年時間內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經驗與教訓。我的看法是：在上述時間裡，我們中國人先後造清朝的反，北洋軍閥的反，日本侵略者的反，造國民黨的反，共產黨的反，都不是「錯誤」的，如果說有「錯誤」的話，那麼，僅僅是我們在不同的時間裡把迫不得已的造反行為沒有連接在「自我強力」的線上，而是把它認做為一個壓倒別人的事情。民主必然意味著一個人應該「像駱駝那樣的站起來」，而並不一定就要把別人「踩在腳下」。

政治上「站起來」的事情不是肢體性的「站立」，對於一個民族而言，它需要多次，甚至是多次反覆……。因此，只有在「反覆」中，我們民族不斷地運用「強力」站立起來，直到最終完成民主革命之任務，才是我寫作此一組文章的本意。

《民主論壇》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