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獨立評論》網友談「文革」（2）
武振榮
10、有兩個「文革」嗎？
就本文5來看，時間上只有一個「文革」，但是「文革」后就已經產生了不同敘述「文革」的不同「本子」，因此，「兩個文革說」是「文革」研究的正常現象，所有感覺到它奇怪的人都是對「文革」作了一個錯誤的理解。「文革」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其意義首先是由毛澤東「個人」表述的，人民只是「做」運動，而不是「說」運動——這就問題的關鍵。結果就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範圍內形成了一種印象：好象文化大革命這個由毛澤東最先「說」的運動本身就是毛的運動。在這裡，毛對運動的「專利權」是「說」而非「做」，而所有主張兩個「文革」的人，都認為不應當把「說的」當成「做的」——事情就這些簡單。但是，在我們這個中國，往往許多最簡單的事情結果被弄得非常複雜，而本身很複雜的事情，又卻被人弄得異常簡單。
11、「文革」只有一個，敘述它的「版本」卻有多個，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在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先講一個故事，此故事的內容是：一個去耶利哥城的人在路上遭怯，死於非命——就這一件具體的事情，但是卻有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敘述版本：一個版本說這個人褻瀆了以色列的神，得到了應有的懲罰，被釘死在醜陋的木頭了；另一個版本就是「福音」，說上帝的獨生子為救贖人類，自覺自願地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我們都知道，同樣的「福音書」卻存在著4個版本——這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發生前1966年的故事啊！因此，我說對1966年後「7億」中國人造反的故事，有著多個敘述的版本，這就什麼奇怪的呢？
中國有一句成語，說「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文革」的情況就是這樣，毛澤東在「說」，人民在「做」，在過去，當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還是朋友們所說的「單線」的時候，大家就認為人民「做」的和毛澤東「說」的一樣，可是，我們那個「單線」思維模式一旦被擺脫后，人們為什麼還要維持「單線思維時代」的「產物」的價值呢？認為只要毛澤東定義過了的「文革」就變成了鐵板上釘釘的事情了，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改變，持這樣觀點的人如果是搞「專制」的，那沒有什麼奇怪的，專制主義中的人都是「單面人」，可是，一個叫劉自立的反對共產黨的「民主人士」卻也主張這樣的觀點，就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在駁劉國凱君那非常傑出的〈〈論人民「文革」〉〉的文章時，說了連毛也批評過的「形而上學」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專指特稱，它的製作者是毛澤東，他是這個名稱的專利權擁有者，」言下之意，「我們爭取」這「不光榮的稱謂的『專利』」不但是不道德的，而有法律上犯禁之嫌疑……你看，這老兄就糊塗到了這個地步上了，他還以為劉國凱是「錯誤」的。劉國凱是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人，是那時的「人民」這「一元」中的一員，他感覺到他所在的人民「一元」中存在著文化大革命的獨立的不同於毛的意義，把它整理出來，起一個「人民文革」的名字（這個名字怎麼樣，我下面再分析它）給以發表——這有什麼錯誤呢？我——武振榮一點都看不出來啊！我認為這不但不是國凱君的錯誤，恰恰是他的功勞。我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國凱、希哲、鄭義等民運人士都勞苦功高，他們在說民主的時候，沒有拿西方的本子，拿了我們中國人民的「66本子」，並且說得有條有理，頭頭是道，不象那幾個「知識分子」「吃西餐，放洋屁」（岳武語）！有人說外國人越來越看不起民運人士，如果民運人士在民主上只會照著西方的「本子」鸚鵡學舌，人家憑什麼看得起我們呢？
在這裡，我不是要故意地批評劉自立先生，而是對他在「文革」研究上的那一種形而上學的研究方式，使用邏輯定義推導「文革」意義表示遺憾，「文革」是我們中國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實，可是他卻要把它夾在已經死了的毛的「收藏夾」里，認為是老毛的「遺產」——這不是「四人幫」的做法是什麼呢？你查一查，所有把毛的一個「文革」看成是「正版文革」的人都是寫什麼人呢？
既然在「文革」研究上不應該義氣弄事，而應該實事求是，那麼，劉自立先生的錯誤又在哪裡呢？他把社會生活中的事實，也就是說人文科學上的事實，當成了古典物理學上的事實，認為一個事實的「真」的另一面寓設著「假」，也就是說一個事實只可能出現一種解釋，一個解釋如果是「真」，其它解釋必然「假」，由此去分析，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若是「真」，怎麼還是可以出一個劉國凱的「人民文革」呢？他沒有注意到我上面所說的一個故事，多個敘述版本的問題。這樣的看待問題的方式，不止是劉自立，幾乎所有「反對文革」的人都是這樣。
12、鄭義的《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怎樣？
不錯，很不錯！就「文革」的整個歷史來講，只有一個「文革」，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政黨」的「文革」，連毛澤東個人的「文革」都是被排除的，況且「人民文革」（宋永毅的「中共集體智慧結晶論」很好），但是後來，當毛澤東的「66大炮」把中共中央「打了個稀巴爛」（這是毛學習紅衛兵的結果）后，共產黨的「文革版」就變成了毛澤東「個人」的了，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發動人」就給從名單中銷除了。於是一個「共產黨的文革」就變成了「毛澤東文革」。因此，所有主張「兩個文革」的人不管他們的出世背景多麼不同，文化差異有多大，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在批評毛的「一個文革」中發現了另一個「文革」，因此這個道理如果可以反過來說的話，那就是只有對毛的「一個文革」（這個版本是世界上最「霸道」的，在10年代誰要是反對，就殺誰的頭）做出了最好的批評、批判的人才有可能發現「另外一個」「文革」。
這本書寫於10年前，是一篇「文革」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寫得很好。你若問我：它好在什麼地方呢？我回答：它給我們中國人研究「文革」提供了方法，因此，文章內容本身是一個價值，而被這更有價值的是文章提供的「方法」。法國有一個學者在研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提出了一個「眼睛向下看或向上看」的「原則」問題，他啟發了我，使我感覺到要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應當掌握它，就如我以前的文章所說，如果你「眼睛向上」，那麼你看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在揮動「巨手」，林彪搖著《語錄》本，周恩來左右逢源，……但是你若「眼睛向下」，朋友，你就看見了人民「趁機造反」的「人民文革」了。因此，我說《芻議》是一篇「眼睛向下看」的經典文章。
經典文章要有「經典思想」，鄭義的「經典思想」就是：1966年人民有「反抗中共暴政」的權利，「文革的興起」就是人民權利的實現。這樣以來，文化大革命圖象映入人的眼帘的就是普通人造反的圖像了。《芻議》解讀圖像意義是：「中共建政以來，這是人民17年第一次名正言順地獲得了反抗共產黨專政的機會。過去，對現實不滿都是罪行，……現在天翻地覆……人民可以起來造反！」這樣以來，鄭義用「權利的觀點」建立了一個「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的文本。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在民運人士的「文革」研究中發現這種方法被廣泛運用著就不足為奇，民主實踐相當豐富理論知識水準相當高的陳泱潮先生在今年發表的《簡論「文革」的歷史定性》中，就運用了這種方法把劉自立說的鐵板一塊的「毛澤東文革」分成了四個：「奪取文革」、「浩劫文革」、「人民文革」和「中國民主革命序幕」的「文革」，陳先生的這種劃分法我雙手贊成。在《博訊》網上剛剛讀到它時，我就寫了個支持的帖子。
13、「兩個文革論」到底是一種理論的抽象，你不能不運用它做一個你自己的演繹，也叫那些非專業的「文革」愛好者讀懂？
在問題3中，我已經說了，就時間而言可以把「10年文革」分成四段，每一段都有一個不同與前面的意義，因此你只要是一個「研究者」而不是「宣傳員」，那麼你在每一段「文革」上做一個圈點，就可以構成一個研究的單位，這樣你的研究工作就用不著打「開花彈」了。就依照這樣的思路，你在把「文革」分成為性質不同的「共產黨文革」和「人民文革」兩大類的時候，你就可以比較輕鬆地進入「共產黨文革」這比較窄的研究領域，從而發現「共產黨文革」還可以分成為「共產黨集體文革」和「毛澤東個人文革」兩類；如果你又進入了「毛澤東文革」領域進行研究，那麼你就有可能發現它又可以分成為至少四個不同的階段：1、毛澤東作為共產黨集體領導時的階段（這個階段在1966年8月5日，被毛錯誤地命名為「資產階級反對路線的階段」，可憐的劉少奇、鄧小平就成了這個階段的替罪羊）；2、毛、林合作階段（這個時候毛林攜手的結果是要「北京」變成為「世界革命的首都」，他倆聯合支持人民造反）；3、毛個人階段（可憐的「林副主席」在「自我爆炸」之後，毛要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的「流毒」，消來消去，消到了「孔老夫子」的頭上了）4、死毛后的階段。其中每一階段都有一個不同的意義，而這些不同意義的階段都和66運動有著不同的複雜關係和聯繫，因此任何把「文革」看成是「簡單現象」的人都站在「文革」研究的大門之外，連門都進不了，何談登堂入室？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現象——你從外觀上看，它可能套著人類運動史上少有的主觀上最簡單的圖像，但是它的內容卻是迄今為止人類運動史上最複雜、最深奧、最奇妙、最絕妙的運動，就此你去理解費正清的「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話，原本是異常深刻的。我搞了30多年的「文革」研究，也可以說是「資質」不短，但是有人要問我：「什麼是文革學？」我卻回答不上來。因此我能夠做的工作是在1966年我們中國人民偉大政治運動的「寶庫」中去尋找我們中國人民因為過去運用過、所以現在可以熟練運用之武器。因此這個「文革學」我還得留給我的後代去研究，但是我的兒子他已經長大成人了，他對政治學一竅不通，對於我熱心的66運動他連半點興趣都沒有，一心要變成虛擬世界中的「英雄」，所以，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外孫身上，這個小傢伙看起機靈，是不是我們陝西人所說的「看起利著哩，吹起迷著哩」的人，就不得而知了（未完待續）。
2006-5-21（首發於《獨立評論》）
武振榮
10、有兩個「文革」嗎？
就本文5來看，時間上只有一個「文革」，但是「文革」后就已經產生了不同敘述「文革」的不同「本子」，因此，「兩個文革說」是「文革」研究的正常現象，所有感覺到它奇怪的人都是對「文革」作了一個錯誤的理解。「文革」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其意義首先是由毛澤東「個人」表述的，人民只是「做」運動，而不是「說」運動——這就問題的關鍵。結果就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範圍內形成了一種印象：好象文化大革命這個由毛澤東最先「說」的運動本身就是毛的運動。在這裡，毛對運動的「專利權」是「說」而非「做」，而所有主張兩個「文革」的人，都認為不應當把「說的」當成「做的」——事情就這些簡單。但是，在我們這個中國，往往許多最簡單的事情結果被弄得非常複雜，而本身很複雜的事情，又卻被人弄得異常簡單。
11、「文革」只有一個，敘述它的「版本」卻有多個，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在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先講一個故事，此故事的內容是：一個去耶利哥城的人在路上遭怯，死於非命——就這一件具體的事情，但是卻有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敘述版本：一個版本說這個人褻瀆了以色列的神，得到了應有的懲罰，被釘死在醜陋的木頭了；另一個版本就是「福音」，說上帝的獨生子為救贖人類，自覺自願地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我們都知道，同樣的「福音書」卻存在著4個版本——這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發生前1966年的故事啊！因此，我說對1966年後「7億」中國人造反的故事，有著多個敘述的版本，這就什麼奇怪的呢？
中國有一句成語，說「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文革」的情況就是這樣，毛澤東在「說」，人民在「做」，在過去，當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還是朋友們所說的「單線」的時候，大家就認為人民「做」的和毛澤東「說」的一樣，可是，我們那個「單線」思維模式一旦被擺脫后，人們為什麼還要維持「單線思維時代」的「產物」的價值呢？認為只要毛澤東定義過了的「文革」就變成了鐵板上釘釘的事情了，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改變，持這樣觀點的人如果是搞「專制」的，那沒有什麼奇怪的，專制主義中的人都是「單面人」，可是，一個叫劉自立的反對共產黨的「民主人士」卻也主張這樣的觀點，就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在駁劉國凱君那非常傑出的〈〈論人民「文革」〉〉的文章時，說了連毛也批評過的「形而上學」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專指特稱，它的製作者是毛澤東，他是這個名稱的專利權擁有者，」言下之意，「我們爭取」這「不光榮的稱謂的『專利』」不但是不道德的，而有法律上犯禁之嫌疑……你看，這老兄就糊塗到了這個地步上了，他還以為劉國凱是「錯誤」的。劉國凱是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人，是那時的「人民」這「一元」中的一員，他感覺到他所在的人民「一元」中存在著文化大革命的獨立的不同於毛的意義，把它整理出來，起一個「人民文革」的名字（這個名字怎麼樣，我下面再分析它）給以發表——這有什麼錯誤呢？我——武振榮一點都看不出來啊！我認為這不但不是國凱君的錯誤，恰恰是他的功勞。我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國凱、希哲、鄭義等民運人士都勞苦功高，他們在說民主的時候，沒有拿西方的本子，拿了我們中國人民的「66本子」，並且說得有條有理，頭頭是道，不象那幾個「知識分子」「吃西餐，放洋屁」（岳武語）！有人說外國人越來越看不起民運人士，如果民運人士在民主上只會照著西方的「本子」鸚鵡學舌，人家憑什麼看得起我們呢？
在這裡，我不是要故意地批評劉自立先生，而是對他在「文革」研究上的那一種形而上學的研究方式，使用邏輯定義推導「文革」意義表示遺憾，「文革」是我們中國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實，可是他卻要把它夾在已經死了的毛的「收藏夾」里，認為是老毛的「遺產」——這不是「四人幫」的做法是什麼呢？你查一查，所有把毛的一個「文革」看成是「正版文革」的人都是寫什麼人呢？
既然在「文革」研究上不應該義氣弄事，而應該實事求是，那麼，劉自立先生的錯誤又在哪裡呢？他把社會生活中的事實，也就是說人文科學上的事實，當成了古典物理學上的事實，認為一個事實的「真」的另一面寓設著「假」，也就是說一個事實只可能出現一種解釋，一個解釋如果是「真」，其它解釋必然「假」，由此去分析，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若是「真」，怎麼還是可以出一個劉國凱的「人民文革」呢？他沒有注意到我上面所說的一個故事，多個敘述版本的問題。這樣的看待問題的方式，不止是劉自立，幾乎所有「反對文革」的人都是這樣。
12、鄭義的《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怎樣？
不錯，很不錯！就「文革」的整個歷史來講，只有一個「文革」，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政黨」的「文革」，連毛澤東個人的「文革」都是被排除的，況且「人民文革」（宋永毅的「中共集體智慧結晶論」很好），但是後來，當毛澤東的「66大炮」把中共中央「打了個稀巴爛」（這是毛學習紅衛兵的結果）后，共產黨的「文革版」就變成了毛澤東「個人」的了，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發動人」就給從名單中銷除了。於是一個「共產黨的文革」就變成了「毛澤東文革」。因此，所有主張「兩個文革」的人不管他們的出世背景多麼不同，文化差異有多大，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在批評毛的「一個文革」中發現了另一個「文革」，因此這個道理如果可以反過來說的話，那就是只有對毛的「一個文革」（這個版本是世界上最「霸道」的，在10年代誰要是反對，就殺誰的頭）做出了最好的批評、批判的人才有可能發現「另外一個」「文革」。
這本書寫於10年前，是一篇「文革」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寫得很好。你若問我：它好在什麼地方呢？我回答：它給我們中國人研究「文革」提供了方法，因此，文章內容本身是一個價值，而被這更有價值的是文章提供的「方法」。法國有一個學者在研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提出了一個「眼睛向下看或向上看」的「原則」問題，他啟發了我，使我感覺到要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應當掌握它，就如我以前的文章所說，如果你「眼睛向上」，那麼你看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在揮動「巨手」，林彪搖著《語錄》本，周恩來左右逢源，……但是你若「眼睛向下」，朋友，你就看見了人民「趁機造反」的「人民文革」了。因此，我說《芻議》是一篇「眼睛向下看」的經典文章。
經典文章要有「經典思想」，鄭義的「經典思想」就是：1966年人民有「反抗中共暴政」的權利，「文革的興起」就是人民權利的實現。這樣以來，文化大革命圖象映入人的眼帘的就是普通人造反的圖像了。《芻議》解讀圖像意義是：「中共建政以來，這是人民17年第一次名正言順地獲得了反抗共產黨專政的機會。過去，對現實不滿都是罪行，……現在天翻地覆……人民可以起來造反！」這樣以來，鄭義用「權利的觀點」建立了一個「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的文本。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在民運人士的「文革」研究中發現這種方法被廣泛運用著就不足為奇，民主實踐相當豐富理論知識水準相當高的陳泱潮先生在今年發表的《簡論「文革」的歷史定性》中，就運用了這種方法把劉自立說的鐵板一塊的「毛澤東文革」分成了四個：「奪取文革」、「浩劫文革」、「人民文革」和「中國民主革命序幕」的「文革」，陳先生的這種劃分法我雙手贊成。在《博訊》網上剛剛讀到它時，我就寫了個支持的帖子。
13、「兩個文革論」到底是一種理論的抽象，你不能不運用它做一個你自己的演繹，也叫那些非專業的「文革」愛好者讀懂？
在問題3中，我已經說了，就時間而言可以把「10年文革」分成四段，每一段都有一個不同與前面的意義，因此你只要是一個「研究者」而不是「宣傳員」，那麼你在每一段「文革」上做一個圈點，就可以構成一個研究的單位，這樣你的研究工作就用不著打「開花彈」了。就依照這樣的思路，你在把「文革」分成為性質不同的「共產黨文革」和「人民文革」兩大類的時候，你就可以比較輕鬆地進入「共產黨文革」這比較窄的研究領域，從而發現「共產黨文革」還可以分成為「共產黨集體文革」和「毛澤東個人文革」兩類；如果你又進入了「毛澤東文革」領域進行研究，那麼你就有可能發現它又可以分成為至少四個不同的階段：1、毛澤東作為共產黨集體領導時的階段（這個階段在1966年8月5日，被毛錯誤地命名為「資產階級反對路線的階段」，可憐的劉少奇、鄧小平就成了這個階段的替罪羊）；2、毛、林合作階段（這個時候毛林攜手的結果是要「北京」變成為「世界革命的首都」，他倆聯合支持人民造反）；3、毛個人階段（可憐的「林副主席」在「自我爆炸」之後，毛要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的「流毒」，消來消去，消到了「孔老夫子」的頭上了）4、死毛后的階段。其中每一階段都有一個不同的意義，而這些不同意義的階段都和66運動有著不同的複雜關係和聯繫，因此任何把「文革」看成是「簡單現象」的人都站在「文革」研究的大門之外，連門都進不了，何談登堂入室？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現象——你從外觀上看，它可能套著人類運動史上少有的主觀上最簡單的圖像，但是它的內容卻是迄今為止人類運動史上最複雜、最深奧、最奇妙、最絕妙的運動，就此你去理解費正清的「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話，原本是異常深刻的。我搞了30多年的「文革」研究，也可以說是「資質」不短，但是有人要問我：「什麼是文革學？」我卻回答不上來。因此我能夠做的工作是在1966年我們中國人民偉大政治運動的「寶庫」中去尋找我們中國人民因為過去運用過、所以現在可以熟練運用之武器。因此這個「文革學」我還得留給我的後代去研究，但是我的兒子他已經長大成人了，他對政治學一竅不通，對於我熱心的66運動他連半點興趣都沒有，一心要變成虛擬世界中的「英雄」，所以，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外孫身上，這個小傢伙看起機靈，是不是我們陝西人所說的「看起利著哩，吹起迷著哩」的人，就不得而知了（未完待續）。
2006-5-21（首發於《獨立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