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獨立論壇》網友談「文革」
——或者以「文革」的話題談民主
武振榮
序：黃慈萍女士的一篇文章最近在《獨立論壇》上掀起了一陣子討論、談論、辯論「文革」的熱潮，也恰恰於這個時間上，斑竹幫助我登陸了論壇，我趁機發了幾個帖子，想不到還引起了幾個朋友的興趣。因而這就使我放棄了原先的寫作計劃，想寫幾篇通俗的東西，把我認為應該在「文革」研究上的一些粗陋的見解拿出來以資大家談論。正因為這是「談話」，所以我想到哪就說到哪，其文字也是披頭散髮，不成體統，還願朋友們諒解。
1、 中國人為什麼要研究文化大革命？
美國已故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曾經說道：「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驚人性」和「規模、影響與複雜性，」「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如果我們對上述話要做一個解讀，那麼我認為要「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首先應該是我們中國人，其次才是外國人。這樣以來有人就要問：外國人為什麼也要「世世代代」的研究呢？回答是：在全世界文化大革命只有一個，因此它具有「人類」意義，這和我們中國人到今天都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道理一樣簡單。
2、「文化大革命」這個詞是誰發明的，用中國現在的行話講，專利權是誰的？
據《陳伯達傳》一書的作者所提供的資料看，它的「發明者」叫姚溱，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我權且認可他：1966年「2月8日，彭真等去武漢向毛主席彙報之後，於2月12日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印發文件時，覺得『5人小組』一詞不明確，姚溱（中宣部副部長）臨時加上『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5人小組』，在此以前，這個小組一直稱『5人小組』。……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到了1966年5月20日後「文化革命」又多了個「大」字，就是變成了「文化大革命」。如果宋永毅說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產物」的話是對的，那麼這個就這個「產物」的「生產」現象來看來，不怎麼樣。
3文化大革命可以分幾個階段？
就時間而言，可以分以下階段：
第一階段：1966年2月-1966年5月16日。（彭真階段）
第二階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劉少奇階段）
第三階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毛澤東階段）
第四階段是有爭議的一個階段或者說是「假設」意義上的階段：1969年4月1日-1977年8月12日。（左毛派階段：毛、林、江、華階段）
4、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動亂」嗎？
研究上面的分段的情況后，你就會發現其中的「第三階段」「否定」了「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又「否定」了「第一階段」，在短短的6月時間內，中國共產黨高層就出現了如此的混亂的局面，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動亂」的話，那麼我首先說它是「共產黨社會的動亂」、「共產黨秩序的動亂」、「共產黨高層的動亂」和「共產黨內部的動亂」——這是千真萬確，用一句俗話講，共產黨「亂了套」！就抓住這一點，別說在40年前，共產黨「亂了套」是好事，就是在40年後的今天，它「亂了套」也是好事啊！民主運動——不就是要叫「共產黨亂套」嗎？
可是，就在我們中國，人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卻怪得出奇，有些人卻說40年前的「共產黨亂套」「不好」；擁護共產黨的人，說「不好」可以理解，但是反對共產黨的人也說「不好」，那些反對時特別起勁的、想把共產黨一下子打到「十八層地獄」的人亦說「不好」，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現實」。這樣的「現實」是怎樣「造就」的——姑且不問，單單就這個「現實」的荒謬性看，是不是我們中國人以為1966年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來得及「腐化」「變質」，人民就「炮打」了它，結果是「好人遭了殃」？
1976年，當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由學生運動發展成為工人運動、市民運動、農民運動和普通幹部的運動時，不少的人就叫嚷著：「天下大亂了！」毛澤東卻一反常態地反駁道：「我看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今天我們回過頭去解讀毛澤東的這一句話（林彪說它「一句頂一萬句」），那個「敵人」是誰呢？原來是共產黨人，是共產黨內的當權派，有人說毛所說的「敵人」是指「地、富、反、壞、右」，其實不對，自從「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來，這些人就已經被「整」得服服帖帖了，在運動的第二個階段上這些人又被「整」的死去活來，根本不存在「亂與不亂」的問題，真正的是「亂」了共產黨，除了軍隊師以下的機關外（部隊軍以上機關也造反。1968年我當新兵到蘭州軍區參加會議，就看到軍區大院內殘留的「打倒張、冼、楊，解放大西北」的標語。標語中的三位是蘭州軍區的最高領導）外，全國所有的共產黨組織和共青團組織都被「造反」的人民給「打爛」了，當權派被人民「批鬥」，黨員沒有處繳黨費，沒有辦法過「組織生活」，也沒有辦法發展「新黨員」，數以千萬記的普通黨員，脫去了「中共黨員」的「外衣」，穿上了「造反派」的衣服，也紛紛造反……中國共產黨在一夜間就「垮」了的事實，在40年後的今天也沒有多少人留意啊！今天，有人喊「退垮共產黨」，我不反對，但是就我們中國人的經驗講，共產黨可以被「打垮」，好象「退不垮」。因此，我提醒大家把1966年的政治圖像在今天復活一下，就是說，如果胡錦濤、曾慶紅、溫家寶——這幾個人好比是當年的毛、林、周，安然無恙的存在著，而「各省都烏呼哀哉」（毛澤東語），各市、縣也都跟著「烏呼哀哉了」……朋友們——這是一個什麼局面？你們說一說？如果在2006年6月2日，中國再一次出現了這樣的局面，你不歡呼，你不鼓舞，你不手舞足蹈，那麼你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反對者」；反之，話又說回來了，你如果擁護它，為它的到來歡呼，高興得流出了眼淚，那麼只要你胳膊上纏個紅布條，你就是紅衛兵了。
5、人民「炮打」當權派對不對？
民主的回答是：「對！」，不管被「炮打的當權派」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或者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的，只要人們認為他們不順眼（「不順眼」是土話，用偉大的亞伯拉罕。林肯的話說是「厭倦」）就可以「炮打」——這是「中國民主革命」賦予中國人民的權利；如果在此之前中國「民主革命」已經「完成」的話，那麼人民運用這種權利的行為就是合法的，按照這個意思推論，1966年人民「炮打」當權派的行為本身就具有內在意義上的「合法性」，因此毛對此的「合法」性的「認可」也是完全應當的；在這個意義上，人民不欠毛的情。
6、人民「炮打」當權派的行為如果出示了一個華而不實的「理由」，其行為有沒有價值？
譬如說，事後證明劉少奇不是「工賊」，王光美也不是「特務」，鄧小平不是給他（她）們「搖雞毛扇子」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卻以此為理由而「炮打」了他（她）們，這到底對不對？
回答：如果說劉、王、鄧是普通人物，和我老武一樣，那麼你用大字報說我是「工賊」，說我老婆是「特務」，你就在法律上「攻擊」了我、「誣衊」了我，你是要負刑事責任的；但是誰叫劉、王、鄧是「公眾人物」呢？如果要叫我給「公眾人物」下一個「消極」的定義的話，那麼也可以說「公眾人物」是普通人發泄怨憤的一個出氣筒。說實在的，我們大家都想做「公眾人物」，但是因為「名額有限」，95%的人只能淪為普通人，這是上帝「造物」上的缺陷，也許是為了「彌補」這種「缺陷」，上帝又給普通人「造」了「嫉妒」「公眾人物」的「心」，一旦普通人有了這個「心」，那麼普通人因「嫉妒」「公眾人物」發泄自己「心」里的憤懣，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美國人的性生活是那麼的混亂，但是總統搞了個女人，大家就鬧著要「翻天」，一派人發誓要把總統「拉下馬」——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美國是「民主」國家。就憑這一點分析，在我們中國近57年的歷史中，如果說存在著「民主」，那麼「炮打」「劉、鄧」時期可能是唯一的選項。我不知道我們一些中國人中了那門子的邪，偏偏要說民主就是「動亂」。
因此，我的看法是：「炮打當權派」是一種公民民主的權利，正因為它是一種權利，所以在行使它的時候就不存在「理由問題」。在民主的教科書中有一種「無理由」理論，就是說一項有關公民權利運用的行為並沒有「理由」的必然預設，——這就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選票上為什麼只化圈的緣故，那個圈內其所以是空的，就是說「理由」進去后就化為了「O」，因此，沒有理由和有理由在「O」中實現了平等。職此之故，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有」理由的「炮打」當權派和「沒有」理由的「炮打」當權派是不分軒輊的。
1966年中國政治大事變的精華之一就是人民獲得、並且廣泛地運用了「炮打」當權派的權利。因此，我叫它民主的運動？除了這一個偉大的時期，我們中國人都是奴隸。在把這個「偉大」的時期「否定」之後，一大群連人都不如的「狗」尚可以在我們的頭上拉屎拉尿。
7、為什麼不「炮打」毛澤東？
要回答這個問題被人們想象得要複雜得多，因此，我想用一個現在的人都知道的事例去說明這個問題，搞一個旁敲側擊。1989年，在學生運動興起后，大學生們並不反對李鵬，而主要是反對趙紫陽，說他帶頭打高爾夫球，脫離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說他搞腐敗，社會流傳「總書記的兒子倒彩電」（89運動反對「官倒」）的順口溜——這都是事實吧，但是沒有過多少天，當學生們從「小道消息」中知道趙是同情學生運動，反對出兵「鎮壓」，怎麼樣呢？不要說是大學生們對趙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就是全國的工人、農民也都改變了看法，夥計，趙僅僅是「同情」，反對「出兵」，就憑這樣他的事情他的政治身價在一夜間就增長了一百倍。在此以前，我是看不慣趙紫陽的，連對他的那一口帶地方味的話都很反感，但是，也就在那時，我個內心中一下子就升起來了對他的敬意，好象他一突然給「偉大」起來了。人就是這樣的東西，有的時候一個小時甚至10分種內，人就變得面目全非了，特別是在運動中或者大的運動中，這樣的情況就更加突出，用「孫悟空72變」的話都不足於說明它。
議論至此，請允許我做一個假設（你不要反對「假設」，20世紀流行的最值得紀念的思想就是「科學即假設」）進一步展開來說明我談論中的話題：在1989年5月「21日」，趙紫陽運用他手中的權力（中國那時流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話，當真如此），搞了一個〈〈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學生運動的〉〉的命令，第二天，「22日」，又搞了個〈〈嚴禁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通告，並且在電視上播放……情況會怎麼樣？又如果在5月18日這一天，趙紫陽不是「哭喪著臉」（鄧小平語）去勸學生「別餓死自己」，而是寫了一張〈〈炮打鄧小平——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章，說：「……在50多天的時間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以上括弧中的文字引自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情況又會怎麼樣呢？你不喊「趙紫陽萬歲」才怪呢？
上述針對趙紫陽所做的假設，在1966年的中國卻不是「假設」，而是真正發生了的事情，1966年8月21日、22日，上述「兩個通令」是毛搞的，當時中國電視沒有普及，所以毛在廣播上廣播，8月5日他寫了上述大字報，也在廣播上發表。我的問題是，上述「假設」中的事情遲了23年，我們中國人認為它是對的，早了23年，我們卻又認為它是「錯誤」的——這就是中國民主搞不起來的原因，嘿，毛病就出在了這兒。
8、1966年中國人喊「毛主席萬歲」是人民愚昧的表現嗎？
還是先從趙紫陽說起吧，若直接說毛——我們中國人耳朵里已經灌滿了原先的聲音，我即使說得天花亂墜，別人也聽不進去，何況我說話的能力和水平根本就達不到「天花亂墜」的程度。在「89運動」中（我在過去叫它「5。13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當權派（不是實權派）趙紫陽只是「同情」（不是「支持」或者「批准」）了學生運動，反對鎮壓（而不是「保護」）學生運動，中國社會就出現了「國無紫陽，民無指望」的口號，如果他象毛那樣地「支持」和「保護」了學生運動，中國就必然會充滿「趙紫陽萬歲」的口號。
既然說到了「萬歲」的問題，那麼的確在中國有人喊「趙紫陽萬歲」。〈〈北京之春〉〉2003年2月刊登載的〈〈趙紫陽是中共黨內民主化的旗幟〉〉一文寫到：「據說一年前，有一次」趙紫陽「趁門衛沒留意溜到了燈口市的大街上去看看，……人們在見到他時，都十分警愕，激動不已，紛紛向他問候致敬，人群中還有人喊『趙紫陽萬歲』」。
由此我們的思維推到23年前，當共產黨內的以劉少奇、鄧小平代表的絕大多數人認為1966年學生運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時，毛作了那樣的一番表態，公開支持了學生們按照「自己解放自己」的意願「踢開黨委鬧革命的」行為，怎麼能夠不招致人民中間「萬歲」之聲呢？民主政治和民主的秩序不是不生產「救世主」、「偉大人物」——這一點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吃錯了葯，殊不知偉大的孟得斯鳩在他的時代就已經指出「專制政治永遠是高舉著的鐵拳，……而民主政治才產生救世主」。1966年毛支持人民造反，人民喊他「萬歲」，1976年他倒行逆施，人們罵他的「娘」——這恰恰是民主政治過程中經常出現的現象，因此，人民有對當權派造反的權利，亦有對他們三呼萬歲的權利，全在於他們的作為如何影響人民。如果說真的存在著一個「10年文革」（我不相它）的話，那麼在「10年」時間內，人民——中國人民——由喊「毛主席萬歲」到喊「打倒現代秦始皇」——就可以讀出人民在政治上的進步的里程了。民主的理論中必須假設在政治上人民知道愛誰？也知道狠誰？在這個問題上，人民不需要「老師」教導他們愛誰？狠誰？怎樣愛？怎樣狠？但是到目前為止一些「知識分子」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這樣「教導」人們說，1966年的中國人民愛錯了，也狠錯了！鬼才相這一套呢？
在「民主」的本子中，沒有「人民是錯誤的」內容，但是在現代「自由」的收藏夾中，卻夾著「人民錯誤」的一頁。因此，中國民運人士在搞民主，或者說在念「民主之經」時，不要選錯了「本子」——這一點非常重要。1992年我在寫作〈〈1966年的故事〉〉時就已經把「66運動」看成是繼辛亥革命、共產黨革命之後的又一個中國「民主的文本」。後來，我發現陳泱潮先生和我持同樣見解。
9、
胡平 : 畢時圓和季逵說得對。文革中始終如一的原則是，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思想，誰就是反革命，就專誰的政。。 2006-5-18 20:44:50
答胡平兄： 2006-5-19 02:22 [Click:15]
文化大革命中，的確存在著你所說的那一條原則，非但是一條原則，簡直可以說它是「鐵則」，但是我做為從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人若對「鐵則」在運動過程中如何被執行的情況的理解同那些根本就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一樣，那就非常錯誤了。我的看法是從「理論」上講，「誰反對毛主席……」，一定會被「專政」，這是千真萬確的，如果「反對」的行為是簡單的，譬如寫一張「炮打毛澤東」的大字報，那麼你的觀點就立馬成功，此人會立即被「專政」——這是必然的、毫無疑問的，但是老兄——別以為我是一個「但書」的作者——「反對」的行為如果複雜一點，並且是向我當年所參加的「中學生造反司令部」那樣的「自治組織」做出的，它之上又套了個「堅決擁護毛主席」的「外衣」，那麼情況會這樣呢？你說「專政」，由誰「專」呢？「公、檢、法」被「砸爛了」，誰來搞？你必然說由造反派組織來搞，天啦，造反派組織從一出「娘胎」就指責對方「反對毛主席」，難道你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事實上也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我校中的「中造司」小頭頭，對方叫「興造司」，兩派戰爭一直打到人民運動消解的1969年4月為止也沒有弄清楚誰到底「反對毛主席」，誰到底「擁護毛主席」——這難道不是1966年中國政治大事變中的最基本的事實？這樣以來，你說的那個「始終如一的原則」就不了了之了！「鐵則」變成了麻花——這就66事變中的辯證法！如果說辯論要以「事實」為底實的話，那麼我可以還舉出以下的事實：（1）《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6條》）被公認是毛的「傑作」，「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其中許多話被當成了「毛主席語錄」來用，反對它就等於「反對毛主席」這沒有任何的含糊，同上面說的一樣，你寫一張「炮打《16條》」的大字報是要被「專政」的，可是，在人類生活中，「反對」的形式如果變化了一些，情況卻發生了可以說是天翻地覆的變化。《16條》中明文規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結構……是由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文化大革命委員會，或者籌備委員會……」，它行駛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16條》廣播的當天，我當時所在的「興平縣教師學習會」（專門整老師，把人往死里整，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殺事件的90%就集中發生在這個時候）就立馬成立了「教師學習會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16條》就這樣給「雷厲風行」地落實了。那時，鄧小平的兒子鄧撲方擔任了「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的「主任」的事情哪個不知曉？我所說的66運動中的基層造反派的「第一炮」不是「打」共產黨組織，而是「打」「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這個按照《16條》的方式產生的「權力機構」的事情沒有參加「文革」的人不會知道，因此他們說不出個所以然，這有情可原，但是參加過的人如果迴避了它，不就是錯誤的嗎？那時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委員會」都被「打爛」了，連半個都沒有留下，如果說它是「毛主席」為文化大革命「設計」的，自治人民運動的「反對」它不就是「反對」毛嗎？（2）毛從運動一開始，就要求人民團結起來，不要搞「資產階級派性」，誰聽他的呢？我們照搞不誤，他說「無產階級內部沒有理由要分成為兩派」，我們聽了嗎？所有的造反派組織都分成為兩派，這難道不是1966年中國人民運動的基本「事實」嗎？就這個「事實」講，人民是「打著毛的旗幟反毛」——這才是問題的要害，你的「始終如一的原則」在這裡沒有辦法被人遵守，假設人在「主觀」上想遵守它。（3）從1969年4月1日，毛恢復了已經被中國人民「打倒」、「打爛」了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之後，消解了人民自治組織，到最後，所有的自治組織都被「消滅」了，毛又要人民「鬥私批修」，挖派性的根子，人呢？能夠不厭惡他嗎？誰心裡服呢？1971-1973年，我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宣隊」的一位成員，被省軍區派到陝西石棉礦去挖「工人階級」派性的「根子」，我們挖了3年，最後哄上級說「挖完了」，其實呢？我當時就想：這怎麼可以挖完呢？派性這東西根源於人性，在人真正是人的時候，派性是公開存在的，在人不是人的社會中，它是「暗藏」的——這就是我從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獲得的經驗。美國人公開分成兩大派，韓國人是三大派，中國在66運動中也兩大派、三大派，從66運動失敗后，我們的人民都是一派，「團結緊得」象一根繩。因此，我認為：民主、自由這東西你若不在人公開存在的派性里去找，你一萬年也找不到。我設想今天早上，中國有了民主，還不到晚上，人民就又分成為兩大派——這就是我為什麼要主張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認為40年前的人民分派不對，那麼今天「晚上」的分派也就不對了，道理嗎？就如此簡單。說得太多了，作一個小結：在最簡單的「反對」毛的行為中，你的「始終如一原則」可以「貫徹」，但是問題如果稍微複雜了一點，它就不適用了，再複雜一點，它就「完全徹底」的不管用了。你如果認為中國人民反對毛的行為和形式只有一種，象「炮打劉少奇」那樣（張志新就是這個方式），那麼，你說得完全對，若有了二種、三種，它或者它稍微變了個相，你至少沒有研究它。
2006-5-20於首爾（未完待續）
——或者以「文革」的話題談民主
武振榮
序：黃慈萍女士的一篇文章最近在《獨立論壇》上掀起了一陣子討論、談論、辯論「文革」的熱潮，也恰恰於這個時間上，斑竹幫助我登陸了論壇，我趁機發了幾個帖子，想不到還引起了幾個朋友的興趣。因而這就使我放棄了原先的寫作計劃，想寫幾篇通俗的東西，把我認為應該在「文革」研究上的一些粗陋的見解拿出來以資大家談論。正因為這是「談話」，所以我想到哪就說到哪，其文字也是披頭散髮，不成體統，還願朋友們諒解。
1、 中國人為什麼要研究文化大革命？
美國已故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曾經說道：「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驚人性」和「規模、影響與複雜性，」「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如果我們對上述話要做一個解讀，那麼我認為要「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首先應該是我們中國人，其次才是外國人。這樣以來有人就要問：外國人為什麼也要「世世代代」的研究呢？回答是：在全世界文化大革命只有一個，因此它具有「人類」意義，這和我們中國人到今天都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道理一樣簡單。
2、「文化大革命」這個詞是誰發明的，用中國現在的行話講，專利權是誰的？
據《陳伯達傳》一書的作者所提供的資料看，它的「發明者」叫姚溱，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我權且認可他：1966年「2月8日，彭真等去武漢向毛主席彙報之後，於2月12日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印發文件時，覺得『5人小組』一詞不明確，姚溱（中宣部副部長）臨時加上『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5人小組』，在此以前，這個小組一直稱『5人小組』。……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到了1966年5月20日後「文化革命」又多了個「大」字，就是變成了「文化大革命」。如果宋永毅說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產物」的話是對的，那麼這個就這個「產物」的「生產」現象來看來，不怎麼樣。
3文化大革命可以分幾個階段？
就時間而言，可以分以下階段：
第一階段：1966年2月-1966年5月16日。（彭真階段）
第二階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劉少奇階段）
第三階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毛澤東階段）
第四階段是有爭議的一個階段或者說是「假設」意義上的階段：1969年4月1日-1977年8月12日。（左毛派階段：毛、林、江、華階段）
4、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動亂」嗎？
研究上面的分段的情況后，你就會發現其中的「第三階段」「否定」了「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又「否定」了「第一階段」，在短短的6月時間內，中國共產黨高層就出現了如此的混亂的局面，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動亂」的話，那麼我首先說它是「共產黨社會的動亂」、「共產黨秩序的動亂」、「共產黨高層的動亂」和「共產黨內部的動亂」——這是千真萬確，用一句俗話講，共產黨「亂了套」！就抓住這一點，別說在40年前，共產黨「亂了套」是好事，就是在40年後的今天，它「亂了套」也是好事啊！民主運動——不就是要叫「共產黨亂套」嗎？
可是，就在我們中國，人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卻怪得出奇，有些人卻說40年前的「共產黨亂套」「不好」；擁護共產黨的人，說「不好」可以理解，但是反對共產黨的人也說「不好」，那些反對時特別起勁的、想把共產黨一下子打到「十八層地獄」的人亦說「不好」，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現實」。這樣的「現實」是怎樣「造就」的——姑且不問，單單就這個「現實」的荒謬性看，是不是我們中國人以為1966年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來得及「腐化」「變質」，人民就「炮打」了它，結果是「好人遭了殃」？
1976年，當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由學生運動發展成為工人運動、市民運動、農民運動和普通幹部的運動時，不少的人就叫嚷著：「天下大亂了！」毛澤東卻一反常態地反駁道：「我看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今天我們回過頭去解讀毛澤東的這一句話（林彪說它「一句頂一萬句」），那個「敵人」是誰呢？原來是共產黨人，是共產黨內的當權派，有人說毛所說的「敵人」是指「地、富、反、壞、右」，其實不對，自從「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來，這些人就已經被「整」得服服帖帖了，在運動的第二個階段上這些人又被「整」的死去活來，根本不存在「亂與不亂」的問題，真正的是「亂」了共產黨，除了軍隊師以下的機關外（部隊軍以上機關也造反。1968年我當新兵到蘭州軍區參加會議，就看到軍區大院內殘留的「打倒張、冼、楊，解放大西北」的標語。標語中的三位是蘭州軍區的最高領導）外，全國所有的共產黨組織和共青團組織都被「造反」的人民給「打爛」了，當權派被人民「批鬥」，黨員沒有處繳黨費，沒有辦法過「組織生活」，也沒有辦法發展「新黨員」，數以千萬記的普通黨員，脫去了「中共黨員」的「外衣」，穿上了「造反派」的衣服，也紛紛造反……中國共產黨在一夜間就「垮」了的事實，在40年後的今天也沒有多少人留意啊！今天，有人喊「退垮共產黨」，我不反對，但是就我們中國人的經驗講，共產黨可以被「打垮」，好象「退不垮」。因此，我提醒大家把1966年的政治圖像在今天復活一下，就是說，如果胡錦濤、曾慶紅、溫家寶——這幾個人好比是當年的毛、林、周，安然無恙的存在著，而「各省都烏呼哀哉」（毛澤東語），各市、縣也都跟著「烏呼哀哉了」……朋友們——這是一個什麼局面？你們說一說？如果在2006年6月2日，中國再一次出現了這樣的局面，你不歡呼，你不鼓舞，你不手舞足蹈，那麼你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反對者」；反之，話又說回來了，你如果擁護它，為它的到來歡呼，高興得流出了眼淚，那麼只要你胳膊上纏個紅布條，你就是紅衛兵了。
5、人民「炮打」當權派對不對？
民主的回答是：「對！」，不管被「炮打的當權派」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或者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的，只要人們認為他們不順眼（「不順眼」是土話，用偉大的亞伯拉罕。林肯的話說是「厭倦」）就可以「炮打」——這是「中國民主革命」賦予中國人民的權利；如果在此之前中國「民主革命」已經「完成」的話，那麼人民運用這種權利的行為就是合法的，按照這個意思推論，1966年人民「炮打」當權派的行為本身就具有內在意義上的「合法性」，因此毛對此的「合法」性的「認可」也是完全應當的；在這個意義上，人民不欠毛的情。
6、人民「炮打」當權派的行為如果出示了一個華而不實的「理由」，其行為有沒有價值？
譬如說，事後證明劉少奇不是「工賊」，王光美也不是「特務」，鄧小平不是給他（她）們「搖雞毛扇子」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卻以此為理由而「炮打」了他（她）們，這到底對不對？
回答：如果說劉、王、鄧是普通人物，和我老武一樣，那麼你用大字報說我是「工賊」，說我老婆是「特務」，你就在法律上「攻擊」了我、「誣衊」了我，你是要負刑事責任的；但是誰叫劉、王、鄧是「公眾人物」呢？如果要叫我給「公眾人物」下一個「消極」的定義的話，那麼也可以說「公眾人物」是普通人發泄怨憤的一個出氣筒。說實在的，我們大家都想做「公眾人物」，但是因為「名額有限」，95%的人只能淪為普通人，這是上帝「造物」上的缺陷，也許是為了「彌補」這種「缺陷」，上帝又給普通人「造」了「嫉妒」「公眾人物」的「心」，一旦普通人有了這個「心」，那麼普通人因「嫉妒」「公眾人物」發泄自己「心」里的憤懣，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美國人的性生活是那麼的混亂，但是總統搞了個女人，大家就鬧著要「翻天」，一派人發誓要把總統「拉下馬」——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美國是「民主」國家。就憑這一點分析，在我們中國近57年的歷史中，如果說存在著「民主」，那麼「炮打」「劉、鄧」時期可能是唯一的選項。我不知道我們一些中國人中了那門子的邪，偏偏要說民主就是「動亂」。
因此，我的看法是：「炮打當權派」是一種公民民主的權利，正因為它是一種權利，所以在行使它的時候就不存在「理由問題」。在民主的教科書中有一種「無理由」理論，就是說一項有關公民權利運用的行為並沒有「理由」的必然預設，——這就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選票上為什麼只化圈的緣故，那個圈內其所以是空的，就是說「理由」進去后就化為了「O」，因此，沒有理由和有理由在「O」中實現了平等。職此之故，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有」理由的「炮打」當權派和「沒有」理由的「炮打」當權派是不分軒輊的。
1966年中國政治大事變的精華之一就是人民獲得、並且廣泛地運用了「炮打」當權派的權利。因此，我叫它民主的運動？除了這一個偉大的時期，我們中國人都是奴隸。在把這個「偉大」的時期「否定」之後，一大群連人都不如的「狗」尚可以在我們的頭上拉屎拉尿。
7、為什麼不「炮打」毛澤東？
要回答這個問題被人們想象得要複雜得多，因此，我想用一個現在的人都知道的事例去說明這個問題，搞一個旁敲側擊。1989年，在學生運動興起后，大學生們並不反對李鵬，而主要是反對趙紫陽，說他帶頭打高爾夫球，脫離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說他搞腐敗，社會流傳「總書記的兒子倒彩電」（89運動反對「官倒」）的順口溜——這都是事實吧，但是沒有過多少天，當學生們從「小道消息」中知道趙是同情學生運動，反對出兵「鎮壓」，怎麼樣呢？不要說是大學生們對趙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就是全國的工人、農民也都改變了看法，夥計，趙僅僅是「同情」，反對「出兵」，就憑這樣他的事情他的政治身價在一夜間就增長了一百倍。在此以前，我是看不慣趙紫陽的，連對他的那一口帶地方味的話都很反感，但是，也就在那時，我個內心中一下子就升起來了對他的敬意，好象他一突然給「偉大」起來了。人就是這樣的東西，有的時候一個小時甚至10分種內，人就變得面目全非了，特別是在運動中或者大的運動中，這樣的情況就更加突出，用「孫悟空72變」的話都不足於說明它。
議論至此，請允許我做一個假設（你不要反對「假設」，20世紀流行的最值得紀念的思想就是「科學即假設」）進一步展開來說明我談論中的話題：在1989年5月「21日」，趙紫陽運用他手中的權力（中國那時流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話，當真如此），搞了一個〈〈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學生運動的〉〉的命令，第二天，「22日」，又搞了個〈〈嚴禁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通告，並且在電視上播放……情況會怎麼樣？又如果在5月18日這一天，趙紫陽不是「哭喪著臉」（鄧小平語）去勸學生「別餓死自己」，而是寫了一張〈〈炮打鄧小平——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章，說：「……在50多天的時間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以上括弧中的文字引自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情況又會怎麼樣呢？你不喊「趙紫陽萬歲」才怪呢？
上述針對趙紫陽所做的假設，在1966年的中國卻不是「假設」，而是真正發生了的事情，1966年8月21日、22日，上述「兩個通令」是毛搞的，當時中國電視沒有普及，所以毛在廣播上廣播，8月5日他寫了上述大字報，也在廣播上發表。我的問題是，上述「假設」中的事情遲了23年，我們中國人認為它是對的，早了23年，我們卻又認為它是「錯誤」的——這就是中國民主搞不起來的原因，嘿，毛病就出在了這兒。
8、1966年中國人喊「毛主席萬歲」是人民愚昧的表現嗎？
還是先從趙紫陽說起吧，若直接說毛——我們中國人耳朵里已經灌滿了原先的聲音，我即使說得天花亂墜，別人也聽不進去，何況我說話的能力和水平根本就達不到「天花亂墜」的程度。在「89運動」中（我在過去叫它「5。13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當權派（不是實權派）趙紫陽只是「同情」（不是「支持」或者「批准」）了學生運動，反對鎮壓（而不是「保護」）學生運動，中國社會就出現了「國無紫陽，民無指望」的口號，如果他象毛那樣地「支持」和「保護」了學生運動，中國就必然會充滿「趙紫陽萬歲」的口號。
既然說到了「萬歲」的問題，那麼的確在中國有人喊「趙紫陽萬歲」。〈〈北京之春〉〉2003年2月刊登載的〈〈趙紫陽是中共黨內民主化的旗幟〉〉一文寫到：「據說一年前，有一次」趙紫陽「趁門衛沒留意溜到了燈口市的大街上去看看，……人們在見到他時，都十分警愕，激動不已，紛紛向他問候致敬，人群中還有人喊『趙紫陽萬歲』」。
由此我們的思維推到23年前，當共產黨內的以劉少奇、鄧小平代表的絕大多數人認為1966年學生運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時，毛作了那樣的一番表態，公開支持了學生們按照「自己解放自己」的意願「踢開黨委鬧革命的」行為，怎麼能夠不招致人民中間「萬歲」之聲呢？民主政治和民主的秩序不是不生產「救世主」、「偉大人物」——這一點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吃錯了葯，殊不知偉大的孟得斯鳩在他的時代就已經指出「專制政治永遠是高舉著的鐵拳，……而民主政治才產生救世主」。1966年毛支持人民造反，人民喊他「萬歲」，1976年他倒行逆施，人們罵他的「娘」——這恰恰是民主政治過程中經常出現的現象，因此，人民有對當權派造反的權利，亦有對他們三呼萬歲的權利，全在於他們的作為如何影響人民。如果說真的存在著一個「10年文革」（我不相它）的話，那麼在「10年」時間內，人民——中國人民——由喊「毛主席萬歲」到喊「打倒現代秦始皇」——就可以讀出人民在政治上的進步的里程了。民主的理論中必須假設在政治上人民知道愛誰？也知道狠誰？在這個問題上，人民不需要「老師」教導他們愛誰？狠誰？怎樣愛？怎樣狠？但是到目前為止一些「知識分子」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這樣「教導」人們說，1966年的中國人民愛錯了，也狠錯了！鬼才相這一套呢？
在「民主」的本子中，沒有「人民是錯誤的」內容，但是在現代「自由」的收藏夾中，卻夾著「人民錯誤」的一頁。因此，中國民運人士在搞民主，或者說在念「民主之經」時，不要選錯了「本子」——這一點非常重要。1992年我在寫作〈〈1966年的故事〉〉時就已經把「66運動」看成是繼辛亥革命、共產黨革命之後的又一個中國「民主的文本」。後來，我發現陳泱潮先生和我持同樣見解。
9、
胡平 : 畢時圓和季逵說得對。文革中始終如一的原則是，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思想，誰就是反革命，就專誰的政。。 2006-5-18 20:44:50
答胡平兄： 2006-5-19 02:22 [Click:15]
文化大革命中，的確存在著你所說的那一條原則，非但是一條原則，簡直可以說它是「鐵則」，但是我做為從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人若對「鐵則」在運動過程中如何被執行的情況的理解同那些根本就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一樣，那就非常錯誤了。我的看法是從「理論」上講，「誰反對毛主席……」，一定會被「專政」，這是千真萬確的，如果「反對」的行為是簡單的，譬如寫一張「炮打毛澤東」的大字報，那麼你的觀點就立馬成功，此人會立即被「專政」——這是必然的、毫無疑問的，但是老兄——別以為我是一個「但書」的作者——「反對」的行為如果複雜一點，並且是向我當年所參加的「中學生造反司令部」那樣的「自治組織」做出的，它之上又套了個「堅決擁護毛主席」的「外衣」，那麼情況會這樣呢？你說「專政」，由誰「專」呢？「公、檢、法」被「砸爛了」，誰來搞？你必然說由造反派組織來搞，天啦，造反派組織從一出「娘胎」就指責對方「反對毛主席」，難道你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事實上也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我校中的「中造司」小頭頭，對方叫「興造司」，兩派戰爭一直打到人民運動消解的1969年4月為止也沒有弄清楚誰到底「反對毛主席」，誰到底「擁護毛主席」——這難道不是1966年中國政治大事變中的最基本的事實？這樣以來，你說的那個「始終如一的原則」就不了了之了！「鐵則」變成了麻花——這就66事變中的辯證法！如果說辯論要以「事實」為底實的話，那麼我可以還舉出以下的事實：（1）《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6條》）被公認是毛的「傑作」，「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其中許多話被當成了「毛主席語錄」來用，反對它就等於「反對毛主席」這沒有任何的含糊，同上面說的一樣，你寫一張「炮打《16條》」的大字報是要被「專政」的，可是，在人類生活中，「反對」的形式如果變化了一些，情況卻發生了可以說是天翻地覆的變化。《16條》中明文規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結構……是由民主方式選舉產生的……文化大革命委員會，或者籌備委員會……」，它行駛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16條》廣播的當天，我當時所在的「興平縣教師學習會」（專門整老師，把人往死里整，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殺事件的90%就集中發生在這個時候）就立馬成立了「教師學習會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16條》就這樣給「雷厲風行」地落實了。那時，鄧小平的兒子鄧撲方擔任了「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的「主任」的事情哪個不知曉？我所說的66運動中的基層造反派的「第一炮」不是「打」共產黨組織，而是「打」「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這個按照《16條》的方式產生的「權力機構」的事情沒有參加「文革」的人不會知道，因此他們說不出個所以然，這有情可原，但是參加過的人如果迴避了它，不就是錯誤的嗎？那時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委員會」都被「打爛」了，連半個都沒有留下，如果說它是「毛主席」為文化大革命「設計」的，自治人民運動的「反對」它不就是「反對」毛嗎？（2）毛從運動一開始，就要求人民團結起來，不要搞「資產階級派性」，誰聽他的呢？我們照搞不誤，他說「無產階級內部沒有理由要分成為兩派」，我們聽了嗎？所有的造反派組織都分成為兩派，這難道不是1966年中國人民運動的基本「事實」嗎？就這個「事實」講，人民是「打著毛的旗幟反毛」——這才是問題的要害，你的「始終如一的原則」在這裡沒有辦法被人遵守，假設人在「主觀」上想遵守它。（3）從1969年4月1日，毛恢復了已經被中國人民「打倒」、「打爛」了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之後，消解了人民自治組織，到最後，所有的自治組織都被「消滅」了，毛又要人民「鬥私批修」，挖派性的根子，人呢？能夠不厭惡他嗎？誰心裡服呢？1971-1973年，我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宣隊」的一位成員，被省軍區派到陝西石棉礦去挖「工人階級」派性的「根子」，我們挖了3年，最後哄上級說「挖完了」，其實呢？我當時就想：這怎麼可以挖完呢？派性這東西根源於人性，在人真正是人的時候，派性是公開存在的，在人不是人的社會中，它是「暗藏」的——這就是我從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獲得的經驗。美國人公開分成兩大派，韓國人是三大派，中國在66運動中也兩大派、三大派，從66運動失敗后，我們的人民都是一派，「團結緊得」象一根繩。因此，我認為：民主、自由這東西你若不在人公開存在的派性里去找，你一萬年也找不到。我設想今天早上，中國有了民主，還不到晚上，人民就又分成為兩大派——這就是我為什麼要主張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認為40年前的人民分派不對，那麼今天「晚上」的分派也就不對了，道理嗎？就如此簡單。說得太多了，作一個小結：在最簡單的「反對」毛的行為中，你的「始終如一原則」可以「貫徹」，但是問題如果稍微複雜了一點，它就不適用了，再複雜一點，它就「完全徹底」的不管用了。你如果認為中國人民反對毛的行為和形式只有一種，象「炮打劉少奇」那樣（張志新就是這個方式），那麼，你說得完全對，若有了二種、三種，它或者它稍微變了個相，你至少沒有研究它。
2006-5-20於首爾（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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