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批《水滸》之批判

毛批《水滸》之批判
——網上論《水滸》（七）
武振榮


說明：本文只涉及在中國已經公開發表的毛澤東批《水滸》的文字。為了便於讀者們理解我的文章，特把毛澤東批《水滸》的文字輯錄如下：

1 毛澤東評《水滸》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 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金聖嘆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嘆，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嘆的文章《談金聖嘆》(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以上摘自《百度•水滸吧》）

（一） 總論毛澤東與《水滸》的關係：

毛澤東和《水滸》的關係要被人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大體說來，毛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特別是在1949年之前，是一個視《水滸》為寶的人。不用說，在他的看法中，《水滸》是一部很好的正面教材，雖然我手頭的資料有限不足以用它獨立說明問題，但是，中國公開出版的一部名叫《毛澤東讀『水滸傳』》（董志新著）書里所說的話，基本上可信。介紹這本書的文字如斯說：

「《水滸》幾乎伴隨了職業革命家毛澤東的一生，毛澤東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滸》的巨大影響。毛澤東愛讀《水滸》，善解《水滸》，這部描寫古代江湖好漢造反起義的傳奇小說，在他的精神鍛造、意志磨礪和性格選擇中產生了深深的共鳴。他也讓這部反映古代家民革命的小說在現代革命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上述的話是一點都不假，中國曾經有人說，毛澤東用《水滸》打敗了蔣介石。反正，我的觀點是：在60年代前，人們好像沒有聽過毛挖苦《水滸》的話，可是到了60年代，毛澤東在務弄自己的「革命」時，弄出了一個由毛澤東個人冠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這樣的「革命」在當時世界共產主義領袖人物群體中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也正是在這種「革命」的發飆中，毛澤東身上產生出了一種重大的變化；變化中，原來「革命」的、「正面」的「教科書」——《水滸》一下子變成為「反面教材」。如果說在這裡，我們要尋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那麼，毛對於《水滸》的大翻版，的確有一種「文化」上的「革命」意義可糾。

這一場「革命」開始於1966年8月，毛號召中國的「紅衛兵革命小將」「造」各級共產黨組織的「反」。就這樣，只3個月的時間，全國5個共產黨中央局，29個省市、自治區的共產黨黨委以及它們下屬的各級共產黨組織都被紅衛兵造反派的「炮」給轟「跨」了。1966年10月24日，連毛也驚呼：「各省都嗚呼哀哉了！」分析這樣的事情，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把毛造成為了一個脫離黨中央並且高居於黨中央之上的人物了。事實上，他自己上到了一個在黨中央內除他而外任何人也上不去的高度。立足於此，他鳥瞰自己統治下的「江山」，那非但不是「紅」的，而且都是「黑」的，政治上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路線統治」，文化上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統治」，而本文所說的《水滸》，雖然當時還是沒有被毛澤東點名批判，但是各地的「紅衛兵小將」開始燒它了……。

在70年代伊始，毛澤東把他個人的「革命」在用「文化」圈點時，其思想如失控了的火箭一樣的一個勁的向上冒，就使他對於自己在戰爭年代喜歡的《水滸》進行了新的「革命式」審查。結果呢？大家「都知道」（毛澤東語）正面教材，變成了「反面教材」，「農民起義」的書變成為「搞修正主義」的書。

（二）《水滸》：毛摔出的一塊「石頭」

在70年代初，毛在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鬥爭中，發明了「扔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的戰術，把個可憐的「林副主席」弄得人仰馬翻，最後喪身於溫都爾汗。在林彪事件之後，他又發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貫緊跟他的周恩來是一個兩面三刀、口是心非人物，於是就想著要搞周。

到這個時候，毛澤東把和他一塊兒「革命」的那一批老戰友們全都打掉了，就剩下一個周恩來。1949年，朱德最先掉隊，他用種南瓜的辦法（和《三國演義》上的劉備灌園有異曲同工之妙）來逃避政治，自己給靠邊站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打掉了彭德懷和「五員大將」；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他幹掉了劉少奇，讓鄧小平靠邊站；1971年9月，林彪「自我爆炸」；也就是在這要命的一年裡，毛開始考慮如何對付周恩來的問題了。此年的8月14日，經毛本人審定，搞了一個「毛主席關於《水滸》的批示」。也在這個時候，善於揣摩毛的本意的那一幫子「狗男女」中，有人建議毛公開「批周」，但是精明過人的毛沒有採納他們的建議，說「批周必亂」，於是，周恩來在他的生命的最後階段總算是逃脫了被公開批判的命運，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政治局會議上，他卻多次地接受了批判，並且也寫了幾遍檢討。

70年代中國的那些事情，特別是有關政治的事情，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是很難以接受的，有的人甚至懷疑是不是真有某些事情。就說「批周」這一檔子事情吧，毛對於周雖然沒有「明批」，但是卻來一場聲勢浩大的「暗批」，1975年8月，毛髮動了一場「全黨、全軍、全國」的「評水滸運動」，周恩來被作為水滸中的宋江，拉了出來，叫人民「口誅筆伐」。毛在批《水滸》時說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那個「宋江」就是周恩來啊！

那個時候，我在解放軍某部服役，當連隊副指導員，對於連隊中進行的「幹部戰士評《水滸》」運動留下了非常「好玩」的印象。我們團，有一個從來都沒有讀過《水滸》的文盲戰士，竟然把宋江當成一個「中央領導」來批，批了半天，指導員糾正說「宋江是小說人物」時，他又改口說，「難怪他那麼壞，反對毛主席，要搞修正主義！」弄得批《水滸》的會議上出現一片笑聲。

議論至此，我可以說毛是一個很會製造「石頭」的人，它把《水滸》揉成了一團，當成為一塊「石頭」，扔給了病魔纏身的周恩來。就是這一塊「石頭」，把剛剛進醫院要做手術的周恩來打得痛苦不堪，連連地叫道：「我是忠於黨的，我沒有投降！」（1975年9月20日）。

好了，說到這裡，我得作出一個結論：毛關於《水滸》的批示不是文學批評式的，是純粹的政治式的。在此之前，他認為反革命分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那麼他「利用」小說，把小說當成「石頭」打人，也肯定是他的「一大發明」了。

（三）歪打正著

毛用《水滸》的「石頭」打了周恩來，這是人都看見了的事情，可是呢？還有一個不被人看見的事情，就是毛用「石頭」也打了紅皮《水滸》。在此之前，紅皮《水滸》是中國共產黨官方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水滸》做出的包裝，是一個以「黨的形式」形成的「共產黨集體」的東西。按理，毛澤東不應該反對它，可是呢？全世界都知道，1966年的毛澤東「革命化」了，因此，他對於中國共產黨社會的一切做出了「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判斷，於是，此前中國社會上那許多以「毛澤東思想」名義做出來的東西也沒有能夠最後地倖免，幾乎被他完全地作為「修正主義」的東西給「打倒」了。

如果說紅皮《水滸》認為《水滸》是一部反映「農民階級起義」的「階級鬥爭」的小說，是「中國偉大的農民戰爭歷史畫卷」，是一部水平相當高的「反映農民革命題材的小說」，是共產黨社會裡的正面教科書，那麼，毛扔過去的「石頭」把這一切給砸爛了。面對人們都說《水滸》好的現實，毛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就毛的這一句話，頂了「一萬句」，《水滸》一下子變成為鐵板釘釘的「反面教材」了。於是乎，一眨眼間，《水滸》在中國的命運就發生了180度的大變化；此種變化所透露出來的政治信息是：周恩來是「當代的宋江」，要搞「搞修正主義」——而這一點，毛的本意是要叫全國人民「都知道」（那時軍隊上還搞了一個「都知道」的政治教育）。

我的看法是這樣，毛的《水滸》之「石頭」，在扔給周恩來時，不是一種很好的行為，是毛「搞陰謀詭計」的大爆料，但這一顆「石頭」在「打爛」了紅皮《水滸》時，我卻要說：「扔得好，老毛！」

我的這一組文章也是要「打爛」紅皮《水滸》的，因此，毛「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行為我倒是欣賞的。無論怎麼說，毛對於紅皮《水滸》說了「不」，就這一行為——我說是「歪打正著」。

（四）「修正主義說」、「地主階級內部鬥爭說」之荒謬

對「歪打正著」的解釋是：紅皮《水滸》應該批判，但毛批判的方式和方法卻是錯誤的或者不正確的。毛認為宋江「搞修正主義」就一個很明顯的錯誤。我在上面論述晁蓋和宋江的文章中，對於晁、宋關係做了許多的說明，借著它，我在批評毛的這一荒謬觀點時，就可以省去許多的麻煩。

在中國共產黨那一幫子土包子中，毛是一位頗有「文化」造詣（這可能是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本錢）的人，也有著一定的文學欣賞能力，但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他就是一個文學批評行家，特別是對於古典小說《水滸》來說，毛算不上「批家」，大體只是一個別有用心的讀者罷了。

說毛「別有用心」，是指他沒有認真地對《水滸》進行研究，也許他在發表他的那些所謂的「批示」時，根本就沒有系統的、從頭到尾地閱讀或者研究過《水滸》。他有關的《水滸》言論無邊無際、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情形證明了他在發表高論時，僅僅是憑著他對於《水滸》的印象。就說「搞修正主義」固然可以成為一個論點，可是，他除了對於傻瓜都可以看出來的「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外，沒有多說出一個句子。就《水滸》研究而論，這一改動雖然非常重要，但是把什麼改成了什麼？卻是一個存在著很大爭議的問題，毛對此亦無置喙。

按照上一個世紀70年代中國人對於「修正主義」的理解，它是一個「壞」的東西，意思是把「好」的東西「修正」「壞」了，說宋江「搞修正主義」也是這個意思。把毛的有關《水滸》的全部批示統合起來看，毛認為宋江「修正主義」路線導致的惡果是「投降」，做了「投降派」。其實，這是毛對宋江妄加的罪名，和《水滸》中的宋江是對不上號的，同樣，毛把晁蓋理解為一個不投降的正確路線的代表，也是與書中的晁蓋毫不相干的。

其實呢？「投降」這個詞倒是出於《水滸》的宋江之口。在第31回，宋江對於將要上二龍山入伙的武松說：「入伙后，只戒酒，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輟魯智深投降了……。」就抓住宋江說了「投降」的話，就給他戴上「投降派」的帽子，其實是毛的一貫的做法。他對於蔣介石是這樣，對於他的戰友們也是這樣，對於小說中的人物，亦是這樣。《水滸》中的宋江也就吃了這樣的虧，誰叫他說出了「投降」二個字呢？。在此前，毛對於劉少奇、鄧小平、林彪都是這樣批的，這一次，他對於周恩來和宋江，也如此的批了。這樣批時，毛連宋江是小說中的人物也好像沒有給與區分，真人和假人，政治的人和文學的人，給煮在一個鍋里了，弄了個毛式的「一鍋煮」。這樣的飯，按理是非常難吃的，可是，中國那種一幫子無恥小人卻又吹著說，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飯。

問題就在於，與其說毛對於宋江發生了誤會，不如說他對晁蓋也發生了誤會，他以為晁蓋是一個徹底的革命家，可根本就不是這樣，我通過研究發現，晁蓋是一個在山寨上只享「富貴」的人，在理想的第二社會中，他不思進取，也不謀出路，他沒有像李逵那樣說出「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的話，也沒有制定出梁山何時起義的計劃，更沒有自己如何替代「趙官家」坐皇帝之位的明確主張。就是說，他雖然是一寨之主，卻沒有發現山寨社會的臨時性質，所以，在書中看不到他對於山寨建設的長遠計劃，也看不到他為梁山泊兄弟們提出的最終的軍事和政治目標。一句話，在他那裡，根本就不存在一種被「修正」了的東西。所以，給宋江扣上一頂「修正主義」的大帽子，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宋江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可能不符合晁蓋生前的意願，也就是說這一改動，在晁蓋生前是不允許的——這一點毛倒是看到了，可是他沒有看到的地方是這一改動，使原先不明確的事物明確起來了，使原先模糊的政治意象一下子明亮起來了，並且為沒有目標的事情建立起了目標。

宋江帶給山寨一個招安的政治，並且這個政治是在他還沒有上山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的（前文已經說了），因此，他和晁蓋比較起來，沒有少的（在興旺山寨的事業上） ，只有多的，而招安政治就是「多」出來的部分。自然，我們從書里如果可以推論出來晁蓋不喜歡這「多」出的部分，那不失為一種研究《水滸》的方式，但是對於這一種方式有可能拿得到的價值，我們必須立一個限度，而毛的關於《水滸》的批示，顯然是極大地超越了「限度」的言論 ，所以其價值性就難以成立。

毛對《水滸》倒是說出了一個頭緒，他反對把《水滸》看成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所進行的階級鬥爭 」的官方觀點，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水滸》「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 。為簡單期間，我叫它「內部鬥爭說」或者「路線鬥爭說」。

如果我的這一篇論毛批《水滸》的文章不是寫在這一組文章的最後面，那麼，我對於《水滸》的階級性問題肯定會作出長篇論述，可是，這一篇文章是寫在了後面，所以，我只要點一下就可以了。我以為毛的「內部鬥爭說」不值一駁的原因就在於，傻瓜也能夠看出《水滸》是一部描寫下層社會造反、反抗的書，書里的主要人物不是生活在社會的上層，也不是中層，而是集中在下層。雖然我們可以把盧俊義、柴進等人可以看做是上層內部的人，但是一部《水滸》不只是為了他們立傳的，而是為武松、魯智深、李逵、晁蓋、阮氏兄弟和宋江等下層人物立傳的。換句話說，在一部下層人物的傳記里，施耐庵不過是加了幾頁上層人物的傳記而已。毛因此而得出「地主階級內部鬥爭說」，豈不是顯示出了他一貫的霸道；可是我要強調的是，在政治上，他的霸道可以置人於死地，威風八面；在文學上，此霸道只能引起人們的討厭，試想，他可以置宋江於死地嗎？

（五）《水滸》是怎樣觸動了毛的潛意識？


已故相聲大師侯寶林生前有一段相聲，說的是「關公戰秦瓊」，非常的幽默，讓兩個生活在不同時代里的人在一段相聲里打架。據說毛澤東也愛聽相聲，想必他也聽過這一段，並且不由自主地把它運用到自己的評《水滸》里了，讓宋江和周恩來交朋友（不是「打仗」），從而給我們中國人增添一點笑料。 因此，如果有人認為毛批《水滸》也有價值，我想當屬於這一類。知道和懂得歷史的人可以從中取樂；正如，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文盲戰士，他因為缺乏歷史知識，就聽不到裡面的樂子。

話雖然是這樣說的，但我作為一個曾經花費大量時間研究過毛的人，卻認為在毛澤東批《水滸》的幽默中隱藏著他一段鮮為人知的屈辱於煩惱。毛在批《水滸》的文字中，說到梁山好漢「讓人招安了」的問題，這是毛不滿意《水滸》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水滸》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沒有給我們寫作出宋江為什麼要接受招安的理論問題，作家處理這樣的事情是把宋江描寫成為個具有招安情結的人，好像是掩蓋了壓迫宋江其所以接受招安的大背景。進一步說，宋江有可能認為不被招安的話，梁山好漢終逃脫不了被剿滅的命運（也是書里田虎、王慶和方臘的命運），好了，這就是說毛好像和「招安」有過瓜葛，因此，對於「招安」可能有著沒有被招安的人一種特別感觸。如果說接受「招安」對於被「招安者」來說意味著屈辱的話，那麼，我就說到了正題，同時也戳到了毛澤東的要害處。

在普通中國人心目中，毛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好像很偉大，可是，毛在延安時期被國民黨政府「招安」了，其手下的共產黨軍隊取消了自己的番號，被收編成為「國軍」，毛也自己矮了一等，承認蔣介石為中國的「最高領袖」，並且表示對之「服從」，不是就走了「招安的路線」嗎？不就是搞了「投降主義」嗎？

不僅如此，毛在延安這一塊「紅色根據地」里，砍倒了「蘇維埃」這一面「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大紅旗」，升起了「新三民主義」的「杏黃旗」，放棄了「階級鬥爭論」，揀起了「四階級聯合論」，宣布「共產黨在中國得勢后」「不搞蘇俄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要走「第三條道路」（以上個問題詳見《武振榮論毛》（1-14））等等說明了毛澤東是延安時代的「宋江」，他自己搞投降主義。關於這一點，最新的一份資料直白地說，「抗戰開始后大家認為一個中國不能用兩面旗子，於是共產黨臨時把紅星旗收起來。所以抗戰八年中國只有一面旗子，就是青天白日旗。」（引自2009-1-10搜狐網《歷史回顧：國民黨政府為什麼給紅軍起名八路軍？》一文）。造成毛澤東對於這一段歷史產生屈辱感的還是，他在八路軍中沒有擔任任何職位，正如上文所言：「國共合作抗日時期，共產黨的八路軍只是國軍的一部分，軍餉和彈藥都是國民政府發的，朱德是八路軍總司令，毛澤東和八路軍沒有關係」。我相信，這種事情在毛的潛意識中，肯定形成了某種難以傾訴的壓抑。在已經變成了「國軍」的共產黨軍隊中，毛是一個編外人啊！雖然在事實上，毛依然操縱著它，但是在理論上，毛失去了名正言順對之發表命令的權力。

要知道20世紀70年代上半葉，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和理論」上升到「頂峰」（林彪語）的時期，所以，在毛的意識中，古今中外一切不革命的東西都應當受到批判，若是這樣的話，那麼在毛的潛意識裡，過去一切帶有「招安」「投降」因素的東西（包括自己的歷史在內）都應該接受批判就有著一種可以解讀出來的意義了，毛不是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當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法寶」嗎？那麼，我認為最好是把毛的批「宋江」「搞修正主義」，搞「招安」，搞「投降」——這一套視為毛無意識的對自己的批判豈不更好！

這樣，我在本文行將結束時，也出示了一條辯證法：毛用以「打」周恩來的那塊「石頭」，到最後也還是「砸」了毛的「腳」。阿門！

2009-1-28脫稿於韓國首爾市 2009-3-1《自由聖火》首發